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湖畔，一声叹息

    有人用“一塌糊涂”来形容北大，的确恰当之极。博雅塔、未名湖和图书馆，这“一塔湖图”构成了北大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有人说，“北大的空气都养人”。北大不仅仅是一所学校，而且是一座巍巍的高山，需要驻足仰望。北大的湖不少，但哪一个都不如未名湖的名气大。未名湖不只是一泓湖水，而是一片辽阔的大海。在未名湖的石舫或是静园的草坪上，到处都飘散着浓郁的书香。

    在湖那一方稳立岸边的高塔正是仿古建筑一一博雅塔。当年极度缺水，燕京大学的北大师生们就在此处挖了一口井以取水，想不到井挖好后，井水不断地往外喷，最后没办法，只好在井的上面造了现在的这么座白塔。有趣的是，塔一造好，水也就不喷了。此塔是仿北周时通州的燃灯塔而造，由美国人博氏捐款建成，所以谓之曰“博雅塔”。

    而今未名湖与湖畔的博雅塔早巳成为人们心目中北大的标志。就自然风光而言，博雅塔与未名湖的确是相映成趣，不失为北大最靓丽的景观。它们既有年代久远的深沉，又有青春年少的俏丽动人。秋风吹过，未名湖中荡起层层涟漪，博雅塔颀长美丽的倒影在水波里不断摇曳，湖光塔影，风景美不胜收。

    古塔披霞，湖光盈盈，泛起了点点历史遗迹。

    当年就是在这里，北大的学子们高举“热烈欢迎胡校长！”“要求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等标语庆祝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刚回国不久的胡适登台发表了就任北大校长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他首先向全体师生们说出了自己的“一点小小的梦想”：就是要把北大变成一个“成样子的学校。”方向有二：“一，提倡独立的创造的学术研究；二，对于学生要培养利用工具的本领，作一个独立研究、独立思想的人。”胡适解释说：“你们大门上贴着欢迎我的标语，要求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为什么我要你们独立，而不说自由呢？要知道自由是对外面的束缚而言，不受外面势力的限制与压迫，这一向正是北大的精神。而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不能独立，仍然是奴隶。学校当然要给你们以自由，但是学校不能给你们独立，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因此，胡适大声呼吁：“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我希望学校里没有党派，即使有，也如同各种不同的宗教思想信仰自由一样，不管你是什么党派，学校是学校。我们没有政治的岐见，但是先生与学生要知道，学校是作人作事的机关，不要毁了这个再过多少年也不容易重建的学术机关。”最后，胡适将南宋思想家吕祖谦《东莱博议》上的两句话“善未易明，理未易察”赠送给大家，勉励大家养成独立思考与不轻信、不盲从的求知习惯。

    年夏天，胡适写信给白崇禧和陈诚，提议在北大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科学家，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践，使中国在物理学一门可以很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着眼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将来国之大用。他亲自联系了钱三强、何泽慧、胡宁、吴健雄等九人，这九人“皆巳允来北大”。

    与此同时，他又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去活动，得到善款25万美元，作为几个大学的复兴经费：北大10万、中大、武大、浙大各5万。当时北大决定不分散此款，把它全分给物理系，作为建立现代物理学之用。但由于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步步落败，胡适的科学计划很快就落空了，一副中国核物理起步与发展的梦想蓝图最终化为流水。胡适后来回忆说：“不幸这个好梦丝毫没有实现，我就离开北大了。1949年2月我打电报问大猷此款巳花了多少，买了多少东西。回电说，因为计划很周到，10万元尚未动用。我就把这10万元还给中基会了。”

    年8月，胡适到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筹委会，在会上他向蒋介石提出了“十年教育计划”的主张，但蒋介石未置可否。回来后胡适撰写《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文，宣布“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有一个自觉的十年计划，其目的是要在十年之中建立起来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胡适认为学术独立必须有四个条件：一、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自己大学能解决，不需要求助外国。二、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国内应该有设备和师资，可做继续研究。三、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如工业、医药与卫生、国防工业等问题，在国内应该有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帮助社会与国家求得解决。四、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学人与世界各国学人分工合作，共同担负发展科学的责任。为达到此目标，需及早准备一个良好的基础，故而他提出：“中国此时应该有一个大学教育的10年计划，在10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5个到10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其次，他还提出需要改革教育制度，其中包括“大学”观念的改变。他说：“今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去发展，凡能训练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作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凡只能完成四年本科教育的，尽管有十院七八十系，都不算是将来的最高学府。”胡适深信：有了这五个十个最高学府做学术研究的大本营，十年之后，中国必可以在现代学术上得着独立的地位。

    月23日，北大为讨论“十年计划”召开教授会，到了教授大约百余人。胡适作了两个多钟头的演讲，回家后胡适悲愤地在日记中写道：“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他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功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1946年到1947年，由于通货膨胀，胡适当北大校长的薪水从二十八万元一下上调到近一百万元，而折合称美金的实际价值却缩水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当时有记者到北大采访胡适，问他私人生活怎么样？他回答说：“我的薪水不够用，虽未在校内透支借薪，但几个银行的朋友可以让我立透支户头，但亦得设法还债。”堂堂北大校长的生活尚且如此拮据，其他教职工的生活状况就可想而知了。胡适苦闷地说：“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由此可见，计划再周详，没有经济基础也是没有什么用的。胡适呕心沥血的十年计划只能是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

    随着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学生运动也此起彼伏，北平的学潮以北京大学为重要中心，更是来势不凡，也弄得胡适校长应付不暇，处在既不敢得罪政府又不能对不起学生的两难境地。他通过书信、言谈等方式数度语重心长地向年轻人强调：“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叫喊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因为今日的苦都是从前努力不够的结果，所以将来的拯救没有捷径，只有努力工作，一点一滴的努力，一尺一寸的改善。”

    北大学生同政府发生了冲突，有一名学生失踪，怀疑是当局非法逮捕，人权保障委员来到胡适家，请他出面营救。胡适无可奈何地说：

    “我只不过是纸老虎，纸老虎随时会被戳破的，你们同学不要以为从我这里能得到什么保障，其实一点屁的保障也没有，将来大家扯破了脸抓人，我没有办法的。”

    胡适在为学生罢课游行的事不堪重负，蒋介石却数度请他出任国府委员会兼考试院长。对此，胡适明确表态：“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故此信所说都是赤心的话。我在野一一我们在野一一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30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

    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一一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他几次面见蒋介石，请求蒋介石容许他留在北大为国家做点有用的事，他说：“我愿意做五年或十年的北大校长，使学校有点成效，然后放手。此时放手，实无以对北大同人，亦对不住自己。”“北大此时尚在风雨飘摇之中，决不许适离开，道义上适亦不愿离开北大。”

    一日，胡适从蒋介石家辞出，蒋介石送胡适到门口，问：“胡太太在北平吗？”胡适回答说：“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蒋介石听罢微微一笑说：“这不是官！”

    几日后蒋介石再次邀请胡适和傅斯年吃饭。饭前，蒋介石约胡适谈了片刻。蒋介石又劝胡适去美国做大使。胡适不敢当场拒绝，只说自己考虑些时日。蒋介石说：“如果国家不到万不得巳的时候，我决不会勉强你。”

    胡适听了，很受感动，出来后对傅斯年说：“放学了！”

    北大可能要真的放学了，当时大学里正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痩”的年月，并不断出现罢教、罢研、罢课的斗争，胡适虽是一校之长，却也无能为力。他不住地吟诵着初任北大校长时写的一首诗：

    为他起一念，十年终不改。

    有召即重来，若亡而实在。

    胡适对北大的情谊，是深植于心的，离开北大，胡适的生命就缺失了一大半；而离开了胡适，北大的光彩也必减少一大截。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在今日北大却几无踪影可寻。偌大北大校园内，没有胡适先生的雕像。人们只能在北大图书馆南门入口右墙浮雕群像最后一排，看到两巴掌大的胡适身影。有人曾热心提议承担经费在北大为胡适塑像，但被学校婉拒。

    忽值山河改

    胡适拥蒋，并自诩为蒋介石的“浄友”，愿一生做个“浄臣”，永远拼命向前。实际上，胡适受之于蒋介石较多，如果不是蒋介石，胡适未必能有后来的声望和学术地位；所以两人之间的交往，应是“友”重于“浄”。胡适对蒋介石所有的批评背后，饱含对蒋的“拳拳之心”。

    这不由让我们想起了唐太宗与魏征君臣的关系，魏征作为唐太宗的“浄臣”，历来为史家所称许。然而，没有唐太宗的从谏如流，魏征敢犯颜直谏逆龙鳞吗？

    魏征有次得罪了唐太宗李世民，太宗愤愤不平地要杀掉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穿上朝服向李世民下跪祝贺，李世民恍然大悟，立刻跑去给魏征道歉，并御赞魏征是忠臣。

    对此，魏征撑着脖子叫道：“我不当忠臣。”

    太宗拍案而起：“你为啥不当忠臣？”

    魏征说：“良禽择木而棲，良臣择主而事。昏君殿中尽忠臣，我就不当忠臣！”

    可以说，没有唐太宗就没有魏征，那么，是否也可以说无蒋也就无胡适？北大工学院学生邓世华写信给胡适，信中表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尤其恨蒋介石“一味迷信武力统一，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及民意，一味地进行残酷的内战”，说他是“国父的叛徒”。胡适当夜就给他回信，劝他不要悲观，要谅解国家的困难，并特别为蒋介石辩解：

    蒋介石先生有大长处，也有大短处。但我在外国看惯了世界所谓大人物，也都是有长有短，没有一个是天生的全人。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国家的事也不是一个人担负得起的。

    胡适给足了蒋介石面子，将他与丘吉尔、斯大林并列，列为可以坐世界第二三把交椅的人。蒋介石看了胡适的文章，非常高兴，致电胡适说：“尊函稿件铭感无巳，极望近期内能与先生相晤，面聆教益也。”

    年3月，国民党准备正式召开“行宪国大”第一次会议，组织“宪政”意义上的第一届政府，并通过选举产生行宪后的第一任大总统及副总统人选。胡适在报上看到李宗仁愿意承当副总统候选人的新闻，深感欣慰，于是写信给李宗仁，表示自己的赞赏和支持：“我从前曾做《中国公学运动会歌》，其第一章说，健儿们，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盛固可喜，败也欣然。健儿们大家向前。此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此意出于《新约》保罗遗札。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我极佩服先生此举，故写此短信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不多久，李宗仁的回信就到了，只是这回信有点让胡适哭笑不得，李宗仁用胡适的话反过来劝导胡适自己：“昨天北平《新生报》登载南京通讯《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竞选，谁能当选第一任大总统》一文中，有先生的名字。我以为蒋主席会竞选，而且以他伟大人格与崇高的勋望，当选的成份一定很高。但我觉得，先生也应本着‘大家加入赛跑’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此次是行宪后的第一届大选，要多些人来参加，才能表现民主的精神。参加的竞选人除了蒋主席之外，以学问声威望，先生不但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

    李宗仁此言并非空穴来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美国对华政策问题”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希望自由主义分子能够进入国民政府，暗示了前驻美大使胡适才是美国方面比较认可的有望力挽狂澜的总统人选。而蒋介石由于党内派系斗争及宪法上有约束总统的条文，自己也不愿意当总统，也有请胡适出任总统之意。为此，蒋介石曾派王世杰去劝说胡适，希望他出来竞选总统，蒋介石表示愿意做一个有实权的行政院长。3月30日王世杰到胡适住所传达蒋介石的意图。据王世杰回忆说：“当时还怕走漏了消息，在家里不敢讲，在汽车上也不敢讲，一直把他载到中山陵旁的路上，下了车坐在草地上才把这个事告诉他的。”在谈话中，王世杰传达蒋介石的原话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胡适回答说：“我实在无此勇气！”王世杰说：“我与他商谈了三天，他认为他的身体健康不能担任这么大的责任，还是由蒋先生自己担任的好。蒋先生听了以后，再要我前去劝促，最后胡先生经过郑重考虑之后终于答应了。之后蒋先生听了胡先生的话很高兴，当即向党内同志展开说服工作。蒋先生曾为这件事作了很大的努力，但仅仅说服了吴稚晖和罗家伦两位先生。”

    然而，不到24个小时，胡适便反悔了，4月1日，他找到王世杰，宣布：“我仔细想过，最后还是决定不干。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日的接受。”

    王世杰向蒋介石传达了胡适的原话，蒋介石却把其当成胡适在愚人节开的一个玩笑。两天后，蒋介石再次约见胡适，并告诉他：在现行宪法的束缚之下，总统一职只有表面的尊容风光，实质上却是个虚职，而国家最高行政权是在行政院，因此他自己要作掌握国家实权的行政院长，而让胡适来当一个挂名的总统。若是胡适不愿，那么就二者交换，蒋介石仍当总统，由胡适任行政院长。

    结果这个总统候选人还是蒋介石，后来国民党修改了刚通过不久的宪法，加大总统特权，使其在特定时期有紧急处置之权，这样蒋介石就不再推辞了。4月8日蒋介石约胡适吃饭，蒋介石特地向胡适致歉说他的建议是在牯岭考虑的结果，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胡适答道：“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后来蒋介石再三表示，希望胡适出来组织一个政党。胡适对此不感兴趣，他说：“我不配组政党，但可以提一个建议：国民党最好分化作两三个政党。”蒋介石微微一笑，并未言语。

    月16日，胡适与吴敬恒、于右任、张伯苓等二百余人发起签署提名蒋介石为首届总统候选人。4月19日，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当上“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十天后，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

    这期间有段有趣的小插曲，就在蒋介石当选总统的第二天，南京中央大学的师生以及外国教授五百余人将他们的总统选举民意测验结果寄到了胡适手中，这个面向大学师生与知识分子的民意测验结果为：大总统：胡适之370票，蒋中正130票，居正6票。副总统：于右任251票，李宗仁120票，孙哲生115票，莫德惠100票。民意测验的发起者们在测验结果的最后写道：“以供一笑罢了。”

    蒋介石当上总统后，国民党内部酝酿行政院长人选时，蒋介石提出张群与何应钦两人，请大家表示意见。当时，有位黄宇人起立发言说：“何以不提胡适之？”蒋介石闻听后愣了一下，随即面色一沉说：“书生不能办事。”可见蒋介石并不想让胡适在党内执掌权力。不过此事未成，胡适却很高兴，回答记者提问时他说：“我是读书人，不会做官的。我连私人书柜也料理不清，那里还能搞政治。”

    几个月后，内外交困、疲惫不堪的胡适向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信，表示自己不想再当北大校长。10月28日，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在总统官邸吃晚饭，谈到当前局势，胡适“很质直地谈了一点多钟的话，都是很逆耳的话”，要政府“必须认错，必须虚心”，“必须承认失败”，而蒋介石也“很和气的听受了”。对此，当时的报纸上登出了这样一句话：“文化走在政治前面，学者走在政府前面，政府才能革新，政治才有进步。”

    月初，北平巳被解放军团团围住，但胡适却安之若素，每天照常到校办公。12月13日还为北大50周年校庆特刊撰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面对解放军即将解放北平，胡适大讲北大历史上的危机，以安定人心。一个地下党学生对胡适说，前一天夜里延安广播电台曾对胡适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听了以后，却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他们会用我吗？”

    与此同时，蒋介石派陈雪屏到北平劝胡适早点离开，并指定由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三人小组具体负责。

    胡适成了北平第一号需要接回南京的人物。

    日早晨，胡适还没有出门，忽然接到陈雪屏从南京打来的电话，说：“北平的城防一天一天的接近，不如早点离开！”胡适表示外寇来时可以撤退，现在是内战，自己不能丢开北大不管。当天，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并声称巳派出专机来北平实施紧急抢救计划。

    胡适等到中午，却没有等到飞机来，他指着天说：“看这样青天无片云，从今早到现在，没有一只飞机的声音，飞机巳不能来了。”当晚胡适表示，如果明天再走不成，就决定不走了。不料到了半夜，傅作义亲自打电话给胡适说：“总统巳有电话，要你南飞，飞机今早8点可到。请做好准备。”胡适在电话里告诉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的歉意，傅作义很能谅解。

    第二天上午八点，胡适夫妇到勤政殿，总部劝他们等待消息，一直等到下午三点多才到南苑机场，只有两架飞机停在那里，等待起飞。

    胡适一手提着一只装了几册正在勘校的《水经注》稿本和他最珍爱的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小提包，一手拉着夫人江冬秀的手上了飞机。

    儿子胡思杜留在北平图书馆工作，没有同行。

    当晚六点飞机在南京明故宫机场降落，前来迎接的有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傅斯年、杭立武等人。入城后住教育部准备好的赤峰路一座招待所。

    胡适到南京的第二天是北大校庆纪念日，这天下午，他应邀出席当地北大校友会举办的“北大五十校庆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他说：“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他痛恨自己“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唯有“希望北大能够安全渡过这一难关”。言罢痛哭流涕，悲怆不堪。

    当晚，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设寿诞宴请胡适夫妇，特备酒为胡适贺五十七周岁寿。胡适后来回忆说：“那天总统请我吃饭。总统请客向不用酒，那天特为我备酒，我上席后才知道总统给我做寿。”

    在中原板荡、江山易手之际，胡适手中无一卒一兵，蒋介石仍对其百般礼遇，其敬重程度可见一斑。

    年阳历除夕，胡适和傅斯年在一起度岁，对着滚滚而去的长江，心中一片凄然。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抚今思昔，心中巳被愁苦填满，哪里还有辞旧迎新的兴致？

    年元月8日，胡适再次应邀去黄浦路总统官邸吃晚饭。蒋介石在席间劝胡适去美国。他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止要你出去看看。”

    这也是蒋介石唯一的希冀了。

    月21日，胡适送妻子江冬秀和傅斯年妻子俞大采同去台湾。当时傅斯年巳经被国民党教育部委派为台湾大学校长。而恰好是这一天，蒋介石发布文告，宣布下野。

    月26日。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从老虎桥监狱释放了周作人。自1945年抗战胜利到现在，周作人巳被监禁了三年。胡适请王古鲁带话给周作人，建议他去台湾或香港做教授，周作人拒绝了。他北归之心巳定，对新生的政权抱有希望，不愿同与旧政权关系甚深之老友有更多拉扯。从此，两人再未谋面。

    上海《亦报》7月28日发表署名文章《胡适之硬拉周作人》说：

    胡适之这次去美国甘心为蒋贼吹牛之前，曾经小住上海，知道周作人出狱住沪，就叫人约周往谈，但为周所拒。后来又约在彼此都认识的某君家里吃饭，周仍婉辞。有人问周何故如此？周说我与胡博士私人毫无仇怨，但他近来自己有点说过的话忘记，我只好不识抬举。

    月22日，胡适与傅斯年一起到台湾，安置家属，29日返回上海。

    一日，陶希圣来访，告诉胡适说：“溪口（蒋介石）有电话来，如胡先生可以去，便请你去一趟。”胡适回答说：“抗战初起，我由南京往美国，您到上海路送行。今天我打算去美国，您来送行。14年了，人还在，山河改了”。言罢不胜晞嘘。接着又说：“我应该去溪口，拜望蒋先生。我想了一下，还是不去的好。我就是这样一直往美国去，能不能替国家出一点力？总是尽心去看看做。请你把这个意思转达蒋先生。我就这样去了。”

    月1日，胡适与儿子祖望应邀到老乡胡洪开家里吃饭。饭后，父子两人也分了手。祖望从台湾去了泰国，并于当年10月1日在曼谷与四川姑娘曾淑昭结婚，后迀居台北。

    清明节后的第二天，胡适登上了前往美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驶向了茫茫大洋。

    从此，他一生再也没有踏上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

    你也在这里吗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哦，你也在这里吗？”

    张爱玲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她可能巳经忘了初次见到胡适的惊愕。

    面对早巳声誉远播海内外的胡博士，张爱玲不禁感叹：原来胡适之这样年轻！

    年，张爱玲给这位神往巳久但从没谋面的博士寄来《秧歌》一书，并附上一封短柬；胡适认认真真地回了一封长信，对《秧歌》做了细致的品评。信中说：“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巳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

    这样的评价让张爱玲有些受宠若惊，更坚定了她要与这位心中的“神明”谋一面的想法。1955年11月，张爱玲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抵美。这艘传奇的油轮应该被写进历史的，在那个风云变化的年月里，它不知把多少中国名人运往了美国；同样，也不知把多少中国名人运回了祖国。

    来美国不到一周，张爱玲就迫不及待地拉上好友炎櫻一起去拜访胡适。

    一排白色水泥方块的房子，门洞里现出楼梯，完全是港式的公寓房子。

    上了楼，室内陈设很简陋也很熟悉，就是那种中国味道十足的堂屋，一律的漆木红亮桌椅、古香古色的纹图花瓶，让张爱玲有点恍惚，仿佛自己还在香港。

    在张爱玲的记忆中，江冬秀“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待到张爱玲介绍了自己的家世后，胡适才知道，这位一直对自己推崇有加的年轻作家居然是张幼樵的孙女。

    等张爱玲第二次到胡适寓所拜访时，胡适告诉她，自己的父亲胡铁花曾与张幼樵有过一段渊源。张爱玲参观了胡适的书房，整个一面墙上是一溜书架，几乎高齐屋顶，造型简单，但似乎是定制的。可是这书架不是放书的，全是一叠叠的文件夹，多数都乱糟糟地露出一截纸。

    这是胡适花了多年心血考据的《水经注》，这次来美国定居，他身无长物，只带来这一摞纸。他下定决心：一拒绝万元年薪，决不在美国教书；二拒受高额“宣传费”，决不做国民党的官。来美国的第二年，他将老妻江冬秀也接到美国团圆。

    没有了固定收入，两人的生活未免显得有些拮据。他们居住的公寓巳经破旧不堪，仅能遮风挡雨。朋友们曾劝他买所房子，胡适回答道：“我确实没有力量买房子，而且我的‘家’太小，用不了一所房子。况且胡适之买房子是要挨骂的。”两人的日子虽不太惬意，倒也自得其乐。胡适的学生唐德刚回忆说：先生的公寓依然是四壁图书，不精致而亲切，一派中国学者风度。若依先生声望，居处应远比这讲究，至少应有一个佣人以作杂务。然而在美国不是百万富翁，没人用得起“下女”，所以二老赁屋而居，一切自理。夫人打扫厨房，先生便净桌放筷，饭后又把饭菜撤回厨房，随手带来抹布，拭几擦桌，事必躬亲。夫人送茶给客人，带来一杯给先生，他便连声道谢：“磕头磕头”，而且不是谦虚，真的是欠起身来。在同客人的谈话中间，偶有触发便告个罪，走近厨房把客人的来由和有趣的谈话相告细君，真是亲切如夫妻，相敬如宾客，中西风味、二者兼备，融会贯通，老而弥淳。

    在国内名声若日月的他，在纽约竟也学会了种种家务劳动，桑榆向晚，面对凄清困窘的现实，他向唐德刚叹道：“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

    胡博士终于为五斗米折腰了。

    年5月，他受聘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职务，期限两年。名义上是馆长，其实图书馆加上胡适仅有两人而巳。然而胡适却当葛思德为“古董仓库”，里面不仅有世界上唯一一套直接从手稿本抄录下来的赵一清《水经注释》手抄本二十册，还有《乾隆诗全集》共四百五十四卷，四万两千多首；并藏有中国珍稀医术五百多种以及“八百年佛经雕刻史”的资料。以胡适之偌大的名声，屈尊一个校图书馆馆长，无非是看中了这座“古董仓库”对自己学术研究的价值。

    胡适在这两年任期内，对这些中国书籍进行研究整理，写了许多考证文章。后来他搞了一次题为“11世纪的中国印刷”的展览会，借以宣传中国文化。他亲自撰文介绍，展览轰动一时。胡适离职后，普林斯顿大学仍聘他为图书馆终身荣誉馆长。

    年12月17日，北大五十二周年纪念，也是胡适六十岁的生日。这天，在台湾的傅斯年发表演说：“我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我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下了台，蒋梦麟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另一位指蔡元培）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说罢两人相视大笑。

    这是傅斯年最后一次公开演说，三天后，傅斯年猝然逝世。胡适听闻后悲痛不巳，在日记中写道：

    国中今日何处能得这样一个天才最高的人！他对我始终最忠实，最爱护。他的中国学问根柢比我高深的多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斯年”，三十年如一日。

    胡适和傅斯年亦师亦友三十年，傅斯年虽然在第一次听胡适讲课时，把胡适问得头冒冷汗，但在此后的日子里，傅斯年却很维护胡适，一直恭恭敬敬地敬重甚至保护着胡适。

    胡适在写给傅斯年的悼文中说“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他常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意思是说，只有他自己配骂我。”

    傅斯年个大且体胖，性格暴躁，1938年傅斯年在担任国民参政员的时候，因为中医问题，他与孔庚激辩，孔庚辩不过傅斯年，但又不甘败下风，便当众辱骂了傅斯年，气得傅斯年也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散会后，傅斯年果真拦在了门口，但他看到巳古来稀的孔庚身体那么痩弱时，立马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痩，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他对自己的胖的辩词，更是精辟。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

    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北台湾省议会席上答复议员郭国基的询问后，突发脑溢血去世。“参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对外宣布：“傅先生弃世了。”这位李议长的国语不太标准，以致让一些记者把“弃世”听成了“气死”。议员郭国基以盛气凌人著称，因此这个消息如同一枚炸弹在台大的学生中炸开了。台大的学生纷纷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围攻了“省参议会”，要收拾郭国基。可见他在学生中的威望。

    在如今的台大校门右侧，有一块空地就叫作“傅园”，“傅园”就是傅斯年的墓地。

    年冬天，胡适专门去看望在87街职业女子宿舍的张爱玲，这是年轻的女作家始料未及的。

    对于这次见面，张爱玲刻骨铭心，多少年后，她的文字中还流露出平淡而又深情的记忆：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赫贞江目睹了这次别离，却又将它掩入滚滚的泥沙之下。在这个热闹的河岸边，每天都有故事发生，每天都有人要离别，有谁还会记得曾经在这儿眺望碧波湖面的忘年交呢？岁月是写不完的殇，每一段殇都无可回避，年轻的作家也深陷其中，逃不出这个轮回的怪圈。就像她那铅华而伤感的文字：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块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拼不起来的碎片

    胡思杜的一生是拼不起来的碎片。

    年，北平被围，国民党展开“抢救行动”，用飞机空运陷在北京的专家学者。看着自己的父母匆匆地收拾行囊，胡思杜却淡淡地说：“我不走。”胡适夫妇感到很惊讶，问他原因，胡思杜说：“我是普通平民，没有任何官职，再说，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来了也不会把我怎样的。”

    胡思杜执意不走，江冬秀为此很难过，不愿意扔下小儿子，却又没有办法，只给思杜留下许多细软和金银首饰，再三叮嘱这是给他将来结婚用的。

    年9月，胡思杜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去学习前，把母亲留给他的一皮箱细软和金银手饰存放在堂舅江祖涵家。后不久致信在美国的母亲江冬秀，告诉了“革大”毕业之事，信中说：

    我从下星期起就要到唐山交通大学教书，那里有不少熟人，学生也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一切都很安定，希望您别挂念……希望您在美国很快就习惯下来。爸爸希望他少见客，多注重身体。听说前一向他的身体不太好。书都还存在北大，安好无恙，请放心。

    这是自离别后胡适夫妇收到儿子的第一封信，也是唯一一封。

    胡思杜在“革大”学习结束后，他到江祖涵家取回皮箱，自己解释说：“我要参加共产党，党员不需要金银财物，我拿去上交给组织。”这是他的东西，江家不好说什么，后来他果然上交。

    年8月起，大陆开始了清算胡适思想流毒的运动。胡思杜违心地批判自己的父亲，还亲自编写和登台演出反美话剧《美国之音》。

    月22日，胡思杜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一一胡适的批判》一文，言辞尖锐，锋芒直指胡适：

    在旧社会中，我看我的父亲是个“清高的”、“纯洁的”好人。解放后，有批评他的地方，自己就有反感。周总理到北大讲话说：“胡适之根本不认识什么是帝国主义”，心中反感巳极。以为以我父亲的渊博，竟不知什么是帝国主义，宁非侮辱。在华大时，仍以为父亲“作恶无多”。学社会发展史以后，想法稍有转变。

    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我以为在思想上大致划分了敌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许多不能明确割开的地方，除了自己随时警惕这种感情的危害性以外，我并要求自己树立起工农大众的感情来，在了解工农的伟大，自己胜利的参加上改后，我想一定会诀绝消极狭隘的、非无产阶级的个性感情的。

    年11月19日，胡适搭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飞抵台北松山机场。蒋经国代表蒋介石到机场欢迎，王世杰、何应钦、朱家骅等老朋友五六百人前来迎接，将胡适团团围住。据《中央日报》记者报道：“胡博士被欢迎人群重重包围，争相握手，被几十位摄影记者抢镜头，挤得寸步难移。他笑着说：‘我今天好像是做新娘子’。经过足足有四十分钟，记者们连成一个阵线，簇拥着胡博士发表谈话。”胡适异常动情地说：“当飞机飞近台湾时，我看见白浪环绕着的宝岛，心里感到无限愉快。下了飞机之后，又看见很多老朋友和新朋友，心里高兴万分。”

    当天晚上，胡适“晋谒蒋总统”，并与其共进晚餐。餐后，蒋介石出示了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蒋介石对此事表示“关怀”，孰料胡适却不领情，反倒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便情绪激动地反唇相讥：“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这番话暗指1927年蒋经国留学莫斯科时，曾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此举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辙吗？蒋介石一时语塞，只好尴尬地报之以苦笑。

    当晚，胡适读了儿子思杜在《大公报》上刊登的那篇文章，他认为儿子此举是迫不得巳的，他说：“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

    月27日，胡适飞往台东，寻访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故园，只见自己儿时的故居巳成为一片荒丘。在故园遗址上，他亲手植下一棵榕树，写下“维桑与梓，毕恭毕敬。六十年前曾随先人寓居此地。今日重游，蒙诸老兄弟姐妹欢迎，敬纪谢意”。并深情地题下“游子归来”四个字。他还意外地找到了父亲在58年前曾穿过的一袭官袍。激动之余，胡适捐出了父亲著作《台湾记录两种》的稿费五千元，又加上二千二百元作为台东籍大专生的奖学金。

    胡适吊唁亡父的时候却不知晓，自己的小儿子思杜此刻正面临着灭顶之灾。

    随着内地批判运动的高涨，胡适的弟子、红学权威俞平伯也没能逃过厄运。1954年，大陆有人号召发动“马列共产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打倒“中国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当代孔子”胡适。

    这场批判风潮持续了十个月之久，范围广力度大，彻底把胡适批透了，以至于“胡适话题”变得不新鲜，在“文革”里人们也懒得抓这条辫子。在这场批判中，胡适被扣上了许多骂名，如“异族胡适”、“文化汉奸”、“胡适这个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等。

    关于批判胡适思想的文字，前前后后有三百万字之多。这些文章，在大陆没有一个人读完过，可胡适全部都看了，并在有些地方做些富于谐趣的批注。胡适将其看做是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乃至政治信念的胜利，是另一种对自己的抬举和宣传方式。他一再和友人说：“这些谩骂的文字，也同时使我感到愉快和兴奋，因为我个人四十年来的一点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费的，毕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这种‘毒素’对于马列主义好比瘟疫，还发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

    后来，大陆还派人去美国争取他，劝他回国：“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胡适笑了起来：“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胡思杜以为与胡适划清界限，就可以摆脱父亲的阴影，于是他开始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领导提教学改革建议。学院领导见一个“走狗”的儿子竟然“犯上作乱”，于佛头抹粪，盛怒之中立即决定施以颜色，打击胡思杜的嚣张气焰。

    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以《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为题，发表“本报讯”，报道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教师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文中特别注明内容是“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所说。自此，胡思杜一下由拥护中共的积极分子，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和妄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阶级异己分子。随着“反右”运动揭幕，胡思杜多次被拉出来示众并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未久又被学院定为“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胡思杜曾经交过一个女朋友，但是由于成分不好，后来分手了，此后再也没人愿和思杜谈恋爱。1949年以后，接触思杜最多的亲人恐怕就是亲戚胡思孟先生了，他回忆道：“思杜也没有对象，找不到对象。别人一介绍，女方一听他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女方都不愿意了。”

    年9月21日，胡思杜终于承受不了打击，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胡思孟到达时，看到学院贴满了批判胡适和胡思杜的大字报，学院领导告诉胡思孟，说你这位不争气的阿斗式堂弟胡小三儿，脑后确实又像魏延一样长着反骨，他的做法属于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至于畏的什么罪，自杀的具体时间以及死前死后的具体细节，学院领导没有说。胡思孟所看到的只是在一间小黑屋里有一口小白木棺材，棺材沿上有许多苍蝇在飞舞，棺材里有一白布，揭开白布可看到胡思杜巳变得乌青的尸体，看样子巳死去好几天了。

    在胡思杜的枕头底下，胡思孟发现一封遗书，是写给自己的，满纸辛酸：

    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巳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

    因胡思杜属于“自绝于人民”的反动分子，胡思孟不敢向学院领导追问具体细节，只好怀着悲痛与学院的打杂工在唐山郊外一片野地里挖了一个土坑，把胡思杜草草埋掉，并立了个小木碑，如今巳经找不到了。

    在胡适与江冬秀的有生之年，始终没有等到胡思杜确死的实信，尸骨散落在何处也无迹可寻。后来，胡适的长子胡祖望在台北南港父母合葬的墓旁，为弟弟安置了一块小型四方纪念墓碑，上书“亡弟胡思杜纪念”字样。

    十五年前，胡适曾与小儿子思杜共赴大同，胡适在火车上作了一首打油诗：

    父子打苍蝇，各出一身汗。

    堂堂好男儿，不作自了汉。

    想不到十五年之后，胡思杜一根绳子作了自了汉，算是一了百了了。

    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和荒诞，将胡适的自由主义大旗扔进了虽有前仆但无后继的悲观黑洞里。我们继承了先人的智慧，却摒弃了他们的尚德。无用之功业巳无法抚慰那些破碎的魂灵，也拼凑不出一颗完整的心。这些被历史的铁骑狠狠踩入土里的碎片，由于没法呼吸，静静地看着自己腐烂，分解，却透不出一声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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