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王统照教授

    钱今昔[1]

    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从1937年11月到1941年的12月，上海是经历了一个“孤岛”时期，四郊为日军占领，作为租界的市区还保持些“相对中立”，进步作品的发行也稍宽于被称为“后方”的内地。那一年，年方18岁的我考取了暨南大学。从此整整四年的读书时间，我接触了好多著名教授——特别是受到了文学界好多位先驱的教诲。

    暨南大学原来的校址在上海市西北郊的真如镇。可是战事甫起，原先那绿树婆娑、红墙碧瓦的校舍便被炮火夷为瓦砾了，学校不得不迁入市区。亏得那时学生不多，约只200多人，还能租屋上课。起先的校址是在陶尔斐斯路四合里内，仅是一幢三层楼的大厦，没有操场，学生也以走读为主。物质条件虽很简陋，然而地狭屋窄，师生们的接触反而多起来了。以后校址在市区几度迁移，都表现着这样一种情况。

    这一时期的暨南大学，因为郑振铎做了文学院院长，所以教授中作家云集——如王统照、李健吾、傅东华、方光焘，文艺空气弥漫全校。那时作为学生的我，也常为《文汇报·世纪风》《小说月报》《中国妇女》《新文艺》等许多报刊写稿，并先后担任了《文艺》《杂文丛刊》《生活与实践》等刊物的编委，同许多教授们有着学习和工作上的往来。王统照老师就是其中之一。

    身材中等，戴一副近视眼镜，经常穿一件旧长衫，西装裤、皮鞋，带一些山东语音，讲课或谈话时总是含着和蔼的笑容，说话的语调低沉温雅，这就是作家王统照教授给我的深刻印象。

    王统照和茅盾、郑振铎、许地山等，都是文学研究会（1921年成立）的十二个发起人之一。还在青年时代，他就主编过北京《晨报》的副刊《文学旬刊》。1936年起，接编了大型文艺刊物《文学》。他不擅长于交际活动，只埋头苦干，笔耕创作。曾先后出版过诗集《童心》《这时代》《横吹集》；长篇小说集《一叶》《山雨》《春华》；短篇小说集《春雨之夜》《霜痕》；散文集《片云》等。为人生而艺术，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歌颂新社会的理想，是这些作品的总特点。许多作品都写了青年男女的生活、感情、遭遇和工作，结构缜密，章法严谨，可又充溢了诗一般的气氛。可以说是结合了爱与美的热情和哲理分析的作品，反帝反封建的观点很明显，造诣很高，我于30年代初期在江苏太仓初中读书时，就阅读了他的作品，尔后于上海读高中时又读了他的一些作品，如《沉思》《微笑》（均见《春雨之夜》集）、《山雨》《春华》等。这，对我以后所走的一段文艺创作道路，曾有过影响。还有，当我上他的选修课《小说史》时，也受到他那种把握主题、清楚分析、充分论证方法的影响。我想做任何科目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时，这种方法都是可以应用的。

    当时暨大文学院的学生，总数不到70人。“小说史”又是选修课，教室里只有少数几个学生。因此我跟王老师的接触机会很多。由于心灵深处感到能得到这样一位名师的亲授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每次听课都很用功，课后又常到教师休息室向他讨教一些创作理论和外国作品的理解问题。后者虽已远远越出课程范围，但他从不厌烦，总是用温雅和蔼的语音详细地讲解给我听。记得我曾写过一篇《苔丝》的作者《汤姆士·哈代论》请他修改。他花了两个晚上，用浅绿色的墨水笔，以工整的字体在原稿上详细地给修改了。后来，此文发表于作家范泉所编的《中美日报·堡垒》副刊上。至今，还保存在我的贴报簿上。每一展视，眼前便会浮现出统照师循循善诱的音容来。

    我还记得1940年仲夏的一天上午，在上完“小说史”课后，我受培明女中同学的委托，邀请他去做一次文艺创作的报告，他慨然同意了。几天之后，在教员休息室里我找到了他，说明他讲的那天，我临时有事未去，深感遗憾，并转达了女中同学对他讲演的热烈反应。随后，我取出一本小小的纪念册，请他题字，那上面已先有郑振铎、许广平、阿英、赵景深、傅东华、周楞伽、程小青、包天笑等作家的题字。他粗略地翻看了一下，就拿起了自来水笔，写了八个字：“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并题了“景雪同学共勉之”。“景雪”是我的学名，他这样写的用意，是鼓励我们一起永远走坚持战斗的道路，文艺创作的道路。虽然，十年浩劫中，这本珍贵的纪念册被劫失了，但它和其他作家的题字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也不会磨灭的。

    “孤岛”时期，他曾用“韦佩”的笔名撰写了30余篇短小、精劲的随笔，总称《炼狱中的火花》，从1938年4月下旬到6月上旬，陆续刊登在柯灵编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上。其中的一些如《仇恨》《玫瑰色中的黎明》《为了文化》等，都曾广泛流传于学生文艺团体中间。那是黑夜中的闪光，是“孤岛”上的碧泉，倾吐了一个进步作家的时代义愤。那时候，我正担任中共江苏省学委领导下的上海学生协会（简称学协）的西区交通员，深感这些作品对进步学运工作的鼓舞。但当我课后同他多次谈到《炼狱中的火花》所起的作用时，他却很谦虚地微笑着，并鼓励我们的学运工作。后来，他用了“卢生”笔名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华亭鹤》。以后，又用“鸿蒙”和“提西”两笔名写了长篇小说《双清》，连载于柯灵主编的《万象》上，曾引起广泛的注意，也有人认为可同小仲马的力作《茶花女》相媲美。

    1942年，我离开了上海，到福建南平又做了几年文艺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重返上海，就逐渐离开了文艺阵地。新中国成立之后，更完全归口到自己的本专业地理科学中去了。那时神州大陆解放，文教事业顿时欣欣向荣，百花怒放。我从报上看到王统照老师已成为山东省文教厅副厅长，我想到他的教育抱负定能更好地施展，心中感到高兴。曾去信济南向他问候，也得到他的复信，问我是否还在写散文和小说。以后友人孔令境执教于齐鲁大学，潘企莘叔叔执教于山东大学。都有信给我，说起王统照老师问起我，并希望我到鲁省的大学中文系任教。可是离开文艺园圃已经那么多年了，我再也难为冯妇，总无勇气答应。不料从此就永远不能再见到过去授业的、亲切的老师了。1957年报载，统照老师病逝。推算他的年龄也不过六十岁吧！如今，一晃三十三年过去了，自己也已到了老年了，缅忆往昔，追怀一代文豪的老师，真使我感到万分的悲伤，我仿佛又听到他当年用低沉而温雅的语调，鼓励我战斗不息的声音。我将如何在忆念授业老师的悲痛中，用以自勉自己的残躯与余生呢！

    后记

    1943年至1944年，我曾应福建南平《南方日报》等副刊之邀，发表“文人剪影”和“文友小记”数十篇，其中就有“记王统照”一文，剪贴成册。1945年冬拟出版于上海。不料，书箱海运，与沉轮同没，此稿亦即不存。80年代，福建友人将部分“剪影”于旧报上复印寄赠，但记统照师等数篇，未能复得。1981年在范泉兄所主编的《中小学语文教学》月刊第六期上，我发表了《忆王统照》一文。以后，又在1983年3月25日的香港《文汇报》上发表《忆郑振铎、王统照、方光焘》，曾为上海、广州报刊和新加坡等地的华文报转载。现以《中小学语文教学》一文为主，结合香港《文汇报》一文为补充，并加修改，写成此文，以再一次忆念文坛先驱，素所钦佩的吾师王统照教授吧！

    1990年于上海

    注释

    [1]作者曾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地理学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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