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德怀[40]

    赵寿山同志是我国有名的军事家。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率领着三十八军浴血奋战在我的故乡——中条山上。他们歼灭日本鬼子的英勇事迹，给我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第一次看见赵寿山同志，是在1948年的西府战役中。那时胡宗南、马鸿逵等20多万匪军前后夹击我军于陇东屯子镇的平塬上，上有飞机狂轰滥炸，下有马匪骑兵滋扰，炸弹、子弹不时落在我们身边，我军处于非常危险的包围之中。部队跑步前进，多路纵队踢得尘土飞扬，大家心里非常恐慌，纷纷猜测着所发生的事情。就在此时，彭德怀、赵寿山、张宗逊、甘泗淇等西北野战军首长骑着高头大马缓缓而来，他们有说有笑，神情自若，顿时全军一片安定，每个人心里像一块石头沉底一样平静下来。我看见赵寿山同志面带笑容，和彭总并驾齐驱，眼睛不时盯着前方，时而显出严肃的神情。初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严肃而又慈祥的大将风度与气质的印象。

    1950年元旦，青海省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3月6日，赵寿山同志奔赴青海任省政府主席。他穿着一件黑皮大衣，在数千人的拥簇下走到西宁市东关操场，在军乐齐奏和悠扬的歌声与热烈的掌声及口号声中发表简短演说。他说：“我是个军人出身，经过了20多年的战场生活，但对行政工作却是一个门外汉。这次来青海，就是向青海人民来学习的，来和青海人民一道建设青海、开拓青海，扫除马步芳遗留下来的陈迹污垢，把我们的青海建设成幸福美好的乐园……”从这些话里，足见赵寿山同志的自谦和信心。

    当年6月，我被调去给他当秘书。那时我才20出头，对于这么一大重任深感惊恐与不安。就我的才能和社会知识远远不能担当这一重任，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就要服从组织，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370页）我就是抱着从工作中学习，从学习中工作的态度而到赵寿山同志身边的。

    开始工作，我很有些胆怯，话也不敢多说，处处谨小慎微。赵老（当时我们都这样称呼他）好像看出我的心思，便像父亲般的叫我大胆工作，不要害怕，出了问题由他担待。有时他叫我给他念电报、读文件、一块学习、一同吃饭，跟他打羽毛球，学打太极拳，或者叫我看他和廖汉生政委下棋。有时外出或者开会，他都把我带上，以增长我的见识和锻炼我的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消除了我对他的陌生和恐惧感，我们的友谊和感情也在与日俱增。在工作中，他对我关怀备至、严格要求，教我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经常以阶级观点帮助我分析问题认识问题，使我在政治水平上有了很大提高。他经常到省政府各部门和办公厅各科室视察了解情况，会见每个工作人员，循循善诱，讲解形势和政策方针。他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任何部门的工作人员，其政治水平和马列主义的认识愈高，工作本身就会愈好愈有成绩，工作效率就会愈显著，否则，他的工作就会做不好，甚至一事无成。”他又说：“一个人，即使是个优秀的工作者，如果对他缺乏严密的监督，放任自流，对他的工作不加检查的话，那么这个人也会变坏或官僚主义化的。”所有这些教导，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青海省是个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人口稀少的多民族区域，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民族问题去进行。赵老对此十分重视，他经常联系各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首领，消除他们的疑虑，增进了解和感情，遇有重大事情都事先和他们协商，广泛征求他们的意见，从中团结与教育他们，广泛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开展工作。他还教育汉族干部不要有大汉族主义，要平等对待各少数民族。他还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友谊。他经常下乡下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了解情况，访贫问苦，解决实际问题。有次他和省民政厅陈思恭厅长一齐到牧区共和、都兰、兴海、海晏等县视察工作，跋山涉水，深入帐篷，和牧民促膝谈心，喝油茶、吃糌粑，不怕艰苦，不顾年迈体弱，每天工作到深夜。尤其看到哈萨克族一些小娃娃们缺衣少穿污垢不堪的情景，他深有感触地说：“你看马步芳把少数民族压迫成什么样子，我们一定要拯救他们。”于是省政府专门给哈萨克族拨放了救济粮和救济款。他这种以身作则、调查研究的艰苦奋斗精神，感染了在青海工作的许许多多人，正如一位藏民同志扎喜旺徐所说：“赵主席真是我们的心上人，他那么大年纪，还像一匹骏马奔驰在草原上的每个帐篷，真是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他给青海人民留下了深刻的难以忘怀的良好印象。”

    青海解放初期，敌特散匪还在到处捣乱，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尤其是些死不悔改的马匪残余还在纠集羽翼进行叛乱活动，所以剿匪问题便是青海省建设中的头等大事。赵寿山同志紧紧抓住这一关键性问题，先后不断反复地向全省干部和人民进行说服教育，克服干部和部队中的轻敌麻痹思想和骄傲自满情绪。在剿匪过程中，赵老又再三强调“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并举，并且互为侧重”的方针，要求剿匪部队大股大剿、小股小剿、有匪剿匪、无匪就做群众工作，注意利用匪股矛盾，分化瓦解，把匪首和一般匪众相区别，把马匪和被裹胁的各族群众相区别，针对不同情况，分别对待。贯彻这一方针，起了很大作用，匪首谭呈祥的投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青海省的剿匪工作在全省军民努力下取得很大胜利，仅仅一年便毙伤匪特2115人，俘匪2273人，敌人投降1000多人，这就大大地消灭了敌人气焰，稳定了社会秩序，为建设新青海扫清了道路。

    在青海期间，赵寿山同志特别关心宣传教育工作。他每天上班先要看看当天的《青海日报》，经常检查宣传教育工作，注重解决宣教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有时他还为报纸写文章、总结工作经验，指导当前工作。例如，1952年10月，他相继写了《三年来的青海工作》和《青海省一年来的抗美援朝工作》等文章，刊登在《青海日报》和《群众日报》上。尤其在1952年1月28日至2月25日这一时期内，美帝国主义连续派飞机在朝鲜前后方大量散放各种细菌，向着我们最可爱的人——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以及朝鲜人民进行疯狂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之时，作为青海省抗美援朝分会主席的赵寿山同志，更是义愤填膺，当即发表谈话，代表青海各族148万人民严正抗议美国政府进行细菌战的这一滔天罪行。他严正地警告美国这些罪犯们：你们的一切冒险都是无用的，你们的一切侵略计划终将被打得粉碎！

    1952年11月9日，赵寿山同志奉命离开青海调往陕西省政府任省长，我也奉命随同前往。当天我们到兰州，住于甘肃省省长邓宝珊先生家中，第二天分乘飞机、火车、汽车前往西安。陕西是西北要地，也是赵老的故乡，他回陕西工作是陕西人民的殷切希望，他也充满了喜悦和信心。上任不久，他的老部下、老同事、老熟人、老乡党纷纷登门拜访祝贺慰问，有的写信要求晤面和解决他的问题。赵老就抓紧这一时机进行工作，广泛联系了解情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力量，团结全省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经常告诉我说：“联系群众，不是一般的私人应酬和来往，而要通过群众来信和来访，了解情况，传达政策，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通过这一渠道，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心里。”于是，对每个来信来访者，我都热情接待，详细登记，每天向他汇报一次，经他研究，做到有信必复，有问必答，尽量解决群众要求。有的则作为重要情况，集中反映到有关部门，有的由赵老亲自接见或亲笔复信。广泛进行了统战工作，交流了感情，团结了一大部分人，取得了人民的信任和爱戴。对于有特殊困难的人，赵老还拿出自己的工资帮其解决困难。例如，有一次他叫我把他的一部分工资送交给于右任先生的夫人高仲林女士，感动得老夫人涕泪俱下，再三表示感谢共产党的恩情。俗话说：“钟在庙内音在外”，赵老的这些细微之处，对外影响非常之大，对于促进当时的建政、统购和工商业的改造工作等，都起了很大作用。

    有次他到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下榻于和平宾馆，他就利用会前机会不辞辛劳地拜会了宋庆龄、郭沫若、傅作义、沈钧儒、张澜、邵力子诸先生和安子文、张宗逊、杨明轩等同志，广泛联络了感情，进行了协商，聆听了他们的意见，大大有利于陕西工作的进行。

    对于古城西安的建设，赵寿山同志特别关心，经常深入街道、工厂、学校、商店，和工人、居民、学校师生、店员等进行座谈，倾听他们意见，并实事求是、开诚布公地向他们说明了目前形势和任务，号召大家团结一致、艰苦努力，共同建设好西安市。他经常和方仲如、刘庚、张锋伯等正副市长以及省军区陈嘉瑞、牛书申等领导同志接触，商谈有关事宜，做到上下通气、左右协商，以达认识一致、行动一致，共同搞好建设之目的。他还亲自参加兴庆公园的建设，平整土地、栽植树木，忙个不停。对于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问题他也极大重视，经常询问情况、详细研究措施。他说：“西安是我国历代名城，也是我们陕西人的骄傲，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文物古迹，把它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文明城市。”

    1954年5月6日，赵寿山省长和省农林厅谢怀德厅长等多人，冒着炎日酷暑，到宝鸡一线检查三夏工作和防治小麦吸浆虫病及粮食供应工作，沿途到户县余姚乡、七区区政府和周至九区区政府，和干部群众广泛接触、座谈，在周至、郿县县政府、楼观台、太白集体农庄、岐山八区、五丈塬、宝鸡县政府等听取汇报，地头视察，和群众一起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他经常教导我们说：“工作中的主要点，就是执行政策，但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是要靠人去执行的。所以，挑选干部、培养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况就甚为重要。检查执行情况可以加强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并促进他们总结经验、改正缺点，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形成良好的工作作风。”他走到哪里，总是循循善诱地说服到哪里，启发群众智慧，发挥当地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来没有自己说了算的家长作风，而是广泛听取和吸收群众意见和经验，从中找出答案，再和群众一道研究解决问题。这一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他走一路说一路，而且身体力行。所以当他走过以后，许多干部群众都竖起大拇指说：“赵寿山省长那么大年纪，还冒着烈日到我们乡下跑，真是人民的父母官，他一点架子也没有，活像我们的亲父兄。”

    赵寿山同志毕生追求真理和进步，不论公务多么繁忙，他总要学习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他曾对我说过：“一本《共产党宣言》使我确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它不仅是我思想转变的钥匙，也是我行动的指南，我学习了几十年，现在还要经常学。”的确，无论在青海或者在陕西，我看到他总是手不释卷地在学习，马恩列斯的许多经典著作他都看过，而且有时还做笔记，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

    赵寿山同志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任劳任怨，事必躬亲。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他人诲人不倦，尤其对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更是关怀备至，但又要求很严，教育及时，即便是小小错误，他也不随便放过，而是严加批评，但态度诚恳、语言慈善，使你挨了批评心里还觉得很舒服，真像家严慈母一般。他为人耿直，禀性刚毅，真诚豁达，奉公克己，他热心于公益事业，又勇于牺牲自己。他对人热情诚实，慈中有严，严中有慈。他还多才多艺，善于骑马射击，弈棋赋诗，他的书法刚劲秀逸，长安城南“杨虎城将军陵园”几个大字就是他写的。

    后来，赵寿山同志调往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我们一直再未见面，但还常有书信来往，他对我倍加关怀与爱护，使我永生难忘。今天想起他，不禁使我含悲忍泪，无限怀念，对于他的事迹，万般头绪，不知从何说起，仅就我所知之事略述于此，望熟习他的同志们斧正。

    （195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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