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冰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副主席应张、杨邀请来到西安，协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共定抗日救国大计。周恩来同志在西安会见各方面人士进行了艰巨的工作。在这段紧张的时间里，周副主席曾在一个夜晚亲自到西大街甘露巷六号赵寿山家里和赵竟夜长谈。据赵元介同志谈：“那年12月21日我结婚，父亲忙着为我们办了喜事，准备同何应钦的‘讨伐军’打仗。周副主席来我家的时间就在我刚结婚的那两天，也就是12月25日放蒋介石之前，当时我们住在西房，门上的喜联还完整无缺。”赵元介说，那天夜里他们新婚夫妇已睡下，听见院里有人走动。第二天母亲告知她一夜未睡，烧茶水招待客人。周大约是夜晚10时来，走时已是早晨5点钟。周副主席和赵是在正房东间谈的话，谈的内容父亲对他说得很简单，那就是国际国内的形势，杀蒋与放蒋的利弊，为什么不能杀蒋而要放蒋的道理。父亲对他说，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服了。赵元介还谈到，1962年他带女儿望原去北京看过父亲返西安时，父亲送行到机场恰巧遇见周总理，总理问赵元介，你家在西安西大街的那座房子还在吗？你还住那儿吗？事隔廿多年后总理还记得那所房子。

    周副主席为什么要找赵寿山长谈呢？因为赵坚决主张反蒋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前他曾三次向杨虎城进言，最后一次他提出捉蒋抗日。所以发动西安事变时赵寿山自然成为杨虎城的可靠助手，杨对赵委以重任，任命赵寿山为城内指挥。依照孔从洲同志的话说：“赵思想进步，跟杨干到底。”（孔还说：发动西安事变时那天夜里杨对我说，你听你老师（赵寿山）的指挥。——1982年10月孔与笔者谈话。）此值捉蒋之后，对于不杀蒋还要放蒋，赵寿山思想不通。对这一点，在事变之后连蒋介石也知道，军统局向蒋报告过：“赵主张扣留委员长并坚决反对释放。”对赵寿山来说形成除蒋联共抗日思想是经过一个痛苦的过程的，他在《自传》和《与蒋介石斗争廿年》的长文里都讲过这个过程。赵在《自传》（赵交党中央组织部的自传）里写着到了1935年他自己和十七路军“备受蒋贼压迫，一再受挫”，看不见前途出路，他“精神颓丧，生活腐化”，且疾病缠身。他听到杨虎城说他，“寿山身体弄得鬼一样，还能革命？”他感到再也不能消沉下去。1935年10月去北平治病，同时找西北军故旧游说抗日，1936年春南下宁沪参观游历。在上海读了3本马列著作，并与老朋友、共产党人杨明轩、赵葆华、杨晓初等“不时会晤”，知识增加，眼界开阔，思想变化，精神大振。赵在《与蒋介石斗争廿年》里写道：“一天，我们几个（有杨明轩、赵葆华）在杨晓初家闲谈，我说蒋祸国殃民，这样下去中国必然要亡！只有把他推翻，中国前途才有希望，他们同意。谈到蒋目前兵力很多，势力还大，如何倒蒋？我表示回陕看情况，建议杨先生逼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必要时建议杨先生把蒋扣起来。”赵说他要学当年张义安（胡景翼部营长）在三原扣了陕督陈树藩的旅长曾继贤，发动起义成立靖国军。大家认为很好，督促我回陕后找杨谈。据赵铭锦讲，当时父亲把她叫到跟前对杨明轩说，我把这娃托付给你，万一我有个好歹，她就是你的娃，由你照看。就是这样赵寿山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置生死于度外，如今终于实现了捉蒋的主张，现在要他接受放蒋，思想陡转谈何容易。然而我党领导人之一、名震中外的周恩来亲自登门做他的思想工作，足以表明对他的器重和关怀，他能无动于衷吗？赵寿山深为感佩，他能明大义，他说我服了。但对这件重要的事情他在公开的讲话、文章中从未提及，从不张扬，说明他在政治上的谦虚谨慎。赵在《自传》中写道：“我倾向于中共开始于西安事变。”“事变之后我驻三原，与红军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左权、杨尚昆、陆定一、王稼祥等朝夕往还，获益甚大。”“忆及为放蒋事，彭不惜费时三日说服我，忠诚感人，至今难忘。”这里指的是赵得知放了蒋介石拍案大怒道：“就这样放了吗？”（据当时的卫士班长吴江声谈）这是说赵对蒋介石未签字而放走极为不满，对当时的形势十分忧虑。彭总等党的领导人针对这一情况，进一步做他的工作。在此期间赵也看到红军的训练、演习，并请左权讲游击战术等。他写道“我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示，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见《与蒋介石斗争廿年》）

    1937年春节过后赵寿山将一双子女送往延安学习。据赵铭锦、赵元介先后谈到，父亲安排他们姐弟乘汽车去延安，说是给延安送橘子，这两辆汽车里上面装着橘子，橘子下面是银圆和武器弹药。这是援助红军的。赵寿山在《自传》里写道：“凡能有助于红军之处，无不悉力以赴。”在此时期“帮助红军购粮150多辆大车”，这可算是重要的一宗吧。

    “七七”事变第二天赵寿山同志就请缨抗日。8月周恩来副主席到保定前线看望赵和十七师官兵，周在漕河车站向排以上军官讲了话，希望发扬西安事变精神，抗日救国，坚持长期抗战，赵寿山倍受鼓舞。赵指挥十七师经过保定阜河、漕河战役，尤其是娘子关外雪花山浴血奋战十几昼夜，打击了日寇的凶焰。然十七师伤亡过半受到严重损失。赵在《自传》中写到当时的情况：“士气沮丧，军心涣散，悲观失望，逃跑达到顶点。”在此严重关头，党中央对赵寿山和十七师极为关怀爱护，安排部队到山西碛口萧劲光防区整训，并派南汉宸前来慰问。当时天已冷，官兵尚穿单衣，有的披着棉被、毯子，破烂不堪。八路军脱下身上的棉衣送给十七师官兵穿上，官兵无不感动落泪！几位当年的连排长至今记得此事。随着政治和纪律整训，部队士气大振。之后部队又到绥德整训，朱总司令前来慰问并讲话勉励。接着就是赵寿山到延安。据当时在延安学习的赵铭锦谈，约在1938年初，党中央邀请我父亲去延安，组织上叫我去绥德接他一起到了延安。后来她听父亲透露，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一起和他谈了话，毛主席说要保持十七路军的旗号，坚持抗战，一定要保存并巩固这支部队。赵寿山要求毛主席给十七师派干部，毛主席答复说，派一点可以，不可能多，主要靠你自己培养。同时毛主席要赵将两个儿女带回去，以免给蒋介石以口实（此事还是被蒋介石发现，据说1938年在武功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曾大肆指责，说什么一个高级将领把儿女送到延安学习云云）。另外，毛主席送给赵寿山一本电报密码，约定以后通信联系。此后从十七师到三十八军就有电台和党中央、毛主席直接联系，直到赵被阴谋调离三十八军。毛主席和赵寿山见面谈话，亲自做他的工作，意义重大，从此赵寿山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他决心培养干部，改造部队，且充满信心。从此赵寿山和他率的这支部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可是赵对他和毛主席见面这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更是绝不张扬，不炫耀。他在政治上向成熟的道路上跨进。据蒙定军（当时任十七师党支部书记）同志谈：赵去延安不久他即奉命到延安，刘向三同志找他谈培养干部问题，并称党中央已通知陕西省委贯彻为十七师（后为三十八军）培养干部的指示，不久蒙即赴三原开办干部教导队。

    其时蒋介石集团不准十七师返陕西关中休整补充，部队直接开赴晋东南前线。“1938年春部队在洪洞，距八路军总部不远，我与朱、彭、左常有聚谈机会”，“常请彭总到十七师为干部讲抗日战术，讲政治工作。”（见赵《自传》）此时十七师编入十八集团军战斗序列，归彭总指挥。有此有利条件使赵和这支部队提高了军事政治素质，增强了战斗力。

    赵寿山率十七师（1938年夏赵升任三十八军军长）和三十八军，在晋东南、中条山抗击日寇三年，其间教导队培养出成批青年干部，为部队输入新血液，部队面貌大变，屡创日寇，战功卓著，这支部队成为洛阳及豫西的屏障。对此却引起蒋介石的惊恐！1940年冬将三十八军调到黄河南岸，给赵寿山和部队设下陷阱，对面是日寇，背后是蒋的嫡系汤恩伯部上10万大军作扇形包围。同时蒋介石加紧对三十八军的政治迫害，派遣政工、特工人员进行破坏、瓦解活动。从1938年到1943年冬五年间，赵寿山和他率领的三十八军经历了严酷的考验，蒋介石不止一次下令抽调大批干部，或“受训”，或进“劳动营”（即坐牢）。面对如此严重情况，赵寿山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及时而正确的指示，在部队地下党工委的帮助下，他以非凡的勇气和机智的方式进行斗争。他曾以全家生命财产担保这些共产党员干部，他当面顶撞过何应钦。还有软拖，使用“苦肉计”（送两三人去应付一时）。同时争取爱国将领卫立煌的帮助等，得以保护了大批干部，巩固了部队。

    1942年正当赵寿山和部队处境十分险恶的时候，他申请加入共产党。他在《自传》中写道：“到1942年敌我斗争尖锐，国共合作前途已觉渺茫，以往顾虑（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恐入党不便）已失存在根据，于是要求入党之请。”面对异常复杂艰苦的斗争，他痛感时刻不能离开党的指引，这即是他急切要求入党的动机。不久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他入党，赵寿山终于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从此他更自觉更坚定地进行着战斗。

    1944年初蒋介石调赵寿山去重庆受训，元月30日结业时蒋介石亲自找他谈话，以闪电方式调他远去甘肃，使他远离三十八军。遭此突然袭击，赵寿山即向党中央请示要求率部起义。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时机未到，不宜起义。同时指示赵去说服孙蔚如要求留赵任第四集团军副司令。孙向上提出这一要求，蒋鼎文答曰：干脆说明白，蒋（介石）就是要赵离开这里（赵对儿子谈过此情况）。蒋介石再不允许赵寿山留在原十七路军了，为什么？还是由蒋的军统局来做解答：“抗战初期军统局对杨虎城旧部集中注意在杜斌丞和赵寿山两人身上，而赵寿山则是杨虎城在军事方面的化身。赵担任十七师师长，在前线指挥对日作战，有时回西安来，军统认为他是杨虎城在西北的继承人，实力派，对他不放松。军统局根据西北区转报蒋介石的主要内容有：‘杨虎城旧部中心人物不是孙蔚如而是赵寿山，他思想左倾，跟他多年的秘书是共产党。西安事变时赵主张扣留委员长，并且坚决反对释放。西安事变后他认为受压迫、受歧视，对杨被监禁极为愤慨。他一贯反中央，对委员长公开谩骂。’”（原军统局西北区副区长张严佛撰文，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1977年第64期）原来如此，蒋介石当然要拔除这个眼中钉，现在时机已到，先将他驱赶出原十七路军，名曰“升官”。赵再次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党中央、毛主席指示赵，还是去“坐官”。赵寿山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此去“坐官”如入虎穴，然他理解党中央指示的重要意义，只有去“坐官”被软禁才能保存这支部队。他在《自传》中写道，从1938年起“蒋贼极尽伤害之能事，三十八军为抗日胜利，为民族前途，只好忍辱”，时至今日“我忍痛离别了一手抚育起来的三十八军”，他“嘱令待机起义”。

    “西出阳关无故人”，赵寿山同志西去凉州受软禁。随他前去者只有老朋友崔仲远、温朋久和王安仁等27个人，大多是共产党员和教导队的学生。据温朋久同志讲：“赵当三集团军司令赔本，四处请客、送礼，活动。”蒋介石为赵寿山配备了自己的心腹、中将侍从室副主任于达为副司令，以便严密监视。温朋久讲：“我陪老汉看书，讲解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等”，“老汉打拳，练书法，作古体诗。”“坐文明监狱，精神痛苦。”赵寿山在凉州度过的软禁生活近三年，其处境险恶，难以卜测，然他以共产党员的坚强毅力进行了特殊方式的斗争。《自传》中写道：“我被调往遥远的凉州，受环境限制，殊少作为。但常去重庆（受训、开会），得与周（恩来）、王炳南联系接受党中央指导，使自己恪尽一个党员的职责。”在此期间党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时刻关怀赵寿山同志的安危和身体健康。1945年2月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亲自同在延安的张归仁（原部队军医处长）同志谈话，依照赵的要求派张到赵的身边任保健医生。张到凉州向赵传达了有关指示并转告毛主席的话：“我们很想念赵寿山同志。”赵听后非常感动地说：“我还有什么可说，只有革命到底。”（见张的回忆录）领袖的关怀给赵寿山以极大的鼓舞！1945年7月十七师起义后，部队党工委负责人蒙定军去凉州向赵报告此消息并传达党中央指示，指出赵寿山同志处境有危险，应早去延安。（据蒙定军谈）可惜此时赵未能成行。

    按照党中央的安排，赵寿山几经险阻终于在1947年春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秋天党中央电令赵寿山同志去陕北。不久由贺龙同志陪同赵寿山在米脂杨家沟见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时隔十年，中国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赵寿山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和毛主席见面了，毛主席对赵寿山说：多年来大家对你非常操心，今天你胜利地回来了。你多年来在虎口，安之如夷，今天我们好好谈谈。一直谈到凌晨4点。1948年1月任命赵寿山同志为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前委委员，他在彭总的领导下参加指挥了最后解放大西北的各个战役。

    在此之前，“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毛主席在米脂杨家沟中央召集的会议上说：‘赵寿山来了，怎么办？人家过去是正规军，我们是游击队，人家对我们不错，我看还是人家怎样对我们，我们就怎样对人家’。”（据杨荫东同志所写的史料）赵寿山在入党之前对党和红军有过帮助，进而他把自己和他培育的部队交给党和人民。他对党和人民做出特殊的贡献。据赵元介谈：“1944年我去凉州看父亲，见他心情悲痛！我看见他拿出杨先生的照片流泪说道，‘虎城兄你留下的这点部队，难道要断送在我们两人手里？’”几经曲折艰险，流血牺牲，十七路军的基本力量未被“断送”，而是先后汇入解放大军的洪流。

    赵寿山同志是三秦名将，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蒋介石认定他是杨虎城的继承人，不能否认。说他是杨虎城去后“十七路军的中心人物”，也不假。1937年春末杨虎城先生被迫出国时，孔从洲等人去上海送别，杨对孔等人说过这样的话：“记住，北边是朋友，南边是仇人。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黑暗。”（孔和笔者的谈话）赵寿山由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在党的指引下实现了杨虎城将军的遗志。杨虎城先生在遭杀害之前，如果得知当年那位“主张扣留委员长”的赵寿山，参加指挥了最后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他可以含笑九泉了。

    赵寿山同志从他走过的曲折艰险的历程中认识了一条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让后辈记住这条真理吧。

    （1991年夏写于武汉、岐山）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