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可[1]

    1949年秋，青岛的几位美术工作者郭梦家、吕品、叶又新、赵仲玉和我，酝酿筹办青岛美术专科学校。那是解放初期，百废待举，资金没有来源，经与市文教局磋商，以私立公助形式建制，组织董事会，由董事会聘请校长和教师，并筹集经费。董事长的人选，我们公推在文艺界德高望重的王统照先生担任。为了艺术教育事业，王先生欣然接受了。有了这样一位董事长挂帅，办校的事我们便充满了信心。王先生是一位言行一致，守信务实的长者，为了筹集经费，他以多病之身不辞劳苦到处奔波游说，使一些开明的资本家纷纷解囊，终使青岛美专创办初期，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得以维持下去。也就在这时我有幸结识了仰慕已久的王统照先生。

    王统照先生是20年代初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抗日战争之前，我就读过他的小说和散文，在我的心目中，他始终是在茅盾、郑振铎、朱自清、巴金、冰心等中国大文豪的行列之中的，并深以有他这样一位同乡而自豪。

    1949年秋我第一次登门拜访，他住在青岛观海二路半山坡一所西式小平房里。那时他才50岁出头，已经开始谢顶，面容瘦癯，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沉重地架在单薄的鼻梁上，面颊潮红，精神饱满，与瘦弱的体躯极不协调。

    他说一口乡音极重的普通话，听起来格外亲切，他不同于某些有了成就或有了社会地位便随之有了架子的人，他待人诚恳热情，平易可亲。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里，没有什么华贵的摆设，甚至书籍收藏也不多，当时我很纳闷。后来才知道他的浩瀚的收藏，已于抗日战争之初，由于不屈于敌人的要挟，为日伪洗劫一空了。

    王先生是一位十分健谈的学者，他从文学谈到文人，从文品谈到人品。从他的谈话中，我得知在抗日战争期间他蛰居上海“孤岛”，坚决不屈节事敌；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在青岛的山东大学任教，因支持进步学生反内战、反饥饿斗争，而被解聘失业。他的爱国主义以及为追求民族解放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精神，使我肃然起敬。

    他的知识面很广，博古通今，令人惊叹。甚至对美术、音乐、戏剧也无不通晓，连家乡的地方戏曲也有研究。那时我是从事木刻创作的，不料谈到木刻，他也有丰富的知识和见地。他认为新木刻艺术，是战斗的艺术，它在战斗中曾起过先锋作用，应该继续发扬新木刻的战斗作用，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服务……

    王先生比我年长近30岁，开始我在他面前十分拘谨，但在每次谈话中，又似乎不知不觉地忘记了年龄和地位的差别。我觉得他年轻了，甚至觉得他健壮了。我喜欢这位实际并不老的老人，甚至还喜欢他那略带天真略显迂阔的书生本色。

    1950年他赴济南就任山东省文教厅副厅长，继之当选为山东省文联主席。我每次到济南都去看他，去向他求教。他平易依旧，和蔼依旧，礼貌待人循循善诱依旧，甚至略显迂阔也依旧，一点闻不到“官”气。他在工作上事无巨细必自躬亲，像他那样的精诚认真的学者和领导实属罕见。他生活得劳累、沉重而快乐。

    我的业师王献唐先生，当时在省文管会任副主任，和王统照先生是同龄人，虽然他们学术专业不同，由于学养的层次，他们交往甚笃，相互十分尊重，并时有诗词酬唱。当他知道我是献唐先生的学生，知道我学过图书馆学并在历史图书馆工作多年时，煞是认真地对我说：“献唐是当今博学之士，你能从学于他是十分难得的呀！”又说：“图书馆是一所大学，不少学者是受益于图书馆。这可是一段难得的经历呀！”

    1952年在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两位王先生和我都划在文化组。当时献唐先生因脑手术后健康情况一直不好，工作又十分繁重，会间王统照先生对我说：“献唐工作、生活都需要人照顾，你跟他多年，知道他的脾性，是不是调到他身边工作，一来作为他的助手，二来有益于继承他的学问，如你同意，我可以给你说话……”我自然是求之不得。于是王统照先生在会间便和李宇超同志（诸城人，时任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谈了，宇超同志也认为很有必要。然而由于地区、专业等关系，始终没有调成，却成了我终生遗憾，但是王统照先生对献唐先生和我的关心以及对我的信任却永志难忘。

    1956年我创作的套色木刻《晨钟》《就地取材》《棉田歌声》，分别在山东、全国和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奖。我到济南领奖时，王先生已在病中。会后我去看他，一见面，心里怦然一动，几乎凄然泪下。那年他不过59岁，竟垂垂老矣，似乎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了，腰佝偻了，瘦骨嶙峋，面部浮肿，肿得连汗毛孔都放大了，一说话就咳嗽，憋得上气不接下气，但仍然挣扎着说，他从不怠慢来访者，他仍然诲人不倦。

    他说看过我创作的《晨钟》，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有深邃的艺术感染力。接着讲起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来：“文学艺术创作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作家艺术家必须深入到生活中去，是深入，不是走马观花！到工农兵当中去，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沟通与他们间的感情。如果把文艺家比作鱼，那么生活就是水。搞创作切忌闭门造车、云山雾罩。生搬硬造的作品，不能反映生活的本来面貌，没有生命，至多是一张干瘪怪变的剪影。……你还年轻，要抓紧大好时机……”

    当他知道我还涉猎文学、历史并时而写点小东西时，又语重心长地说：“一个美术家不能只练手上的工夫，应该充实多方面的知识，特别在文艺领域中的文学、诗、音乐、戏剧，乃至舞蹈都应有所爱好和理解，美术作品中有潜在的音乐、诗歌……同样的，音乐、诗歌、文学作品中也内含着美术，美丽的画面……总之，一个文艺工作者知识面要博，先博而后专，才是真正的专……”他吃力地讲着，有时深沉凝重，有时慷慨激昂。我怕他太累，几次想告退，但又舍不得离开。他好像有某种预感，况见面的机会又不多，非要把话讲完不可似的。

    如上所述，王统照先生是我国“五四”以来有国内外影响的作家，自从任职于文教厅和文联以来，忙于开会、作报告、发掘剧种、审查剧目、主持会演、组织学习以及繁重的社会活动和行政领导工作，文学创作几乎是放弃了，我们都为此感到遗憾。当谈到此事时，他却不尽为然，他说：“我很羡慕你们呀！我何尝不想写写东西搞搞研究，但党信任我，把一个省的文化艺术重担交给我，这关系到一个省乃至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的发展，任务重大呀！即使作些自我牺牲也是值得的……如果我健康情况好转……来日方长嘛……”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这是怎样的一种无私的奉献！看着他那瘦削带病的面容，听着他那喘息着激动的声音，怎能不叫人为之动容？

    但是他的来日没有很长，就在次年的冬天，肩负着病躯难支的重担，与世长辞了！1956年那次相见长谈竟成了永诀。我没有和他的遗体告别，也没能参加他的追悼会，甚至他逝世的消息也是几年之后我才得悉的。因为1957年夏我已被列入另册，冬天就被发到崂山修水库了！

    尽管如此，我始终没有忘记王统照先生的谆谆教诲，而且在此后我所从事的美术教学和创作生涯中，我都遵循他的教导努力地实践着，虽然在“文革”期间这些都成了我的罪状——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和行为。

    二十多年的坎坷，弹指一挥间。时间医治着创伤，也淡化了一些记忆，唯有先贤的教诲永志难忘，尤其是王统照先生在他生命最后的一年，对我说过那些话，至今言犹在耳，而且是我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时刻遵循的准则，并从中不断受益。

    1990年3月

    注释

    [1]作者曾为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版画家协会主席、山东政协常委、高级工艺美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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