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灵璧[1]

    王统照，字剑三，山东诸城相州镇人，我家是昌城镇的隋家官庄，相隔二十华里。我家与相州王家有诸多亲戚关系，论行辈与剑三是属平辈，他大我五岁，我称他表哥，平时习惯称二哥。小时在家常听父亲隋理堂谈起过他，说他聪明老诚，学习成绩好，在济南上中学时以文章写得好，而成为“诸城三杰”之一（另两人是杨金城和路友于）。因而在未见面之前就敬他三分。

    我和剑三兄的第一次见面，是我到济南上中学时。那时剑三在省立一中尚未毕业，我父亲在济南当省议员。一次他到我家，父亲为我们作了介绍，才彼此相识。不久父亲去世，他成了我在外地读书时的唯一依靠，不论学习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都去找他。我从济南女师毕业以后，拿不定主意报考什么大学，他主张先考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如不被录取，再报考中国大学（当时他在中国大学上学），结果我两校都被录取，我选中了女师大。那时女师大的校长是许寿裳，教师有鲁迅先生、钱玄同先生（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的父亲），其他教师也多是有名学者。有些讲自然科学的教师，常用英文原本作教材，这一方面显示其学问的高深，另一方面也省下教师编写教材。如讲生物课，用的是原教材，我的英语基础差，听课非常吃力，而剑三先生的英语特好，总是在上课之前，先给我讲一遍，这样听课时便轻松多了。

    他在中国大学上学，住在新华公寓，和我两个上大学的侄子住在一起。课余时间，他常帮我练习英文写作，在他的帮助下，我的英语进步很快。以后他又找来一些英文短篇叫我译成中文，我试译了几篇，他亲自帮助修改，有时竟被文学刊物录用了。

    剑三酷爱文学，早在济南上中学时，散文、诗词即已相当出色。上了大学，更胜一筹，经常写文章投稿报刊。这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在学生中盛行，剑三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与朋友共同创办了《曙光》杂志。曙光，这响亮的名字，意思很清楚，就是要驱除黑暗，迎接新中国的曙光。剑三亲笔写了很多进步文章。在创刊号上，还刊登了他致路友于的信（路友于此时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求学），信中就劳动者的地位、妇女解放和民主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许多理论都颇有见地。他把新出版的《曙光》，每期都送给我看，那时我从他的文章中已经察觉到，剑三开始变了，他正由一个独善其身的人变成一个兼善天下的人了。

    剑三大学还没毕业，就把家眷搬到了北京。他结婚很早，夫人是章丘旧军孟家（旧军是镇名），我叫她二嫂。她家是旧军孟家的一个分支，在青岛开着资金雄厚的商店。剑三本家有几十顷地的产业，岳父家又是山东有名的财东，自然经济上是富裕的。但是令人称道的是他家的生活却相当简朴，租住的房屋比较狭窄，全家人衣着朴素，吃的用的都与一般平民无多大差别，这与那些地主、资本家的少爷、小姐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剑三兄对家里人自奉俭约，对别人却慷慨解囊。每逢星期天，我们同学七八人同去逛公园，午饭皆由剑三兄招待。我们这些穷学生，在校吃官费，本身无积蓄，能在星期天欢聚一起，全赖剑三兄之助，大家从内心里感激他。

    剑三兄不但帮助我学习，也关心我的婚姻问题，他想把他的一个好朋友介绍给我，那人是四川人，家庭是大地主，家里有葡萄园多处。剑三约我和他去逛公园，以便通过接触建立感情。我那时在女师大上学，接受了进步思想，我姐隋焕东早我几年，她曾受业于李大钊同志，我姐常对我讲起她老师的言论，认为鲁迅先生只讲民主思想及反封建，而大钊同志思想精深博大，他讲的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令人心服，催人奋进。我入校晚，未能聆听大钊同志的教诲，但他的思想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以至使我对封建地主持厌弃态度，所以剑三约我去公园相见的那个人，我一直没有赴约。

    剑三兄才思锐敏，落笔成章，经常有人求他题字，他都慨然应诺。我去他家，常见他挥毫题字，我就帮他展纸，他顺手拈来，不假思索，挥笔立就，往往一连写若干幅。有时我问起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知识，他坦率告我，主要是母亲的严教和影响。他的母亲是诸城城里翰林李肇玺的女儿，年轻时从父周游云贵（其父做过贵州监察道），协助父亲料理政务，不仅粗通诗书，而且见多识广。剑三七岁丧父，其母就担起全部家庭重担，为了使独生的儿子成才，免受人欺，母亲教子甚严，每天夜晚，儿子读书困倦，母亲便拧他的大腿，使他醒醒再读，塾师所授课程，她都要亲自检查儿子学习的情况。剑三从小学毕业时，刚刚是辛亥革命的第三年，那时地主家的孩子到外地上学的很少，可是他的母亲却毅然把爱子送到数百里外的济南去上中学。每当谈到这些往事，剑三总是满怀深情地忆念着他的慈母。

    剑三为人品行端正，性情严肃，不苟言笑。记得有一次在济南我和他乘坐一辆汽车，去参加省人代会，在车上谈起会议盛况，我高兴地拍了他一下肩膀，他立刻板起面孔，严正地对我说“要严肃一点！”从此，我对他更加严肃而敬重，不再像以前那样随便了。

    过了不久，我去他家，正遇上他们照全家像，我感到有些奇怪。然后他去北京参加全国人代大会，与文化界的老朋友都见了面，回到济南又到我家，适我午睡未起，他不让人叫我，坐了一会便走了。这次未能见面，我非常遗憾。不久他入院了，我才体会到他是去与老朋友诀别的，他的病情早已比较重了，只是不肯让人知道。入院以后，医生通知不叫人去看他，以免影响他休息。我不顾医生的劝告进了病房。他的夫人在护理他，他面向里，我用手抚摩着他瘦削的臂膀，他不要我动手，我意识到他的身体已经承受不起手的压力了。不久他便去世了，他至死没有向人说过他有病的一句话，他的意志是何等的坚强啊！他死后，我们没有把他殡葬在其他墓葬群里，而把他葬在了比较偏僻的金牛山公园。他的棺木入土时，我站在土穴边上，不忍加土掩埋，我感到他对我比亲兄长还亲，自我童年起就抚育我，教育我，而今竟别我而去，他死得太早了。他把他的诗集自费印刷了许多，分送给他的亲朋好友。他一生酷爱他的事业，矢志不够，而我则飘忽一生，无所建树，想到这里，我愈加惭愧和自责。

    1989年于北京

    注释

    [1]作者曾为民革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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