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基[1]

    一、题下语

    今天，距离王统照先生的逝去，已是33年了。如果不是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山东省诸城市政协的专函督促，这篇纪念文字不知又要拖延到哪年着手。实际上，这是早在30年前就该写出来的史料了。应该说，这是一笔负之已久的心债，还不止对王统照先生一人负的心债，远如老友蒋天佐、姜椿芳，近如老友戈茅（徐光霄）、女诗人陈敬容，都是有些属于文史方面的资料可写的。趁此一抒，以缓心悃。

    二、“为人生而艺术”的十二位倡导人之一

    王统照，我们在济南尊称“剑三先生”。山东省文联机关人员，很少有人称他“主席”或“厅长”（省文教厅）、局长（文化局）之类官称。

    50年代初期，剑三先生家住青岛，只开会时赶来济南参加，住山东省政府招待所。常常是灰长袍，毛制裤，脚底是皮鞋，完全是教授服式。有时也换上蓝呢制服，表明是在会议期间的礼服了。

    实在说，我对30年代老诗人的诗读得很少，只知道剑三先生与当时也负盛名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不同，他是“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十二位发起人之一。这十二名人中，如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孙伏园诸位，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卓越贡献的人物。中国文学研究会所倡导的“为人生而艺术”，是标志着文学革命在中国的开始，是它构成我们新现实主义文学生命血液中的“基因”。这种“为人生而艺术”是从“为艺术而艺术”的旧躯体里脱壳而出。它不同于旧现实主义的本质差别，是不满足于旧现实主义仅仅是真实的“反映世界”的客观者态度。新现实主义除真实地“说明世界”之外，还要求“改变世界”。并要求它的反射作用，能影响读者的思想意识而形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不用说，这就要作者发挥自己的主观力量。这就是“文学革命”的实质。因而笔者简便称它为新现实主义，以与“为艺术而艺术”的旧现实主义相区别，实际它就是“革命现实主义”的简称。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得很明白：“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

    这就很明白地说清楚了“文学研究会”所提倡的“为人生而艺术”，实际上是跨出了“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因而我们说它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生命血液中的“基因”。遗憾的是由于十年浩劫，我们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出现了断层，以致伟大的80年代当中，有的颇有才华的青年作家，抛掉这个革命传统，却又倒退到旧现实主义领域里去，倒退到只限于“反映世界”、“说明世界”的客观主义的立场上去，而且有的“自由化”评论者，还冠以什么“后现实主义”的美名加以鼓吹，如封1989年优秀短篇小说得奖名单的《烦恼人生》为“后现实主义”代表作，就是一例。自然，如果作为旧现实主义之佳作，她是应该得奖的，论作者的才华并不逊于40年代上海的张爱玲，或台湾的琼瑶。笔者在这里深刻遗憾的是：我们既然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宏观的崇高目标，为自己应负的历史使命，何以在荣获1986年或1987年的优秀中篇小说奖中，却疏忽了《五峰楼传闻》（见葛洛主编的《小说选刊》）？可见80年代后期所谓“后现实主义”论者的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观，实质上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客观主义论者的翻版，竟然完全忘记了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崇高政治使命。以致旁观式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一时竟淹没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的主流。如丁玲的晚年散文集《访美散记》，陈祖芬的报告文学《经济和人》，长期在书市上见不到（更不用说艾青与田间的新诗集及50年代的许多长短篇的小说了）。而贬论鲁迅之风趁时突起，也是有它的社会因素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神圣使命一解除，文学作品等于失却方向，等于自己拆除了防洪的大坝，一时甚至于低于“为艺术而艺术”水平以下的印刷物，如受西方堕落文化中的“荒诞派”或“色情读物”影响的印刷品，竟像泥石流一样泛滥成灾，又是自然的了。

    我们在纪念老一辈诗人，以倡导“为人生而艺术”为新文学主旨的十二人之一的王剑三先生，不能忘记当年中国新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理论家瞿秋白在《非政治主义》里讲的这样一段话：“自然，有些作家的作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没有丝毫的政治臭味，这种作家其实也是政治家。有时候他们自己也明明知道的。他们认为必须叫‘读者社会’，有点儿特殊的消遣，使他们的心思避开严重的政治问题，避开对于社会问题的答复——这可以用‘为艺术而艺术’的假招牌，也可以是虚伪的旁观主义。这难道不是政治？”（见《瞿秋白选集》32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如果有人对这个马列主义文学观点还有存疑，那么我们不妨举一个在面前已经提到的在20年代与文学研究会王剑三先生几乎是齐享盛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为例子来说明吧！

    三、对待陈毅将军的态度是试金石

    在80年代后期，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文艺工作者脱离“为社会主义服务”，脱离它所负担的崇高的政治使命的时候，我们不但出版了也可以出版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徐志摩的诗集，更屡屡为我们很有权威的报纸所注意，及时发“文讯”，一再向广大读者推荐。这种优惠待遇有时竟然超过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老诗人艾青，这就非比寻常了。正如“为艺术而艺术”的以办《论语》与提倡幽默出名的林语堂，一本就是在旧现实主义作品里也并不为人所知的什么《红玫瑰》，不但在出版方面撤去“征订”的关卡，一版就在有威望的出版社印二三十万册一样，又是超过丁玲晚年的杰作《美国散记》的“待遇”！（因为经过“征订”一版只印了6500册，就是当年再买，也早已脱销不印了）那么“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作家果真是超世的吗？林语堂的政治态度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远在美国，1942年之后，曾回国一游，在桂林《广西日报》副刊上发表过“告左派友人书”进行挑衅，绀弩同志有文答复。这是当时桂林文艺界的一般人都知道的，且不说他。只拿新月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徐志摩来说吧！也并不是不沾尘烟的超世者。最明显的事例也是有记载可查的，那就是在对待陈毅将军有关政治论文的态度上。

    原来陈毅将军在1927年未拿枪以前，是手持笔杆作革命武器的。一开始，借用丁玲的话就是“为社会，为人生，为民族”而战斗的。1926年列宁逝世两周年忌日前，陈写了篇《纪念列宁》的散文，歌颂列宁主义，预言列宁主义的红旗，将要插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并把这篇“油印稿”寄给当时主编北平《晨报》副刊的诗人徐志摩。以“为艺术而艺术”为宗旨的这位新月派诗人，不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赞颂列宁的文章，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这位以华美辞藻为特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不但不发这篇纪念列宁的文章，在1月21日当天，却发表了《列宁忌日——谈革命》一文，反对青年作者陈毅的论点，攻击列宁和苏联十月革命，说十月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酷痛苦的一件史实”，并告诫“青年”“不要轻易讴歌”。时当国共第一次合作之际，因是2月4日，我们这位未来的陈毅将军又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答徐志摩先生》的散文，自称过去认为徐“是一个不含党派色彩的诗人”，表示过“相当的尊敬”，现在才认识到徐是“坐在研究系的报馆里，拼命宣传反共产主义，染了《晨报》的恶习，他完全研究系化了。”（注：以上均引自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王锦泉之《也谈徐志摩与陈毅》一文。——载1982年3月11日香港《新晚报》）

    那么我们的“为人生而艺术”的老诗人王剑三先生当时怎样对待这位舞文弄墨的未来将军呢？他不但从文章中欣赏那种饱含革命热情的文笔，且推荐这位在文坛初露头角的青年作者陈毅参加“为人生而艺术”的阵营，介绍他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因之剑三先生逝世后，《诗刊》曾发表陈毅元帅的悼诗：《剑三今何在》。这是有它的革命历史渊源的。

    据此，我们就充分证明中国新现实主义理论奠基人瞿秋白同志所说：以“为艺术而艺术”的假招牌作“虚伪的旁观者的论点”，实际也是一种政治的论点，这又是多么正确的论断了。因之，我们今天纪念剑三先生，最重要的还是纪念他的那种倡导“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革命”的精神。知道这点，也就不难解释，他的长篇小说《山雨》在开明书店一出版，为什么就遭到国民党蒋政权的查禁。就因为它是反映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威胁和反动封建势力统治下，山东农村经济破产，给农民带来的苦难。显然它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学。因之，剑三先生不得不躲到海外英国的剑桥去。在欧洲时，又秘密到苏联列宁格勒去“观光”过。

    四、初识及在山东的点滴回忆

    我是1936年初冬，在上海《文学社》初次和茅盾先生相识的同时与剑三先生相识的。在《与茅盾先生第一次见面前后》，我记叙过剑三先生的音貌，现在仍如目前，仍似看得见摸得着般真切。虽然欧游归来后接任了《文学》的主编，但仍是中文系教授一般的打扮：灰布长袍，戴着深度的黑框近视眼镜。在我和茅盾先生问答式谈话中，剑三先生对于国内和“伪满”还不通邮的形势下，居然通过南朝鲜咸镜北道的庆源府，信件能转邮到吉林珲春县，并且在上海会接到东北经朝鲜转来的汇款，对民间办汇兑业务的“天德兴”钱庄的业务经营能力和信誉，很感惊奇和赞赏！

    我们第二次重逢，是1949年在北京召开的首次文艺工作者的代表会议期间。会上见面，彼此都是匆匆忙忙，未作长谈。以后从好友吕荧那里知道，剑三先生已经接任青岛山东大学文学系主任，并曾邀吕去青岛教书。但吕荧兄1949年冬未去青岛，而是应老朋友罗锋之约去大连市文联，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和翻译工作了。我倒于这年11月离开北京《人民日报》创作组，到山东济南了。我原准备回胶东农村去体验解放后新的农村生活，却不意为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彭康同志留下来，参加了山东省文联的筹备工作，更没有想到，会在彭康同志家里会见在重庆曾闻名而相知的华岗同志。

    那时华是《新华日报》的编者，是萧红在香港一直和他保持着通信联系的党内亲近如于毅夫般的友人。我是应约去拜访彭康的，原以为彭康同志有什么工作指示，不想在彭康的家里碰到新任的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在座，他们主客两人早已隔着围棋盘对坐，在作黑白子的布局。我和彭康夫人是两名旁观者。他们两人对局中还和我们旁观人谈话，但眼睛却各自注视着盘上布的黑白两色棋子。我已忘记是怎样“闲谈”的，大约华问过我对山东大学是否感兴趣？欢迎我到青岛去住住，或看看。我也随口应着，或说过当然有机会愿意到青岛去住住了。我不知道，这是约我去青岛山东大学教书的一次谈话，以后接到正式的中文系教授聘书，才意识到这是关系到我的未来，可能转业改行的重要谈话。我拿到聘书必须履约，因而1950年夏初我有青岛之行，作过客座教授式的讲学活动，并在山东大学筹备召开的“高尔基逝世十四周年”的会上，作了纪念性演讲。自然在青岛时也去拜访了家居的中文系主任王剑三先生。但在山东大学讲学期间却是教务主任杨先生和我直接联系，因之访剑三先生又与公务无关，谈话也记忆不起了。印象最深的是剑三先生住在绿树丛中一座红瓦青砖的别墅式私人住宅里。会客室的门外就是通庭园的三十五级台阶，宅门敞着，客室就非常亮堂，可以看到构成庭园的绿树丛影，郁郁成荫。气息是凉爽适人，而幽静如乡居，难怪康有为晚年要选青岛隐居了！室内桌椅简单，看出诗人日常生活的朴素，全然是80年代改革之后，向往家具现代化生活的新生之风的青年难以想象的简雅。唯一珍贵的是墙上垂挂的一幅古画了。这是反映两个时代的生活崇尚趋向和对美的追求的差异。笔者在这里没有贬低物质享受者的意思，但讲物质享受而趋奢侈，完全不讲精神领域里的追求，就可怜了。这是题外的话。

    笔者在山东大学讲学期间，也曾和剑三两个人去公园里喝过茶。在青岛公园里有几株姿态婀娜而端重，犹如漂亮贵妇般媚人的观赏树，一干独挺而横枝层次分明如冷杉的林木。剑三先生旅游过欧苏，告诉我那树姿似冷杉却不是冷杉，文学译名称“枞树”。于是我想到译文上习见的“杜松子酒”，问道：“杜松子酒和松树结的松子有关系么？”“没有关系，那是一种野生的浆果酿造的有色酒。”“好喝么？”“类似葡萄酒，不过不怎么酸，略甜。”

    直到这次谈话十年之后，我外放黑龙江，在大兴安岭的林区走访中，才真正认识到这种“野生浆果”。当地伐木工人统称“杜实”，说是从苏联专家那里才知道是很好吃的东西。是草本，高不过膝，丛生一片，尽是一棵棵蒿艾般的高草如榛树，秋收时节枝叶间都吊着一粒粒大于葡萄的圆圆浆果，紫色小灯笼一般。记得在我大兴安岭，每星期天随着伐木工人提着铁水筒去采“杜实”，就想到和剑三先生在青岛公园吃茶时的那次谈话。从文学译文上考虑，我以为如作“杜实”不及译音作“杜柿”倒更贴切。却不想80年代黑龙江以大兴安岭的“杜实”酿造的“杜松子酒”不名“杜柿”，而命名“越橘”，这又很难使人联想到它就是西方文学译名称作的“杜松子酒”了。

    那次谈话，我们由文学的酒类译名，谈到读外国文学作品，还要具备一定的实物知识。继之就谈到中国的译诗了。

    我说过：“在上海也读普希金的诗，但怎么也不理解普希金在俄罗斯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威望！”

    剑三先生问：“你读的是谁的译本？”我说：“是我们吉林的名诗人穆木天的译本。”他说：“他是从日本文转译的。”

    我还自以为缺乏新诗的理解力，正如读《诗经·绸缪》篇一样。不知道原是旧诗注者的理解错了：明明是一个乡村村姑对情人的喁喁自语的心声，明明是一夜当中的三个时辰：夜晚、半夜、天将破晓，而又不解“绸缪”原为“筹谋”一词，为采风者的记音字，以致全诗作为三个季节的晚上，分裂读来就索然无味。险而从此败坏了对于译诗和新诗的欣赏力。以后读了瞿秋白译的普希金《茨罔》，这才领悟到诗人一颗雄伟的心魂，才理解为什么他会获得俄罗斯人民普遍的视为自己民族骄傲那样的荣誉了。正像我们中华民族崇拜自己的李白和杜甫一样。剑三先生问及我，在当代新诗人中喜欢哪些人的诗？我说，自然是艾青、田间了。我谈到艾青有名的《大堰河》，还有臧克家的《烙印》。这如冰心的《寄小读者》一样，都是我在19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名著之外，当时最喜欢的文学作品。并且背诵了田间《抗战诗抄》中“张家口抗日英雄纪念碑题辞”一首诗：

    “我们应记住：这高山大川，

    已为英雄夺取，交还人民之手。

    从今往后，雁北不可失，

    自由不可失，英雄的战风，

    更不可失。

    凡爱它者，就有出路，

    凡侮辱它者，就走投无路。

    英雄们！安息吧！

    日月常照你，万古不朽。”

    剑三先生除了也称田间为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之外，对我的记忆力仿佛感到惊异。

    我说，这是因为这首诗内在感情所具有的豪迈的旋律，如美国的男高音罗伯逊，太洪亮了，以致感情的豪迈战胜了一般新诗上所受制于外在的辞句语韵方面的限制，形成内在韵律的缘故。

    这次公园谈诗之后，我在青岛写了“评田间抗战诗抄”的《读诗小论》，它是我在青岛山东大学纪念高尔基逝世十四周年大会上的致辞《纪念高尔基学习高尔基》之外的第二篇散文式的评论。（第一篇是评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

    五、在山东省文联期间的记忆

    我是1953年离开济南的，但在山东省文联期间，剑三先生虽当选为省文联主席，因为家居青岛，除了会议之外，不常见面的。1951年元旦，王剑三先生率领山东省人民政府代表团去泰安十九兵团杨得志部队慰问的时候，我大概是以省文教委员的身份随团参加的吧！这是相处时间较长的一次社会活动。我们这个以省府一位张科长为总务，一共是十多个人组成的慰问团，同去参加慰问活动的剧团演员就有七十二人之多。专用大卡车一列五辆成排。那是个落雪的日子，一路上红旗招展，歌声飘扬，我们都似乎由于年轻很少外游而兴奋不已！剑三先生穿的是蓝呢中山服，黑呢西式大衣，神色奕奕，全然不像一个气管炎患者。在杨得志司令员为欢迎慰问团举行的联欢舞会上，剑三先生居然应部队女同志之约，跳起“狐步舞”来。这么活跃的舞姿，我是第一次见识。在上海，虽曾随东北流亡诗人辛劳去过舞厅，也只是“坐杌子”，吃吃奶红茶或“可可”而已！可见剑三先生年轻时的潇洒是胜过我们那些流亡者了。这个联欢舞会是欢乐无比的！人人对来临的1951年怀着希望。我也注意到作为司令员的杨得志将军突然停下舞步，悄悄离开舞场。显然机要员通知他有重要的长途电话或电报拍来。自然这是有关抗美援朝的军务。那时候，十九兵团已经准备作为“志愿军”开赴前线了！在记忆中最辉煌的是，十九兵团司令部政治部负责同志应我们慰问团的要求，组织的几次出席过全国代表会议的战斗英雄报告会，王剑三先生每次报告会都和我们一样的兴奋，一样的激动。我们为十九兵团玫打太原的英雄营及独自登上太原城接连攻取敌人三个碉堡并占领了敌人山炮阵地，一人总计俘虏130名敌官兵的独胆英雄的报告，连连鼓掌。我们只听得如痴如醉。因之，在一次露天联欢晚会上，我致辞时，代表剑三先生说，我们带来的不过只是几出古典京剧，几部以《赵一曼》为主的电影，带来的精神礼物太少了。在这里听到的许多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会议的代表们给予的精神珍品又是太多了。实在是丰富多彩。剑三先生也不止一次感慨地说过，我们带来的东西太单薄了！实际一部《赵一曼》、一部《钢铁战士》，就足以使一个晚会生辉了！部队战士也如节日一样兴奋、激动。

    现在已是40年过去了。40年前在山东省文联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以王剑三先生为主，还有副主席于寄愚、常委虞棘诸同志现在都已谢世了。我和当年文联另一位副主席丁志刚及任山东分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冯毅之，恐怕是现在仅有的几个人了。回想起和剑三先生相处的情景，虽如目前，总是我自己谈的话多，剑三先生谈的少。因而可以记录下来的就很少。尽管省文联的党组决策者是副主席于寄愚，而他又常住青岛，但有的问题，我还是在电话上向他请示过处理意见的。

    当时，是上海公布了“华东抗美援朝动员委员会”名单，夏衍同志是华东的宣传部长，黄源同志是文化部长，周而复同志是统战部副部长。在这个名单中，我也是当选委员之一。因而在山东，我以省文联副主席名义，在省文联党支部支持下组织山东抗美援朝动员委员会。因为筹备匆促，青岛济南之间没有民航，就未邀请剑三先生。在这次筹委会酝酿候选委员名单时，有人提出地方剧的一位年轻女演员A来。她不但在群众中有声望，且在政治上很积极，富有爱国主义热情。她提出要向河南常香玉学习，准备义演几天，在济南戏剧界倡议捐献一架“山东艺人号”的飞机。自然在筹委会上一致同意A女士列入正式委员候选人名单。筹委会并无一人有异议，全体通过了。但在会后，却有个别同志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在政治倾向上、历史上A女士都没有问题，但却有一个生活作风问题。传说在解放前的男女关系上她有不检点的地方，因之，应撤销她的候选资格。

    我认为这是个群众组织，又不是党政部门的公职干部，何必追究过去的生活作风问题。尤其是名单既然在筹委会上一致通过，就不能不经筹委会研究，随便撤销。如果撤销A女士，这对抗美援朝的动员不利，而且会形成对于积极分子A女士一个严重的政治打击。但反对者是受尊重的一位来自解放区的同志，我最后只在作风不等于政治，且属过去，而撤选一个筹委委员，应是筹委会的权限。最后双方争执不决，就只有给剑三同志挂电话请他公断了！

    记得剑三先生在电话中说的大意是：一个女演员在旧社会历来是受压迫的。（他不说“生活作风”，也不说生活上有失检点处，而是说在旧社会卖艺吃碗饭不容易）人谁无短处，我们用人自然要看人家的长处。何况是解放前，提它作甚？

    有的同志遇到诸如此类争执问题，多是要问什么人说的，重点在人而不在事之是非，而诗人与我在北京市文联筹委会期间和老舍先生相处一样，不问什么人，而重点在事之曲直。我们自然是一致的。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久久不忘。

    1990年4月于北京

    注释

    [1]作者在1988年退居二线前，一直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50年代初，曾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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