满意在于努力，不在于达到。

    ——甘地

    （一）

    1921年9月，就在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他的穆斯林同胞阿里兄弟领导的哈里发运动遭遇重创。

    9月14日，阿里兄弟被捕。孟买省督指出的控罪居然是他们企图煽动印度军队叛乱。

    9月21日，甘地剃光了头发，以表示哀悼的记号。

    10月1日，当地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了阿里兄弟的罪行，并判处两年徒刑。

    10月4日，甘地在孟买召集各方领导人会议，并联名签署发表一项宣言，代表国大党第一时间谴责印度政府的迫害行为。他郑重宣告：

    无保留的言行自由是天赋人权。不管他批评的对象是与政府合作或受雇于政府者，也不管是针对民政抑或军政部门，我们认为一个印度人竟去充任民政人员，特别是投身行伍，协助一个造成印度经济、道德、政治的堕落的制度，……这些都是违反民族自尊的。我们更认为，与政府断绝关系、另谋出路是印度士兵和每一民政官员的义务。

    不合作运动向更高层次发展：抵制军队和抗税。

    但具体操作起来，党内却发生了分歧。甘地认为应该从小处着眼，步步为营，主张以古吉拉特的一个税区巴多里领导的一次群众性不合作运动为开始，别的地区先不要采用行动，这样缓步推进才能有效地控制住事态的发展，并给当局施压。但更多的人则希望运动迅速铺开，以最短时间内达到最佳的效果。经过协调，最后达成定于11月17日举行全印总罢工。

    11月17日，正是威尔士王子抵达孟买的日子，这正是发动罢工的最好日子，然而激昂的群众仍然失控了，成群的市民集中到帕里，参加焚毁洋布的示威。在甘地演讲的当口，一些爱国市民对那些参加欢迎仪式的人实施了报复，将那些戴着洋帽、穿着洋服的人打倒在地，撕掉他们的衣服，放火烧毁，还砸毁了酒店，焚烧了电车。恰巧要赶去巴多里亲自指挥运动的甘地看到这一切，他痛心疾首，不得不取消了当晚的行程。

    这样的情形，当局一定会实施报复。甘地想让激动的群众再次平静下来，回到非暴力的正轨当中，于是他再一次宣布绝食。

    “除了饮水以外，我将不吃不喝任何东西，直到孟买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能和帕西族、基督教徒及犹太人和睦相处，直到不合作运动者能与同政府合作的人和睦相处。”

    同时，甘地还召回他的幼子迪瓦达斯，并公开宣称：如邻区再有暴乱发生，他的儿子将被当作“牺牲品”，送至乱区，让暴民杀死。

    三天的绝食使丧失理智的人们逐渐恢复了平静，市区的秩序趋于正常。

    11月22日，甘地开始进食。在此期间，甘地也开始进行严格的自省。他发觉群众还没有完全领悟非暴力斗争的真谛，现在还不是时候。于是，他在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上决定巴多里运动暂缓发动，并决定以后每逢周一便绝食24小时，直到印度获得自治。

    （二）

    这正是对手反击的有利时机，印度政府怎么会放过？大搜捕很快展开，旁遮普、联合省、比哈尔及阿萨密各省省政府也接着了颁布同样的命令。

    12月底，包括老尼赫鲁、阿萨德及小尼赫鲁等数名国大党知名老将相继被捕。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底至1922年1月，因参加不合作运动被判处徒刑的大约有33万人。

    国大党旋即召开了全印委员会代表大会，大家对政府大肆逮捕爱国人士表示极为愤慨，建议对政府实施反报复。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议案则获6000名代表的表决通过。决议要求：“对政府的所有法律一概予以民事不服从，同时遵守非暴力原则。虽在政府禁令之下，亦当继续举行群众大会，并盼全印人民踊跃加入义务队，随时准备接受逮捕。”

    大会授权甘地为执行统领，除变更全国的信条和与政府议和须获国大党同意外，甘地有权决定一切。

    此时的甘地又站在了领导印度人斗争的风口浪尖之上，与他共同奋斗的战斗们大部分已经锒铛入狱，甘地明白自身的责任更加重大，他已经成为这场运动的唯一统帅。他依然发挥自己善于利用舆论的特长，在《青年印度》不断刊登被捕者的名单，并不断公布来自监狱的报道和呼声，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和深邃的思想，连篇累牍地发布反暴檄文，传送非暴力抵抗的真谛。

    此外，他还开始与玛拉维亚等着名领袖接触，共同商讨和解草案，并商定以释放阿里兄弟及其他哈里发政治犯作为举行圆桌会议的先决条件。总督并没有接受调解的条件，这一点也早在甘地的预料之中。

    1922年2月1日，甘地向时任印度总督的李定勋爵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释放被捕的不合作运动者，公开宣布不干涉非暴力的活动，开放禁言，并限期于7日内加以接受，否则将展开全国规模的“文明的不合作运动”。

    政府的回应还没有到，一些地方的暴动已先期而起。2月5日，在联合省哥拉克坡区的一个小村乔里乔拉村，村民举行了游行示威，并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警察开枪射击，弹尽后退出警署。愤怒的群众纵火烧掉警察局，致使21名警员丧生。

    2月6日，政府发表公报，对甘地的要求完全加以拒绝。

    直到2月8日，甘地才得知这些消息，惊愕万分并开始自责。2月11日，甘地要求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撤销这一计划，国大党遵从了这一决定。自12日以后，甘地开始新一轮的绝食，这持续5天粒米未进的日子让甘地更加消瘦，而他的内心却越来越强大和通达。

    甘地此举也引来了很多的反对之声，这声音也包括入狱的那些国大党着名领袖们。老尼赫鲁写信给甘地，表达他的万分苦恼：

    尽管乔里乔拉事件与非暴力精神完全相反，但难道因为穷乡僻壤一群激动的农民的行动，我们争取自由的民族斗争就该在一段时间内停止吗？如果说这是个别暴力行为不可避免的后果，那么非暴力斗争的哲学和技术一定有缺点。

    因为在我们看来，要保证不发生这类意外事件是不可能的。难道我们必须使3亿多印度人受了非暴力行动的理论和实践训练后才能前进吗？即令如此，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敢说，我们在警察极度挑衅的情况下还能斯斯文文呢？……如果这是非暴力运动的唯一条件，那么非暴力抵抗方法必然失败。

    但甘地仍然认为时机未到，他在2月12日的《青年印度》指出：

    “所谓非暴力的反抗就是说，应是温和的、合乎真理的、卑微的、自知的、自愿的，同时又是出于爱心的、永不伤害他人的。”

    但无论如何，突然中止的不合作运动大大挫伤了士气，使政府有了喘息和镇压的机会。非暴力运动虽然中止了，但甘地仍然以《青年印度》阵地进行口诛笔伐，揭露英国当局的丑恶嘴脸。

    （三）

    2月24日，被迫中止的群众运动使得英印政府有了再一次喘息的机会，逮捕甘地的密令瞬时传布下去。甘地身边的人也听闻了风声，同每次逮捕前的表现一样，甘地依然不为所动，继续一如既往地处理日常工作。

    3月10日深夜，忙完了一天工作的甘地正准备入睡，一队警察包围了他的屋子，并逮捕了《青年印度》的出版商班克。甘地平静地与真理学院的亲密战友们话别，只带了随身的衣物和5本书，即坐上囚车前往沙巴玛迭监狱。

    3月11日中午，甘地与班克接受初审。甘地的罪名是背叛政府，罪证是他曾在《青年印度》上发表的4篇文章，即《背叛为一种德性》、《收买忠心》、《疑团与解答》、《摆脱魔神》。班克因负责出版发行而“难辞其咎”。

    3月18日，法庭挤满了前来旁听的群众，他们都是甘地忠诚的追随者。当身材瘦小、身裹腰布的甘地和班克走进法庭时，连同庭上的法警都自动立正，向这位伟人表示敬意。甘地保持着惯有的幽默，对在旁听席上的女弟子、诗人奈都夫人说：

    “你就靠近我坐着，当我昏倒时好扶持我。”

    负责审理的首席法官是阿赫米达巴德的布诺姆斐德法官，担任主控的则是警察长斯脱兰格潘爵士。这两个人都秉持着身为裁决者的公平原则进行宣判，而甘地和班克均未请辩护律师。

    对甘地的正式起诉与原控诉书有些出入，它只认定甘地在《青年印度》上所撰写的3篇文章，即《收买忠心》、《疑团与解答》、《摆脱魔神》的内容构成了反政府罪。

    甘地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并做了口头陈诉，而后呈递了一份长篇书面声明，阐述了他的公众经历及其非暴力动机，说明正是英国的一再背信弃义和对印度的殖民压迫与剥削才使得他从一个大英帝国的忠实追随者与合作者逐渐变成一个反对英帝国的不合作者。

    甘地还要求法官判他以最重的刑罚，并不求赦免，也不希望减刑。他还告诉法官只有两条路走，要么对他处以重刑，要么辞职不干。最后甘地如愿，被判处6年监禁。

    整个庭审历时100分钟，甘地的表现使法官对他印象深刻，事后表示：甘地是他所审判和即将审判的人中最不同的一种人。即便政见不同，他也依然不得不承认甘地有着崇高的理想，过着圣洁的生活。

    事后，甘地也指出，法官对他的审讯彬彬有礼。甘地将远离大家，人们带着难以言表的伤痛去握他的双手，向这位英雄告别。

    1922年3月20日深夜，甘地与班克被押上一列特别专车，从沙巴玛迭监狱移往一个未知地点，警察局长亲自押送。因为甘地特殊的身份，狱医给他提供所惯用的食物，还有水果。

    甘地和班克被分到不同的囚室，与甘地同屋的是一个既不懂英文也不懂印地语的阿拉伯籍的囚犯。囚室内仅有70尺左右的空间可以自由活动。电网、高墙、小窗……这些甘地早已不再陌生。他打算以轻松、乐观的心情度过这段铁窗生活，但耶拉伏达监狱是印度最为严苛的监狱之一。

    甘地并没有将他不合作的精神带到监狱中去，因为他觉得伏法也是一种自我修为。

    “应在监狱中树立模范，使周围的刑事犯受其感化，同时打动狱卒与狱长的心。”他这样说，同时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这里的生活并不好过：起初随身带来的5本书一入门就被收走了。饭菜不仅质量低下，给的分量根本不能填饱肚子。每天关门之前，囚犯都要例行接受搜身，甘地的卧毯总是要被反复翻乱多次。而且，甘地托人送来的纺车也被没收了。不得已，甘地再次采取绝食的极端手段，才拿回了纺车和那5本书。

    由于甘地是特殊犯人，加之他遵守纪律、严于律己的作风，使得监狱当局和他的关系有所改善。甘地的待遇终于有所提高，可以食用羊奶、羊奶酪，可以自己烧麦饼，床上多了垫被和布毯、枕头等其他犯人不可能拥有的东西。因为他的影响，其他犯人的待遇也跟着提高了一些。

    监狱虽然禁锢了人身自由，却让思想之花得以开放。甘地调整了自己的阅读时间，并利用这段空闲制定了庞大的读书计划。

    他孜孜不倦，每天早上4点起床早祷，默颂祷文，6点即开始阅读和学习。除去每天6个小时的读书时间之外，他还用4个小时的时间纺纱和编织。纺线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排除杂念、潜心修炼的过程，甘地乐此不疲。

    从1922年3月入狱到1924年2月出狱，甘地一共读完了150种宗教、文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书籍。《印度教哲学六论》、《佛教要义》、《罗马帝国兴亡史》、《古人的睿智》、《社会演变》、《荷兰共和国的兴起》、《城市的演变》、《皮特传》、《浮士德》、《沙达拉》，包罗万象的阅读体验丰富了他的知识，也让他的理论素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24年1月11日，甘地因急性盲肠炎住进了浦那的沙桑医院。这次急症几乎要了甘地的命。鉴于甘地的身体状况，英国政府决定提前释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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