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就是这样可怕……而只要人类善意地利用好原子弹，它又可以为人类长期的和平服务。”1945年8月，当长崎和广岛的日本人还在原子弹的爆炸余波中饱受死亡之苦时，远在中国山区的湄潭的几间旧庙里，中国著名原子物理学专家王淦是正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浙大师讲述原子弹的爆炸威力与和平利用原子核电的课程。这在当时的中国大学和中国社会里，是前所未有的。此时的王淦昌也无可非议地成为了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原子学专家和中国核物理学教育家。
在迎接新中国诞生的几年国内大决战中，浙江大学湄潭校区是相对宁静的。王淦昌的教学大学生涯在此也获得了成熟与稳定。但当蒋介石反动集团行将崩溃之际，大学就不再是“世外桃园”。特务机关频频到湄潭来，进行“内部剿共”。王淦昌的几位进步学生李政道、许良英等十分活跃的青年受到特务分子们的盯悄和“内控”，随时有生命危险。王淦昌等教授非常着急。另一方面，这些进步学生的革命情绪又格外高涨，尤其是许良英，显然王淦昌知道自已的这位学生是共产党员的身份，所以更觉得他危险。为了保护自己的学生，王淦昌不惜借“课程”来“压”他们不让乱跑，当特务们来查问时，他以教授身份与特务们干涉，最后都很好地保全了学生的安全。有一阵子，国民党派了大批特务分子到湄潭校区，企图发动学生进行反苏运动。但始终没有成功，王淦昌暗中乐道：肯定是许良英他们的“工作结果。”
1946年中，浙江大学陆续回到杭州。王淦昌这才开始了他回国后的第一段稳定的“教授生涯”。直到新中国到来。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年12月的一天，王淦昌接到在北京的钱三强、何泽慧夫妇来信。对二位清华的“师弟”“师妹”王淦昌并不陌生，三四个月之前，王淦昌曾到北京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时就认识了钱三强夫妇。他对钱三强这位居里夫人的学生十分敬重，当然他也知道其夫人何泽慧也是一位著名的女物理学家。
他们夫妇共同签名来信，有何贵干？王淦昌一拆信，一边在揣磨。
信展开后，王淦昌看着看着，全都明白了：钱三强夫妇希望他到北京，参加新中国的核科学研究，尤其昌核物理事业建设。“先生是著名核物理学家，新中国的核科学离不开您。我们都期待您一起参与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科学梦想！”钱三强夫妇的信语真诚而动情。王淦昌越看越热血沸腾：为国做事，成就大业，这不就是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吗？钱三强夫妇的邀请自然令王淦昌很高兴，作为一名专长研究工作、又擅长实验的他，多么渴望有这样的机会！从德国回来，十余年大学教学工作，虽也有些成绩，但与王淦昌本人志愿并非吻合。战争年代，边教书、边养家糊口，顺便搞些研究和学问，王淦昌自己觉得有些荒废，但也算对得方方面面。
专心搞核研究、从事核物理事业，王淦昌求之不得。但北京的生活能否让全家人适应，回国后一直在南方生活与工作，北京情况又会啥样，王淦昌有些拿不定主意。于是他采取了擅长的“实验”方法——先去一趟北京看看，再作决定。
一个特别实在的知识分子：本来完全可以让公家出路费的。可王淦昌认为这是他“自己想探探路”，所以路费全是自己出的。那个时候到趟北京并非像现在那么容易。他带上干粮，再卖了硬座票，先到了上海，又从上海换乘到北京的火车。那个时候上海到北京的火车时间是30来个小时，比现在的高铁慢了近25个小时。这就是历史。
“到了北京，见到了钱三强、何泽慧，在他们家里，我们谈得很融洽，互相介绍自己的工作经验后，当然就是讨论如何开展原子核物理研究的问题。我们三人一致认为，利用云雾室开展宇宙线研究是当时最可行的实验物理工作。所以，对宇宙线方面的工作，我们变得很多。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真正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合作者。此行坚定了我到北京工作的信心。”王淦昌后来这样说。另一个更加坚定他到北京工作的原因，还在于他见到了另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浙江大学的老校长竺可桢。
“新中国太需要像你这样的专业人士了！我都着急得不行，你快过来吧！”竺校长了解和熟悉王淦昌，所以不断地鼓励道：“天气和生活习惯怕什么！我这个人的毛病比你多得多，这不，到了北京不也挺习惯了嘛！”“瘦老头”之称的竺可桢瞪着眼睛跟王淦昌这么说。
王淦昌毕竟比竺可桢年轻十几岁，心想：你竺校长在北京过得习惯，我也不会熊到哪儿去。关键是，竺可桢校长此时已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了，并且主抓紧全国的人才调度与培养任务，他比谁都明白新中国缺少人才。“我们过去追求了大半辈子，几乎一直在黑暗中寻找为国效劳的机会。可又几乎一直是失望的，现在好了，新中国交给了我们这些人手上，作为科学工作者，如何我们再不干出些名堂，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自己呀！”
老校长的话深深地打动了王淦昌。
“校长，我定了！回去就把家一起搬到北京来。您就给任务吧！”王淦昌像第一次到浙江大学报到那样，对竺可桢说。
已是60虚岁的竺可桢高兴地拍拍王淦昌的肩膀，说：“来吧，我和科学院的同志们都等着你呢！明天我就向郭沫若院长报告，请他专门给你致信相邀……”
“谢谢。谢谢竺校长。”王淦昌再次感觉像是回到了家——科学之家、新中国的科学之家。
1950年元月，郭沫若先生正式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邀王淦昌赴京主持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组建工作，并全面启动新中国的核物理科研。手握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徽大章的函件，王淦昌的内心感到无比舒坦，尽管当时条件并不比解放前好多少，但完全可以按照物理学的本身规律进行理论与实验工作了，这对历经了十几年战乱的王淦昌来说，是太宝贵的机会和工作岗位了。因为或许不是那前十几年的战乱影响，他早已把诺贝尔奖牢牢揣在了怀中。
90高龄时的王淦昌回忆起解放初期的工作情景时，两眼闪着光芒：“那时我们整天觉得有使不完的力量，有干不完的活。”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当时的核物理学向着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等4个基础领域的方向挺进。通过对宇宙线的观测，发现新粒子并研究其性质，是王淦昌多年的夙愿。1954年，他和助手们在海拔3185米的云南落雪山成功地建造了我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第二年就利用自制的设备，完成了一批科研成果，论文《一个中性重介子的衰变》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宇宙线物理会议上宣读后引起各国同行强烈反响。当时与王淦昌同时开展宇宙线研究的两位苏联院士在帕米尔高原上也建了一个宇宙线实验站。这两位苏联专家好大喜功，用自己设计的一套电子系统操作，不久就声称已发现一种叫“变子”的新粒子，因此在苏联走红，获得斯大林奖金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王淦昌对苏联同行的“成果”表示怀疑，便重新实验，结果他认为“仅凭一个电子信号就断言有什么发现实在太草率了”，并当即在公开场合表示“苏联人的发现靠不住”。这是什么年代，王淦昌竟敢对已经获得斯大林奖金的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成果说三道四？但后来许多科学家都证实了王淦昌的判断是对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变子”。几十年后，物理学家、院士何祚庥说：“这件事当时在我心灵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我一是惊讶苏联人居然也有不成功的事情；二是从心底里佩服王老敏锐的科学洞察力。在那时的政治背景下，王老对苏联科学家的直言批评，充分体现了他追求真理、崇尚实践的政治勇气和科学精神。这件事给我的启迪是，对科学问题的评价不能政治化，不能用政治观点去评价科学发现。这个原则我们应该永远牢记。”
王淦昌的行为和何院士的话发人深省。
我们稍稍放缓一下脚步，回头再细品一下王淦昌先生多次提到的宇宙线和“云雾室”，它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对物理学研究尤其是核科学研究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云雾室，亦称云室（英文名为：cloud chamber）。它是早期科学家们所发明的一种核辐射探测器，也是带电粒子径迹的最早探测器，由英国物理学家威尔逊发明，故一般称为“威尔逊云雾室”。1911年，威尔逊首先用云室观察到了并照相记录了α和β粒子的径迹。这也揭开了近物理科学的伟大篇章。大家知道，有了粒子的发现，才有对原子的发现，原子改变了整个世界，同时科学家们又在原子里发现了中子，以及又在中子中找到了质子和微中子……
光子与电子对撞！
正电子的发现，又让近代物理学产生一个新的里程碑。
继而又有“反物质”粒子的发现。等等。等等。
总之，物理学家通过云室，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科学的伟大发现，使得从事物理学的科学家一次次拥抱诺贝尔奖。王淦昌在1930年就读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博士时，就曾两次向导师提出建议用云室做探没器重复另一位著名科学家玻特先生在这之前提出的所谓a粒子轰击铍核产生了r辐射的“发现”。结果，王淦昌的这一建议遗憾地没有被导师所采纳。后来被人按照王淦昌的这一建议方向完成了一项重大发现，即中子的发现并获得了诺贝尔奖——上面我们已经说过，这是王淦昌先生首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如此一个巨大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王淦昌一则是中国留学生，二则他才是23岁的学生，骄傲而伟大导师是与居里夫人并比并坐的迈特纳教授，她让自己的学生失去了一个伟大的机会。外人普遍这样认为。可王淦昌自己则认为：是自己坚持正确方向，科学就是这样严肃，你不坚持真理，真理就笑着脸从你身边“溜”走。
关于“宇宙线”这样更专业的科学名词，还是请王淦昌院士自己来介绍吧：
“1900年到1901年，人们在研究空气的电离现象时，发觉静电计总是有漏电现象。起初，人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地壳中的放射物质在发生作用，比如是否有地本身的射线引起。为了验证这种设想，科学家做过很多实验，但都没有结果。1911年的一天，奥地利年轻的物理学家赫斯，冒着生命危险，乘高空气球进行精密测量。他一直升到5350的高度。结果表明，气球开始上升时，电离强度渐渐减弱；到了离地面800米以上的高空，空气电离却越来越强。原来有一种来自宇宙空间的射线，时时袭击着我们的地球，引起空气电离，这种射线，我们就叫它宇宙射线。赫斯因为发现宇宙线，获得了1936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王淦昌院士的介绍，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科学发现，科学发现又是多么的危险和需要有献身精神的。诺贝尔奖确实也不是那么谁都容易得到了。没有牺牲精神和坚韧的攻关努力，任何科学发现与发明皆不可能。
“宇宙线粒子的数目非常大，它们的穿透本领极强，有一部分可以穿过地球大气层，射到很深的地下，有的还可以穿过地球。每天大约有10万个以上的宇宙线粒子穿过我们的身体。不过你不用害怕，它对人体没有伤害。宇宙线粒子很小很小，人的眼睛看不到，科学家用专门的探测仪器来探测是不是有粒子‘路过’，或者把它们的‘足迹’拍下来进行研究。最早发现的一些基本粒子，都是在宇宙线中首先找到的……”
可想，研究和弄明白宇宙线中的“未知世界”，对科学发明和发现是多么的重要。王淦昌因此特别重视宇宙线的研究与云雾室的建立。1950年5月，中国科学家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王淦昌的清华大学时期的导师吴有训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一年后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另一位清华大学聘来的教授彭桓武任副所长，彭也是位了不起的物理学家，年轻时在英国留学时获得两个博士学位，数学极其厉害，计算时从不用助手，计算公式全都在他脑子里。
这个所对王淦昌来说，如鱼得水。尤其是他对宇宙线的研究，让他有专门和专业的条件来实现他在德国当博士和几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以往有种重新“补回来”意味。“我很高兴从事宇宙线研究，可以说是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对朋友们这样说，脸上流露出的满是喜悦。“有趣！真有趣，现在总算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回到家，他一个人在小书房里和小客厅里念叨着。妻子吴月琴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丈夫，什么话都没有说——她根本不懂自己的有大学问的丈夫干什么、喜欢什么、不高兴什么。但有一点她作为妻子是最关心的，那就是他的身体，他的心情。一旦听到他又在独自笑嘻嘻的念叨“有趣”时，妻子是最欢心的。因为她知道这时的丈夫是蛮开心的，工作上顺利、科研上顺利，啥事都顺利的时候。“跟囡囡讲讲说话！”他顺心时，妻子会抱着孩子、拉着孩子，走丈夫身边，让他跟大大小小的子女们开心地玩耍。
“哈哈……有趣！有趣！你们又长高了！长胖了！”这时的王淦昌会十分开心地搂搂这个儿子、理理这个女儿的长发，像个大孩子似的与他们玩起来。
院士的家庭是和睦与欢乐的。只是这样的时候很少，多数时间里，他——身为一家之长的他，基本上只管自己的事。“你们要记住：我的事关于到国家的强盛，所以你们尽管听妈妈的话，不要来干扰我们的工作。听到了吗？你们要按照妈妈的要求学习好、生活好，将来还要工作好！”王淦昌教育儿女基本上就这几句话，没有太多道理和方法。孩子们似乎也习惯了，知道爸爸是个忙人，是个搞学问的“书呆子”。
“有趣，他们竟然背底里叫我‘书呆子’！”王淦昌不在乎儿女们怎么称呼自己，而在乎他们如何做人，做个有用的人，做个听妈妈话的人。这几点他在乎。
其余的时间和精力，他都在国家的科学事业上。
“建国初期，条件很艰苦。帝国主义对我们实行封锁，我们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仪器设备。要开展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研究，少不了各种探测仪器，我们就向延安时间的共产党人学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动大家一切从头做起。我在宇宙线组提出研制仪器和实验工作并进，自己首先动手制作仪器。我制作了计数管，焊接好自控电子线路，配上闪光光源，在一间暗室里开始了宇宙线照片的拍摄。当时就这样的条件，但它丝毫不影响我们对高端科技领域的进军步伐。”王淦昌说，不是所有科学发现是在条件都具备的情况实现的，人类探索未知世界，有时就是在并不具备很好条件下做出来的，尤其是一些基础科研工作。
尽管如此，王淦是在寻找高能量的奇异粒子时碰到了困难，云雾室是必须的，而他和所里还没有一个像样的云雾室。当他得知另一位科学家从美国带回了一台比较先进的云雾室后，立即软磨硬泡地去借了过来。第二年，王淦昌他们自己也制造了一个带电磁铁的云雾室。1954年，在他主持下，又在云南海拔3180米高的地方建了一座云雾室，这种高山云雾对探测宇宙线粒子物质作用巨大。之后，我和助手肖健又制造了一个更大的高山云雾室。“可以说，在50年代，我国的宇宙线研究水平与国外差不多。我们和国外的交流也较多，国外一些同行，甚至对我们的宇宙线研究成果十分吃惊并好奇，纷纷要示合作。”
这段时间，一边从事繁重的宇宙线研究外，王淦昌还应清华大学之邀，在清华开设了一门“宇宙线物理”课。他专门提出了“在地面和高空宇宙线的强度不一样”这样的重要问题，并指出：是否能用气球、探空火箭载探测器进行实验？后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高能物理研究所宇宙线研究室就用了高空气球进行了这种实验，收到效果。
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王淦昌被推荐为首届学部委员，即现在称之为的“院士”。
新中国成立初的这几年里，王淦昌作为顶级核物理学家，他还做过俩件我们想像不到的工作：一是参加土改，二是到朝鲜战场工作。
“我与四川有缘。”王淦昌院士曾对我说过几次这样的话。他跟四川确实“缘”不浅。
1951年5，中央土改工作第一团赴川北地区工作，王淦昌被派到这个分队。去的那个地方的领导，是后来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王先生是科学大专家，欢迎到我们这儿指导土改工作。”欢迎会上胡耀邦握着王淦昌的手，说道。
“学习学习。我是来学习的。”王淦昌先生很不好意思道。他心想：我是搞科研的，弄点物理学什么的还行，土改这事我哪干得了嘛！“虽然我生在农村，小说毕业前一直生活在农村，但对地方怎样剥削、压迫农民，并不了解。通过土改工作，我了解到旧社会种田的农民没有田，或者有很少的田……他们在地方压迫和剥削下生活得很苦。”大知识分子王淦昌似乎第一次有了“阶级觉悟”。工作组对王淦昌很照顾，并不让他干太多的具体工作，但他像对科学工作那么认真。他发现，川北那个地方患病的农民不少。“王郎中”的儿子王淦昌突然觉得自己也有了用武之——“有趣！我父亲是郎中，我多少受他一些影响，也有些医疗常识。于是我研究了川北的钩虫病的传染途径以及预防和治疗的方法，向农民做宣传。”一时间，土改工作队里有个“王郎中”的名声传了出去。
“有趣！有趣！我也就是有那么一点基础常识而已。”王淦昌听说后，红着脸，自趣道。
土改工作队于当年9月完成任务后，于当月3日离开川北时，胡耀邦再次接见工作组成员，并且拍了合影。王淦昌在照片前排蹲着，干练地理着短发，很像“干部”。
“干部”的王淦昌先生刚回到北京，就被叫到一个军事秘密部门。“王先生，朝鲜前线的志愿军总部传来一份情报，我们的战斗部队在战场发现美军在使用一种威力非常大的炮，几乎任何山体和障碍物都可以摧毁，对我军战斗造成极大不利。我们怀疑是不是传说中的‘原子炮’。您是原子专家，想请您到前线进行实地考察，弄清这种炮弹到底是什么玩艺，以便我们采取对策。”
原来如此。王淦昌一下觉得任务艰巨而紧迫。“好的。什么时候到朝鲜？”王淦昌并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但他是核物理学专家，明白这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像战士接受命令似的那么果断而又勇敢。
“如果王先生没有什么特别要求，自然越快越好。”军事首长这么说。
“那好，我跟家里人说一说就可以走了。”王淦昌站起来，说。
“对了王先生，这次你到朝鲜执行的任务属于军事机密，不能对任何过透露一点情况。包括自己的家人。”
“我明白。”王淦昌认真而坚定地点点头。
“干部”王淦昌，一下又变成了“军人”王淦昌。他第一次穿上解放军军装，实在觉得“有趣”，而且蛮像那么回事，并且很有意思地像模像样的地照了一张像。
“能够到朝鲜战场上去，为抗美援朝做一点贡献，我很高兴，于是就抓紧时间准备。当时我想，要探测原子炮弹产生的放射性，就要有探测器。制造探测器我是熟悉的，真空管的盖革计数器，在当时算是最灵敏的便携式仪器了，它适合野外使用，测量的时候，用耳朵听‘嗒嗒嗒’的响声是多少就行了。制作盖革计数器，我还有一个小窍门：在管子中充入氩气的时候，加上一点酒精蒸气，这样效果更好些。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电子管，我就到商店去买，到地摊上去找，钨丝是我自己拉制的，我还用白铁敲了一个外壳。为了保证在战场上使用时性能可靠，我对做出的管子挑了又挑，直到满意为止。”若干年后，王淦昌公开了这段朝鲜“秘密使命”，他的这种“自力更生”、一丝不苟精神，值得所有今天的年轻人学习。
走向战场的道路艰苦而秘密，前线的硝烟与战火，让未来的中国一代核武器科学家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和无情。
“……白天走路，我们随时准备敌机来轰炸。一听到嗡嗡的声音，吉普车就赶快停下来躲一躲。声音过去了，再继续往前开。大多数时候是晚上赶路。晚上开车不能开灯，车只能慢慢地开。有一天晚上，是一位朝鲜青年司机开车，他嫌车开得慢，就打亮了车灯快开，这一下就把敌机招来了。吉普车周围落下七八颗炸弹，差点要翻车，好危险！那是我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王淦昌回忆道。
志愿军司令部领导对王淦昌一行的到来，非常寄予厚望。王淦昌从志愿军领导的脸上看到大家对美军的“原子炮”急于想弄清楚的愿望。王淦昌也不含糊，第二天就到了战场一线，对美军投入的“原子炮”弹片进行现场探测。结果发析发现，并非是大家猜测的“原子弹”，而是一种威力很大的“飞浪弹”。王淦昌是核物理专家，了解原子弹的基本杀伤力。“那时虽然我们对原子弹并不了解太多，但有一点基本清楚，即使是当量很小的原子弹爆炸的话，它所产生的温度绝对不太可能留下弹片之类的东西。现在我们在战场前线看到的却是美军炮弹的弹片，显然它还没有原子弹炮那么大的威力。所以我作出了判断：美军还没有所谓的‘原子炮’，而是有一种威力相对比较大的炮弹。”王淦昌的这一判断，让志愿军总部首长和全体志愿军松了一口气。这穷凶极恶的美国佬如果真的使用原子弹炮一类的武器，那我们志愿军就吃大亏了！
王淦昌一生为国家立了无数大功。这朝鲜战场的4个月，他的功劳自然也被人民军队记着。当年的全国政协专门给他颁发了一枚非常珍贵的抗美援朝纪念章。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