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由于建国后的政治气候复杂而多变，老舍的生存状态和个人心境也并非全是所谓的安乐祥和。虽然老舍是当时有名的“歌德派”，但在一九五七年的那个春天，老舍还是和很多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作家一样，在各种会议场合谈到了自己创作中的困惑和苦恼。那一年他在《人民中国》上发表了《自由与作家》一文，与他此前此后的文章有着明显的不同。他说：“如果作家在作品中片面地强调政治，看不到从实际生活体验出发来进行写作的重要性，他们的作品自然就会流于公式化、概念化、老一套……不管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假如他们的作品里充满了说教，情节纯属虚构臆造，立意陈腐，那路子就错了。”“每个作家都应当写他所喜欢的并且能够掌握的事物——人物、生活和主题，作家应享有完全的自由，选择他所愿写的东西。除了毒化人民思想的东西之外，都值得一写，也应当可以发表。允许创作并出版这些东西，就是允许百花齐放。”虽然如此，老舍以后的文学创作，包括旧体诗创作，还是没能摆脱当时文坛流行的话语套路。如今，我们在老舍建国后保存下来的所有旧体诗作里，居然找不到一首流露了他内心困惑和苦恼的诗，由此可见老舍当年在创作上审慎小心的态度。这是颇为遗憾的事情。
根据老舍之子舒乙先生的看法，作为“文革”最早的殉难者之一，老舍“从一开始就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文革’持断然不同的看法。”舒乙还回忆了老舍在家中私下抗议“文革”的一些家庭场景。但遗憾的是，即使是在作于一九六六年初的两首旧体诗里——《和杜宣》和《赠王莹》，在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关口，哪怕是面对自己多年的朋友，老舍也没有在诗中表达对时事的非议，哪怕是一点含蓄的牢骚。在七律《和杜宣》中，老舍写道：“无产无神无长物，囊中惟有杜家诗。惯凭笔下惊心语，高举人间革命旗。”七绝《赠王莹》如出一辙：“小住佳园百病除，西山爽气入蓬庐。风香云暖松荫外，细读人间革命书。”王莹是三十年代文艺界的明星人物，既是演员又是作家。当年上海话剧界排演夏衍的《赛金花》，江青在争演主角中输给了王莹，江青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一九五五年春，王莹在周总理的安排下从美归国，被安排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做编剧。一九五七年，由于丈夫谢和赓被打成右派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王莹也备受打击，心境凄凉，健康每况愈下，便在香山狼见沟找了一个农舍住下来，过着隐居式的写作生活。“文革”爆发后，王莹和谢和赓被捕，关进监狱，一九七四年王莹含冤辞世。据谢和赓回忆，一九六六年四月末，王莹的两部长篇小说《两种美国人》和《宝姑》完稿，她打电话告诉老舍先生，老舍欣喜万分，第二天即来香山狼见沟看望王莹，并把《赠王莹》一诗书成条幅相赠。老舍称赞王莹是“一个不写诗的诗人”。还对王莹说：“我联想到我们过去许许多多的事情，从初次在重庆见面，到后来在纽约，在北京……这三十年来，有多少悲欢离合的事值得回味啊！您想想，自五七年以后，朋友中发生了多少变化！”但老舍并没有在诗中把那种历史沧桑和个人悲欢的复杂心绪传达出来，而是选择了当时最流行的政治话语，叮嘱王莹要“细读人间革命书”。
虽然老舍建国后一直写着安乐的诗篇，但他的内心其实也有忧患，只不过他把这种忧患压抑在内心深处罢了。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的那个夜晚，老舍不堪凌辱，愤然投向了北京郊外的太平湖。此时的他，不是用笔，而是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写了一首忧患之诗。愤怒出诗人，老舍之死，是老舍生命中最后的忧患之诗。老舍既生于忧患，也死于忧患，他在八国联军的炮火声中来到人间，最后在十年浩劫的政治暴力中死去。早在一九四一年，正当老舍沉醉于旧体诗创作的时节，他曾激烈地说：“皮毛地去学诗人的囚首垢面，或破鞋敝衣，是容易的，没什么意义的。要成为诗人须中魔啊。要掉了头，牺牲了命，而必求真理至善之阐明，与美丽幸福之揭示，才是诗人啊。目光如豆，心小如鼠，算了吧，你将永远是向诗人投掷石头的，还要作诗吗？”这种中了魔的诗人是狂士，是疯子。“这狂士对那些小小的举动可以因无关宏旨而忽略，叫大事可就一点也不放松，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节，他会极不得人心地来警告大家。人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正如他平日的那些小举动被视为疯狂，他的这种舍身救世的大节也还是被认为疯狂的表现而结果。即使他没有舍身全节的机会，他也会因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或不肯赞谀什么权要，而死于贫困。他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诗。诗，救不了他的饥寒，却使整个的民族有些永远不灭的光荣。诗人以饥寒为苦吗？那倒也未必，他是中了魔的人！”
在写了将近十年的安乐之诗后，一向温文尔雅的老舍先生终于“中魔”了，他忧患而愤怒，他的投水是诗人特有的身谏！老舍之死成就了他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的光荣。
（责任编辑：王倩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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