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宏奎[25]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战热潮冲击着全国每一个角落，也波及我的家乡——陕西长安县。当时我刚满17岁，正是一个热血青年，我怀着强烈的爱国心，一个心眼只想为国报效出力，只想上前方打鬼子。本来按照当时的规定，征收兵员是三丁抽一或四丁抽一，而我自己却是个独子，父亲过世很早，母亲改嫁，我随着舅父过日子（舅父也是无儿无女），按规定是不能参军的。由于强烈的爱国心的驱使，经过自己积极的努力，又经同乡介绍，就这样，我抱着朴素的感情，于1937年7月15日毅然离开家乡，告别父老，参加了十七路军第三十八军十七师师属新兵营。当时的营长是米鸿材，驻地在西安香米园北局旧址。

    我一参军，就在新兵营营部通训班接受训练，训练了不到3个月时间，到这年的10月间，部队奉命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从西安出发经风陵渡到太原北的娘子关，部队到了娘子关后，从前方传来消息：十七路军第十七师在河北雪花山与日寇接战，由于日军的强大攻势，十七师败北，向内撤退，听说赵师长讲的由于不让我们这些新兵再上去挨炸弹，因此，我们这支新兵团没有再往上开拔，在娘子关休息了半天后，又向回撤到陕西，在三原北城继续进行训练。

    到了10月初，天气逐渐转冷，记得我们刚刚穿上棉衣。一天，营长把我叫去，当面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和另外两名士兵护送十七师师长赵寿山的夫人黄居仁、小姐赵铭锦，还有参议杨明轩等要员从西安到驻守在陕北绥德的十七师司令部去。我们接受任务后，一路小心护送，乘大卡车途经耀县、洛川等地，到延安，在延安八路军招待所住了3天，招待我们的是八路军干部，在这期间，很多首长都来过招待所看望赵氏家属，我也随同她们一起拜访过八路军领导。在这儿，我看到了共产党、八路军。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空气也感到格外的清新。尤其是通过和他们接触，八路军坚定的信心、旺盛的士气、雄壮的队伍、艰苦奋斗的作风以及谦和的态度，都使我受到极大的感染，在我的思想上掀起了很大的波澜，这也是我一生中真正的生活道路的起点，当时我就想，自己能够在八路军中那该是多么的自豪。从这儿开始，雄伟的宝塔山、长长的延河水成了自己以后心中最向往和最崇拜的地方，以至后来为她奋斗，为她不惜一切地贡献自己的全部生命和力量。离开延安，继续朝绥德方向前进，路上，赵夫人、赵小姐、杨先生他们雇了三顶驴子轿，我们三个护卫都是步行。一路上，我总是背着那杆长枪，走在最前面。赵铭锦虽是女同志，但她早就接受我党的教育，文化也高，听说还是延安抗大的第一期学员呢。她思想进步，很健谈，热情开朗，了解和知道的东西也很多，她不愿坐轿，下来和我一起走路，边走边说，从国际形势到国内形势，从抗日战争爆发到目前的局势，从国民党各派力量的分析到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从现实景况到未来前途的展望，她讲得那么有信心，使我听得入迷。从她的谈话中我开始听到这么多这么新鲜的道理。杨先生爱国开明，热爱共产党，这是我的感觉。有时休息也和我拉家常、聊天，讲一些救国救民的道理。四天之后，我们一行来到绥德城，我随同黄居仁母女、杨先生一起住在赵寿山的窑洞单独院内。其他两人在司令部招待所住了两天，就返回西安了。我在赵的住处住了约一个星期后，一天，杨先生告诉我说：“司令身边需要人，这一路看你处处勤谨，心眼也多，你就留在这儿吧。”他还问我：“你会打短枪不？”我回答说：“会打。”可我一想，这儿虽好，却远不如在延安，我随即提出我要去延安上抗大，杨先生说，现在正是抗战的紧张时期，这儿正是去前线打鬼子的，你要去学习等以后再说吧。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星期，赵师长和夫人、女儿还有几个随员，又要到西安。我又跟随他们担任警卫任务，途中，又路过延安，在延安，赵师长多次接触共产党和八路军方面的领导，多是带着参议去的。一次听赵师长高兴地对我们露几句“今天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了”。从延安出发，到了耀县，赵师长在耀县见到我们师属新兵营长米鸿材时说：“宏奎给我留下来了哦。”当时米虽也舍不得，不愿给，但又不好违背赵师长的意思，只好点头同意。从这儿开始，我就成了赵师长身边的警卫人员。后来，我们又回到西安，在赵的公馆待了一段时间，到了春节前夕，我同赵师长一同去部队。这时十七师已经在山西晋西北地区整顿完毕，开往晋东南的晋城、高平一带。1938年的春节，我们是在临汾火车站度过的，赵师长在临汾下车，又乘车到了洪洞县，专程拜会当时的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二战区副长官朱德同志，赵和朱德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在一起共进午餐，饭菜也是非常简单的。这期间，朱总司令还亲自来到赵师长的住处进行会谈，并在一个教堂院给大家讲了话，当时我是担任警卫和服务工作的，所以目睹了这珍贵的历史镜头。在这以后，赵寿山师长一直跟随部队在晋东南的阳城、庆阳、晋城、高平等县与日军迂回作战，我随赵师长经常骑马去到各个部队。途中，常常碰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我们不得已都下马隐蔽，就这样，走走停停，他跟着部队整天和敌人绕圈子。那时，在抗日前线，赵师长的生活也是很艰苦的，凑合着填饱肚子。他的文件包是我管的，我有时得空就翻一翻，看他包里经常放的很大一部分是《新华日报》《新华月刊》等我党的报纸杂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渠道弄来的。赵师长思想进步，对我党的抗战政策衷心拥护，在对日作战中，表现了一个真正的爱国军人的气质。在晋城，他的痔疮复发，马不能骑，轿不能坐，他仍让女儿赵铭锦扶着他工作看着地图，坚持指挥作战。部队驻守高平时，彭德怀曾到赵师长所在的十七师司令部——一个简陋的小村子里看望他，在高平，他还会见了崔庸健带领的朝鲜人民军游击支队代表团，他与我党始终保持着联系，这是我跟随他两年多，得到的不能忘怀的印象。

    1937年到1938年，赵师长率领部队一直在敌后打游击，1938年底，从高平转到垣曲地区，当时我们这支部队没有领章，没有徽章，只在上衣的里面用红线缝一个三角形作为标志。前方战场的指挥员都用的是代号，当时赵寿山的代号是30号。1938年6月，赵寿山接到蒋介石的晋升命令，任命他为三十八军军长，同时颁发嘉奖令，内容大致是：赵在前方，深入敌后，英勇作战，打击敌人，保存实力，功勋昭著。8月底，我陪同赵寿山由垣曲经白浪渡、渑池回到西安。

    这年3月底，经赵寿山军长的同意，我进入三十八军教导队学习，我是属第二期第一学生队。三十八军司令部当时驻在山西省平陆县马沙涧，后迁到马泉沟。教导队驻在距司令部不远的茅津渡与会兴镇对面。后期由于日寇继续向南进犯，教导队又移到中条山里的寺头庙。从进三十八军教导队，我开始正式走上新的道路，在这里我们系统地学习了毛主席《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学习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和运动战术，军事训练方面主要是单兵动作，射击、刺杀等军事技术。在我们第一学员队任教的教员一个是温朋久，是个外国留学回来的大学生；另一个是边重光，是一个爱国军人，原是冯玉祥将军的部下，在武汉失守后来到三十八军教导队的。教导队的队长是周杰邦，黄埔军校学生。副队长郝克勇、区队长沙成轩、张西鼎、崔日尧，队里当时除周杰邦外，其他几个都是共产党员（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而和我接触最多的是我的班长朱曼青，还有一个学员，名叫吴峰山，他们两人也都是共产党员。我置身于他们中间，接受的全是我们党的教育，慢慢地思想发生了变化，从过去朴素的爱国心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彻底地转到了为党的事业奋斗的方面来。我同朱曼青、吴峰山在一起，他俩经常和我谈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纲领、任务，还给我几本小册子，有《共产党宣言》、当时油印的《党章》等，给我讲述毛泽东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书，给我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我逐步明确了对党的认识，懂的东西越多，我越是迫切地要求参加党组织。1939年9月间，我经朱曼青、吴峰山两人介绍，光荣地加入了自己长期向往的党组织。

    三十八军教导队党员的联系都是单线的。我只知朱曼青是管我的，所以组织上有事情只能是由我的介绍人——朱曼青、吴峰山二人转达给我。可我的心里是很明白的：这是党交给我的工作，一丝一毫也不能马虎，出问题不光自己掉脑袋，更严重的是我们的党组织要遭到破坏，这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教导队党组织也搞一些集体活动，有时我就接到通知：到××地方集合。这些一般都是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的。小小的屋子里，不点灯烛，漆黑一团，谁也看不清谁的面孔，只听见一个人在讲话，自己凭着声音判断，依稀辨认出是我们的副队长郝克勇，有时还有其他人也讲几句。记得内容最深刻的就是郝克勇在一次讲话中讲的：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他的这些坚强有力的、鼓舞人心的话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几十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消逝，这种记忆一直不能磨灭。

    国民党对三十八军教导队的监视，并未放松，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曾来到我们教导队视察和检阅，表面上表示关怀，但背后都是派人对我们逐个考察。这样，反而使我们提高了警惕性，由于我们活动很谨慎、机密，也很巧妙，所以一直没有被他们抓住任何把柄。教导队尽管各种成分不同，总的表面上都是趋向抗日的，尤其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学员更是趋向我们党。这期间，我们很多学员经常组成三五人小组，下分到附近村镇上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组织民众，发动民众，安定人心。

    1939年底，我从教导队毕业，分配到三十八军军部特务连，驻地在山西望原村。到1940年初，在该连又兼任教导队第三期学员班班长，不长时间，由于自己染上伤寒，不得已，回到西安养病。后来病情好一点，住在西安的赵寿山军长家里养病，赵叫我在养病这段时间负责杨先生的安全。我和杨先生经常由西安西大街经北大街到皇城北门外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对去的时间不太在乎，回来时每次都要打听火车到站时刻，以便趁人多行动方便，避开特务的监视。这时的赵寿山和八路军的接触是很多的。为了对付特务，杨先生也经常变换着方法，有时长袍短褂，有时西装革履，有时步行，有时乘车。我们多次机智地避过特务们的盯梢。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在八路军办事处，杨先生和八办的同志谈话，突然发起空袭警报，街上大乱，只有八办的防空洞人很少（这是因为人们怕惹麻烦，怕不安全），我们就在八办的防空洞待了一阵，就这样耽误了返回的时间。由八办到赵军长的公馆有很多路，天很黑，我俩急匆匆地赶路，忽然听到后面有脚步声，我们二人随机应变，赶紧转到一个叫芍仁里的巷子，不想又是一个死胡同，我们当即在一户人家的门道中脱下长衫，换上短褂衣服，来到北大街二府街韩望尘家，然后打电话给赵家，才派车把我们接了回去。

    在西安待了七八个月，到了1941年初，我回前方巩县又被派去教导队，在第四期学员队当班长，这时教导队对外称为三十八军新兵补充团，地址已由中条山迁到河南巩县油坊沟。在学员队，我既是学员班长，又是我党的地下交通员。当时的情报和秘密文件都是郝克勇和张西鼎直接交给我的，我又是专负责送到第四集团军和三十八军的。这期间，我经常往返于巩县油坊沟和汜水虎牢关山沟之间，当时三十八军军部就在虎牢关，还到过洛阳以东的偃师县县城。我送的情报和文件都是辗转交到代号30号的赵寿山军长手中以及赵的司令部秘书处机要人员。我送情报和文件，有时是步行，有时是骑马，有时是骑自行车。一次我骑车去虎牢关军部的时候，在途中要过一座小桥，由于天黑，情况又紧，自己心里很着急，一不小心，连人带车，翻到河里。自己从水中爬起来，从头到脚泥水淋漓，活像一个落汤鸡，自己也顾不得这些，扛起自行车上岸，小心摸摸情报尚好，骑上车子，向前继续飞驰，把文件安全送到目的地。就这样，经我手送的东西，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问题。那时我虽然白天紧张地训练一天，尤其是军事训练上刺杀课，累得腰酸腿痛，晚上仍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虽然辛苦，可我心里总是乐滋滋的。

    教导队中期一段时间，赵寿山在洛阳西宫第一战区担任高级将领作战研究班的头头，直接指令教导队，让我带领10名学员，伪装新兵，担负他的警卫任务，并兼为那里的将军学员服杂役。我经常以赵的副官的名义出出进进，为工作提供了一个保护伞。在这期间，我们服务人员还得到一些线毯之类的奖励，并了解到不少敌情。

    在教导队，我们党员以及党周围的积极分子都有党的宣传文件、笔记、刊物，进行秘密阅读。国民党特务机关经常派人来进行明的暗的考察，还派来所谓的政治指导员来“检查工作”，为了对付他们，我们有时不得不把书都藏起来，几次都是利用合法身份，我和杨荫东把大家的书都收起来，由我把它带到山里埋起来。值得一提的还有，就是在巩县距教导队不远的一个小村子里，由郝克勇秘密控制着一部电台，这部电台是直接和延安联系的，很多我党的指示，电文以及这边的很多情况，都是由它来传递的，后来曾被敌人察觉，组织力量企图破获，但由于我们事先得到消息，经过机智的斗争，把电台安全保住了。终于使敌人一无所获，落了个败兴而归。

    到了1940年秋，我们的教导队第三期毕业了，我又被分配到三十八军十七师四十九团机枪连当排长。当时，部队前线在河南广武县桃花沟。这里是当年楚汉相争的古战场，桃花沟即是鸿沟，西边的汉王城是三十八军驻守，东边的霸王城为日军所占，再往北就是黄河桥头堡，也是日军占领。三十八军在这里形成一个包围圈。这时从总的趋势看，日军已无力南下，战争形势开始进入到相持阶段。在这儿，两军对垒，鸿沟为界，双方经常开枪打炮，也经常组织小出击。在前沿，我根据在教导队新学到的有关时事新闻和政治广泛向士兵宣传，内容就是反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团结一致，坚决抗战，我们必胜，日军必败等，鼓舞士兵，增强信心。这时的三十八军军部驻在广武县附近的一个叫作苏寨的较大的村庄。我在这里守了三个多月，又一次，三十八军的人事处长胡振家把我叫去说：“根据赵军长的意思，为了以后便于晋升提拔，你得挂一个牌子。”我去找赵军长，他说：“你得去深造一下。”就这样，我被从前方撤回来，到了第一战区洛阳干部训练团近战班当学员，重点学习刺杀和劈刀，内容都是日式和俄式的，教我们的还有一个苏联教官，我们整天带着护具在操场练习。6个月后学习期满，这次没有再回四十九团，直接到军部特务连当卫士排排长，专门负责30号赵军长及军部的安全。警卫排有40多人。在这儿，我除担任警卫工作外，还担负军部直属部队一些训练劈刺任务。1942年下半年，在巩县芝田镇，朱曼青交给我发展党员的任务，朱还给我具体叮嘱了应注意的事项。记得朱曼青当时给我画了一个图，先画一个大圈，里面再画一个小圈，作为示意图。我自己做发展党员的工作，就是根据党的指示，首先找周围的战士谈心拉家常，通过这些了解周围这些人们的思想基础、倾向等情况。先拉入朋友的范围，然后逐步启发诱导，慢慢涉及对我党的认识和基本知识的了解，提高思想。就这样，我在军长周围的侍从人员和我所在的卫士排，共结交了战士田忠民、沈桂生、张长安等十多名“朋友”。当我准备做下一步工作时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蒋介石这时已对赵寿山从怀疑到不信任，名义上提拔赵寿山军长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而实际上是把三十八军进行改组，接赵军长班的是蒋的亲信张耀明，各级人员也都换了不少。我也随着赵司令一同调到第三集团军。这样，我在三十八军打下的基础，辛辛苦苦积蓄的力量全部丢失了。当时调动，按照党内规定，党员跨军调动要转组织关系，在三十八军负责的郝克勇就给我取名叫志杰，这也就是我和新组织联系的名字，也就是党的组织关系。第三集团军和我接关系的是杨荫东，杨是司令部参谋处少校参谋，是作为赵的随员之一，一同调往第三集团军的。我的公开身份是第三集团军司令部上尉侍从副官。司令部驻在甘肃武威的山陕会馆，赵司令自己住在观音巷。我先在办公厅，后又调到赵的身边。这里还有常住司令部的秘书何寓楚、王安仁（即王静先）、译电员史毅、军法处的顾元、副官处的张定贤、法文秀（回民）、科长周杰邦、邢需云、卫生处的张归仁，后来知道这些人除周杰邦外也都是共产党员。在赵司令周围的还有温朋久、崔仲远、雷清汉、崔伍德、张长才、严牛娃、马宝甲、韩复山、吴江善、赵明等十多名士兵。在这里我们仍积极开辟工作，壮大组织，积极争取发展对象，经我谈话培养的有6人，填写入党手续，发展为正式党员的1人，名叫李天民，山西高平人。记得当时批准的人是杨荫东和王静先，我代表组织正式通知他的。我们在第三集团军司令部处境也是很恶劣的。蒋介石对这儿是特别“光顾”的，司令部参谋长池中宽是个顽固不化的分子，后来还指派来一个副司令名叫于达，原是国民党中央一个什么办公厅的。这样他们指令下边的特务对赵司令周围严密监视，刺探情报。比如有一次，原三十八军军需处处长杨海涵来武威，事后不到3小时，国民党三总部情报处就知道了。原文是这样的：“赵的旧部高级客人杨海涵来凉，不知何故，待详查。”这个电文是由池的警卫员用红本呈池时被我抽空子窃取到手的，后来我又把此事直接向赵司令作了汇报。我们在这种环境下，凭着长期斗争的经验，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不懈地同敌人进行着明的暗的较量。这期间，我在党内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赵的安全，耳听八方，随时与杨荫东联系汇报，国民党方面的文件基本上经我手转递的，都分为两个渠道，三集团军官方和该总部的共产党员组织同时得到情报。这样，就保证了我党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始终占据主动地位。

    抗日战争胜利后，三集团军编制取消，这时，蒙定军同志去过几次武威看我们，并代表党组织给我讲了有关今后去向问题，先说回延安边区，我听了很高兴，以后又指示隐蔽精干。这样，我又随大流归入驻在陕西西安城南的第二十四军官总队。杨荫东给我转名叫青山，作为新的组织关系，在新的环境中又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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