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细话从前

    绮色佳是缔造传奇的地方，从来都是。

    浪漫诗人、才子徐志摩将它译为“伊的家”，或许是因为林徽因在此的缘故吧。译名虽不如他将佛罗伦萨译成“翡冷翠”来得有诗意，但也是极富浪漫气息。

    夏日的绮色佳显得更加绰约多姿，湖泊、岛屿、峡谷、悬崖、岩石、酒庄、野营、原住民，这些美丽而神秘又使人心旷神怡的词汇吸引了大把大把的游客前往该地。韦莲司的心情，却没有外面的风景这般好，她今年巳48岁，心绪如同夜间的湖光山色，多了几分凝重，却还是如此热烈。窗外，从山涧流出的泉水潺潺而下，在跌宕的岩石间形成了层层瀑布。流水如一张竖琴，如诗如梦，奏起了生生不息的旋律。韦莲司感觉身体里跳跃着青春的萌动，那么炽烈，又那么灼人。

    她在等一个人，但她知道，永远也别想让这个男人成为自己的丈夫。她宁可孤寂地度过一生，也要捍卫自己的爱情理想。这个多情的女人，把自己的一生交付于等待和回忆。

    年6月19日，胡适从上海乘船横渡太平洋，第三次赴美。7月4日，抵达加拿大温哥华后，先到火奴鲁鲁岛，在夏威夷大学演讲《人生哲学》，听众满厅，兴致盎然。然后应美国芝加哥大学之请，在“贺司克尔讲座”作《中国文化之趋势》系列学术演讲，共6次。接着又参讲了世界六大宗教（印度教、儒教、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讲座，他作了3次演讲，接着奔加拿大班福，出席五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作即席演讲。

    来回的奔波让胡适感到很疲倦，9月初，胡适终于来到了纽约西北边的克里夫顿泉火车站，而韦莲司早巳在火车站等候，两人驱车来到绮色佳。

    月圆中天，两颗心终于水乳交融，再也分不开了。韦莲司那件在胡适面前永远紧裹的衣服，此刻也褪了下来，只剩下两个人的心跳声，仿佛窗外瀑布的轰鸣，震慑着对方的心灵。

    胡适是9月12日离开绮色佳的，两人在一起度过了十多天的时光。这次绮色佳之旅，是两人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胡适走后的第二天，韦莲司给胡适写了这样一封信：

    我没办法照顾我们的后代。同时，我在这个时候也没办法去谈大事一一你所从事的大事。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坐在东边向阳的这个窗前……我想要告诉你的都是一些琐事。昨晚我要睡哪个床都觉得很难。我有意地从你的房间走到我的房间。最后，我总不能老靠着门柱子站着啊，我把你床上那条粗重的被子，拿到我的床上。装满了热水瓶就钻进了被子里。让人不解的是，最难堪的时间是早上近六点的时候。我想念你的身体，但我更想念到无可复加的地步的，是你整个人的存在一一也就是我巳经住进去你身心里的那一部分；在我身心里的你，饥渴地想要拥有那住在你身心里的我。

    接着，她又写下一封文字像诗一般的残信：

    远方的闪电、飘渺的雷声，这样的日子，洞见。

    开始下雨了，我心中无家可归的鸟懒洋洋地飞旋着。

    我兀自站着，手里握着你的白袍，凉凉、空空的；我手指渴切地想要扶触你的肌肤，暖暖、亲亲的。

    让我心中那强劲的爱之流，冲洗我用脑作分析后所遗留的苦涩。就像一个平衡机，它的钢珠不停地转着忙着压下那四处乱窜的火苗。

    啊！让我们把机器关掉，静静地在阳光下躺着！

    让我用我的唇触碰着你的唇的记忆来抚平过去一些伤心话所带来的创伤。

    佛说人生有七苦：生、老、病、死、怨憎悔、爱别离、求不得。谁都有心，然后便有了情，情到真处，自然浓。那些浓得化不开的牵绊，牵绊住了这个女人的心。胡适也不忍就这样和韦莲司分离，他到了纽约后，就马上写信给韦莲司，说他在离开美国之前，还要再回来一趟。

    如此匆匆，只为了再见一面，韦莲司既喜又悲：

    我喜欢你那套浅灰色的衣服。我特别喜欢你穿白色的。说不定在你西行以前，在你再来看我的时候，会特地为我穿上那套衣服！但是，我又最讨厌离别。说不定你会把我装在你最小的行李箱里，再打几个小洞让我呼吸？

    月24日一早，胡适就来到了绮色佳，两人在那里度过了此趟唯一的半个夜晚。新月挂在西边美化了周遭，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两个人。都不记得是怎样度过这一刻的，也许乌云遮住了太阳，天地间的一切光怪陆离都被吞噬了。当晚十点多，胡适坐火车回纽约，第二天清晨，回到纽约旅馆的他，写了一封信给韦莲司：

    星期天美好的回忆，将长留我心。昨晚我们在森林居所见到的景色是多么带有象征性的意味啊！那象征成长和圆满的新月，正在天际云端散发出耀人的清辉，美化了周遭。月光被乌云所遮，最后为大风暴所吞吃。风暴过去，而新月终将成为满月。

    胡适可以在这场感情中潇洒地抽身，就像韦莲司所说，他有他的大事可做。他巳被现实打磨掉了棱角，变得圆滑。云还是当年的云，只是变换了形态，而心，早巳不是当初看云的心态。白云苍狗，岁月流逝。猛然回首，时间巳经悄悄带走了，自己大半颗无拘无束的心。

    可韦莲司却在这个泥沼中难以自拔，她的思绪化作一段急促而热烈的信笺，奔放而洋溢：

    胡适！你现在巳经全然了解我了，你是否更喜欢那个幻象中的女子呢？她也许很美妙，但她毕竟是我，那个胸部扁平而又不善于持家的我，那个头脑不清而又不得体的我，是这个我触摸到了你的身体和眼睛。我简直不能相信，你竟爱上了这么一个可怜的东西，然而，你的爱却裹住了我。

    同一天，她又给胡适写信，第一句话就是火辣辣的一一胡适，我爱你！

    我是个很卑微的人，（但是）你应该爱我一一有时，你的爱就像阳光中的空气团围绕着我的思想（见不到踪影，但我必须相信它的存在）……要是我们真能完全生活一起，我们会像两条溪流，奔赴同一山谷……这次新的交会，也非不可能放出光芒来！当我看到你的嘴角，你那半闭的眼神，我是个温柔的女人……胡适此行只不过是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然而，韦莲司对她的爱巳如奔放的洪流，闸门一开，便无法收拾。胡适也不愿说别离，他也懂得这份爱的价值，下一次月圆之时，恐怕不能见伊人的面了，回望过去，风光无限，他因此写了一首《水调歌头》：

    执手真难放，一别又经年！归来三万里外，相见大江边；更与同车北去，行遍两千里路，细细话从前。此乐大难得，高兴遂忘眠。

    家国事，《罗马史》，不须言。眼中人物，算来值得几文钱。应念赫贞江上，有个同心朋友，相望尚依然。夜半罢清话，圆月正中天。

    胡适的悲剧在于，在爱情面前，不敢坚定地选择自己所爱的人。在胡适的人生中，更重要的不是爱情，而是事业，是自己国学大师的形象。所以，当爱情受阻时，他是很难有不顾一切的牺牲精神的，胡适此时所想的，不是像浪漫诗人一样为爱情而牺牲，而是如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传出去让别人笑话。

    复杂与矛盾一遍遍冲击着韦莲司的心，她相信自己与胡适的爱是神圣的，是两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对爱、对心灵交汇的追求。她一直执着着这份火热的心，一直不肯服软。现在突然发现，这样执着得分时候，不然最后受伤的还是自己。只有当初的追逐还留在心中，留在自己未来的路上。韦莲司在信上附上了她写的诗句：

    喉管巳被切断，唱你的调子是不自然的，我寄上僵硬的沉默一一在虚空中，无声的喘息。

    每次去倾听内心世界的话语，每次都是那么弱小，弱小到自己都听不见。当韦莲司慢慢剥开自己的回忆时，发现巳经变老了。也许世界没变，变的只是自己的容颜。带走的只是回忆中画面，留下的是夜夜的痛心。多少美丽的梦总会有醒的时候，就算泪干红残，也留不住梦中片刻的美好。韦莲司背负得太多，太痛苦，这些美好或者不美好的回忆总会成为负担。

    彼时花开，此刻别离。一别，又不知何日能再相见。淡淡的别离，轻轻的离开。他走了，只剩下她对影自怜的落寞舞蹈。胡适，永远是她的镜花水月。

    烟雨漓江，梦幻桂林

    到桂林时巳是深夜，夜色格外空明，却多了几分寂寥。掩卷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天变得比往日更高了，好在星星还算清亮。我找了许久，才找到牵牛织女星，两星相映成趣，中间却隔着一弯浅浅的银河，欲渡不得。于是便有了鹊桥相会，执手相叙，倾诉一年四季相思的甘苦。

    对远在绮色佳的韦莲司来说，牛郎织女诚然是幸福的，至少他们一年有一次可以静静地偎依着，感受彼此的心跳和体味的磬香。而自己，纵多少柔情，多少思忆，也只能在茫茫的遥望中期待着，在如此深情的夜里，爱意燃烧得更浓。中美之间的太平洋，远比银河要宽得多，深得多，也无情得多。

    也该是这样一个清冷的夜吧？胡适慧剑斩情丝，乘坐邮轮离开西雅图返回中国。面对韦莲司的款款深情，他的回应唯有无限的沉默。他写了一封大煞风景的信：“我当然是常常想到你，我还是认为我到绮色佳之行，带给你的是扰乱多余安宁。我殷切地希望你能够慢慢地恢复平静。”

    这一刻，我仿佛看见韦莲司的魂梦如风筝，飞跃千山万水，在胡适下榻过的旅馆上空飞舞。胡适，你若能感觉到她的心跳，今夜也会无眠吧？

    第二天吃完早饭乘车前往码头，坐船游览漓江，漓江素以“山清、水秀、洞奇”闻名中外，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它独特的自然景观。“百里漓江、百里画廊”，沿江飘流，风光旖旎，碧水萦回，奇峰倒影，每一处景致都是一幅风光秀美的中国山水画。韩愈曾以“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来赞美漓江，倒也不虚。

    在这个春雨迷蒙的早晨，江面上浮动着一层轻纱般的白蒙蒙的雨丝，这时的山水就更具有一种朦胧之美。沿江漂流，不多时到了九马画山，此山是漓江中的名山，峭壁面江而立，由于常年风雨剥蚀，岩石轮廓明显的出现许多层次，这些轮廓线条层次的明暗及色彩的变化，据说会形成种种骏马的形态，惟妙惟肖，可惜今日雾气太浓，瞧不清楚。

    有一个传说，可能很多人都不知晓。传说远古时期桂林是一片汪洋，渺无人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欲进一步拓展疆界、扩大耕地，便挥动神鞭不分昼夜地将群山赶往南海。一日，秦始皇正将一座座大山赶至桂林时，见一如花似玉女子，不觉色心大起，欲纳为妃子。姑娘撒娇索要神鞭，始皇不以为然，把神鞭交给姑娘。姑娘得鞭后即跃入水中不知去向，秦始皇知道受骗便败兴而回。原来这美貌姑娘是海龙王的三公主，为制止秦始皇的驱山行为而暗施小计。她又向观音借来净瓶用仙水洗涤群山，所以才有了如今空明澄碧的桂林山水。其中，有七座山峰如同天上北斗七星般摧燦，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直至今日依然光芒四射，形成了堪称天下一绝的七星景区。

    胡适喜欢广西，他说：“广西给我第一个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广州城里所见的读经、祀礼、祀关岳、修寺、造塔等等中世空气在广西境内全没有了”。胡适到广西后受到了当地政要与教育界的热烈欢迎。白崇禧甚至开玩笑说：他可以实行古直先生们的“真电”，封锁截断，把胡适扣留在广西。于是胡适恭敬不如从命地畅游了桂林山水，在由桂林乘飞机返回广州时，他在机上作了一首游诗：

    看尽柳州山，看遍桂林山水。

    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

    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守百千戒。

    看我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

    胡适的老乡兼同门陶知行读了此诗却不以为然，认为耗尽民脂民膏所造的飞机只够达官显贵使用，而真正的创造者只能在下面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劳动结晶上天，于是作了一首打油诗相和：

    流尽工人汗，流尽工人血。

    天上不须半日，地上千万滴。

    辛苦造飞机，不能上天嬉。

    让你看山看水，这事大希奇。

    此诗在上海某报刊登出，标题为《两个安徽佬》，颇被当做诗林逸趣的雅事。胡适在晚年还回忆起此诗，并念念不忘挖苦陶知行一把，说他“一点幽默感也没有。”

    胡适从美国回国，第一站却不是广西，而是上海。1935年元旦，胡适从上海乘坐“哈里逊总统号”轮船南下，1月4日凌晨到达香港，应邀接受香港大学颁赠给他的法国博士名誉学位。这也是他一生所得三十五个名誉博士头衔中的第一个。

    月6日，胡适在香港华侨教育会向两百多名华文学校的教员作了近半小时的题目为《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的演说，“希望香港的教育家接受新文化，用和平手段转移守旧势力，使香港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在演说的最后，胡适还忍不住批评了广东当局反对白话文，提倡中小学读经的政策：“现在广东很多人反对用语体文，主张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书。我真不懂。因为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为什么别的地方巳经风起云涌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尚且守旧如此。我觉得一个地方的文化传到他的殖民地或边境，本地方巳经变了，而边境或殖民地仍是保留着老祖宗的遗物，广东自古是中国的殖民地，中原的文化许多都变了，而在广东尚留着。”

    没想到这一番说辞，竟使胡适成了广州最不受欢迎的人。胡适的这篇演讲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舆论反应强烈，广东当局对这段话更是恼火，于是对胡适表示极大的不满，巳有逐客之意。李宗仁晚年回忆此事时取笑说：“胡适在广州吃瘪。”

    胡适却不知情，他在香港玩尽兴后乘船去了广州，没想到前来迎接的人寥寥无几，只有中山大学文学院张吴康及教授朱谦之与地方法院陈达材等几位老朋友，场面十分冷落，更奇怪的是胡适到后不久就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上面写着：“兄此次到粵，诸须谨慎。”到了旅馆安顿下来之后，吴康也派人送来一封书信：“适晤邹海滨先生云，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

    胡适这才知道自己惹祸了，但他毫不在意，依旧兴致高昂地游山玩水，并请陈达材带他去见粵军总司令陈济棠。当天两人在省府见面，一见面陈济棠便很不礼貌地对他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生产建设可以尽量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甚至于不妨用外国工程师。‘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找。”

    胡适静静地听他说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伯南先生的主张和我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产建设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礼，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学。”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陈济棠辩之不过，就开始把中国教育乱骂一通，说什么“现在中国人学的科学都是毛皮、都没有‘本’，都是亡国教育”等等。两人交谈了一个半小时，最终不欢而散。

    之后，胡适游遍了黄花岗、观音山、鱼珠炮台、石碑的中山大学新校舍、禅宗六祖的六榕寺、六百年前的五层楼的镇海楼、中心纪念馆、中山纪念大礼堂等地方。在广雅书院旧址游玩时，胡适的身边始终被七八百个第一中学的学生包围着，这些少年人的举动让胡适很受感动。

    胡适刚一离开广东，就遭到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的炮轰，说他是“乱臣贼子”，“出言侮辱宗国，侮辱广东三千万人。”充分表达出旧式文人对新文化运动的刻骨仇恨。

    胡适面对这种责骂，淡然地一笑置之，他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在桂林普陀山腹，便是天下闻名的七星岩，岩洞长约千余米。大约在我国的隋朝就有人光顾这里了，古称栖霞洞。

    七星岩有六大洞天，就在第三洞天处，是歌仙刘三姐的唱歌台。凝神静气聆听，隐约真有刘三姐美妙的歌声在缠绕。就在歌台的不远处，有一座高耸的花果山，那唐僧正在那里凉晒袈裟，水帘洞旁，群猴起舞，肥头大耳的猪八戒也在从岩间探出了半个脑袋，这里竟把那《西游记》中的师徒汇聚在了那花果山上。

    胡适不在意别人对他的冷嘲热讽，却对《西游记》情有独钟，他对鲁迅说：“《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即书中第九十九回，未免太单薄了，不能把这样一部大书托住，需要加以改写。”后来，他真改写了《西游记》原书的第九十九回和第一百回，杜撰出《<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他自称这篇寓言是部“伪书”，同时又是一部“玩世的试作”，他在这一章节中这样写道：

    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唐僧醒来，叫三个徒弟驾云把经卷送回唐土去讫，他自己却念动真言，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都召请来，他自己动手，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极乐世界，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于是“世界大放光明”，“东方漫天红霞。”

    在文章的结尾，胡适还附上了一首小诗，其中一节云：

    吃得唐僧一块肉，五万九千齐上天。

    如梦如电如泡影，一切皆作如是观。

    一个怪人

    丁文江是一个怪人。

    他天生异禀，个子矮矮的，敦实的躯体，眼睛显得敏捷而果断。他有一把虬起的德国威廉皇帝式的胡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见了害怕。他对于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的上边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胡适对他说：“史书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从来没有懂得，自从认识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待人’是个什么样子。”丁文江听了大笑。

    不但长相奇特，丁文江的行为也很怪异。他工作勤奋认真，在他的的办公室桌上，总放着他用毛笔抄写的胡适为他翻译的一段外国诗句：“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但无论工作再忙，他睡眠必须保证8小时；他从不饮酒，但要用酒洗筷子，在饭馆用餐，必用开水涤器皿；他终身不吃海味；吃无外皮的水果，也要在凉水里浸上20秒。他最恨奢侈，但注重生活的舒适，每年夏天要带夫人到凉爽地避暑。他有机会坐头等车，绝不坐二等车，有安稳的地方睡觉，绝不住喧闹的旅馆。他认为这是积蓄精力，以便更好地工作。他笃信西医，早年有脚痒病，西医嘱赤足疗效最佳，他就终身穿多孔皮鞋，在家常赤脚，到熟人家也常脱袜子与友聊天，自称“赤脚大仙”。

    他有20年烟龄，一日忽感觉脚趾发麻，便立马去医院瞧病，医生嘱咐他戒烟，他立马戒绝。他不屑中医。太太有病，胡适觅到一方中药膏，他碍于情面收下了，带回家却不让夫人用。老友钱伯庄为此同他“抬杠”，说假如你到僻壤考究地质，忽然病了，当地无西医西药，怎么办？丁文江断然回答：“不，不！科学家不得自毁其信仰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这话不虚。某年他偕友到贵州旅行，同行者病倒，那儿没有西医，他打电话到贵阳去请。同行者都病死了，人们劝他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就是这样一个怪人，他从小背诵“四书”“五经”出身，又留洋啃了多年的洋面包，他的知识结构中西掺杂、新旧并存。

    丁文江在国外留学9年，回国不直接回离家近的上海，而是在越南海防登岸，乘滇越铁路火车入云南，开始了在祖国大西南的徒步旅行。这次旅行历时2月多，行程约万里，他饱览了祖国壮丽河山，熟悉了各地风土人情，为他以后几次西南地质考察打下了基础。

    他一生崇拜徐霞客，并引以为楷模。

    为了获取一手资料，他身先士卒，专挑荒无人迹的路走，没路处他“手足并用”。

    后来，他曾出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但是十年官做下来，他竟连衣食都成了问题。

    文人都喜欢竹子，可丁文江却骂它：“竹是伪君子，外坚中却空。”

    然而1926年，他却投到了孙传芳帐下，就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凭心而论，丁文江不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政客，他只是一个颇为能干的官僚。的确，在他那一群知识分子之中，丁文江的行政才能是出类拔萃的，无论是创办地质研究所、管理北票煤矿，还是执掌淞沪的行政，或者后来当学官，当“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都能将行政事务管理得井井有序，而且成绩斐然，众所公认。然而，这个英国归来的工科留学生，却不具备一个政治家最起码的政治识见。丁文江聪明一世，也糊涂终生，他无法区分政治与行政的不同，始终将政治的问题看作是一个行政的问题。政治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行政属于工具理性的范畴，丁文江，更像一个工具理性的操作者，他关心的只是操作，是如何在既定的目标下实现最高的效率，至于目标的价值合理与否，并非他的关切所在。胡适还有自己执着的自由主义政治信念，而丁文江的政治理念一再在民主与独裁之间摇摆不定，恐怕与那种实用主义的行政思维不无关系。他有感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极端落后，一些军官连军事地图都看不懂，曾诚心向孙传芳建议，由他来替孙传芳创办一所现代化的军事学校。

    丁文江曾经多次以“治世之能臣”自喻，可惜的是他投胎投错了国度。傅斯年说他徒有处置行政的天才，却没有“拨乱反正”的能力，可谓一语中的。丁文江后来自己就悲哀地承认：“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在孙传芳部下的经历，成为丁文江一生的污点，使他的名声大损。不过，这场政治的失足，似乎并没有给丁文江带来什么精神上的反思。他还是他，仍然像过去一样对政治怀有一厢情愿的热情。

    年，丁文江、胡适在一批朋友的怂恿下，又创办了《独立评论》。在三年之中，丁文江给杂志写了六十四篇文章，自称是《独立评论》最出力的投稿人。他既谈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也研究日本的内政、外交。但最引人注目的，要算在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积极鼓吹“新式的独裁”了。

    丁文江戏称梁启超为“小孩子”，并劝梁启超专心学术研究，每遇政客、朋友邀梁启超出山时，丁文江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梁启超逝世，他送的祭幛上写了：“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把两人的友谊比作历史上的管仲与鲍叔牙那样相知。

    在次日上海召开的追悼会上，丁文江送的挽联，上联第一句是：“思想随时代而变”，下联第一句：“文章得风气之先。”这是对梁启超学术上的推崇。

    丁文江不喝酒，某次见胡适醉了，真心相劝，还从《尝试集》中挑出几句戒酒的诗，请梁启超书在扇子上送胡适。

    胡适患病岁月，经济不裕，居住条件不好，丁文江逼他搬家，还为他主动找了另一所房子。胡适说：“我的夫人每月嫌80元的房租太贵，那时我不在北京，在君和房东说妥，每月向我夫人收70元，他自己代我垫付10元！这种热心爱管闲事的朋友是世间很少见的。”

    年12月8日，丁文江应铁道部长顾孟余之请，到湖南探查粵汉铁路沿线煤矿，当晚住衡阳粵汉路局株韶段宾馆，洗澡后，他服安眠药睡下。第二天，别人呼叫不醒，破门而入后，发现丁文江巳陷入昏迷。衡阳医生给丁文江做了六小时的人工呼吸，拔掉丁文江两颗门牙。12月24日，胡适接到傅斯年的求救电报，胡适请协和医院王锡炽院长帮忙，派外科医生葛令前往长沙，协助抢救丁文江。

    月28日，医生给丁文江开刀，发现丁文江左胸第五根肋骨骨折，取出脓液150毫升，脓液中有肺炎双球菌。骨折是二十天前做人工呼吸时，医生不小心导致的。

    年1月5日晚上，胡适在王子文家，得电报云：“在君昨晚转危，于今日下午五时四十分逝世。农，曼。”“农，曼”便是朱经农、韦曼夫妇。

    听到丁文江的死讯后胡适悲痛欲绝，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君是最爱我的一个朋友，他待我真热心！我前年的盲肠炎，他救护最力。他在病中还谈到我的身体不强，财政太穷！他此次之病，我毫不能为他出力，真有愧死友。在君之死，是学术界一大损失，无法弥补的一大损失！”

    在南京丁文江的追悼会上，蒋介石首先鞠躬致哀，然后，胡适等人先后致悼词。胡适致悼词时，引用了丁文江曾自嘲过的话：“我们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

    正月初三，朱经农来到上海沧州饭店看胡适，送来一篇丁文江在湘情形的文字。看了丁文江在衡山游记中写的诗，胡适不禁眼圈发红，其中《麻姑桥晚眺》诗云：

    红黄树草争秋色，碧绿琉璃昭晚晴。

    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这位执著的、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科学家最终与蛾蛾岳麓山、汤汤湘江水相伴，长眠在楚山楚水间。我打听到了他的墓地所在，前去寻找这一伟人的长眠之所。

    先到了鸟语林，打听许久才知道了确切位置，从鸟语林大门的西边的石级往下走不太远，就看见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墓葬。花岗石的整体建筑，气势恢弘，雕刻也精美。可是破坏非常严重，墓地周围的花岗石的栏柱被掰下扔在山坡的下边。墓前的香炉敲掉了一个角，牌坊顶上的四个花岗石的圆球也被毁掉一个，环护柱子的四个石鼓有一个被毁坏。

    墓冢的前面有一块方碑，上面铭刻着“丁文江先生之墓”七个大字。墓冢前方的麻石牌坊还可以看到新旧连接的痕迹。

    返回的时候暮色四合，夜色中林子静得出奇。我不敢回首看这一代伟人的宿地，人世如飘蓬，风吹浪打。多少繁华流过，百年后仅剩一片苍凉。

    想着想着，旁边有人吟起了一首诗：

    男儿壮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这首诗，也许正是他的人生写照吧。1956年，胡适写了《丁文江传记》一书在台湾公开发行。

    无心肝的月亮

    张小娴说：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种幸福；在对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种悲伤；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声叹息；在错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种无奈。

    人与人之间的相识与相交，乃至于爱情，都可以说是一种缘分。有时精心维护还是各奔东西；有时心灰意冷却会有莫名其妙的突然惊喜；该是自己的，始终都会凝聚在一起，不是自己的，终究会离去。不为别的，只因为人物场合都对了，单单时间不对。

    江冬秀一次在整理胡适信件的时候，发现一个陌生女子写给“美先生”的信，他忍不住写信问胡适：“我算算有一个半月没有写信给你了。我有一件很不高兴的事。我这两个月来，拿不起笔来，不过你是知道我的脾气，放不下话的。我这次理信件，里面有几封信，上面写的人名是美先生，此人是哪位妖怪？”

    胡适接到信后不紧不慢地回信说：“谢谢你劝我的话。我可以对你说，那位徐小姐，我两年多只写过一封规劝他的信。你可以放心，我自问不做十分对不住你的事。”

    这位徐小姐是何许人也？她同这位“美先生”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

    原来徐小姐叫做徐芳，1912年出生在北平，1931年考入北大文学院攻读中文，与布衣学者张中行、历史学家杨向奎都是同学。徐芳聪颖好学，成绩优秀，深得顾颉刚、傅斯年、胡适等教授的器重与赏识。或许是出于对文学的兴趣与爱好，徐芳对胡适更是敬慕有加。她喜欢诗歌，更钟情于白话诗创作，而这正是胡适所倡导和努力实践的，因之他对这个女弟子也很欣赏。当年，徐芳很勤奋，在北平的文学刊物和天津《大公报》副刊上，经常可以看到她的诗歌作品，一时间成为闪烁诗坛的耀眼新星。

    年徐芳北大毕业前，她撰写的毕业论文是专门研究现代新诗的。事先，她拿着自己的论文提纲，找到胡适征求意见。胡适对她的选题颇为赞赏，除了提出部分修订意见之外，还主动担任了她的指导教师。这篇长篇论文论述了从1917年胡适倡导白话诗起笔，一直写到1935年的新诗创作现状，涉及三十多位诗人的作品评价，特别是对胡适的评价更为客观和中肯。她指出：胡适的白话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的妇人”，“未能尽脱文言窠臼”，不过，“头一个放脚人的功劳，对于后来是深而且大的”。这种评价客观而公允，准确地把握了新诗发展的脉络。胡适对这种评价也很满意。

    年1月，胡适料理完好友丁文江的丧事后离开南京，转赴上海。而那时，徐芳也刚好在上海。于是在这段时间，两人在上海有一段罗曼蒂克的经历；借用徐芳本人的话说，就是她跟胡适“同在上海找到了快乐”。当时，在徐芳心中，爱就像玫瑰花一样甜美，像冬雪一样洁白，像紫罗兰一样温柔，像天空一样神圣，像太阳一样伟大。她希望将自己的这份爱种植到胡适的内心深处，慢慢开出艳丽的花朵。不久后，两人在沧州饭店见了面，徐芳带来了自己写的几首诗作，其中有一首《途中》，胡适称赞不巳：

    我倦游归来的路程，正是他刚走过的旅道。

    在寂寞的途中，他曾为我烦恼。

    如今我坐在车里，又怎么把他忘掉？

    呵！什么时候呵我们能同车逍遥？

    第二天，胡适应和了一首诗，诗中说：

    寻遍了车中，只不见他踪迹。

    尽日清谈高会，总空虚孤寂。

    明知他是不曾来，一一不曾来最好。

    我也清闲自在，免得为他烦恼。

    岁的胡适，声名遍及海内外，受众多朋友的期许爱重，家有发妻和两个儿子，面对徐芳热烈的追求，他恐怕只能摇头叹息。

    缘，是千世的回眸换回来的。一千年的沉淀中，才会慢慢清晰一个人的模样，在一次次的回眸中被铭刻在心，在忘川河对面一遍遍的踏过奈何桥头，独等轮回。胡适和徐芳都在桥头出现过，却错过了最美好的时间。

    月30日，胡适和徐芳一同回到北平，为了让徐芳学习诗歌创作，胡适让她主编北大文学院歌谣研究会的诗歌刊物《歌谣周刊》。徐芳对胡适的感情也在这段日子里，急骤升温。3月17日，徐芳又为胡适写了一首诗《无题》：

    她要一首美丽的情歌，那歌是

    从他心里写出，可以给他永久吟哦。

    他不给

    她感到无限寂寞。

    她说：

    明儿我唱一首给你，你和也不和？

    徐芳希望胡适能为他唱一首永久的情歌，但这种炙热的感情是巳有家室的胡适难以承受的。经过感情的颠沛，岁月的洗礼，胡适巳如同一颗远离尘世的水晶，眼看着前尘往事如云烟般流走，心中却不敢再起波澜。也许擦肩而过，才是最好的结局吧？胡适在《扔了》中这样相和：

    烦恼竟难逃，一一还是爱他不爱？

    两鬚疏疏白发，担不了相思新债。

    低声下气去求他，求他扔了我。

    他说：

    我唱我的歌，管你和也不和？

    胡适是彻底的写实主义者，他的诗是他心迹的真实表露。他很为他背不起的“相思新债”而烦恼。在爱与不爱之间，胡适进行了两难的选择，稀疏的白发巳经爬上了他的鬓角，他的感情不能不屈服于理智，所以他主动放弃这段不可能有结果的恋情。而对方却不这样想，对徐芳来说，爱情就是全部，即使再短暂，也如同烟花般绚烂多彩。

    在1963年4月25日顾颉刚的日记中说：“到朱光潜家，为‘诵诗会’讲吴歌。与会者有朱光潜、周作人、朱自清、沈从文、林徽因、李素英、徐芳、卞之琳等。”而徐芳在参加完文艺聚会后的次日就到天津去探望兄妹，直到二十八日才回北京。在此期间徐芳还为胡适寄来一首题为《明月》的诗，诗云：

    脉脉的银辉，送来无限温慰，我想到他的笑脸，和月色一样妩媚。

    他是一轮明月，遥远的送来一点欢悦。

    我要他走下人寰，他却说人间太烦。

    徐芳把胡适比作明月，实很确切。在感情世界，胡适的确像夜空里的明月，柔媚而冷峻，可爱而不可及。很少有人在炽烈的恋情的拥抱中，还能保持那样的理性。胡适于5月19日在北京西山写下一首《无心肝的月亮》恰是回答徐芳的诗。诗前，胡适先引明人小说中的诗句：“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他的诗全文如下：

    无心肝的月亮照着沟渠，也照着西山山顶。

    他照着飘摇的杨柳条，也照着瞌睡的“铺地锦”。

    他不懂得你的喜欢，他也听不见你的长叹。

    孩子，他不能为你勾留，虽然有时候他也吻着你的媚眼。

    孩子，你要可怜他，一一可怜他跳不出他的轨道。

    你也应该学学他，看他无牵无挂的多么好。

    该诗以前人诗句引题，再映衬自己的心怀，无疑的是对徐芳不断的攻势的响应。因为在这之前的5月15日夜，徐芳又给了他一封信，并附上了一首《无题诗》，诗云：

    和你一块听的音乐特别美，和你一块喝的酒也容易醉。

    你也许忘了那些歌舞，那一杯酒，但我至今还记得那晚夜色的妩媚今夜我独自来领略这琴调的悠扬，每一个音符都惹得我去回想。

    对着人们的酡颜，我也作了微笑，谁又理会得我心头是萦满了怅惘！

    月21日，徐芳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徐芳称胡适为“美先生”，这个称呼恐怕是对胡适的尊称。在她心目中，胡适是长得美，文笔美，是她心目中的美男子。她说：

    我从来没有对人用过情。我真珍惜我的情（为了这个，我也不知招了多少人的怨恨）。如今我对一个我最崇拜的人动了情，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他。即使他不理会，我也不信那是枉用了情。有时候，你要板着面孔对我说话。老实说，我是有点儿不爱听。可是我一点都不怪你，因为我懂得你对我的那份真心。好先生，我问你：为什么当你摇着头说不爱我的时候，我是更喜欢你，更爱你呢？别以为我不喜欢你的诗。我爱你的诗，甚于爱自己的诗。从你那笔下写出的句子，我都爱；何况是一首韵味极美的诗！

    我爱你的诗，我爱你这人。

    随信她还附上《相思豆》一诗，诗这么写着：

    他送我一颗相思子，我把它放在案头。

    娘问：“是谁给你的相思豆？”

    我答是：“枝上采下的櫻桃红得真透。”

    年6月8日，徐芳到胡适在北平米粮库胡同的家去拜访他。当天江冬秀不在，只有他们两个人。虽然只会面了十几分钟，但徐芳却感到，“这十几分钟过得太甜了”。过后没几天，胡适因为准备赴美国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在协和医院检查身体，住了四天。这四天里，徐芳日日处在思念的煎熬之中。她发现自己巳渐渐沉沦，只能在思念的漩涡里沉迷轮回。“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怕就是这种心境吧？7月4日晚，胡适电话告知徐芳，自己要去上海，并由那里赴美。徐芳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为胡适送行，没想到恰逢胡适外出，错过了这一次难得的相见机会。

    徐芳请工作人员打开了胡适的卧室让她进去，当她看到胡适的行装时，禁不住潸然泪下，越擦，越流泪，越觉得自己可怜。胡适的油轮是14日起航的，随油轮离去的，还有徐芳的痴与爱。她流着泪写了一首情诗为胡适送行。诗名《我放我的爱在海里一一送美先生去美国》：

    我放我的爱在海里，海是那么深，海是那么绿，真的情不在海底，它浮在明朗的水上，静静地等着你的步履。

    我放我的爱在海里，爱是那么挚，爱是那么真，它永愿和你相亲，你的船走了，它跟，你的船停了，它停。

    我放我的爱在海边，我吩咐鱼龙，我吩咐水仙，不许它们伤害我的恋。

    我是轻轻地把它放下，你也许会轻轻地将它拾捡？

    月色茫茫，离别漫漫，那曾经的相遇，那曾经的相惜，如此清晰又如此模糊的又浮现在眼前，感觉就如昨天，又感觉过了很久。她又提笔为胡适写了一封信，她的信热情而真挚，坦率而大胆，很直露地表白了她对胡适的恋情。信中称胡适是她“最爱的人”，称自己是“你的孩子”。1936年8月，徐芳寄给胡适一张自己的小照，在照片背面写道：“你看，她很远很远地跑来陪你，你喜欢她吗？”

    可惜自己抛出的爱情鸿雁如同石沉大海一般，久久不见回音。在每一个无眠的夜里，徐芳独自在院子里散步，看着漫天的星辰，想着远方的意中人此刻也是不是正在“千里共婵娟”。然而，日历随着时间的摇曳，一页页翻过去了，却怎么也翻不过心痛的那一页，心痛的时候，她就会仰望苍穹，清风没有吹干记忆的痕迹，也没有稀薄那段回忆，思念只能更加肆无忌惮地蔓延。

    终于，徐芳等到了邮差送来的信函。信中虽无炽烈的话语，却透着一股淡淡的关心。胡适在信中不免提到了几句让徐芳抑制感情的话，但这位多情的女子定然不会听。虽然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却怎么也不能淡掉这份回忆。爱过了，就不会忘，只会慢慢发酵，越来越醇香。胡适在信中还附了一首叫《车中望富士山》的诗：

    雾鬓云裾绝代姿，也能妖艳也能奇。

    忽然全被云遮了，待到云开是几时。

    徐芳尤为喜欢这首诗，觉得其雅丽极了，她当晚就写信给胡适，在信中质问：“待得云开是几时？这只有你知道。你说！”

    在接下来不到两个月的时光里，徐芳连写了十几封信给胡适，而直到八月二十七日她才收到胡适的回信。徐芳当天写了回信，她说：“你在百忙之中，还没有忘了写信给我，我快活极了。前些日子，我没有得到你的信儿，我真有点怪你了（我真舍不得怪你！）现在我得谢你！你是那么仁慈，你的句子真甜！我看了许多遍，都看迷了。”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过后，徐芳就离开了北平，在上海住了一阵。后又乘船赴香港。当晚，夜深人静时，她一边听音乐，一边给胡适写信：“你这人待我是太冷淡，冷得我不能忍受。我有时恨你、怨你；但末了还是爱你。反正还是那句话，我要永远爱你，我永远忘不了你。你在那边的生活如何？大约是很快乐吧？说不定又有了新的朋友。不然，怎么会不理我？我最美的先生，你要再跟别人好，我可饶不了你。等你回来了，咱们再算账！你也许不爱听这些话。可是我就这样儿，你不爱听也得听。你的芳就是这脾气。”

    胡适收到此信，恐怕只能苦笑而巳，缘聚缘散，缘，本来就淡如水，无论是诗般的情怀，还是如梦的情结，都将随昨日黄花随风飘散。多少年后，一切的一切，都会化成回忆，这些回忆也会同过眼云烟般从心头慢慢消散。曲终人散，可能是对缘分最好的诠释吧？

    此信寄出之后，胡适依旧没有回信，足足有三年，徐芳没有再给胡适写信。一直到了1941年4月24日，徐芳才又给胡适写信，可是这信开头巳改成“适之吾师赐鉴”，而落款则是“生徐芳”，物换星移，此情不再。信中所谈的是她想到美国去留学，希望胡适给予帮助，但胡适依旧没有回音。她只得在中国农民银行任文书工作。

    年徐芳和徐培根将军在重庆结婚了。抗战胜利后，因工作单位的搬迀，他们从重庆移居南京。而胡适任北大校长之后，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开会时，也曾去看过他们夫妇，师生之间相谈极为欢畅。1949年她随夫同迀往台湾。1958年胡适自美返台，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他们曾在南港见面。1961年1月17日的胡适日记还有与徐培根夫妇共同聚餐的记载。但此时的胡适只是她“永远崇敬”的老师了。

    徐芳晚年曾谈到自己的恩师们，他说朱自清长得矮矮小小，朱光潜一身西服笔挺，林徽因面貌清秀，身体柔弱。唯有谈到胡适时，她十分冷静地低调以对，不愿意透露更多的细节。可能，她心中还有一丝隐隐的痛。她跟胡适之间的情缘，短又朦胧，却是一生的心痛，这种心痛被回忆牵着走，许多往事萦纡心头纠缠不休，想要挥去却无能为力，化作一场无情而又诗意浓郁的秋雨，就像她诗中所写那样：说女人像一首诗，不错，像一首抒情的短诗。

    先生的雅量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这是曹丕说的，他不仅是帝王，也是大文人。他还解释说“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文人的傲气风骨自古为人激赏，但一旦自我得骄横唳气不能容人便有失风雅了。

    骂胡适，鲁迅虽然不是最狠的，但却是最有名的。

    然对于鲁迅杀向胡适的言论和文章，胡适一贯都是采取不理，不驳。

    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应邀来华访问时，鲁迅是“驱泰大军”之一，他的杂文《骂杀与捧杀》直刺林长民、徐志摩，对胡适也不乏讥诮，在徐志摩生气罢译时，胡适打圆场上阵顶替徐志摩，却没说鲁迅一个“不”字。

    年前后，鲁迅与“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发生激烈论战，字里行间“斜刺”胡适。陈西滢和胡适同属“现代评论派”，然而，胡适既不参与论战，也不回击鲁迅。他反而在5月分别写信致鲁迅、周作人和陈西滢：“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

    年5月，逊帝溥仪“召见”胡适，当时鲁迅并没有说什么。到了1931年底蒋介石召见胡适后，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鲁迅骂胡适骂得狠，也骂得不公平，说他“能言鹦鹉毒于蛇”、“好向候门卖廉耻”云云。在他仅有的几篇涉及到抗日的文章中，还有一篇纯粹是对胡适的人身攻击，骂胡适“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年10月19日，鲁迅卒。

    对于逝者，具体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连意义也没有了意义。但是，对于活着的人们来说，记住这个逝去的年代并非多余。在他的灵柩之上，从此永久性地盖上了一面旗帜：“民族魂”。对鲁迅先生的评价，这三个字也许比千万言的论文更实际，更崇高，更有份量。鲁迅的伟大思想和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将永远放射不灭的光辉。

    上海《大公报》在10月20日发表一篇短评。短评说：“文艺界巨子鲁迅先生昨晨病故于上海，这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但接下去的语言却没能完全歌颂“民族魂”，“他那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中国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不少青年不良的影响。无疑的，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许多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

    紧接着，武汉大学教师苏雪林写了一封长信向胡适倾诉她对当前文化的看法，并宣布要“向鲁党挑战”，恶毒攻击鲁迅。她简直像一个没有教养的泼妇人那样，破口谩骂鲁迅是什么“刻骨残毒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苏雪林还将她写给蔡元培先生的一封信稿寄给胡适看，征求胡适的意见。这封信埋怨、指斥蔡先生，不应该参加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不该主持鲁迅的葬仪，不该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筹委。并称鲁迅死后，左派利用他为偶像极力宣传，把鲁迅的学说造成一种宗教，流弊之大，令人震惊。

    这时候的胡适，正在美国出席第六届太平洋国际学会。胡适接到信后，对苏雪林谩骂鲁迅的态度极不赞成，他在回信中说：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巳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迀，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巳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胡适不仅自己一直没有发表过攻击鲁迅的文字；即使在这封私人通信里，他也只用了“狺狺”一个意气词语，而且着重的还是责备苏氏的“恶腔调”，劝她客观地持平论人。

    与鲁迅相比，胡适之可贵，正如朱学勤所言，在于他没有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一一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

    鲁迅病逝后，许广平在萧军的协助下，搬入上海霞飞路霞飞坊64号。为防备搜查，鲁迅的几百万字手稿隐藏在厨房墙角煤堆里。上海沦陷后，租界成了“孤岛”，鲁迅手稿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尽快出版《鲁迅全集》迫在眉睫。

    同年年底，成立了由蔡元培、许寿裳、台静农、马裕藻、沈兼士、周作人、茅盾等七人组成的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但这委员会只是虚设，真正为全集出版而奔走的仅许广平一人。起初，打算不靠任何书局而自行印制，后来考虑到耗资巨大发行不畅，许广平与委员会同人反复磋商，还是希望商务印书馆出版，因为商务毕竟历史悠久、资金雄厚、印刷精良、发行通畅。那时办事，也还要靠私人关系。谁与商务渊源深，影响力大且能从中疏通呢？

    许广平想到了胡适。

    于是许寿裳拜托马裕藻出马请胡适帮忙疏通。胡适当即很干脆地表示：愿意帮忙。许寿裳致许广平信中说：“与商务馆商印全集事，马幼渔兄巳与胡适之面洽，胡适表示愿意帮忙。惟问及其中有无版权曾经售出事，马一时不便作肯定语，裳告马决无此事，想马巳转告胡矣。商务回音，俟后再告。”

    许寿裳又于5月3日致信许广平，建议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增补胡适为委员：“昨与幼渔兄谈及，渠谓大先生与胡适并无恶感，胡此番表示极愿帮忙，似可请其为委员，未知弟意以为如何？希示及。”四天后的5月7日，许广平即复信许寿裳，同意许、马二位的建议，请他们先征询胡适的意见。这次，胡适同样干脆，也是立即同意。

    后许广平又写信请求胡适：“伏乞便中草下数行，示以商务接洽情况，以慰翘盼，无任感荷之至！”

    胡适这次也没有丝毫推脱，在收到信的第二日便回信许广平，信中附上了写给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的介绍信。不久后，胡适又写了一封信直接寄给王云五。如果说，许寿裳致许广平信中所附胡适给王云五的信是应许广平之请托而写，胡适另写一信直寄王云五，就是他主动为之了，其热诚周到令人动容。

    三天之后，许广平如约拜会王云五，谈得颇为顺利，谈判圆满结束，目的巳达，许广平即把洽谈情况函告胡适：“六月九日奉到马、许两位先生转来先生亲笔致王云五先生函，尝于十一日到商务印书馆拜谒，王先生捧诵尊函后，即表示极愿尽力……得先生鼎力促成，将使全集能得早日呈现于读者之前，嘉惠士林，裨益文化，真所谓功德无量。惟先生实利赖之。岂徒私人歌颂铭佩而巳。”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给他的那个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的虚衔，其实不过是说说而巳，说完也就拉倒了。但似乎胡适也没介意，从中也仿佛可见胡适先生的真器量。

    像这样不计恩怨得失，不管是友人，还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都能尽全力帮助，中国之大，又能有几人？

    八方名士溯江来

    古人云：“泰岱青松，华岳摩岭，黄山云海，匡庐瀑布，并称山川绝胜”。看“三叠泉”飞流直下的瀑布时，听到是飞瀑衬托出的山之幽静；看“仙人洞”袅袅的香火时，眼中是大山高处的祥和之气；看沐浴在晨曦中的“五老峰”时，感悟的是天地的静谥之美。这座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遗产”的名山，永远是和谐大地上的一个静静的、悦目的点缀。

    庐山之美，素享“匡庐奇秀甲天下”之誉，接待过的名人雅士更是数不胜数。

    这是胡适第二次来庐山，第一次是1918年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授的时候，胡适曾来庐山四日游，在仙人洞旁看到朱元璋御碑上所刻的《周颠仙人传》关于赤脚僧周颠及天眼僧送药的记载后，大骂朱元璋：“此传真是那位“流氓皇帝”欺骗世人的最下流的文章。”“自明以来，上流社会则受‘朱熹的理学’的支配，中下层社会则受朱元璋的‘真命天子’的妖言的支配，二朱狼狈为奸，遂造成一个最不近人情的专制社会。”

    胡适对白鹿洞书院赞不绝口，但却讥笑明朝南康守王溱开山作洞、凿一石鹿置洞中的举止不明智，说他是“大笨伯”。因为白鹿洞四面环山，形成了一天然洞府，你真的去凿个石洞，岂不把大自然的杰作变成了平庸。

    这次来庐山，胡适却没了痛骂古人的心情，时值七七事变后不久，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参加庐山谈话会。席间，胡适对时局问题高谈阔论，陈词活跃，还慷慨激昂大谈教育问题，提出“国家高于一切”和“教育独立”的主张。在山上，胡适所受待遇最优，蒋介石请吃茶，冯玉祥送煎饼，又与陈诚、卫立煌、胡宗南等武人会见，与陈布雷、吴铁城等文官晤谈，因此胡建中曾作诗调侃他：

    溽暑匡庐胜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

    吾家博士真堪道，慷慨陈词又一回。

    胡适也戏答一首“打油诗”：

    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

    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此次胡适还见到了好友汪精卫，汪精卫大伤初愈，显得有些萎靡。

    年冬，汪精卫遇刺。伤势虽不算严重，但却伤了脸，为此汪精卫心情十分沉重，夫人陈璧君更气得非同小可。在汪精卫就诊的医院里，每天探望的要人们络绎不绝。病房堆满了花篮，出入的过道也好像是“百花深处”。医院门内外军立，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数日后汪精卫病情好转，但前额愈合后结成一个大疤，为此汪精卫不胜遗憾，每天抱着镜子，顾影自怜。

    后来汪精卫做了整复外科手术，才将脸上的疤痕去除。汪精卫在医院休养期间，蒋介石经常来探望。这次庐山会议上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这位“美男子惜脸”的新闻。

    月31日中午，住在南京教育部的胡适赴蒋介石邀宴，席间胡适还抱着和平主义的幻想，他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崇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蒋介石并没有同意胡适的意见，决定作战，说可支持六个月。

    月17日晚，胡适在汪精卫住宅开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会员共有六十人，中共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出席会议成了当晚的一大亮点。自从庐山谈话会上和周恩来相识后，两人巳经是熟人了。

    在国民政府召开两次谈话会期间，太虚法师于7月17日至24日在大林寺举行了一次法会，讲《解深密经成所作事品》。这次法会与往年一片“阿弥陀佛”不同，会上会下传诵着太虚电《告全日本佛教徒众》和电《告全国佛徒》的“诜电”：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人类和平。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随宜尽力为要！卢沟桥事变，太虚法师7月7日满含悲慨书写《庐山住茆即事》一诗，更是上下吟诵：

    心海腾宿浪，风雨逼孤灯。

    卅载知忧世，廿年励救僧。

    终看魔有勇，忍说佛无能！

    掷笔三兴叹，仰天一抚膺。

    胡适听闻后，为太虚法师的壮举感慨不巳。

    继七七事变之后，“八·一三”日寇又大举进攻上海，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奋起抵抗，战事持续一个多月。胡适的心境为之改观，觉得中国守军可战，日本也不是不可战胜的。此时，蒋介石受全民抗日激情的影响，下定决心与日一战。同时，蒋介石又希望在外交上，能得英美等国的同情和支持。于是，国民政府遂委派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进行国民外交。可是，胡适却情绪化地谢绝使命，说：“战争巳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后来，傅斯年前来苦劝，甚至着急地哭着说：“要说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胡适这才为之所动，欣然奉命成行。淞沪抗战给胡适壮胆打气，他的底气比以前厚实多了。临行时，他对前来送别的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等人说：“我巳不再祈望和平，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

    此时胡适的大儿子祖望在他身边，而江冬秀及小儿子思杜留在天津避难。祖望巳经长成了大人，能够独立照顾自己，胡适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儿子。回到南京居所后，胡适给江冬秀写了一封信，他不好说去美国，用了“走万里路”的话：

    我日内就要出门，走万里路，辛苦自不用说，但比较国内安全多了。一切我自保重，你可放心。

    祖望，我要带到武汉去，想交与武汉大学的王抚五或陈通伯，等候二次招考，或作旁听生。他很能照管自己，你可放心。

    小三，我只好交给你安排了。

    第二天，胡适再次去拜访蒋介石，谈了半个小时，陈布雷也在座。后来，王世杰、高崇武、陈沧波为胡适、钱端升、张忠绂三人饯行。

    年9月8日，胡适乘船西上汉口，途中，他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当时北京巳为日军占领，所以，胡适以商人的口吻，隐喻托说自己将赴之使命说：

    弟与端、缨两弟拟自汉南下，到港搭船，往国外经营商业。明知时势不利，故尽人事而巳。弟自愧不能有诸兄的清福，故半途出家，暂作买卖人，谋蝇头小利，定为诸兄所笑，然寒门人口众多，皆沦于困苦，亦实不忍坐视其冻馁，故不能不为一家糊口之计也。

    中秋过后第三天凌晨，胡适匆匆赶往机场，这时天还未亮，海上悬起一轮圆月，天空中有层层清云，如烟似雾，弥蒙在月光下。月晕恰恰是这圆月与清云的红娘，牵于二者之间，淡淡的点上一圈，既不喧宾夺主，又有万般娇态。胡适看后感慨不巳，作《早行》诗一首：棕榈百扇静无声，海上中秋月最明。

    如此海天如此夜，鸡声催我起飞行。

    他万万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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