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毅之

    50年代初，我与王统照先生同在山东省文化局和山东省文联工作。那时，他任文化局长和文联主席，我任副局长、副主席并双兼党组书记。在共事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团结合作，赤诚相见，感情非常融洽。虽然他已与世长辞30多年了，但每当回忆起来，我对这位文艺老战士和党的好朋友，仍然十分怀念。

    王统照先生是“五四”以来全国著名作家之一。他著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和诗等多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并博览中外文学书籍，翻译过许多外国名著。曾任《文学》月刊的主编，以后又在山东大学任文学教授。他在从事文学事业的一生中，不仅高才多艺，成就广泛，而且思想进步，向往民主自由，反对黑暗暴政。他曾赠送我一本他著的长篇小说《山雨》（即“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意）。内容是写旧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农民生活的贫困苦难，城市资产阶级的败落，社会的动荡不安，预言国民党反动派必将被暴风雨所摧毁。果然，仅仅十多年他的预言就实现了。

    王统照先生在文学上有很高的成就，但却从不自恃自夸，不以文学界的老前辈自居。他为人谦逊厚道，十分平易近人，尤其是对青年文艺工作者更是热情爱护，时时以培育后一代为己任。每当看到青年人写出一篇好作品，或演出一个成功的角色时，他都从内心里感到兴奋，并给以热情的鼓励和指导。他说：“这是我们文艺界出现的可贵的新生力量，应该认真地爱护和培育！”当看到有的青年少有成就就骄傲自满的时候，他就很难过，并忧虑地对我说：“某某同志走向邪路了！这是年轻的缘故，没有经受过考验，得好好地教育帮助。”在我们谈到青年文艺工作者的情况时，他的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统照先生对党十分忠诚，对党的号召热烈响应，对党的政策坚决贯彻执行。1952年他的身体虽然很不好，患有支气管炎和哮喘病，但依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要求同青年作者一块下乡，深入群众体验生活。在沂蒙山区一连住了几个月。回来后，还写出一些赞扬社会主义和农业合作化的散文和诗篇。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之际，他写了首热情洋溢的诗：《四十年前与四十年后》。诗作是在什么情况下完成的呢？他在附记中说：“在极度的支气管炎和关节炎的病中，手颤气促，勉成此诗，还是一气呵成。写后卧床半日，然心思畅朗，精神却好。”当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首诗，立即去看望他。见他病得很重，已不能起床，眼睛微闭，枯瘦如柴，说话都困难了。在这样的身体情况下，能写出如此充满激情的百行诗篇，真是令人难以设想。我回到办公室立即把报上的诗剪下保存起来，不仅留作纪念，还在我的日记上写下了感想：“一个人要知道为什么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睡觉，应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地工作，对革命有所贡献。王统照先生《四十年前与四十年后》的诗作，不仅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他的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尚情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精神，比诗更加高贵。”

    有个同志曾对我说：“人过四十天过晌。若是有病，身体衰弱，想创作就更难了。”我当时还觉得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从王统照先生身上来看，这话就有片面性了。一个作家的作品的青春，是思想感情的青春所决定的，而不是年龄和身体所决定的（身体健康当然更好）。王统照先生的《四十年前与四十年后》这首诗的青春气息，比他过去写的诗，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统照先生虽然体弱多病，但对工作却十分认真负责。他经常带病参加会议，到会就一定讲话。我时常劝他：“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和健康啊！”他总是微笑着回答：“你放心，没关系。”后来他的病愈来愈严重了。有一次他曾对我说：“一本线装书拿到手里也感到沉重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会议他还是非要去参加不可。我竭力劝他在家休息，他却和善地说：“我能行。这样重要的会议，当局长的怎好不参加呢？那不是失职吗？”除坚持参加会议以外，有关重要的文件和文章，他还要亲自动笔写。一个党外的领导人，若对党的事业没有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是绝不会有这种忘我精神的。

    为了王统照先生的健康，后来医生做出明确规定：任何人同他谈话都不得超过十分钟。但他总不在意，每谈起工作来，就不愿来的人短时离去，往往一谈就是一个多钟头。冬天他的支气管炎更重了，几乎不停地咳嗽、吐痰，时常喘不上气来，憋得难受。我去看望时他对我说：“我的病越来越严重，好的可能性很小了，我自己明白。”我安慰他说：“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只要好好地治疗和安心休养还是能康复的。”他说：“我明白，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我并不怕死，只是死了有点不甘心。”这时他的脸上表现出淡淡的微笑，不像是悲痛，倒像是向死神开玩笑似的。而我的心情却十分沉重。我知道他有个宏愿和打算，想以自己“五四”运动以来的坎坷经历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一个人想要做许多事，而当死神又临近不允许他做的时候，那痛苦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我强忍住对知己老友的心痛，劝他说：“你还是少考虑工作，安心治疗吧！等病好了，事情就好办了，愿望是能实现的。”他泰然地说：“死并没有把我威胁住。只要身体稍微舒适点，我就看书提笔。我没有背上死的包袱，这也许是到现在我还能活着的原因。”这话很有道理，使我至今难忘。

    王统照先生是我党的最好的朋友，是最有贡献的文艺战士。他不但在生前衷心地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就是在逝世以前留给家属的遗嘱中，还再三表示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并要家属听党的话，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不要给国家增加麻烦。如此赤诚之心令人肃然起敬。我虽然失去了这样一位亲密的朋友和同志，然而他那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风貌，却深深铭记在我的心里。

    1989年秋季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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