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眼还眼，世界只会更盲目。

    ——甘地

    （一）

    刚处理完了纺织工人的罢工事件，甘地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凯达。那里正有一件不公平是事正等待着他去处理。

    凯达是孟买中部的一个省份，由于近年歉收，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农民集体决定暂停缴纳一年的田赋。因为根据当地法律规定，若收成在二分五以下可以完全停交那年的赋税。但是，当地政府为了掩盖事实，竟将当年的收成假造成高于二分五，并指出农民要求仲裁是不可理喻的。

    农民哭诉无门，便想到了甘地。在甘地处理三巴朗佃农事件时，就接见过前来诉苦的凯达农民的代表。甘地很快地将此事向国大党内报告，党组织也迅速派来了党员安立特拉尔·塔卡尔进行调查，并提交了详细的调查报告，还约见了当地的专员。

    此外，甘地的战友维达尔白·巴德尔先生和戈库尔达斯·卡罕达期、巴立克爵士等也都在为此事奔走呼号。

    作为古吉拉特大会主席的甘地也曾就此事向政府交涉，并提交了缜密的请愿书。但是，这些官员仍然置若罔闻，甚至还对国大党员们进行侮辱和恐吓。

    事情既然没有周旋的余地，甘地和他的战友们只有选择战斗。他劝农民进行非暴力抵抗，并将总部设在了纳底亚·安纳塔斯朗。1818年3月22日，他们郑重地签订了誓约：

    由于我们这几个村子的收成不足二分五，我们要求政府停收田赋，直到下年再收，可政府并不理会我们的要求。因此，我们这些签名的人在这里郑重宣布：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决不交纳今年所有的或余下的田赋，我们要求政府采取它认为恰当的任何合法步骤，并将乐于承受因为我们不交租所应得的后果。我们宁肯让我们的土地被抵押，也决不自动交税，从而让我们的要求被认为是错误的，或使我们的自尊心受到损伤。

    然而，如果政府同意停收全县第二批田赋，我们当中有能力的一定交纳应交纳的全部或差额的田赋。有能力交纳而不交纳的人的理由是：如果他们交了，贫苦农民就可能因为混乱而把他们的东西变卖掉。或者向他们借债来交纳租税，这样就会给他们自己带来苦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为了照顾贫苦农民，甚至那些有能力交纳田赋的人也有责任不交纳田赋。

    这是甘地首次带领农民进行非暴力抵抗，因此他做了充足的思想准备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而且他认为，这次运动首先要消除农民的畏惧心理，使他们懂得当官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农民的主子。

    甘地明白，非暴力的要点是文明，而文明的条件并不是表面上斯斯文文的言谈举止，它是对敌人的一种内在的善意，是一种无可比拟的胸怀。

    为此，甘地亲自指挥了这场非暴力抵抗运动。

    对农民来说，这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体验，很多人都踊跃地报名参加。不到三天，便有几千名志愿者申请加入，并纷纷立下神圣的誓言。

    人民的英勇表现既出乎甘地的意料，也让当局政府意外，他们没想到，一向松散、自给自足的农民会团结起来，共同坚持抗税。于是，政府采取了他们擅长的惯用伎俩，给农民施压。

    先是前来收税的官员，不经农民同意便卖掉他们的牲口，然后强行带走他们所能带走的一切东西。并将处罚的通告张贴的满墙都是，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此外，他们还声称有许多地方农民的农作物已经被抵押了！

    这些行动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少农民开始惊慌失措起来，甚至有些人连忙跑到收税官那里去交税。更有甚者，家里实在没有用以交税的钱财，就按照官员们的指示将家里那些便于携带又颇为值钱的东西交给官员们用作抵押交税。

    （二）

    虽然还是有些人坚持战斗到底，并拒绝交税，但大部分人的妥协必然会影响士气，甘地只好积极思考对策。这时，他的朋友商卡拉尔·巴立克找到了他。巴立克是当地的雇主，一向颇有正义感。他听说他的一个佃农为了防止他出事，背地里帮助他把应交纳的田赋都交付了，而这块土地就是抵押品。

    巴立克并不支持这种行为，所以找到甘地，打算把这块地捐赠给他们，以便纠正佃农的错误行为。甘地很欣慰，立刻想到了一个对付当局的好办法。他建议带领几个人把这块地上栽种的洋葱收走，甘地对此的解释是：

    “这种征封尚未收割农作物的办法即使是根据法律干的，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这无导是一种掠夺，因此人民有责任把洋葱收割起来，不管它是否已有征封的命令。这是人民学会承受罚款或遭受拘捕的好机会，因为这些都是违抗命令的必然结果。”

    这一提议让人欢欣鼓舞，甘地年轻的战友穆罕拉尔·潘提亚立即表示支持，并自告奋勇要去收割地里的洋葱。当天入夜，穆罕拉尔·潘提亚便带着和他有着同样牺牲精神的七八名战友出发了。

    不出所料，他们刚收割了两小时左右，拘捕就来了。看到这几个勇敢无畏的青年被捕，当地农民又积极踊跃起来。在审判那一天，挤满了前来围观的农民。甘地虽然知道这次拘捕不合法律，但他并没有上诉。他认为，这是很好的激发民众热情的机会，不能放过。而当地农民也将穆罕拉尔·潘提亚等几人看成他们的英雄，入狱的景象甚为壮观，成群结队的人护送他们入狱。

    5个月后，凯达纳底亚税区的收税官找到了甘地，告诉他说，

    “只要有能力的农民交纳了田赋，贫苦的人今年可以缓交。”

    甘地当即让他写了书面保证，并带着保证去见县里的税务长。他告诉甘地，这份命令是凯达当局下发的，并已开始执行了。甘地感觉，这种行为表示此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已经胜利了。农民所发的誓言在这里得到验证，人民应该欢喜鼓舞了。但是，他却并没有太多的喜悦。因为他认为，县税务长实施的办法好象根本没有经过什么调解，贫苦的人可以缓交，但几乎没有人得到好处。人民有权决定谁是贫苦的人，可他们不能运用这种权利。他们无力运用这种权利。甘地因此感觉分外难过。

    不过，他仍然承认这次运动的意义，“这标志着古吉拉特农民觉悟过程的开始，他们的真正的政治教育的开始。”而且，使受过教育的公众工作者学会与农民打成一片，并广泛而深入地接触到农民的实际生活。

    凯达不同于三巴朗的偏僻，这里紧挨孟买，也是舆论事业相当发达的地区，因此，甘地在运动过程中每天都要撰文，并发表演说。很多报纸也连篇累牍，让甘地的社会革新思想为更多的人所熟知。

    此时，甘地的土布运动思想也更加系统化，他主张，“我们应首先提倡在语言、穿着、思想上表现土布精神”，并且不建议穿外国服装，认为这“有违土布精神”，“我们自己的衣服式样是最适合我们的生活环境的”。

    同时，甘地一手创立的真理学院也有了变化。当初学院定在科赤拉布，这是靠近阿赫梅达巴的一个小村子。恰巧此时村子发生了传染病。笃信上帝的甘地认为这是“神的指示，是让我们离开这里的明显的通知。”而且也十分担心学生会被传染，于是决定将学院迁移到别处去。

    但是，新址的选择却颇为困难，既要远离城市，又要远离乡村，还要交通便利，便于往返各地。

    就在甘地正为此事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老朋友找到了他，潘嘉白是一位纯正无私的商人，他和甘地选中了离沙巴玛第中央监狱不远的地方作为学院新址，这一点甚和甘地的心意。他认为，“坐监牢是奉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正常的命运”，而这里环境干净幽雅，更有利于学院身心的培养和情操的陶冶。

    他们用了一周左右的时间买下了土地，虽然土地上“既没有房屋，也没有树木”，但这里临河，四周即是荒野，不会有无干的人来冒昧打扰，可以盖起永久性的房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学院已经有四十几个人，男女老幼，所有人都同吃一锅饭。他们临时搭起了帐篷，作为安身之所，至于永久住房要慢慢修建才行。在与真理学员的接触中，在经过多年政治斗争的洗礼下，甘地也逐渐意识到女性的重要，她们用天生的隐忍和耐力面对众多的挑战，有些女性甚至比精明的男子更聪慧，也更有干劲儿。

    因此在工作之余，甘地开始积极倡导男女平等，同工同酬。

    在1918年的一次演讲中，甘地就提出：

    女子是男子的伴侣，具有同样的天赋。她们有权参加各种活动，应享有和男子同样的自由。她们应该在她们活动的领域中取得崇高地位，亦如男子在男性中的活动一样，这应该是很自然的现象，并不一定是由于教育的结果。可是，在旧制度的荒谬势力支配下，最笨最无用的男子也能取得超过女子的地位。

    我们有很多工作半途而废，就因为女子所处的环境使然。我们有很多工作徒劳无益，我们就像小处聪明大处糊涂的商人，不能在事业上放胆投资。

    （三）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这场战争对印度人民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深重的灾难，约有70万印度士兵战死沙场。为支援帝国战事物资和粮食的供应，这块贫瘠的土地更加民生凋敝，国库空虚；加之连年遭灾，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者的矛盾日加尖锐，阿赫米达巴德、马德拉斯、孟买、加尔各答局部的罢工浪潮不断。

    早在1916年12月，国大党温和派和激进派就实现了统一，激进派提拉克成为党主席。加之甘地深入广大农村和贫苦地区领导的几次运动，使国大党的影响逐渐扩大到下层民众之中。

    英国殖民者自然明白革命暗流下潜藏的危机，因此先派孟太古与代表谈判，空口许诺战后定然会逐步实现自治，利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支持募捐以消除后顾之忧。

    在1918年4月27日这天，在战争的紧要关头，印度总督蔡姆斯福德邀请印度各方领袖赴德里参加作战会议。会上，总督希望甘地能支持募兵决议案，对英政府仍抱有幻想的甘地答应会尽全力帮忙。

    3个月以后，即1918年7月，英国政府又变换伎俩，抛出了一个关于印度政府组织法的“改革方案”，试图以此为诱饵瓦解国大党内部阵线。该法案充斥着“逐渐发展自治体制”，“在大英帝国范围内，逐步实现印度的责任政府”的字眼，暂缓拖延的动机昭然若揭。这一个“改革方案”丝毫没有损害大英帝国的利益，只是在卫生、教育等次要部门稍微扩大一些印度上层分子的人数而已。

    新方案达到了预想的效果，国大党内部分歧尖锐，温和派兴高采烈，而激进派提拉克则认为：这是个“很好而无用”的报告。两派争持不下，只好都写信热烈地邀请甘地参加。

    然而因为支持帝国战事而招募新兵的工作，甘地已经累垮了。此刻他正卧病在床，无法出席8月29日的国大党特别大会。

    这一次，甘地还是采取了一贯的折中原则，写信表达了他的意愿，即应该“有条件地接受”，“报告书中值得予以同情的考虑，不必整个拒绝”。

    如期在孟买举行的国大党大会上少了温和派代表班纳吉、巴素、玛桑达的参与。经过4天讨论，大会作出决议，重申1916年12月举行的全印国大党与穆盟联席会议就自治政府所通过决议的原则立场，同时明确宣告：

    “唯有获得在帝国之内的自治政府，方能满足印度人民的愿望。”

    同年11月1日，国大党温和派领袖们成立了印度自由党联盟，由班纳吉任主席。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印度事务大臣与总督所提出的革新建议。同时也提出了若干小的修改意见，并制定一个委员会前往英国游说。自此，国大党两派彻底决裂。

    国大党内的激进派也派出代表前往英国，61岁的提拉克不辞辛苦，在印度许多地方发表演讲，征集募捐，并于8日亲自率队赴英，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胜的列强们忙于重新瓜分势力范围，和平、民族自治仍然是一纸空文，停留在理想之中。

    然而，世界范围内打破旧秩序的革命浪潮正在风起云涌，一场新的战斗正等待着印度人民积极加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