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朋久 口述 姚杰 记录

    1919年冬，我考入天津直隶省（1928年改称河北省）第一师范学校，当年爆发了五四运动。那时我刚14岁，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非常痛恨。1920年1月29日，我参加了天津爆发的反日请愿运动（《警厅日记》称为“一·廿九”运动，即“一·二九”运动），虽然受到军警镇压，周恩来等四代表被捕，然而人们的爱国思想却得到了很大的激发。1924年冬，我在天津直隶省法政学校听过李大钊先生的报告，受到革命的启示。自1925年春起，当了一年半小学教员，经历过天津的五卅运动。（邓颖超、辛璞田等领导的）1926年入北京朝阳大学学法律。1929年2月去日本，先是半工半读，后来考入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取得河北省公费待遇，改学政治经济学。“九一八”事变爆发，我对日本侵略我国愤怒难遏，弃学回国，又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极为不满。为寻求真理，1932年9月和刘绛雯结伴去德国留学。不久，我们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德国的外围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和反帝大同盟。那时国民党在柏林设有党部和使馆，CC派和蓝衣社（即复兴社）极力控制留德学生会，权力掌握在复兴社的陈介生、邱清泉（解放战争中邱被歼于淮海战役）等手中。我们在反帝同盟领导下，于1935年冬发行了小册子，揭露CC派和复兴社的反动面目。小册子之一叫《中国出路》，是我和刘文华同志担任刻印的，当时供稿人很多，如江隆基、张铭鼎（张铁生）、许德瑗、邓迁、朱江户等，我和刘文华也兼写稿，删繁补白就是我们分内的事了，总其成和对外负责人是刘光德（刘咸一）同志。原反帝大同盟领导人王炳南同志已离德返国。

    西安事变对留欧学生影响很大。1937年7月，我和刘绛雯由德去巴黎。8月，我俩和温康兰、梁伟英夫妇在巴黎欢迎杨虎城将军，表示拥护他的抗日救国主张。抗战一开始，我们这些留学生兴奋得很，都想回国抗日。刘文华随杨虎城将军回国后，任彭德怀的秘书。我是和乔冠华、朱江户去布鲁塞尔支援九国公约会议后回国的。1938年2月底，我回到武汉。3月初，即去河南潢川抗敌青年军团任教（是留德同学王深林拉去的）。同年7月，在武汉由连瑞琦介绍见到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相谈至洽。他诚恳地邀我去给他帮忙，我也欣赏他坚决抗日和励精图治的精神。在王炳南赞助下，到晋南中条山，在三十八军军部任参议兼干训班政治教官。干训班的教导队是培养新干部的，这些新生力量抗战热情很高，我很高兴和他们结合在一起，共同为新中国的未来献身。

    蒋介石为了分化这支部队，1938年7月，就在武汉召见新任军长不久的赵寿山，又给武器又给钱（实际上轻机枪只给了批准数的1/5）。接着又派来政治部主任张泰祥、秘书林啸鲲。他们在部队进行反共宣传，收集情报，告黑状，处处与进步力量为敌，破坏团结，破坏抗战。

    1940年春，我已转到第四集团军总部干训班任教，我和耿志介（十七师师长）一起去重庆国民党中训团“受训”期间，教育长王东原（陈诚的亲信）对我说：“你在孙蔚如那里合适吗？你如愿留下，可以在重庆找个工作。”我说：“我是奉命而来，照理还要回去复命啊！”王说：“我看你还是很讲信义的，那么好吧！”我是看穿了他的用意，预先有所准备的。

    1941年春，军长办公室主任姚警尘被指控为异党，被迫离开三十八军，赵寿山商我暂代办公室主任。当时部队已由中条山调到洛阳、郑州之间扼守黄河，三十八军军部驻巩县巴沟，整个防区受到汤恩伯部队的包围监视。由于河防走私猖獗，部队里一些干部被腐蚀开始变质，好似橘过淮而为枳，部队有瓦解的危险。加上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对部队的迫害日甚一日。赵准备把部队整顿一下拉走，北渡黄河，挺进武陟、博爱，再上太行山抗日，并要我拟了反蒋通电。这时杨明轩、孔祥桢也由后方到军部来一起分析形势、商讨对策。最后，为了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动作。后来赵军长埋头于整顿军风纪，处理了少数腐化分子，并由申及智接任十七师师长，部队情况有了好转。但是，国民党又派龙冠军任十七师政治部主任兼副师长。龙对三十八军更为仇视，分化收买干部，搞特务手段，竟在一个夜间突然搜查军长办公室，又在十七师暗算申及智。我们始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争取和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同一切反动分子和腐化分子做斗争。既要坚持抗日，又要防止突变事件，任务十分艰巨。当时我虽没有入党，但党组织和赵寿山军长都是相信我的。抗日反蒋的革命斗争把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肝胆相照，安危与共，感情之真挚，真是同志、战友加兄弟，非一般朋友关系所能比。

    1943年冬，蒋介石用三调（调防、调训、调职）的办法，企图吞并三十八军。11月间，突然下令，把部队由郑州抗日第一线阵地调到巩县、偃师、登封地区集中“整训”，原阵地由汤恩伯部队接防。12月间，十万火急调赵寿山去重庆受训，不容迟缓。我当时辞去办公室代理主任职务，只在干训班教课，为了减轻赵的燃眉之急，答应他和副官雷清汉、马宝嘉，卫士阎富荣、崔武德一起跟去重庆。1944年1月4日到重庆，赵寿山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第二大队大队长（李仙洲、冯治安分任一、三大队长）。结业前两天，孙蔚如给赵来电说，蒋介石已派张耀明任三十八军军长，并已到任。1月30日结业，蒋介石立即发表赵寿山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接着蒋介石就召见赵，表面说：“你在三十八军搞得很好嘛！战斗力好，军风纪好，别人说你什么你不要介意，我相信你，我现在给你一个集团军，就按你的办法去做，我支持你。”实际是用明升暗降的手段，夺去了赵寿山的兵权。赵寿山还是想回三十八军，看看延安党中央的态度，以及部队孙蔚如、孔从洲上下级的态度。在重庆时，我曾陪同赵寿山看望于右任和冯玉祥，冯惊奇地问赵：“为什么你总受训啊？”赵说：“野性难驯呗！”于右任给我写了“山海承新运，风云护圣人”的对联。冯玉祥赠我他画的大白菜，上面题：“后方同胞们咬得菜根香，忠勇将士们一定打过鸭绿江”。这和蒋介石对我们的感情截然不同。我还单独去过新华日报社和乔冠华、龚澎、戈宝权见了面，纵谈国内外形势，如解饥渴。2月9日，我们离开雾都重庆，由珊瑚坝机场乘飞机回到西安。2月15日赶到巩县和义沟第四集团军总部驻地。大家一见，百感交集。人们对赵军长之返回，欢喜非常，想到即将远别，又觉万分伤感。2月18日，应张耀明之邀，我随赵寿山军长到芝田镇三十八军军部，匆匆忙忙地停了不多时间，赵给干部讲了一段惜别勉励的话就走了。

    我随赵到西安后，向范明表示，我宁愿去延安，也不愿去武威。范明说，延安党中央的意见，还是让我帮赵完成这次任务为好。2月26日，西去甘肃武威，到第三集团军总部，我们住在武威城东门内官驿巷38号总司令的寓所。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于达、参谋长池中宽、军长杨德亮、严明等都是蒋介石的嫡系或胡宗南的亲信，把赵寿山架空，做个有职无权的光杆总司令。赵寿山有一次去巡边，我和副官处长周杰邦随行，从武威到张掖、安西、敦煌等地，到处都是虚应故事酒肉征逐地来应付我们。在武威我们一直过着打拳读书、隐忍待时的文明流放生活，直到日寇败降为止。

    1947年2月24日，赵寿山和姚警尘搭轮由上海秘密到了天津（那天正是李仙洲在莱芜战役中被俘的次日，我是拿着当天的日报去接他们的），住在我岳父刘仁甫家。过了几天，赵寿山、姚警尘去北平，邀我同往，续式甫介绍我们住在灯市口北辰宫旅馆。我陪赵白天东游西逛，姚警尘暗中去找进入解放区的联络点。3月2日子夜，赵悄悄告诉我要去解放区，我说：“这才是正路（与出国考察相比），我也是梦寐以求啊！”商议好后，第二天一早，我先回天津，为赵、姚和领路人安排吃住事宜，又到乡下老家宜兴埠找哥哥温闻仙换了便服，向家里人说是要去美国。3月4日，赵寿山、姚警尘、段新（领路人，他还带一哨兵）来到天津，住在我安排好的惠中饭店。3月5日一早，我们由天津乘津浦路火车，南下到静海陈官屯下车，由段新领来的哨兵，把我们领到他所属的兵棚子内。我们以商人面目和其长官谈条件，塞了80万法币，才将我们放行。过了子牙河，是个无人地带，到了河间宿了一晚，又过饶阳，由束鹿辛集转到南宫，才接上了关系，用吉普车送我们去邯郸。路过威县，马国瑞同志（现中顾委委员）对赵寿山表示欢迎。再由邯郸到武安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受到各方面极为热情的接待。而且又和先起义过来的原三十八军的同志住在一起，心里感到特别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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