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万勇[35]

    我是1941年6月上旬，经地下党组织，转移到赵寿山同志领导的三十八军教导队第四期学习的，1942年底毕业，分配到军部工作。1946年5月15日夜，孔从洲于河南巩县率全师起义后，继任军长张耀明密令调查抓捕教导队学生。我在进步人士刘泊孺（原赵寿山军长的军需处长）的掩护下，于6月间，脱险回户县原籍，做党的地下工作。

    回忆赵寿山将军一席话

    1941年6月6日，经常汉三（绥德县常家沟人，三十八军参议兼赵寿山创办的善慧小学校长，后任该军军法处长）介绍，我和白常春到前线赵寿山三十八军参加抗日战争。7日中午，我们到达西安市甘露巷6号赵公馆，由一位叫袁德启的副官，领我们再到观音寺2号三十八军办事处见到杨晓初处长，他安排了我们的食宿，并办妥了去前方的一切手续。第二天，我们乘火车出潼关到达洛阳住了一宿，因东去的铁路已拆除，我们即徒步前行，傍晚赶到军部驻地——巩县站街东南约五华里的巴沟，由该军副官处长杨海涵（也是我们小学时的老校长）招待住宿。当天晚上，杨海涵就在电话上和军长约好第二天中午接见我们。听到这一消息，我们高兴得几乎一夜都未入睡，我们完全忘记了几天来旅途的疲劳，天蒙蒙亮就起床，等待着军长的接见。

    10日上午约10时，由海涵先生带我们遵约往见，这可能是军长一天中比较空闲的时间，警卫员领我们走进一孔宽敞明亮的窑洞，只见里面摆着一张旧方桌和几把椅子，陈设很简单，但两壁挂满了军用地图，墙壁一侧堆满了书报、刊物和一些改进部队的油印小册子，目睹这一切，我们好像走进了一位军事战略家的研究室。

    不一会儿，赵军长迈着健步走进来。他身材高大，穿了一套褪了色的灰军服，显得朴素大方，他的衣着举止，同我们在西安所见到的军装崭新、派头十足的国民党胡宗南嫡系中央军军官相比，完全是两样。他同我们一一热情握手，并招呼我们坐下，我们把常汉三先生的亲笔信交给他，他顾不上拆阅，也许因为是同乡的关系，他亲手给我们倒了三杯茶，还让我们抽四川金堂卷烟，我们都不会抽烟，表示感谢。军长一边喝茶，一边询问我们家乡的一切，从善慧小学的情况、农业生产、后方民众的抗日情绪，西安的政治动态和民众的反应呼声，到胡宗南封锁边区的活动，等等，无所不问，谈兴很浓。

    赵军长询问过后，接着说，你们来前方参加抗日，这种精神很好，部队需要更多有文化的人，来加强和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我们听到这里，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的文化不高，是中学生，有失军长厚望。他说，中学生也很好嘛，部队里中学程度的人也很少，对部队来说，你们是宝贵的。接着他又告诉我们，蒋委员长怕我军“赤化”，于去年下半年，从中条山把第四集团军（该集团军辖三十八军、九十六军）全部调过黄河以南、洛阳以东、郑州以西、巩县、荥阳、汜水、广武一带守河防，特别是把三十八军摆到汉王城，同霸王城的日军隔着鸿沟对峙，我军前有日寇，南、西两面有汤恩伯的国民党嫡系部队，腹背受敌，处境险恶。国民党的方针是：蒋日勾结，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消灭杂牌部队。实际上，国民党已在大造舆论，说三十八军“通共”“赤化”，等等，天天伺机吃掉三十八军。但是，我军却坚守河防和汉王城，抗击日军，坚决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主张，争取最后胜利！这就是我们撑起的一把保护伞。

    军长接着说，我们在蒋、日的夹缝中生存，我们的原则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我们和八路军敌后游击队密切配合，团结四邻一切朋友，设法减低敌人优势武器的发挥，避实就虚，去攻击敌人的致命弱点。目前，最要紧的是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改造和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素质。几年来，部队已举办了三期教导队，第四期即将开始，你们就到四期徐又彬五连去学习吧。办教导队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造部队，提高政治和军事素质。我们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办法就是：团结一致，前方部队浴血奋战，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这两张王牌，把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搞垮三十八军的种种阴谋，随时都予以粉碎了，他们对三十八军无可奈何。

    已经是日色过午了，我们的老校长杨海涵说，军长，时间不小了，你还要午休，我们就回去吧。军长把我们送出他的窑洞，握住我们的手久久不放，好像还有许多话要说似的。军长的这一席话，至今我记忆犹新。

    革命熔炉

    三十八军教导队第四期，大约是1941年8月1日开学的。为什么选定这一天？其内含的意思，就是纪念“八一”南昌起义，并把三十八军，看作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战斗序列。当时，总的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教导队，以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为队训。并在该队五连（徐又彬连）驻地油坊沟口青砖拱门洞的西墙上，书写了队训的八个大字。教导队学员的组成，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表现不好，是不能进入的。教导队，主要是培养军事技术干部、军队政治工作干部和群众工作干部的，特别重视统一战线教育。学习时间，原计划一年，后因中间有过几次日寇进犯汉王城的反击战斗，实际上，学到1942年底毕业的。教导队以课堂讲授和野外实习并重，以巩固和提高相结合。教员，大都是请有较丰富战斗经验的同志主讲。例如《步兵操典》，就是由教导队大队长周杰邦（黄埔军校八期学生、解放后任兰州军区训练处长，已故）讲授，《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是由在抗大和在敌后八路军办的专门训练班，受过严格教育的张西鼎（解放后，先后任陕、甘两省军区政委，已故）讲授的。郝耀青（地下党员，现名郝步荣，任郑州黄河委员会总工程师）讲授“军事测绘”。政治课，以讲授和学习讨论、联系实际（当时的社会实际、思想实际）相结合。当时的教员，政治上都是比较强的。例如，军务处长胡振家（地下党员）和教导队五连连长徐又彬（地下党员）主讲《军队政治工作经验》（实际内容，是八路军政治工作经验），教导队四连连长郝克勇和崔仲远主讲《政治经济学》，王安仁（静先，青海省副省长）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大众哲学》，陈雨皋（军务处中校人事科长，解放后，任陕西省检查署副署长、交通厅副厅长、省政协副主席，已故）讲授《改进部队的办法》，实际上，是讲“三大禁令”、三大民主和“四大口号”。以改造旧军风。周延（已故）讲授《中国近代史》（即中国近代革命史），温朋久讲授“国际现势和日语对话”。教导队每周还召开一次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思想认识、学习态度、生活作风和军民关系（即群众关系）等方面，都有严肃认真的要求。每个人的发言，都做出详细的记录，很像我党延安时期和50年代那样的好党风。还不定期地开展学习心得体会的讲演、报告会，以及互帮互学活动。每个学员的学习情绪都很高涨，表现了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为了避免蒋介石、国民党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的公开的、秘密的检查，教导队驻在远离军部（1941年秋，军部由巩县巴沟，移驻站街南约15华里的小黄冶村，冬季因前方吃紧，军部又移驻到荥阳县东北约20华里的苏家寨村）百多华里外的巩县站街南面，约10华里处的新沟（四连驻地）、油坊沟（五连驻地）、周家埝（六连，即儿童连驻地）等村的100多孔窑洞中。课程表上，统统印的是军事课和《总理遗嘱》、三民主义的政治课，使国民党顽固派无隙可乘。白天进行艰苦的军事训练，晚上抓紧政治学习、讨论，窑洞里灯火通明，似满天星斗，颇像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夜景。

    通过一年多的紧张训练、学习，学员们的政治思想、革命基本理论、斗争策略和军事技术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大家进一步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正是我们民族起死回生的强大推动力！中国共产党全力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国进一步团结抗日，展开了新中国光明的前程。

    附记：

    教导队第四期，军事课程中，还设有《筑城爆破》课，这门课是军部工兵连少校连长何伟（亦名何畏）主讲。他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原东北讲武堂，学工程兵专业的。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后不久，到三十八军任工兵连长的。现为西安市政协委员。

    办壁报和阅览室

    教导队除了加紧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外，这里人与人的关系和外面不一样，每个人都是为一个共同目标——现在团结抗日，争取最后胜利，将来为建立自由独立的新中国而奋斗。学员们相互帮助、相互学习。为了加深理解，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巩固和提高学习效果，每个连队，还办了壁报。我清楚地记得，五连壁报编委会，由连长徐又彬全面负责，王明德（王礼，解放后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已故）具体主持，屈尚廉（养生，解放后任青海省出版局副局长，已故）、王辉（维汉，兰州军区西安西仓二五五部队政委，已离休）、李三光（学白，解放后任陕西省林业厅处长，已故）、祁林（建民，解放后任宝鸡市体委副主任，已离休）、雷寒柏（共产党员，原西安市民进宣传部长，已离休）和张万勇等为成员，每月出一期。主要内容是：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宣传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国进一步的团结抗日，宣传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主张，争取最后胜利！宣传“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此掩护之下，积极隐蔽地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宣传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宣传全民族抗战的正义性，以及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得到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蒙古等国的合作战斗。揭露以德、意、日为首的穷凶极恶、妄图征服全世界的法西斯的野蛮侵略性，揭露日寇在我国进行“三光”政策和细菌战、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战争罪恶。每期还辟有问题解答专栏，解答大家提出的有关军事、政治、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以及名词、术语等。实际上，是大家办壁报，干部和学员都积极投稿。写学习心得体会，写敌我军事态势的分析，写我国抗日战争在远东和太平洋战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写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英勇事迹，提疑难问题，等等。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文字短小精悍，形式多样，图文并茂，很受大家欢迎。当时，确实成为思想教育和普及知识的园地，使大家从中受到了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同时，也是一种斗争的好形式和武器。

    教导队还办了内部阅览室，地址在四连驻地——新沟（河南巩县站街南面，约10华里的西边原下）的两孔大窑洞中，内容全都是革命理论书籍和《新华日报》《解放》《西北》《群众》《中国青年》等报刊。每周用一个半天的时间，组织学员们轮流阅览和借阅。为了避免国民党及其特务的发觉，在阅览室的前面，还摆放了重庆印刷的《中央日报》以及《民主周刊》《观察》《七月》《新军人》（军部办的改进部队的油印刊物）等期刊，用以掩护和迷惑国民党顽固派。阅览室，由吴俊堂（系四连学员，甘肃平凉某军医院政委，已离休）、张万兆（系四连学员，咸阳市原计委主任）和张万勇（系五连学员）负责管理。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这个阅览室，发挥了传播革命理论和革命思想的积极作用。

    拔钉子

    1941年冬季，国民党蒋介石，企图彻底摸清三十八军的情况，以便搞垮这支坚决抗日的部队。于是他们继派往十七师的政治部主任龙冠军之后，又向这个军派了一批所谓政治工作人员。实际上，都是带任务来的，有的还是兼有特别身份的。针对这种情况，当时，采取分化瓦解，化敌为友，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区别对象，团结、争取、孤立、打击。1942年初，这些人都陆续下到连队做指导员，教导队五连来了一位姓胡（大约是山西人，名字记不清了）的指导员，他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就趾高气扬、口大气粗地胡吹了一通。但我们并没有歧视他、厌恶他，还是表示欢迎他。为了搞清他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到底要耍什么把戏，组织决定，对他表示尊重。还专门派学员杨守一（鹤俊，共产党员，系户县白庙乡东庄头村人，后分配该军三十五师搜索连当上士班长，1944年春季中原战役，在河南巩县南山红河村，保卫孔从洲师长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给胡做勤务兵，提水、打扫卫生和整理内务，秘密注意胡的言行、来往人员和各种活动，向组织及时汇报。过了几个星期，胡急不可待了，开始活动起来了，鬼头鬼脑地找学员谈话聊天，东窜西溜地乱跑。在星期一的总理（孙中山）纪念周会上，或向学员的讲话上大放厥词，吹嘘：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功勋卓著，要效忠委员长，不成功便成仁。大讲三个“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两个“至上”，即：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三个“一个”，即：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三个时期，即：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我们密切观察胡的动向，伺机予以回击。有一天，胡去农民厕所解手，适逢有一农妇正在厕所（巩县一带农村男女厕所不分），胡立即退出来，吓得那位妇女也不知所措。我们抓住这个把柄，一面从学员中推选代表，和胡谈判，指出他随便跑到农民女厕所去，是违反“三大禁令”，杀一下其嚣张气焰，使他扫兴；一面向军部写报告，说明胡调戏妇女，败坏军风，有损于部队声誉，不配做指导员。在此种情况下，他有嘴难辩，终日灰溜溜的，没精打采，像霜打了似的。环境迫使他无法继续待下去。于是他提出要求离开五连，这时连长徐又彬又表示挽留，胡愈感到羞愧。以后，军部军务处找胡谈话，进行批评，指出其违反禁令、影响军民关系的危害性；军部特别党部副书记（国民党蒋介石派来的），也对胡加以训斥，尽管是由特别党部这条线派下来的，但是，他们也是爱莫能助的。不久，就将胡调走了。

    轻而易举地拔掉了一颗钉子，扫清了障碍。从而使这期教导队，得以顺利地开展训练和学习，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

    驱逐龙冠军

    国民党蒋介石，视赵寿山领导的三十八军，为杨虎城将军所部十七路军保留下来的主力军，因此，对这支部队始终是不放心的。蒋介石深知，欲搞垮三十八军，必先瓦解这个军的主力十七师（该师是杨虎城、孙蔚如、赵寿山长期培养和带出来的劲旅）。于是，1941年春季，蒋介石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给三十八军第十七师，派了一位叫龙冠军的少将政治部主任。1941年夏、秋期间，日寇几次进犯汉王城，炮声初响，龙冠军就吓破了胆，仓皇逃跑到国民党洛阳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赵寿山军长决定，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向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战斗报告中，写道：“汉王城战斗初起，龙冠军临阵逃跑，动摇军心，影响战斗情绪，至今下落不明，请求长官部协助找寻，及早归队，以整饬军纪。”这一着将了国民党一军，搞得他们很被动。不久，战区长官部派了一位高级军官（名字记不清了），伴同龙冠军，灰溜溜地回到前线部队。战斗结束后，军长召见龙冠军谈话。他深知军长治军严明，一见军长就浑身发抖，额上冒着黄豆大的汗珠。军长严肃地责问他：“委员长派你到十七师做政治部主任，协助师长鼓励士气，增强战斗意志，战斗打响，你却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你给委员长丢脸，给中华民族丢人，这在军法上该当何罪？军中无戏言，你龙冠军是清楚的。”龙冠军吓得面如土色，预感到死神向他招手呢，立即双膝跪地，哀求军长宽恕，并发誓“今后恪遵军座指示，与战士同生死，与阵地共存亡”。气氛渐渐缓和下来，军长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必改，乃是完人。你务必要爱护部队的声誉，不要干有负于部队的事情，立功赎罪，今后看行动吧。”通过这次教训以后，龙冠军及其同伙，表现老实多了。但是，他毕竟是带任务来的，总是个钉子，是个定时炸弹，不拔除，终究是个隐患。1942年秋季，日寇再次进犯汉王城，战斗打响之后，抓住龙冠军打牌好赌的毛病，十七师向军长和军特别党部（军长兼书记长，国民党派了一位专职中将副书记长，名字记不清了）报告：“前线浴血奋战，龙冠军违犯禁令，通宵达旦，聚赌打麻将，工作不力，情绪低落，贻误战机，请军座裁夺。”军长批示：“火速上报长官部。”这一着很灵，不多久，龙冠军就被调离十七师了，临行时，师部和军部，还设宴欢送，使其体面地走开。然而全军上下，无不拍手称快，交相告慰，清除了一颗定时炸弹。

    采取这种办法，顺利地驱逐了龙冠军这个隐患，既不伤感情，又不刺激他们的上级，也不震动社会舆论，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巧妙的斗争策略。

    扎根于群众

    1941年夏至1942年秋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消灭这支抗日革命武装的步骤。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要提高警惕，防止蒋、日、伪（汪伪）的突然袭击，要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的精神。赵寿山军长积极教育动员全军干部战士，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随时应付突然事变的发生。本着这个原则，一方面，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击败了他们各种分化瓦解阴谋和武装特别的袭击；另一方面，放手广交朋友，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加紧办好教导队，培养干部，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

    这支部队所到之处，都非常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关心教育事业、关心群众的疾苦。寿山同志一向认为：“群众没有文化，就摆脱不了贫困，摆脱不了愚昧落后，国家民族就要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有当亡国奴的危险。”所以部队每到一地，都要了解群众普遍关心的学校的情况，1941年秋，在军部驻地——巩县小黄冶村（县城站街南约15华里），一所小学破旧不堪，经费困难，已关闭几年，群众的孩子无处就学，一个个在荒废着。赵军长目睹此状，内心是非常焦急的。于是自己出资恢复了这所小学。并亲自题书了“巩县小黄冶小学”的横幅匾额。几十年来，这所学校，为当地普及文化教育、培养人才，做出了积极贡献，造福于后代，当地群众无不感激他。至今，群众每当看见这所学校，就想起赵军长，对他都是怀念的。1944年4月，当地群众得知寿山军长调离三十八军的消息后，自发地捐资立碑镌刻了“惠我后生”四个大字，以资永志（1984年，当地群众以赵将军的号——杜亭，将校名改为杜亭小学）。

    1942年夏到1943年秋，水、旱、蝗、汤（恩伯），同时危害河南，民不聊生。特别是洛阳以东之汜水、荥阳、广武、郑州、密县等地，尤为严重，饿殍遍野。寿山同志命令除坚守第一线部队外，其余人员一律就地帮助群众扑打蝗虫，挑水，用脸盆端水，抢救农作物；还号召部队节衣缩食，救济民众，同时，还从陕西关中地区，筹购了约20万斤各种原粮，运往当地，帮助饥民度灾。还收容了100余名孤儿，成立了一个儿童连（即教导队六连），使这些难童在生活上得到妥善照顾，在思想上受到革命教育。这就为进一步给部队培养基层骨干，准备了一部分力量。至今，这些地区的群众，一提起三十八军和赵寿山军长，都是非常想念的。部队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处处爱护这个部队，军民团结鱼水情，使这支部队深深地扎根群众之中，从而牢牢地立于不败之地。

    （1955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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