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厌恶这小说有好些理由。首先就是，我原拟写的是一部近似讽刺英国政治风格的黑色喜剧，但出来的结果却广被认为是一部激烈反德之作。
大概它也真是反德的。阿登纳[1]主政时期的西德政府，用任何标准看都算不上太可爱。希特勒时代的老面孔比比皆是：阿登纳本人的幕后操盘手格洛布克（Globke）是纳粹歧视犹太人的《纽伦堡法令》的起草人之一，而自由民主党的明星阿亨巴赫（Achenbach）曾协助纳粹把法国犹太人从巴黎运到集中营，热情洋溢的佐格尔曼（Zogelmann）之前还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高干，而这也不过是十八年前的事。在西德的警界、司法界、情报界、军界、工业界、科学界和教育界里，纳粹的旧人俯拾皆是。他们之所以被留下来，若不是因为没有犯过合该清算的大罪，就是因为被认为是西德战后重建所少不了的人才。但更多时候则是出于北约盟国旧事不重提的默契，听任他们的档案尘封在某个人的抽屉里。
对我这样从儿时起就着迷于德国文化与历史的英国年轻人来说，60年代初期的波恩确实是个鬼影阴森的地方。有时候，这城市的街道给人的感觉是匆匆铺上的，以便把前不久的恐怖往事给稍事掩埋，就像是贝尔森（Belsen）集中营那些草墩——上面修剪得整齐漂亮，下面覆盖着无辜死难者的喑哑痛苦。如果你仔细观察，波恩的怪异随处可见：从那些年过五十的人紧绷的脸上（“妈妈，战争时你在做什么？”），从一栋你突然认出的未拆除的纳粹建筑，从德国官员或国会议员不经意脱口而出的一句纳粹用语。很多时候，呼吁忘掉过去的口号就像波恩正忙着遗忘纳粹的口号一样刺耳。在德国，“克服过去”一语是会发出军队调动时的铿铿声的。德国人就像英国人一样，说话总是带有自己的调调。
因为当时是英国大使馆的二等秘书，我常常得坐在德国国会的二楼外交官旁听席上。手上拿着先印好的发言稿，耳里听着一通通乏味的发言，我会听任思绪游走，飘过墙壁地板，飘到坐在我几英尺之下那些衣着阴沉的中年男女身上，揣想是什么样的集体记忆（有光荣的、有悲哀的、有耻辱的）构成他们的人生经验的。他们一个个走向讲台时，我打量他们漠然的面孔和自觉的举止，心里琢磨，如果可以畅所欲言，他们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
因为是英国人，因为或多或少都吃过德国国家主义耀武扬威的苦头，所以我们当时仍然疑惑：他们现在是谁了？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他们有可能会在这个世纪里发动第三次战争吗？
这种疑惑依然缠绕着我们，于今为甚。大众报刊会把这种疑虑大声说出来，而我们的智囊团或领导人则会在白厅[2]那些秘密会议室里静悄悄地把它说出来。
但也不总是那么静悄悄。几个月前，一个焦虑的德国瞭望者团体才在契克斯[3]集会，讨论这个超难搞的德国问题（后来他们中的一个泄漏了消息，外界才得知有过这样的集会）。他们的问题大略如此：统一的德国将会在欧共体里取得超强的地位，到时她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能信任她吗？她会怎样利用自己的力量？
会议的结论并不特别高明，而它们反映出的英国人性格就像德国人性格一样多。
奇异的是，整整三十年前，在经过冷战多个回合的交锋和我们（出于深信德国不可能统一）反复重申支持一个统一的德国之后，我们也在问自己同一组浮夸的问题，尽管用语稍有不同。德国统一的话，地会裂开来吗？我们这样问彼此。巨大的过去会冲破纸一样薄的表面吗？德国的经济奇迹还能忍受得了战败的紧身衣多久，继续惟北约之命是从？
而我们给自己的回答总是一样：只要他们继续富有，他们就会忍耐；只要德国钱继续淹脚踝，只要德国人能继续到意大利度假，把皮肤晒成古铜色，我们就没什么好害怕的。
然而，当我们把免税威士忌继续灌进他们喉咙，聆听他们对德国问题的独白和宣示永远亲英的承诺时，我们却总是像盘旋的鹰隼一样，搜寻德国人第一个背信的征兆。他们会偷偷摸摸背着我们去跟俄国人做交易吗？他们会答应用一个不结盟的德国来交换一个统一的德国吗？他们不是没有试过这样做，只是每一次都没有充分的决心罢了。阿登纳与戴高乐之间的眉来眼去是一个弱化英美对德国钳制的阴谋吗？英国第一次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失败后，我亲耳听麦克米伦[4]说：“戴高乐想要的东西跟我们一样，却不想让我们有份。”而每一次，当有极右派的政治集团冒出来（不管是出现在巴伐利亚州、石荷州或任何一个反犹主义或泛日耳曼主义的温床），我们就会马上发电报向伦敦报告，评估事情对当前的德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回想起来，那时我们都简单得可以。
但别忘了，那时候的外交官都是业余出身。他们不是政治家，不是受过训练的分析家或经济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或律师或历史学家。
他们大部分都是剑桥、牛津的文科毕业生，被当成专家派驻各地的大使馆，而他们往往会择错固执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而我们驻波恩的大使馆和我们驻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大使馆没什么两样：是一座对其驻在国深深不信任的英国要塞。它的风格和偏见跟从前英国乡下人对城市的敌视没两样。总之，那是一个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地方，它一方面抱有英国人继续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者自居的心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扮演一个较谦卑和较务实的角色，以争取德国支持我们加入欧共体。让事情更复杂化的是我们在德国的驻军和我们以四强身份对德国前首都柏林的共同监管。那时我们大使馆最佳的德国专家是一个曾被关在寇地兹堡战俘营（时位于东德）而后逃出的战俘。我们的参赞（参赞处是大使馆的政治部门）是勋章多多的皇家海军前潜艇艇长。我们很多本地雇员都是德国犹太人，他们大战前逃离德国，然后像黑廷一样，在战后以英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回到德国。我经历的两位大使都曾任职于莫斯科，秘密参与过制定冷战对策的最内部会议。因此，当时大使馆的气氛就像这小说里描绘的：在尼布龙[5]薄雾的濡湿重量下，每个人都神经兮兮，充满怨气。
要在这个世界里抽出一根线头，把它编织成一个故事，事实证明是极度困难的——有许多不同的可能发展只是困难之一。理论上，我想写的是一个过去缠绕着现在的故事；它要能反映出我们对一个我们前不久才打败的国家的日益依赖，而且要能道出我们对一种闷烧在富裕表面下的国家主义激情可能复活的焦虑。但这种复活会以何种形式出现呢？我当然不相信纳粹会以赤裸裸的方式卷土重来，不相信它的老守护者会戏剧性地重新得势。我毋宁相信，如果威胁存在的话，它是存在于灰色的中心的，其表现形式会是一个以愤懑的老板与小布尔乔亚为骨干的群众运动——类似于布尔热在法国领导的那一个。我也察觉到失意的德国年轻人的深深不满，他们开始把怒气的矛头指向西德的富裕和西德对北约的俯首帖耳。今天还有人记得红色丹尼[6]吗？
我对这些潮流最后会演变成什么样子的臆测，现已明白是错的。但我有一点却是猜对了：会有一个学生运动把无力的怒火拨向德国建制——哪怕它后来发展出巴德-迈因霍夫团伙[7]这种极端的形式——而且会得到德国知识分子或明或暗的支持。我猜对的另一点是，这股力量本质上是不关心政治的：它的平台包括了一种模糊、未完成的无政府主义修辞，没有明确目的可言，惟一的信息只是行动本身。
但不管怎样，我本来就没有预期自己的预测是对的。我想提供的是一个有启发性的梦魇，而非精确的预言。我想讲的是一个政治的鬼故事。而不管写得是好是坏，我写出来的也正是个政治鬼故事。
这鬼故事里的鬼当然就是利奥·黑廷。阿伦·特纳是他的招魂师，而劳利·布拉德菲尔德则是倒霉的鬼屋主人。这三个角色在现实中都是没有原型的：就我所知，黑廷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尽管在我任职大使馆的时代，德国各地有几十个类似黑廷的人，继续在他们小小一间的前管制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哪怕占领已经结束了许久——以别的名义发挥功能。也没有戴绿帽的布拉德菲尔德这样的人指挥过我们的参赞处；或有过一个来自伦敦的阿伦·特纳，把我们的生活撕成碎片。至于旁观这一切的那个慵懒、聪明的同性恋者莱尔，当然也是没有存在过的。
但云格尔先生却是活过的。他是真实的，尽管其名字与长相你在本书任何地方都不会找到。云格尔先生是我们大使馆里的两个打杂之一，由行政科聘用。他们今天还有这样的人员吗？我敢用你的全副身家打赌还有。云格尔先生在大使馆一楼有一个办公室，他的工作是为你的汽车申请一块外交官车牌、弄一些外交官汽油券和优惠机票，还可以私底下帮你买到打折和免税的新收音机、电视机、洗碗机、荷兰啤酒或苏格兰威士忌——黑廷那些可怜兮兮的吹风机当然更不在话下。
云格尔先生年老，头发柔软光洁，和蔼，耐性过人，哪怕是被外交官太太大声使唤，也几乎不皱一下眉头。有别于所有人的猜想，我个人深信云格尔先生从未在帮我们的忙中捞油水。他会热心助人，只是因为急于讨好别人。所以我就偷了云格尔先生的吹风机，还有一点点他与雇主的关系，放到利奥·黑廷身上，以便突出利奥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卑躬屈膝的一面。云格尔先生是不是晓得此事，我不得而知。不过，十五年前我倒是相当意外地在科隆机场重遇他。
他比我记得的样子老更多了，皱巴巴的皮肤不再粗糙，变得婴儿般柔滑。是我先看到他。他坐在出境大堂餐厅里角落上的桌子边，一边细口喝啤酒，一边看着现代世界运转，样子就像已经坐了一整天。最后他终于看到我，伸出手和我轻轻一握，轻轻喊出我的名字。他身边没有行李，甚至没有人人必备的德国手提箱。他穿着费尔岛（Fair Isle）花样的开襟羊毛衣，袖子上有皮革补丁，大概是多年前从他某本邮购目录上购买的。他看起来英国味十足。
“你要去哪儿旅行，云格尔先生？”我问他。
没有要去哪儿，他微笑着回答说。他说他几乎每星期六都会来这里。有时星期天也会来。我猜他是暗示他太太已经过世。显然他是孤身一人。
“所以你是来这里收集写小说的材料啰？”我开玩笑地问他。
不是，先生，我不写小说；他带着另一个微笑回答说。
“但你一整天坐在这里，又不看书，你是要干些什么呢，云格尔先生？”我不解地说，“难道你是间谍不成？”
这时，他举起一根手指，示意我噤声。“听着。”他说，脸上仍然挂着微笑。
于是我默不作声，露出一张洗耳恭听的脸。接着你猜我听到什么来着？我听到有一个男声用几种语言广播说要到某某地方的旅客请在某某登机口登机。
“那是我儿子。”他说，自豪的神情我至今难忘。我这才明白，他举起的手指是指着广播喇叭的。
本书的初稿写成于维也纳。在那里，我得到著名纳粹搜捕者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之助，把坏蛋角色卡费尔德的龌龊老底给拼凑了出来。我住的是已故指挥家卡拉扬（Karajan）的公寓。这纯属巧合。刚开始，我每次回到家，所有门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似的，会自动打开。我后来才知道，之所以有这种设计，是因为那位大指挥家演出完毕时常常脾气暴躁，没耐心去开门。
在维也纳，我也有机会听到原汁原味的反犹主义语言，它们让我更知道应该怎样描写那些波恩老纳粹的嘴脸。“如果你想研究这种疾病，”维森塔尔建议说，“你就得住在沼泽里。”他指的沼泽是维也纳。回到英国时，我的小说仍然没有完成，而有好几次，我觉得自己离把它写完只有一步之遥。那是我生命中的离婚时期，而这事对我和我那可怜忠实的太太都是要命的经验。这书阻碍了我，而我也阻碍了这本书。我反复想：我去过那么多地方，干吗要费事去描述一个我想像出来的呢？如果你想让阿伦·特纳向你解释，大概你应该想像一下我或你自己：我们看过那么多，感受过那么多，却又抗拒每一个我们得自感官的合理结论。
然后有一天，我极秘密地回到波恩，精良的德国制手提箱里装着好几磅重的小说书稿。我住进雷马根（Remagen）一个可以俯瞰莱茵河的饭店房间。记得雷马根那座大桥吗？你们有必要记得吗？但这大桥却见证过美军和德军之间最激烈的一场战事，而盟军就是从它渡过莱茵河的。
我在雷马根得到一个亲切小天使的帮助，把小说写竣杀青。在某些方面，它仍然不是我计划要写的那部书。但我本来要写的那部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勒卡雷
199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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