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人[1]

    王统照是“五四”运动的儿子。“五四”的时代潮流，造就了王统照，没有“五四”也就没有包括他在内的一代学者文人，“五四”是王统照发展的动力和起点。

    他出生于鲁东南的诸城县相州镇，那里的自然环境是平平的。王家虽云相州首富，也不过是田多粮多的“土财主”，既非似海侯门，又无名士名流。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或者坐吃山空，或者沦落为纨绔子弟。而王统照却能鹤立鸡群般地崛起，成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和诗人，这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以外，与“五四”运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913年（16岁）他初见鲁迅的《怀旧》，即因其与旧小说的明显不同而深为佩服。1916年（19岁），尚在中学读书的王统照即致函创刊刚一年有余的《新青年》，赞扬其以“宏旨精论”宣传“新学问、新知识”，而为“先知先觉”的一代青年所必读。《新青年》编者如闻空谷足音，即刻发表并加按语，以为是“中国未必灭亡”的兆征。以新学问新知识拯救中国沦亡的热情和信心，缩短着、融化着北京与济南之间的时空阻隔。把这一班最先觉醒的时代少年的心，维系成一团明净温馨、充溢着理想光华的动人焰火！向往和诱引的合力，推动着王统照中学刚毕业即赴京深造就读于中国大学。甫入京华，如鱼得水，他迅速地作为《狂人日记》最早最热心的读者，而置身于示威天安门，火烧赵家楼的大潮之中。他读的是英国文学系，更热心的却是编刊物（如《中国大学学报》《曙光》等），搞创作（有诗，有论文，有杂文，更多小说），译介西方哲学艺术，发起和组织文学社团（先是为“文学研究会”十二位发起人之一，后是“晨光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他是以何等的热情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运动呵！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到1921年，他先后发表了论文14篇，翻译（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24篇，诗120余首，创作短篇小说23篇，其他杂文、书信、散文等20余篇。他钦佩、景仰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他同“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是至交，他为瞿秋白出访苏联送行，他去周作人寓所拜访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他与徐志摩陪同印度“诗圣”泰戈尔到济南演讲，他同刘延陵书札往还，讨论《诗》的创办，他关注着素昧平生的文学青年李健吾等的成长……几乎没有哪一个文化领域看不到他忙碌的身影，没有哪一个新文化人重要聚会中看不到他热情的面容。他在“五四”的氛围中迅速地成长，他在时代的激发下喷吐的光和热，使时代的火炬燃烧得更加炽热。

    受惠于“五四”，一位出身剥削家庭的少爷，却热情地走向了平民以至贫民，从而获得了民主、平等的意识，人道、博爱的情怀。为贫民倍受压迫与侮辱的命运不平以至声诉，是“五四”文学的母题之一，也是贯穿王统照“五四”时期小说创作的基本主题。学术界对王统照在这方面创作贡献的估价，显然是不足的。人们习惯于只就《湖畔儿语》谈论小顺的不幸遭遇，肯定王统照同情城市贫民的情怀和揭露不合理现实的角度，却很少有人论及《一叶》中对被恶势力玩弄于股掌的妇女命运的关注，对刚刚觉醒但仍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知识青年的同情，更极少有人注意到《卖饼人》《生与死的一行列》等作品。在“哀其不幸”的共同旨归下，鲁迅侧重剖示的，是阿Q、闰土、祥林嫂等妨碍着他们走向解放的精神状态，冷峻深邃的笔触中，闪烁着启蒙思想家的风采；王统照着意描绘的，则是卖饼老者、贫家幼女、扛棺材殡死人的伕役们的不幸遭遇和淳朴德行，凄冷惨切的生活画面中，升腾起的是博爱与人道的温情。在还不具备阶级观念的意识层面上，王统照把人间区分为上下贵贱两个阶层，一面是罪恶的渊源，一面是苦难的丛集，一面是兽道的猖獗，一面是人道的绵延。他在书信体小说《战与爱》的小序中说过：“战是兽道，爱是人道，兽道昌了，人道就灭了！”在王统照看来，反战是为了昌明人道，同情孤弱是为了发扬人道，揭露黑暗，抨击罪恶，倡导博爱，关注人生，也无不是为了实现人道。崇尚人道主义，进而促进人的解放，正是“五四”思潮的基本内涵之一，这已经若干学者论证而成公论。鲁迅从1918年便有“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的信念。与“五四”思潮呼吸相通，王统照才有可能跻身于时代潮涌的前列。

    受惠于“五四”，一位远离京都的乡曲书生，才广泛地吸纳了东西方的近代文艺思潮，涵养成比较宽容、开放的艺术精神。这体现在创作中，便成为多元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手法。王统照是“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并不是“文学研究会”倡导的写实主义的忠实服膺者。杨义同志认为，王统照属于开放的现实主义一路。倘就其全部创作立论，这或许是中肯的，因为王统照20年代末期以后，的确由多元走向单一，成为坚实凝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长篇《山雨》，便是最具特色的力作；但在“五四”前后，王统照的多数作品，却是偏向主观抒情，乃至明显地偏重象征写意的一路。

    从1917年10月的《纪念》，到1948年春末的《狗矢浴》，三十几年间，王统照共发表了八十几个短篇。其中，1925年前之作，即“五四”前后的作品，约占三分之二，我们称之为前期小说。前期小说，由于创作手法、艺术手法的歧异而呈现出多元多姿的风貌。其中《卖饼人》《湖畔儿语》《生与死的一行列》等，客观写实气息较浓，可以看作《沉船》《山雨》等凝重坚实的力作的先导；也有《雪后》《沉思》《微笑》等具有明显的象征意蕴之作，既非现实生活图画的摹写，又非主观心理情绪的直白倾泻，而是创造某种带有一定现实品格的意象，使其按照主观的情思（并不一定契合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运动，以表达作者探求人生奥秘中的思考和思考中的迷惘，开启了40年代《华亭鹤》等作品的先河。但更多的作品，却以写意画的风韵，散文诗的格调见长，既是“五四”这一青春时代气息的折射，又是青年王统照诗人气质的自然表露。要选取这种风格的代表作品，《春雨之夜》应该是最合适的。其中的人物和故事，统统简单得出奇。活跃在“我”的忆念和情思之中的，只有那在春雨潇潇中急欲回家的姐妹双双，为连绵的秋雨所阻，只好在荒村小站作半夜的滞留。如此平淡无奇，丝毫也不见精彩的情节，经过作者诗情的陶冶，却勾起了人们心中一种广远深长，难以名状的感触。不禁在轻清的叹息和淡远的哀愁中深镌下这相依相偎的姐妹的身影。在故事叙述之前，小说先用了近一半的篇幅，细致入微地渲染“我”在凄清幽沉的春雨之夜中的情怀，给故事笼罩上一层凄清悱恻的纱幕，使读者不由自主地屏息凝神，应和着这种幽咽的旋律，去谛听生活琴弦上升腾旋转的袅袅颤音，由此才引渡出“我”与小姐妹在火车上的邂逅。在这凄清的雨夜，在这沉闷的旅途，这一双装束淡雅、神情凄惶的姐妹，被描写得多么哀怨凄切：那只不过大了一两岁的阿姐，一面要担负起编织希望抚慰阿妹的使命，一面又拭不干笑容下面的泪痕。她们的身世和姓名，来路和归途，也许并不重要，而她们的心曲，却引起“我”无比的关切！火车在深夜冷雨中停下来了，乘客在冷缩疲倦中睡去了，雨声潺潺，鸡鸣喈喈，“我”却越感这雨夜的寂寥和悠长。是什么催促着她们雨夜奔波？是什么苦恼得她们泪眼迷离？“我”和读者关注的中心，作者偏不肯点出，一直引逗得疑云四合，全篇告终，人们才恍然得知：“母亲见我们回去就好了！”原来，双双来归的女儿，才是缠绵病榻为思念所苦的阿母霍然而愈的良药。古诗有云：“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于是，久已蕴蓄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某种情愫，我们民族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突然被引发，被唤起，顿时化为碧波荡漾的春水一泓，轻轻地洗刷，无声地净化着读者的心田！这与其说是叙述故事塑造人物，毋宁说是借这一两个情绪化的人物来创造某种特定的意境，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不是轮廓鲜明、个性凸显的人物，而是那种葱茏蓊郁的诗情。不是依靠对现实中的人物及其相互关系的精确描绘，而是借重诗情来感染读者，表达自己的美学理想，这就给青年的作家架起了通向浪漫主义的桥梁。王统照十分欣赏自己的这一创造，以这篇的题目命名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大约是对“五四”这一民族青春时代的积极应和罢？

    其实，在诗歌、散文等领城内，这种多元、开放的艺术旨趣，流露得更为生动和充分。不同于小说风格的由20年代的多元走向30年代的单一，他的散文创作，一直是在向多种方向探求，作多种风格的尝试而异彩竞放的。王统照生前出版过七部散文集（《北国之春》《片云集》《青纱帐》《游痕》《欧游散记》《繁辞集》《去来今》），纪游文章，甚称大宗，叙事写人，间有佳作，抒情写意，每臻精妙，宏篇短什，均所尝试。单以抒情文字而论，便至少有三种成熟的类型。1925年5月帝国主义强盗的枪弹和中国人的鲜血，不但引发了广大国民激昂奋发的情感，而且也激怒了若干一向以宽厚平正，绝不以激进著称的文人学者，一改他们平素的作风和性格，一个个变得血脉偾张，呼号奋发起来。叶圣陶如此，朱自清如此，俞平伯、王统照也莫不如此。6月5日，王统照从宣武门归来，路遇几个“白衣短装的青年”，正“从渴望而激热的哑喉中对着路人讲演。那是中国的青年！是热血沸腾的男儿！”他当即被这种舍生忘死的爱国热情感动得潸然泪下，并由是想到要在这“兽道横行”的世界里寻觅“人道”，而要理会这样的世界，只有依靠“铁”和“血”：

    和平之门谁知道建造在哪一层的天上？但究竟是在天上，你能无梯而登吗？我们如果要希望看到那门下歇一歇足儿，我们只有先造此高高无上的梯子。用什么材料做成？谁能知道，大概总有血液吧。如果此梯上而无血液，你攀上去时一定会觉得冰冷欲死，不能奋勇上登的。我们第一步既是要来造梯，谁还能够可惜这区区血液！

    谁还能够可惜这区区的血液！针对“总是无价值的”，“总是达不到和平之门的”这一类悲观论调，他针锋相对地强调：“但我们便要挣扎，”“但我们要造此血梯！”“人终是要忼厉，要奋发，要造此奇怪的梯的！但风雨声中，十字街头，终是只有几个白衣青年在喊呼，在哭，在挥动白旗吗？”（《血梯》）略迟于此，专“为五卅事变作”的散文诗《烈风雷雨》，则更为狂热激奋地呼号：

    ……我们要实现吐火的梦境；我们要撞碎血铸的洪钟；我们要用这金蛇般的电光遍射出激动的光亮；要用震破大地的雷霆来击败阴霾。这样情热的当中，岂容得踌蹰，恐怖！这疾风暴雨的日子，正是狂歌起舞的时间！为要求明如日星的生活，为要求灿如朝花的将来，我们便情愿狂醉；情愿在水中相搏战；情愿将此混沌的世界来重新踏反，重行熔化，重行陶铸！

    几乎与此同时，他还写下了《片云》《绿荫下的杂记》《阴雨的夏日之晨》《如此的》《偶像》《闲？》《……在囚笼中的苦闷》《海滨小品》《林语》等风格、情调迥异的作品。这些篇作，有的是一则寓言，有的是几段絮语，有的从某一生活的境遇中生发开来，有的则设置一种山水亭榭的自然环境甚至一种虚幻的梦境作为写心写情的框架，……体式不一，笔致也多变化，但都震响着大体一致的感情旋律——对人生奥妙苦苦探求而总是不得要领的怅惘和悒郁。《绿荫下的杂记》引述一位受到剧烈悲哀打击的女友的长信，但借此抒发的却是自己对人生悲哀的体会、感受：

    悲哀有时能给予人快感，而且相似将清凉的淡水给予孤泛重洋颠顿风浪中人作慰渴的饮料。凡人经过一度的深重，难以遗忘，难以恢复的悲哀，将必尝到这种意味。……在悲哀以后中的感觉，虽花不能增其美，虽月不能助以清思。一切的自然都成了低沉幽微的触感。但亦惟有此，而后方能对于人生的幻谜有彻底的了悟，从不幸的经验中，可以有种新鲜的感发，对花不仅知其美，对月不仅能感其情，而且分外有更深沉更切重的反悟。悲哀所以损人者在此，所以助人者抑或在此。

    《阴雨的夏日之晨》，则细细抒写“我”在一个“轻爽、疏嫩，而微有冷意”的葡萄架下，“心上的琴弦已经十二分地谐和，如听幽林凉月下的古琴声，没有紧张的，繁杀的，急促的，激越的声音，只不过似从风穿树籁的微鸣中，时而弹出那样幽沉、和平，在幽静中时而添加的一点悠悠的细响。”由是，“我”想到地球在太空中的运命，想到“毁坏、破裂、死亡”之中“偶然低鸣出一声两声的‘爱’的曲调”，想到勃来克和托尔斯泰关于战争与和平、生存与死亡的诗句，想到“在这夏日的清晨的淡灰色的云幕下，虽然喜慰我这心琴的调谐，但我也何尝忘却霹雳、电光的冲击。我由一杯香茗，一帘花影的沉静生活中，觉得可以遗忘一切，神游于冥渺之境，但激动的奋越的生命之火焰却在隐秘中时时燃着。”这些跳动的思绪，虽大都是环绕着“人生奥秘”的轴线跳跃、浮动、闪烁、摇曳，但却已经抽去了现实人生的具体内容，只剩下玄远幽秘的抽象思索；又兼这种思索每每安置在“寂寂空庭，澹澹灯花”的秋夕，或是香茗绿草、啼鸟花影的雨晨，或是古寺荒庙，或是梦境幻觉，背景的虚渺幽远，更染浓了思绪的凄惶纷纭，生动地展示着“五四”退潮以后一位病弱文人敏感纤细的感情世界。

    1937年4月至9月，王统照在《文汇报·世纪风》发表了总题为《炼狱中的火花》《繁辞》的两组类似散文诗的杂文，后结集为《繁辞集》由世界书局出版。这是国难当头的年代里的作品，看起来放笔写去无拘无束，但总目的却是一个，从文化的保存、人心的强固方面为民族的御侮图存效力。篇幅大都比较短小，或是借助先哲的一段名言，或是依据公众舆论中的某个问题，缘故生发，回环曲折地引导出一种人生的哲理，给就要在“亡国论”的滔滔浊流中陷于没顶的人们，献上思想意念的一舟一楫，帮助他们在惶乱的人生中找到稳住阵脚保持平衡的心理依据。

    请看这一则《玫瑰色中的黎明》：

    深夜的暴风雨，正可锻炼你的胆力，警觉你的酣眠。金铁皆鸣，狂涛震撼，你不必为不得恬适的稳梦担忧，也不必作徒然的恐怖。

    暴风雨过后有令人欢喜的晴明，有温抚慰悦你的和风朗日。

    灯光昏暗中，正视你自己的身影，努力你的灵魂的遨翔，坚定你的清澈的信念！

    这样，你更感到暴风雨的雄壮节奏的启示。

    你所等待黎明前的玫瑰色已经从风片雨丝中透过来了。

    有时意壮词宏，激昂雄强，有时纤细飘逸，空灵玄远，有时言远旨近，哲理的光华照耀着现实的社会人生。这相异的风格情趣，出于一人之手，“高低巨细，相依为命”[2]，“倘有取舍，即非全人”[3]。沈从文说过：“了解人生之谜”，乃是“五四”时期一切诗人所乐于引用的话头，“自然的现象，人事的现象，因一切缘觉而起爱憎与美恶，所谓诗人，莫不在这不可究竟的意识上，用一种天真的态度，去强为注解。”在这一般诗人中，王统照所擅长的，是“用繁丽的文字，写幻梦的心情，同时却结束在这失望里”，因而“被人认为神秘而朦胧的”[4]。这种“繁丽”的语言特色，“幻梦”的人生探索，“神秘而朦胧”的总体风貌，是“五四”诗人王统照的本色。小康的家道，和从私塾到大学的单纯经历，单调教养，使他对复杂而艰险的社会人生难以有深入彻底的观察体验，又因东方式的文化积累、思维模式的拘囿而拙于周密深邃的哲理思辨，而“五四”时期学生青年探索人生奥秘的浓厚兴趣又在诗人气质的催化下分外执着。正如赵园所说：“这忧郁的青年，比其他人更关心‘人生问题’，而且正是从‘哲学’方面而非生活的实际方面去关心。但却也如其他人，只限于嗟叹与发问，因为他的思维能力毋宁说离‘哲学’更远。他把哲学‘情绪化了’。”“他生活在‘思考’中，而非在生活中思考。”“他不关心生活的‘具体性’。”[5]倘若没有什么打破这种玄远而烦闷的人生“思考”，没有什么冲破这种“情绪化”的哲理内省，也许王统照会在这混沌而纤细的氛围中沉思下去的。然而“五四”前后的中国，内忧外患交加叠至的中国，容不得永久是玄远的沉思。时而血案发生于长街，时而外寇逞凶于国门，社会政治问题的尖锐化，国家民族的危亡，使王统照按捺不住，拍案而起，一腔热血，喷洒出几多义勇和正气！于是，一个专事内省、拘谨忧郁的书生，便忽而激昂奋发，意壮词宏，发出爱国忧时的吼声。待到由青年入于中年，吼也吼过了，喊也喊过了，“血梯”并未造成，危亡却只是日益加重，王统照病弱的手拿不动枪炮，不能慷慨赴敌，又不能默尔忍辱，他只有抛开自己多年思索又多年迷惘的“人生问题”而切实地想一想身处此境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化人，“应该怎么办？”不，他无法做到“办”，只能帮助他们“想”——应该怎么“想”。这便是《繁辞集》的一路了。

    如前所述，不拘一格，开放多元的艺术旨趣，是“五四”所赐；作为这多元风采中的本色的纤细迷惘的“情绪化”的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考，更是“五四”诗人的突出特色。

    “五四”是一个解放的时代，思想的解放，人的解放；但又是一个没有也不可能充分解放的时代。这种不够“充分”，在冯沅君，表现为“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6]。在鲁迅，或许就是“我希望着新的社会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7]而在王统照，则表现为历史给予他关注、思考人生问题的充沛热情，而缺乏与之相应的思辨能力与思辨资料——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真切体验与深彻了解，因而在思考之余，往往只有赵园所批评的那种“空洞的喟叹和渺茫的悲哀。不唯不得其解，倒常常得到了虚无感”[8]同时还表现为热情而缺乏审慎选择地在几乎所有文学园地中开拓，建树，因而在各个领域中都没有获得遥遥领先、独树一帜的成就。从今天向“五四”时代返观，我们很容易看到他活跃在那一时代文坛上的一帧忙碌、匆促的身影：他兼着文学研究会、晨光社、中国大学学报社等几个文学团体的事务，还支持着《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中国大学学报》《晨光》《曙光》《自由周刊》等几个颇有影响的报刊，他既写小说，又写散文，既是诗人，又关注着戏剧，既钟情于创作，又兼顾着翻译。单是译介，列宁的政治论文，尼采、叔本华的美学见解，印度诗人葛拜耳的表象，契诃夫、屠格涅夫、都德、高米里克基和叶芝的短篇小说，高士倭俀的生平，泰戈尔的人格和思想，拜伦诗中的色觉，法郎士的死讯，以至大战前后的法国戏剧，他都有研究、介绍的热诚与兴趣。面是够宽泛的，同时也就限制了在某一方面的深入和精进。他的小说写得颇有个性，但比不上鲁迅、郁达夫甚至叶圣陶。他的诗也有特色，但又不如郭沫若甚至闻一多、徐志摩。散文数量不少，精品也所在多见，但又不如朱自清和冰心的自成家数。……“五四”文学史上任何一个领域内忘记王统照的贡献，都显然是不恰当的，但在任何一个领域内，他恐怕都不能作为创作或理论的“带头人”。返观作品的目录，不能不惊叹于其广博、丰富，又不能不叹惋于其他浮泛、驳杂。对于自己的才禀、素养缺乏明晰的自知，在时代潮流席卷下热情地投身于文学事业，以至选择有时失当，收获难副耕耘，这恐怕是若干“五四”青年共通的特点。人们在钦慕这些首先“吃螃蟹”的开拓者的勇气的同时，也感到他们从正反不同方向上给我们留下的遗产的分量。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鲁迅曾以“敏感”与“自尊”，来概括他所遇见的青年尤其是文学青年的精神状态。我深信这是真确的。1926年，王统照正一面执教中国大学，一面活跃在创作和翻译事业中时，突然辞京返乡，奉母养疴，之后更卜居海隅，远避京华。这决非是什么急流勇退，推测起来，一则是奉母至孝，二则是因误译受到苛评（见甘人《王统照译诗摘谬》）。他回到故乡的山东，执教于大中学校，并且主编《青潮》，后来又发起编印《避暑录话》，还先后为青岛的日报编辑过几个副刊，对山东特别是青岛的文化开辟，确实有毕路蓝缕之功，史册必录，功不可没；但离京之后，由于不在文化革命的漩涡中心，淡化了投身文学运动的热情，失却了文学创作的契机，也就少有北京时代的成果和建树，无论个人的功业还是文学事业的发展，得耶失耶，笔者都不敢遽作判断。而这种敏感自尊，任情负气的精神状态，这种对生活道路、文学道路未能说是深思慎举的选择，又的确是“五四”青年式的，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大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不过王统照更为典型而已。这种选择证明赵园的“他正是一个典型的‘五四’青年，而且是‘五四’学生青年，严肃、忧郁，内心却热烈得近于病态”[9]的印象式批评，是恰中肯綮的。

    在“五四”的作家中，鲁迅的深刻是无人企及的，他用那样的深度和力度透视着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展示着自我灵魂深处的智慧和痛苦，达到了那一代人所仅仅可能达到的顶点。唯其是绝无仅有的孤例，因此也就远远地超越了时代的平均值。而王统照，无论是其热情而浮泛的感情指向，敏感而自尊的精神气质，还是梦幻式的对人生奥秘的思索、探求，在“五四”一代学生青年中，都具有更大的代表性。当对“五四”文学或“五四”文化思潮进行史的描述时，他也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轨迹点，从而取得了相当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1990年春于青岛

    注释

    [1]作者曾任青岛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曾发表有多种著述和多篇论文，与冯光廉教授合编的《王统照研究资料》于1983年出版后受到全国文学界的重视和好评。

    [2]鲁迅：《〈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第131页。

    [3]鲁迅：《“题未定”草（六一九）》，《鲁迅全集》第6卷第422页。

    [4]《论中国创作小说》，1935年4月30日《文艺月刊》第2卷第4号。

    [5]赵园：《论小说十家》，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79页。

    [6]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45页。

    [7]鲁迅：《答国际文学社问》，《鲁迅全集》第6卷第245页。

    [8]《论小说十家》，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页。

    [9]《论小说十家》，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