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斐

    亲爱的爸爸已经离开我整整三十年了。每当我追忆往事，爸爸勤奋俭朴的一生，经常成为我在前进道路上克服困难的动力；爸爸在攀登艺术顶峰时的那种坚韧不拔的毅力，经常鼓舞着我向科学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爸爸热爱祖国，“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民族气节，使我在遭到极“左”路线迫害时，增加了活下去继续为祖国服务的信心和勇气；爸爸忠诚朴实，刚直不阿，“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的崇高品德，也成为我终生待人处世的楷模。

    这份回忆，其中大部分是我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有些则是爸爸的朋友、学生和家人后来向我追述的。我把它如实地整理成文，以悼念我敬爱的爸爸。

    南京生活点滴

    我十分清晰地记得，在我刚刚懂事的时候，父亲便像讲故事一样，向我讲起我出生前后的情景：

    1929年11月20日，南京正值初冬，这天，母亲蒋碧薇陪我外祖母戴清波、舅舅蒋丹麟去明故宫游览，由于乘坐马车来回颠簸，回家吃晚饭时，她便感到肚痛（此时，母亲怀孕已七个月）。当夜爸爸便将妈妈送进鼓楼医院，整整一天，孩子生不下来。后据一位德国医生检查，说因胎儿受震动已脱离胎盘，且胎盘在前，胎儿在后，必须动手术。爸爸听了医生的话，急得脸色都变了，忙问医生：“有没有危险？”医生说，动手术可保全大人，小孩靠不住，如不动手术，大人小孩都有危险。爸爸听后，只好在动手术的医疗单上签了字，不安地在手术室外等待着。晚上9时半，终于从母亲的肚子里把我取了出来，当时我的体重只有四磅，而且一声也不会哭。为了抢救我这个七个月出生的早产儿，我被四个热水袋团团围住，奶从滴管里一滴一滴地滴进我那不会吃奶的小嘴。我便这样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三天后，我会吃奶了，而且吃得很多，吃了就睡。爸爸开心地对我说，你生出来时，还没有家里养的猫大。爸爸为我取了个美丽的名字Lily（丽丽），在外文是百合花的意思，他希望他的女儿能像百合花那样洁白无瑕。

    那时，我家住在丹凤街前中央大学的宿舍中。宿舍是一幢两层楼房，上下共八间，住着四家人，我们住楼上，隔壁住的是当时“中大”文学院院长谢寿康先生，楼下住的是一位贵州籍的父亲留法同学何兆清先生，另一家是曾昭抡先生。因为家中房子挤，中大在学校中另分给爸爸两间画室，作画都在那两间画室中。

    1932年，由几个朋友资助，筹款为我家在傅厚岗6号盖了一幢楼房。于是当年年底，我们便搬进新居。楼下左边是一间阳光充足的大画室，右边是一间饭厅，一间客厅；楼上两间卧室，爸爸妈妈住一间，我和哥哥住一间；三层小阁楼上则住着我的大表姐程静子女士；房后的一排木平房是男女佣人刘妈、坤生和同弟住。画室一边的墙上悬挂着爸爸刚完成不久的油画——《田横五百士》，这幅油画宽355厘米，高198厘米，取材于《史记·田儋列传》的一个故事。田横为齐王田荣之弟，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田横亦为抗秦队伍之一员。汉高祖刘邦打败项羽，消灭群雄，田横同他的五百名战士逃到一个岛上。刘邦招降，并以封王相许。田横誓死不屈，带了随从二人在离京都洛阳三十里地自刎而死，两个从人亦自尽；岛上五百人闻讯均自杀而死，无一人投降。画面上田横身着红袍，拱手正在向他的战友告别。爸爸为了创作这张画，仅人物素描稿就有几十张之多，如田横的形象取自宋仲沅；其中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女孩则是以母亲和我为模特儿。这幅画1928年在上海开始创作至1930年到南京后才完成，前后用去两年的时间。由此也可看出爸爸在艺术创作上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

    搬入傅厚岗后，爸爸在家的时间较过去多了，只要不去“中大”上课，便在画室作画，一画就是几个小时，画的国画将整个画室地上都铺满了。我们经常等他吃饭，菜饭热好又凉，凉了又热，他都不出来吃。他的脾气是作画到入神时，谁也不能惊动他，一定要把那幅画画完才罢休。我等爸爸吃饭等急了，便从关着门的钥匙小孔里偷偷看爸爸是否画完了，只见爸爸微笑着，一面在聚精会神地作画，一面用他自己的诗调低吟着杜甫的《秋兴》。好不容易爸爸一张画画完了，坤生立即开门说：“先生，吃饭罢。”爸爸点点头，放下笔，走出画室。几只淘气的猫乘间而入，把爸爸摊在地上的画踩了好多梅花形脚印。爸爸见此，顾不得吃饭，又跑进画室，把几只猫轻轻抱起，摸摸它们的头，打开窗子，把猫放出窗外，这才关上门，到饭厅吃饭。大人坐在桌上吃（有爸爸、妈妈、外婆、表姐等），我和哥哥照例坐在小凳上，每人分一份菜，放在方凳上吃。爸爸没有忘记在饭前叫我把贴在墙上的法文字母念一遍，然后再吃饭。吃饭时，爸爸不许我们把饭粒撒在桌上，如掉下一粒，他立即叫我们拾起来吃掉，并且常说：“你们天天吃着雪白的大米，却不知稼穑之艰难……”

    当我3岁时，爸爸就用宜兴家乡话教我唱唐诗，我便跟着唱，也不知道是什么含义，但却唱得很熟。4岁时，爸爸为我请了一位女家庭教师，每天教我认方块字，并开始描红。我小时很贪玩，对学习一点不感兴趣。5岁时我便常为爸爸磨墨，这是我最怕干的事。墨很粗，我一只手都抓不住，只好两只手抱住。砚台很大，放在一张小茶几上，磨起墨来，只许向左边转而且要转圆圈，还不许把墨汁溢出来，这对5岁的我来说是很困难的。我一面小心翼翼地磨着墨，一面不时用眼睛望着窗外枝头上欢舞并叽叽喳喳欢叫的小鸟，我是多么想飞出去玩耍啊！

    五岁半我就进了南京鼓楼小学。每天清早起床便和哥哥走进爸爸妈妈的卧室，向爸爸妈妈用法语问早安，然后把脸给爸爸妈妈亲一下，出来下楼吃早饭。因我小时体弱多病，爸爸妈妈让我早上吃几滴鱼肝油，一小碗牛乳麦片。可这些东西却是我最不爱吃的，我一见到它们就恶心。但同弟（年轻女佣人，常和我玩）却一定要我吃，哄着我：“妹妹乖，快点吃，吃了就快快长大，不吃长不大。”我每天总是含着眼泪，把那一汤匙带有鱼肝油的麦片包在嘴里咽了下去。

    冬天爸爸常比我起得早，我进洗脸间洗脸，爸爸就把我的小手按在冰冷的水里，手被冻得通红。爸爸说：“小孩应该不怕冷，冬天也要用冷水洗脸。”我的手冻得好痛，可还是点着头。

    爸爸的画室里经常高朋满座。爸爸的朋友和学生吴作人、吕斯百、王临乙、杨建侯、张安治、夏同光、黄养辉、陈晓南、冯法禩、刘汝醴、顾了然、张正吟等叔叔，经常到我家来，他们或看父亲作画，或看父亲从国外带回的画片，或在画室中一齐作画。有一次爸爸和许多朋友在画室合作书法，每人写一个字，爸爸让我和哥哥也写一个字。记得我写的是一个“机”字，我心里害怕，笔也太大，拿不好，写时，把“幾”的笔画写错了，爸爸微笑着把笔拿过去，在两个“幺”处圈上四个圈为“88”，这个字总算在爸爸的帮助下完成了。

    我妈妈在家十分喜爱举行露天茶会，用一把西式的大花布伞，插在露天的草地上，客人们都坐在院子里喝汽水、橘子水，吃点心。爸爸为我和哥哥买了一个聚宝瓶，我的瓶是一个猫，哥哥的瓶是一个哈代狗的头，笑着的嘴上正好有一个小裂口。每到开茶会，我和哥哥便淘气地捧着聚宝瓶到每个客人前面，我爬到吕斯百、吴作人等叔叔的身上，用小手在他们的口袋里找，找到小分币便高兴地拿出来，丢到聚宝瓶里，不一会儿我的小瓶里一摇就哗啦啦响。我高兴地摇着。有一次吴作人叔叔笑着向我招手，我抱着瓶飞快地跑过去，他笑着将瓜子从小裂缝里塞进去，还向里面倒了好多橘子水，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有一次，我家来了一位陌生的青年人，穿得很朴素，来找爸爸，带来了他的几张素描习作。爸爸一面看，一面露出满意的微笑。这位青年人就是蒋兆和叔叔，因他在南京无亲无故，家境又贫寒，爸爸对他的处境很同情。他的来访也勾起了爸爸对十几年前自己漂泊上海的辛酸回忆。爸爸决定把他留在家中，从此我和蒋兆和叔叔就渐渐熟了，他白天去“中大”艺术系旁听，并进行孙中山头像的雕塑工作，晚上我、坤生、同弟、哥哥在院子里草地上乘凉，他便把我抱在怀中，讲着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听得入迷。这样欢乐的夜晚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使我恋念。

    家里的习惯既中又西，我们既过旧历年又过圣诞节。但过圣诞节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印象比过旧历年更深，这是因为哥哥的生日是12月26日，正好是圣诞节后一天，所以每年哥哥的生日都和圣诞节一起过。到了那天，妈妈在家中的圣诞树上挂满了五彩缤纷的小灯和闪闪的彩带，爸爸的学生扮演成圣诞老人给我们带来节日礼物，晚上又吃生日蛋糕。到我入睡前，同弟亲切地坐在我的床前：“妹妹，快快睡，闭上小眼睛，圣诞老人的礼物专门送给睡着的乖孩子。”于是我赶快把眼睛闭起来。第二天早上一睁开眼，我高兴地看见一个新的洋娃娃放在我的枕头边。

    爸爸在“中大”艺术系当教授，每月薪金三百元，母亲在家料理家务，招待客人，生活优裕而安定。那时家中有一架钢琴，静子表姐常一面弹琴，一面唱歌，她唱的《西施》中的两个插曲——《浣溪沙》和《叫我如何能忘你》，灌成了唱片，我很爱听，也学着唱。我6岁起，去一个法国教堂学钢琴，回家后也常练琴。

    在我的记忆中，童年时代南京的一段生活是很幸福的。美中不足的是，爸爸妈妈常常争吵，起因是爸爸喜爱收藏古董古字画及金石图章，一见到好画好古董，爱之如命，不惜重金加以收买；而母亲喜欢过舒适生活，又好请客，双方都要花钱，尽管父亲收入很高，仍不免常有矛盾，因此发生争吵。记得有一次，坤生从“中大”领了爸爸的工资回来，除去裱画及支付古董商人的古画款后，将剩余的钱交给妈妈。

    “小姐（这是坤生、同弟对妈妈的称呼），这是先生10月份的薪水。”说着将钱交给妈妈。

    “怎么！只剩120元，钱到哪里去了？”

    “裱画用去36元，买古董……”坤生恭顺地说着。

    “又是古董，又是古董，古董又不能当饭吃。”妈妈满脸怒气，“以后把每月300元薪水领来立即交给我，一个不能少，听见吗？”

    “这……”坤生见我母亲的表情，不敢说下去，只好回答，“是、是……”

    下午，爸爸像往日一样兴致勃勃地下班回来，见到妈妈非常高兴地说：“碧薇，我今天太高兴了，买到一张任伯年的精品……”

    “你整天就只知买这些破瓶子、烂罐子，什么破书、旧画，把钱都给那些古董商骗去了，家里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这么大的家，叫我怎么管？”妈妈埋怨着。

    爸爸顿时沉默了，紧锁着双眉，低着头，快步走进画室，关上了画室的门。

    妈妈的气没有出掉，一面叫嚷着，一面打开画室的门：“你倒好，整天除了画画，什么事都不管，跟了你真倒了霉，原以为法国八年受苦，回来能过好日子了，没想到你整天买古董、古画，买个没完，家里饭都快吃不上……”

    “好了，好了，碧薇，别吵了，我的薪水，坤生不是领来交给你了吗？”

    “就那么一点，怎么够花！”

    “怎么？那么多钱还不够你花？”父亲大吃一惊，望着面前这位夫人。

    爸爸忘记了还在盛怒中的妈妈，也听不见她在说些什么，显出陷入痛苦沉思的神情。当他清醒过来时，妈妈却在哭泣。

    “碧薇，别哭了。”爸爸拉住妈妈的手。她毕竟是他的妻子，共同生活了十几年的妻子，而且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和一个像样的家。爸爸让步了：“以后我们实行计划开支，钱全部由你掌管，好吧！”

    妈妈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他们双双走出画室……

    一盆茶花的误会

    妈妈喜欢花木，她亲手培育了两盆茶花，经过初春的阳光雨露，朵朵茶花开得分外艳丽。爸爸早上起床，见到了茶花，非常喜爱，便叫坤生将一盆盛开的茶花送到“中大”艺术系素描教室，让同学上静物写生课时用。

    待妈妈起来吃完早饭，走到晒台上看她心爱的茶花时，却少了一盆，妈妈显出满心狐疑的样子，但未作声。下午艺术系的一位男同学跑到我家，在妈妈耳朵里偷偷说了几句话便悄悄走了。妈妈气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有气无力地倒在沙发上，晚饭自然无心吃，但一直等到晚上9点还不见爸爸回来。妈妈憋了一肚子气，躺在床上，但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这时，她听见了一阵熟悉的上楼脚步声，她知道是谁，便故意把脸朝里。

    “碧薇，睡了吗？”爸爸亲切地问。

    “你还有脸回来睡觉？”妈妈从床上一跃而起，“你把我的茶花弄到哪里去了，你说，你说！”

    “茶花是我叫坤生拿到画室让同学画静物写生了，明天就搬回来。”

    “胡说，你是拿去送人了，送给你心爱的女学生。”妈妈气愤地说。

    “你想到哪里去了，这怎么可能？”

    “我好命苦，跟你在法国忍饥受饿，原以为回国后，你成了名，我们就可以过安稳日子了，没想到，生活刚好一点，你就变心了。”说罢，妈妈号啕大哭，“我不要活了，我不要活了！”她一面哭一面冲下楼去，一头倒在花园的草地上痛哭起来。

    爸爸跟着妈妈跑下去，坐在草地上，用手托住妈妈的头，焦急地说：“碧薇，你完全误会了，那盆花还在教室里，我明天就叫坤生搬回来。”爸爸一边说一面轻轻抚摸着妈妈的浓密的黑发。继而耐心地说：“我早已对你说过，那个姓孙的女学生，她很聪明，画画很有天才，我只是爱她的才气，这完全是一种师生之间的关系，你千万不要多心。”爸爸央求说，“回去吧！你看草地上这么湿，坐久了会生病的。”爸爸的声音很温和。一边把妈妈从草地上扶起，两人回到卧室。此时已是深夜12点了。妈妈由于哭闹了几个钟头，也疲倦了，便很快地睡了。

    可爸爸尽管非常疲倦，但他怎么也睡不着，他在卧室里来回走着，他大概在想着这些吵闹不完的事，而我和哥哥在隔壁房里，渐渐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第二天早上我和哥哥很早起床，洗完脸，像往常一样走进爸爸妈妈的卧室。

    “Bonjour爸爸，Bonjour妈妈。”我们一面用法语向爸爸、妈妈问安，一边将小脸贴到爸爸妈妈的嘴上，让他们亲一下，便下楼吃饭上学。爸爸躺在床上沉思，忽然他大概想起那盆茶花，立即起身，但因昨晚的争吵可能使他整夜失眠，一走到洗脸间，便感到头昏，爸爸哪里知道，他此时已有血压偏高的症候了。爸爸用冷水将头冲了几分钟，好像感到清醒些，急忙下楼叫坤生去学校将那盆茶花搬回来，坤生应声去了。爸爸匆匆忙忙吃完早饭便离开家去“中大”上课了。

    妈妈起床时，爸爸已去“中大”了。她穿着睡衣梳洗完毕，又到晒台上去看茶花，只见两盆茶花都完整无缺地放在原来的地方，她一口气松了下来，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同弟将牛乳、咖啡、鸡蛋送到楼上，妈妈今天胃口特别好，把送上来的早点全部吃完。

    门口响起了汽车喇叭声，一部黑色小汽车在傅厚岗我家门口停下。张道藩走出车门，按了一下门铃，坤生去开门。

    “是张次长来了。”坤生说。

    妈妈换了一件紫红色旗袍，缓缓下楼。

    张道藩眉开眼笑地对我妈妈说着好听的话，模样显得很殷勤。他又对妈妈说起爸爸把一盆茶花送给了一个姓孙的女同学的事，并说爸爸画《徯我后》那张大油画是不怀好意，他还悄悄附在妈妈耳边说了一些话，妈妈脸上浮起一阵红晕。

    后来，妈妈站在房门口，凝望着驶去的黑色小汽车，原来已经平静的心情立刻又变得烦乱不安。

    分歧

    张道藩为了打击爸爸在政治上的进步和达到占有妈妈的目的，不断采取一些隐蔽的手法，挑拨爸爸和妈妈之间的关系，谣言接二连三地传到妈妈的耳朵里，妈妈的性格变得愈来愈烦躁，脾气也越来越坏。从此，爸爸一回到家便被妈妈吵得昏头昏脑，既无法休息，也得不到一点安宁。在苦恼之余，爸爸只好躲在画室里，拼命地作画，因为只有从画画中他才能得到一点安慰，才能忘记妈妈整天吵闹给他的痛苦。

    1935年初，田汉被捕的消息传来，爸爸整天焦急不安。为营救田汉，爸爸四出奔走，一无效果，而田汉在狱中病得很重。最后爸爸不得不去求张道藩。后来我才知道，张道藩装出一副同情的样子对爸爸说，

    “悲鸿兄，我早就让碧薇嫂转告你，不要管田汉的事，这样下去，对你的前途非常不利，可你不听，这样吧，看在老朋友的分上，我去说说情，试试看。”

    几天后，张道藩又来到我家，对爸爸说：“经过我说情，他们要两个有名望的人作保，才能让他出来治病，必须用身家性命作保。”

    “这个我能够！”爸爸如释重负地说。

    “假如田汉出狱后跑掉了，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能，一切都由我负责，只要你们能把他放出来。”

    经过几天的努力，由宗白华教授和爸爸在保证书上签了名，终于使田汉伯伯被保释出狱，出狱后田汉伯伯全家几口人都暂住我家（包括田汉伯伯的母亲、妻子）。这样又引起了一场风波。

    “你保田汉已经冒了很大风险了，现在你又把这帮穷朋友养在家里，管吃管穿，你管得起吗？我真不懂，这样做到底对我们全家有什么好处？这个家就这样被你毁掉了。你还拒绝给蒋介石画像……”妈妈又吵起来。

    “你怎么能讲这种话？田汉是我多年的至交，我怎么能见死不救？我过去在上海流浪的时候，要不是黄震之等人的帮助，哪会有今天？现在我们生活稍好一点，就忘记患难中的朋友，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什么道德不道德，你就不考虑我们的前途，家庭的前途。”

    由于爸爸拒绝给蒋介石画像，又由于爸爸把田汉伯伯全家留住我处，加之田汉伯伯出狱后不久，继续进行抗日的进步戏剧活动，张道藩便进一步策划对父亲的陷害。学校出现了反对父亲的标语，造谣中伤的流言蜚语接踵而来。孙多慈成了无辜的受害者，被迫不能到学校上课。爸爸也无法再在南京待下去。只好于1936年6月去广西桂林。爸爸在《广西日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指责蒋介石无礼、无义、无廉、无耻。妈妈由于受到张道藩的影响，政治观点愈来愈向右转，但她仍然关心着父亲的安危，希望爸爸能放弃反对蒋介石的观点，仍旧回到南京过舒适的生活。于是妈妈在1936年8月14日赶到广西，想说服爸爸回南京，向国民党反动派让步。爸爸虽然想回家，但不愿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因而拒绝回南京，妈妈只好一人返回南京。返宁前自然免不了又是几场激烈的争吵，政治上的分歧和感情的破裂都日益表面化了。

    就在妈妈回南京的第二天，张道藩又来到我家。他进了大门，走过花园，进了楼房的大门。

    妈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终于落入了张道藩的圈套……

    从此以后，妈妈以“雪芬”为名，张道藩以“振宗”为名，两人情意绵绵。1936年冬，张道藩在给母亲的信中曾写道：“只有在你的身边，我才会感到温暖和舒适。”

    1937年春，父亲从广西回来，将他收藏的古董古画及自己的作品整理好，大部分运往广西，在家只住了两个星期。去广西前，将我和哥哥同车带到上海外祖母家，他也在外祖母家住了两天。母亲为了爸爸未给我和哥哥买二等票而是买三等票而伤心流泪，在以后的十几年里曾不止一次地在朋友面前提及此事。但我和哥哥坐在火车上，并没有因为是坐的三等车厢而不舒服。中饭时，爸爸还送了一盘火腿丁鸡蛋炒饭给我们吃，我们吃得很香。下了火车，爸爸牵着我和哥哥的手，走了一段路，坐上有轨电车，到了外祖母家。还带我们去大世界照了哈哈镜。两天很快过去，爸爸又离开我们去广西了。我们在上海玩了一星期，又由爸爸的学生陈晓南叔叔将我们带回南京。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为了安全，妈妈将我和哥哥送至宜兴，住在姨父程伯威家，并在宜兴上小学。这样一来，妈妈和张道藩便有更多的接触机会。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南京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狂轰滥炸。爸爸在广西得知南京被炸的消息，思念着这个破碎的家和两个无辜的儿女，8月下旬，爸爸回到南京。后来我听说，妈妈对他竟是那样冷淡，连一句问候的话都没有，而我和哥哥又都在宜兴，家中没有一点温暖，只是可怕的沉默。爸爸已感觉到妈妈变了，以前虽然争吵得很厉害，但妈妈对爸爸还是有感情和关心的。这一次回来，妈妈不吵了，但却非常冷漠，好像爸爸根本不存在一样。这种奇怪的态度比吵嘴更使爸爸难以忍受。

    1937年9月爸爸妈妈在南京留下了他们一生中最后一张合影。爸爸给了妈妈一笔钱，并关照坤生、同弟好好照料妈妈和我们去四川。爸爸因为不放心他留在广西桂林岩洞中的书画，不能和我们一起去四川，而不得不离开我们，又去广西。行前，爸爸和坤生、同弟将带不走的书画装在两个大铁箱中，埋在屋边那两棵大杨树下。我们去四川后，父亲的朋友请了一个人为我们看守房子，由于此人的告密，日军占领南京后，两个大铁箱被日军挖走，至今下落不明，两棵大树也被日军砍掉。

    1937年10月6日，张道藩为我们买好去汉口的头等船票，亲自送我们上“江靖轮”，他自己因为工作，暂时不能走。妈妈、哥哥、坤生、同弟和我便这样离开了即将沦陷的南京。与我们同行的还有爸爸的学生顾了然。

    四十九天

    1937年10月9日江靖轮抵汉口，10月17日我们从汉口乘民权轮向重庆驶去。10月21日抵重庆。住在渝简马路的一个小山头上一幢两层叫“光第”的楼房中。这是一幢很大的地主庄院，一个姓刘的地主将楼上偏屋两间房子租给了我们，坤生、同弟住在走廊尽头的一间小屋中，另一间小屋便是厨房。

    1937年11月初，由于“中大”艺术系的聘请，父亲离开桂林来到重庆。当晚与当时“中大”的教授宗白华、张书旂、徐仲年、胡小石等人都住在青年会。次日下午2点多钟，由徐仲年先生和顾了然叔叔陪同，父亲来到了重庆的家——“光第”，来时，父亲带了两管玉屏箫和一块贵州出产的生丝衣料送给母亲，意在与母亲言归于好。谁知到晚上9时半，送客人走时，父亲向客人道别：“好了，我不送了。”母亲却对父亲说：“你怎么办呢？我这儿是没有地方给你住的啊！”父亲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气得面色发青，紧抿嘴唇，转身拿起外衣，冲出门外。爸爸便这样被妈妈赶出了门。

    爸爸当晚到对面山坡上与吕斯百、吴作人两位叔叔同住。

    后来，爸爸便住在“中大”宿舍，并将每月生活费250元由吕斯百叔叔转交给妈妈。妈妈一面用着爸爸的钱，还有坤生、同弟侍候她，过着不劳而食的享乐生活，一面又跑到“中大”宿舍找爸爸吵闹，说爸爸给钱给少了。她对爸爸说：“我今天来完全是为了生活费问题，你应该了解我的个性，二十年来我没有为金钱跟你冲突过（其实妈妈经常为了钱跟父亲吵闹），我不是爱钱财的人（其实妈妈是个财迷），不过，你亲口答应每月要将一半薪水给我的诺言，你应该兑现……”她还气势汹汹地说：“我并没有什么失德的地方。”（这是谎言，她早已和张道藩相爱）并且讽刺奚落了父亲一阵才离去。

    可怜的爸爸，想到了哥哥和我两个天真可爱的孩子，他们是多么需要父亲的温暖和爱抚啊！因此，他一再委曲求全，有一天终于又走进了家门，坐在母亲床前，痛苦地说：“我要我的家！”妈妈一面披衣起床，一面冷冷地回答：“我从来没有说过这里不是你的家。”爸爸还没来得及等到明天，就在当天下午（1937年11月24日下午）把行李搬回来了。我和哥哥见到爸爸回来非常高兴，跳跳蹦蹦，同弟、坤生也迎出来，把父亲的行李拿进屋去，一面高兴地说：“先生回来了！”家中顿时充满了欢乐的气氛。爸爸回来时还带回一串在四川很难买到的螃蟹。那天晚上，我们吃了一餐团圆饭，同弟、坤生特别做了几样爸爸爱吃的宜兴菜，爸爸已有很久没有吃上这样可口的热菜热饭了，所以他显得格外高兴。

    中央大学当时在离重庆二十多里的沙坪坝，爸爸每星期有三天要去沙坪坝上课，但不管如何辛苦，他总是挤公共汽车往来。坤生、同弟每天都烧些可口的菜给爸爸吃。爸爸这样恋家，是过去从未有过的。这一切都表明，爸爸为了使家庭和睦和与妈妈言归于好，自己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可是，可怜的爸爸哪里知道，妈妈的心早已变了，妈妈瞒着爸爸，私下仍在与张道藩通信。张道藩在信上称妈妈“雪”，妈妈给他的信，称他为“宗”，这样的称呼，别人弄不清，谁也未察觉。这些天，我没有见过爸爸妈妈再吵架，而更多的却是比争吵更令人担心的沉默。

    三个星期过去了，爸爸因长途奔波挤车，过于劳累，痔疮大发。从一位中医那里买到一种单方，擦时很痛。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只见爸爸睡在床上，痛得紧皱眉头，妈妈正弯着身子给他敷药。后来，为了治病方便，父亲暂时搬到中华书局去住了几天。有一天妈妈带了些零星日用品去中华书局看望爸爸，但态度仍是那样冷若冰霜。过了三天，爸爸痔疮好了，便又回到家中。妈妈却无精打采，显得十分厌烦，很少跟爸爸说话。

    四十七天沉默的空气终于冲破，1月9日坤生手中拿了一份电报交给母亲：“小姐，张次长来的电报。”电报上张道藩说他已离开南京到了牯岭，不日抵渝。母亲脸上泛起一层红晕，看得出她的心激烈地跳动着。于是，争吵又开始了，表面上看是为了表哥康民的前途，其实是母亲借故生事，挑起争端，又想逼走爸爸。1月11日晚，爸爸和妈妈同躺在一张大床上，又像在南京时一样吵开了，妈妈叫嚷了两个小时。

    1938年1月12日，天还没亮，爸爸便起床整理东西，住在同楼的郭有守先生早上到我家见此情景，感到不妙，忙问：“你这是干什么呀？”爸爸愤愤地说：“人心已变，不能再住下去了。”说着，饭也没吃，走出门去。同弟刚从走廊上走过来，我也刚起来，同弟见此，急忙牵着我的手，我一面追一面喊：“爸爸、爸爸……”一起追出大门外下了好多级石阶，爸爸回过头来，深沉地看了我一眼，叹了一口气，又回头默默地走下“光第”的石阶，渐渐消失在山城茫茫的晨雾中……

    爸爸只在家中住了短短的四十九天，就又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家。我抱住同弟大哭起来：“爸爸走了，爸爸走了。”同弟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把我领回家来，到了她和坤生住的小屋里，拿了一粒糖，塞在我嘴里。

    坤生坐在床上叹了一口气，说：“先生是个好人，他太老实了。就是那个三角眼的张……”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不敢再说下去。“妹妹，”他小声对着我耳朵说，“那个张道藩最坏，是他破坏了你的家，要不然，先生是不会走的。”

    我一面流着泪，一面似懂非懂地点着头。

    同弟哭着说：“先生前世也不知是造了什么孽，今生遭到这么大的难。唉！好好的一个人家就这样拆散了。”

    就在爸爸离家的第三天，张道藩那张瘦削的三角脸又出现在我的家中。他穿着一件黑色长披风，拿着一根手杖，十分高兴地走了进来。

    两个月后，母亲随复旦大学迁往北碚对江黄桷树，她在复旦大学教法文课了。她将八岁半的我和十岁半的哥哥送到巴蜀小学住校，每星期六由吕斯百叔叔和马光璇阿姨将我们接到他们家去住。他们婚后没有小孩，对我们像亲生子女一样地关怀和照顾。爸爸此时便住在沙坪坝中央大学的单身教师的宿舍，和费成武叔叔在一间房里。我们的家从此被拆散了，永远地拆散了。

    在巴蜀小学，我和九个小女孩共十人住一个宿舍里，有一个姓万的保姆照看我们。一天，因我淘气在床上翻跟斗打架，不慎脚后跟碰在床角上，碰掉一块皮，随后溃烂发炎，袜子也无法穿，只好一只脚穿袜，一只脚光着，拖着一只破鞋一跛一跛地去上课。第三天我的脚仍没有好，上完课，老师叫住我：

    “徐丽丽，周校长叫你到他办公室去，有事找你。”

    校长找我干什么？我默默地边走边想，莫非是我打架让他知道了？想到这里，我害怕极了，脚步一拖一拖愈走愈慢，好不容易走到办公室门口，我叫了一声：“报告老师。”

    门开了，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出现，这是周校长。走进去一看，疑云完全消除，我惊喜地见到了爸爸。爸爸穿了一件棕色的夹克衫，打了一个大黑绸领结，微笑地望着我。我忘记了脚痛，跑过去一把抱住了爸爸，喊着：“爸爸、爸爸……”

    爸爸见我光着一只脚，拖着一只破鞋，皱起了眉头：“你怎么弄成这样？”

    我不敢说是打架，只说：“我的脚烂了，好痛，不能穿袜子……”

    爸爸动了动嘴，像是要说什么，但没有说出口。他把旅行袋里的十个广柑拿出来，一个个塞进我的黄短大衣的口袋，又交给我一盒龙虱，才说：“这是给你哥哥治病的，叫他每天晚上睡前吃一个，你记得住吗？”那时我哥哥有遗尿的毛病。我说：“记得住。”

    “要好好用功，不要顽皮。”爸爸抚摸着我的头说。

    我点点头，答应着。爸爸弯下身子，在我额上亲了一下，随即向周校长告辞走了。

    这以后，爸爸便去南洋举行画展，决心将全部卖画的钱，捐献祖国抗战。他到桂林去取他那些存放在七星岩的画，在那里遇见了孙多慈，爸爸替她画了一张油画像。爸爸从同情孙多慈的处境，爱她的绘画天才，在她受委屈被迫离校后，出自义愤而关怀她，虽然渐渐对她有了感情，但他们始终没有改变师生关系。几年以后孙多慈在她父母的逼迫下嫁给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教育厅厅长许绍棣。

    1953年9月26日父亲不幸去世，消息传到在台湾的孙多慈，听说孙多慈悲痛欲绝，为老师戴了三年重孝。以后她怀着忧伤的心情从台湾去美国，住在她的同学好友、知名的女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家，不幸被癌症夺去了生命。而我的母亲一生用着父亲的钱，至去台湾后的几十年，都一直用着父亲给她的离婚费和“子女教养费”——那一百几十幅画变卖的钱，过着十分豪华的生活，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却无动于衷。

    破镜不能重圆

    在巴蜀小学读了一年，妈妈便把我们全家迁到北碚黄桷树。1939年春，我们搬到复旦大学所在地——黄桷树不久，接到父亲1月4日从香港的来信。全文是：

    伯阳丽丽两爱儿同鉴：

    我因为要尽到我个人对于国家之义务，所以想去南洋卖画，捐与国家，但因未曾领得护照，又多耽搁了近两个月，非常心焦，亦无别法可行。兹已定今夜（1月4日）乘荷兰船Van Heufze赴新加坡，在路上有四日，如能一切顺利，2月中定能返到重庆。国难日亟，要晓得刻苦用功。汝等外祖父母亲想安好。我虽在外，工作不懈，身体不好亦不坏，可勿念。你二人须用功算学及体操。旧邮六张，两人分之。外祖父前代我请安，母亲前代我问安。

    父字

    以后，父亲应邀去印度开画展。1941年6月父亲在吉隆坡、槟榔屿、怡保三城市开完筹赈画展，将全部收入捐献祖国后，又接到美国援华总会邀请去美国开办募捐救济中国难民的画展。父亲非常诚恳地写了一封信给母亲，邀她同去美国，信的大体内容是：“碧鉴：三年以来，汝率两儿在轰炸之中，艰苦支持，虽强了汝之志气，却愈刺激我之悲痛，而此两孩曾亘一年无一书，想起终日遭受空袭之烦闷，无论如何，远方之人毫无恐怖，便不当以较大悠闲之心情以责备挣扎者之任何一切。逝者如斯，言之惆怅，吾今特慰于汝。妆如能与吾同赴美国……”母亲此时已完全为张道藩占有，故复信拒绝去美国。

    1941年11月，正当父亲日夜努力作画，准备去美国开画展时，珍珠港事件爆发了，日军向新加坡进攻，父亲连夜匆忙经海路至缅甸，有40幅最珍贵的油画遗留在一所华侨小学内。日军占领该校，该校因为我父亲是抗日的，为了怕受连累，几个人将40幅油画沉入井底，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1940年夏，母亲辞去复旦大学教授和北碚国立编译馆青年读物组副组长职务，到磁器口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任图书馆主任及法语教授，我们全家也跟着搬到磁器口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宿舍中，外祖父蒋梅笙也从重庆大学转来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此时我在嘉陵小学念六年级，哥哥已考入沙坪坝南开中学。

    1942年夏，父亲途经云南返回重庆，住在中国文艺社。消息很快传到磁器口，吕斯百、吴作人、王临乙等叔叔，当时就住在磁器口对面的凤凰山上，杨建侯叔叔住在沙坪坝，他们都盼望父亲归来，也盼望父母重新言归于好。他们来到我家，一方面来探探母亲的态度，也想做做工作。他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就把我和哥哥叫到一边。

    “伯阳、丽丽，到这边来。”吕斯百叔叔把我们拉到里面房间，小声地说：“明天你妈妈请爸爸吃饭，你们两人见到爸爸妈妈后就跪在地上不要起来，要爸爸妈妈答应和好才起来，否则就一直跪在地上，听清楚了吗？”

    我和哥哥点点头，吕斯百、吴作人等叔叔以为这是一个妙计，非常得意。他们又匆忙赶到重庆中国文艺社，要爸爸多送点东西给妈妈和孩子，并挑选了一幅好画。画面上，几棵芭蕉，一畦草地，草地上疏疏落落的憩着几只麻雀。一切都准备就绪，照他们看来，这次和好完全是可能的，因为爸爸诚心诚意想和好，我和哥哥整天盼望着爸爸归来，同弟、坤生知道先生要回来，做菜特别卖力。只有母亲，这个对能否和好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显得满不在乎，谈笑风生，谁也猜不透她的心。

    盼望已久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华林、陈晓南叔叔陪同父亲来到磁器口。吕斯百、吴作人、王临乙、徐仲年等叔叔也都来了，屋子里挤满了人。爸爸给妈妈、哥哥和我每人买了一块手表，给妈妈买了印度绸衣料、皮鞋，将那一幅画送给了外祖父，还送给外祖父一支派克金笔。酒宴开始，我和哥哥照例不入席，站在里屋门口望着外屋的酒席。爸爸首先端起酒杯很诚恳地说：“这几年我忙于画展，对家庭照顾不够，对不起你，今天特在此向你道歉。”此时，大家都举起杯来干杯。接着母亲端起酒杯，微笑地说：“今天我请你来是为了办理移交的，因为我已经把两个孩子带到这么大，他们现在离开母亲不要紧了，我自己前途黯淡，孩子们跟着你也许比较好些，因此，我希望今后由你负责教养他们。”爸爸兴冲冲地来到这里，听了母亲的一席话有如冷水浇头，顿时哑然。母亲接着说：“我有三个办法，请你择一而行。第一，孩子由你带去，第二，你让我带两个孩子，但是你要负担他们的教养费用，第三，如果前两个办法你都办不到，那么，我请你明天登报声明，否认这两个孩子是你的，然后我再登报声明将孩子改姓蒋，以后就由我负责抚养。”

    爸爸的脸色由红变白，由白变青，他再也忍受不了母亲的捉弄了。一转身就冲出门外，我和哥哥站在里屋还未来得及挤出来，爸爸已经走了。一席人全都站起来，闷闷不乐地走了出去。一桌酒席连吃还未吃便不欢而散。只有吕斯百没有走。

    “师母，你做得太过分了。”吕斯百苦笑着对母亲说。

    我和哥哥对妈妈的做法也感到气愤。当时在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天下的女人再狠也超不过我这个妈妈了。”

    妈妈尽管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却掩盖不了她内心的自责和空虚。她拿起一根香烟，拼命地抽着，以掩盖内心的不安。从那以后我和哥哥开始对妈妈不满，我们用沉默来对她表示反抗，平时我们大都躲在坤生、同弟房里，和他们说说笑笑，但一见了母亲就无话可讲。母亲曾为此而骂过我，但愈骂我就愈和她疏远。当时我还太小，不知道事情的内幕，事隔多年我才明白，原来早在父亲即将回国之时，张道藩便写信给母亲，要她“拒绝一切调解，这样你可以保留自由之身，长为我秘密的爱人”，母亲便是按照他的旨意行事。由此可看出张道藩手段之卑鄙。

    1942年12月11日，外祖父蒋梅笙病故，父亲和母亲在一起守灵一夜。父亲又再一次向母亲表示和好的意愿。母亲此时与张道藩已有五年多的密切关系，父亲还蒙在鼓里。可是母亲在任何场合总是把自己的过错嫁祸于父亲。为了把她自己装饰一番，她又把在朋友面前多次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关于我们两人的事，我有一个比喻，仿佛一件很精美的瓷器，不幸打破了，尽管找到最高明的工匠把它修补好，这上面的条条裂痕是永远消除不掉的，我宁可让它破碎，也不愿有假的完整。”爸爸又一次遭到拒绝。那么这件瓷器到底是谁打破的呢？历史的事实不容歪曲，是张道藩打碎的。尽管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可是在当时，不少人害怕张道藩的权势（他是国民党政府的宣传部长，又是中统特务头目），没有人敢说，生怕得罪了这个文化界的特务头子，而为他人的事砸掉了自己的饭碗。于是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对父亲的造谣诽谤畅行无阻地流传着，而却没有一个人敢公开站出来责备张道藩。父亲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长期过着极不安定的漂流生活，这不但使他的身心遭到严重的摧残，而且也使父亲的艺术事业受到严重的影响。父亲的健康之所以那么早就被摧毁，这是与张道藩破坏我们的家庭分不开的。

    愉快的假日

    1943年3月21日父亲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行画展。在这以前，他忍受着个人家庭生活的不幸，把全部精力用到创作上。画展轰动了重庆山城，买画的人争先恐后。那天我也去看画展，爸爸高兴地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今天，我送给你十五幅画，由你自己挑选。”吕斯百、吴作人、张安治、陈晓南、冯法禩、杨建侯诸位叔叔一听爸爸要送画给我，高兴地拉着我的手，七嘴八舌地抢着说：“我来代你挑，你看，那有红条子的非卖品都是好画，你就拣红条子的挑。”在叔叔们的帮助下我选了雄狮、鹰、懒猫、公鸡、奔马、竹子等十五幅。因我当时才十三岁多，这十五幅画一直由我母亲代为保存。可惜1949年1月我只身逃离家庭，无法携带任何东西，这些画便被母亲全部带到台湾，至今下落不明。母亲多次拒绝与父亲和好，但到父亲开画展时，她又迫不及待地要子女教养费，结果父亲卖画收入的一半又给了母亲。而这些钱的90％都被母亲用掉了，我和哥哥用的极少。当时我和哥哥都在沙坪坝“中大”附中，伙食是公费，不要钱。穿的衣服都很旧，记得妈妈将哥哥穿剩的男式长蓝布袍，剪短一截便给我穿，前后中间有两条缝，穿在身上不男不女的，同学都讥笑我，使我很难堪。可妈妈自己，尽管已是40多岁的中年人，却打扮得比青年妇女还要漂亮，单各种颜色的绸缎、丝绒旗袍就有整整两箱，皮大衣有四件之多，其他五颜六色的各式时装更是不计其数。她便是这样挥霍浪费着父亲血汗换来的钱，还自鸣得意。她除了教几节课外，便一面用着父亲给她的钱，一面在客厅里高声骂父亲，有的话骂了几十遍她也不嫌烦，而我却已听烦了，每当她这样对着朋友滔滔不绝地骂父亲时，我便厌恶地走出门去。

    1943年暑假来临，父亲决定带着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处的学生去灌县和青城山写生作画。我和哥哥也同去了。那次去青城山写生的画家有陈晓南、李瑞年、费成武、张倩英、孙宗慰、郁风、康寿山。还有后来成为我的继母廖静文女士和一个跟随爸爸学画的男孩卢开祥。

    从灌县到青城山，除了张倩英阿姨是用滑竿抬上去以外，其余都跟着父亲走路。爸爸因从小就有走长路的习惯，所以健步如飞，很快就丢下我们不见了。我当时才十三岁，哥哥十五岁，卢开祥十七岁，三人结伴而行。行至灌县有名的索桥，走在上面，摇摇晃晃，下面是江水急流，深不可测。我们三人手拉手一步一步慢慢前进，我眼只敢看前面，不敢环视左右，更不敢俯首向下。走了约半个小时，我们终于顺利地过了索桥。又步行了几里，来到青城山下，只见山峦起伏，密林叠翠，一条小石板路盘旋直上，已是午后三时了，夕阳的余晖，映红了山峦。此时我已是双腿酸痛，步履艰难，移动一步都要花很大力气。

    “哥哥，我走不动了。”我说。哥哥拉住我的手，一声不吭，一步步向上爬。卢开祥哥哥一面爬，一面说：“就要到了，我们加油爬，你看，上面那个庙就是天师洞。”天渐渐黑下来了，我抬头一望，忽然看见对面山上有无数一闪一闪的绿火。

    “哥哥，你看，那是什么？一闪一闪的，真好看。”我们三人忘记了疲劳，看着对面的萤火，被这奇妙的夜景吸引。

    正在此时，前面有几个人从山上下来，手里拿着照路的竹火把。我们急忙向山上跑去。渐渐走近，我才看清，那是爸爸和陈晓南、费成武叔叔来迎接我们的。

    “爸爸、爸爸！”我高兴地喊着。

    爸爸见到我们三人居然步行四十多里山路到了目的地，他非常高兴，他牵着我的手走完最后的几十步石阶，到了天师洞。

    爸爸在山上有一间临时布置的画室，在那里他完成了屈原《九歌》中的插图，及《鸡鸣》等国画的创作。在天师洞下面的石阶旁，长着一棵一千多年树龄的老银杏树，树干粗大，枝叶繁茂，三人都围不过来，据山上的道士讲，这棵树一次能收一百多斤白果。父亲非常喜爱这棵大树，专门画了一幅银杏树的大幅油画。其他的画家每天都到野外写生。爸爸也给了我一支粗铅笔，一个小画板。在青城山的一个月，我也画了十多张风景写生。有一次爸爸看我画的一幅树林及瓦屋的铅笔写生，微笑着说：“这棵树蛮有点意思的，房子不行，因为墙上的砖是看不清楚的，你却画成一块块的，没有透视的知识。”说着用炭笔把那墙上的一块块方格涂掉了。当时哥哥去成都考高中，廖静文女士去成都投考金陵女大，都下山去了，考完学校，他们又回到山上。每天晚饭后，郁风阿姨常教我们唱歌，跳集体舞。她是一位多才多艺且非常活泼的女士，为我们青城山的暑假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爸爸还让费成武叔叔每隔一天为我补习一次英语。

    有一天晚上，卢开祥、哥哥和我三人，坐在山坡上又望见对面山上一亮一亮的朵朵绿色磷火，比萤火虫的绿光要大好多倍，当地老百姓称之为“佛光”。我们决心爬到对面山上去揭开绿火之谜。于是我们走下山谷，又抓住树藤向对面山坡上攀登，几次我都滑倒，手也被刺破了，哥哥和卢开祥，一个在上面拉，一个在下面推，终于爬到山坡上。那时，我们没有电筒，带了一盒火柴，从树林丛中找了一些枯枝落叶点了一小堆火，找到发绿光的地方，我们把旁边的杂草拨开。绿火的秘密使我们难以置信，原来是一堆（约十几条）很难看的土灰色的类似蛆一样的软体大蠕虫，虫的尾部发出萤光，因为有十几条虫聚在一起，便成了一簇绿火。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难看的虫子。对这闪闪绿火好奇的美感完全丧失了，留在脑海中的却是那些蠕虫的可怕形象。我们三人感到非常失望，回来时一点劲也没有了。

    在青城山，伙食吃得很好，山上道士都吃肉，主管天师洞的老道常来饮酒，爸爸并画了许多画送给寺内的道士和厨师。

    探 病

    一个月飞逝而过，青城山丰富多彩的生活留给我多么美好的回忆啊！爸爸于1944年2月9日，由于先后六次要求与母亲和好均遭拒绝，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贵阳登报与母亲脱离同居关系。2月12日正式与廖静文女士订婚。母亲大为恼火。在一个星期日，我从学校回家，见吕斯百与妈妈坐在客厅里说话，妈妈命令我立即给父亲写信，我问：“写什么？”妈妈愤愤地说：“我念一句，你写一句。”我顺从地拿了笔纸，记下了母亲口述的内容：“爸爸，你为什么追求一个女人就要和妈妈脱离一次同居关系，假如今后你要追求十个女人，不是要和妈妈脱离十次同居关系吗？……”我记好后，拿给妈妈看，她看了很得意，因为她是借我的手记下她骂爸爸的话，而签的是我的名字，以后的责任便由我来负，她可以一点不负责任。我当时由于家庭没有温暖，思想非常消沉。我才15岁，不太领会妈妈这些刻薄话通过我去骂爸爸会给爸爸的精神带来多大刺激，也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使我和爸爸的关系产生隔阂。

    妈妈当时就把信交给了吕斯百叔叔：“你看看悲鸿有什么反应。”

    隔不几天，吕斯百来向妈妈汇报了：“徐老师没有说什么，只叫我好好安慰安慰丽丽。”

    妈妈见骂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便想在离婚费上捞一大笔钱。她把我和哥哥的教养费要得很多，要一百幅画，一百万元。当时父亲的身体已渐渐衰弱，但为了还清妈妈提出的那笔数目很大的子女教养费，不得不日夜作画，一站十几个小时。爸爸的身体便这样累垮了。1944年夏，爸爸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病危住院。可爸爸没有钱治病。爸爸在中央大学领不到工资，工资都被吕斯百送给我母亲了，卖画的钱又被母亲拿去一部分，剩下二十多万元，几乎全被偷盗父亲的珍藏《八十七神仙卷》的大流氓，改名假冒“刘将军”的骗子骗走，此时已是两手空空。廖静文女士为了凑足住院费，真是受尽了艰辛。而母亲却心安理得地花着爸爸给她的钱，爸爸生病她不但毫不关心，而且也不许我去探望爸爸。

    当我从卢开祥那里得知爸爸重病的消息后，心急如焚。就在那个星期六下午，我和同班的女同学小陈一道经小龙坎到高滩岩中央医院去探望父亲，小陈的家便住在高滩岩医院附近。我们走了十多里路，小陈指着一片房子说：“那里就是中央医院。”我按她指的方向找到中央医院。当我走进病房时，只见爸爸花白的头发乱蓬蓬的，胡子也有好久未刮了，脸既黄又肿，半闭着眼。继母廖静文女士一个人守在他身边。

    “爸爸，我来看您了，您好点了吗？”

    爸爸睁开眼，见到我，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低声说：“你怎么不上课，老远跑到这里来？”

    “今天是星期六，下午没有课。”

    “是你妈妈叫你来的吗？”

    “不是，是我自己来的，妈妈不知道我来。”

    爸爸见我这么说，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眉头又皱起来：“你应该告诉你妈一声，不然她会因为你没有回家着急的。”

    “我……”

    爸爸忽然感到这样来要求我太过分了，他把头转向廖静文，“静，你看看盒子里有什么好吃的。”

    廖静文走到桌子边，将一个盒子拿过来，里面只剩下一块半像炒米糖一样的点心。继母叫我吃，我迟疑了一下，就拿了那半块点心，慢慢地吃着。等我吃完了，爸爸对我说：

    “路太远，你赶快回去吧！以后不要常来看我，要好好用功读书……”

    我点点头，望着满脸病容的父亲，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我一面用手擦着眼泪，一面离开了爸爸的病房。

    我默默地往回走，一面走一面想。来时因为和小陈一路有伴，不知不觉就到了，现在一个人走回去，路竟是那样长，走了很久很久还没到小龙坎。我心里渐渐害怕起来，是不是走错了路？我回头望望，一个人也没有，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天渐渐黑下来，我一面走着，爸爸发黄的脸又浮现在眼前：爸爸还能好起来吗？他会不会……我越想越怕。好不容易远远看到一片灯火，小龙坎快到了，可还有几里路。我就这样走呀，走呀……

    由于天气炎热和饥饿，加上营养不良的贫血，使我感到头昏。我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也记不清是怎样进了校门，怎样到了那间阴湿的挤满了几十个人、几十张双人架床的宿舍，再也闻不到每天上床睡觉时，那一股令人作呕的臭虫的腥臭味，便一头倒在床上和衣而睡。

    “妹妹，妹妹。”我被一阵喊声叫醒，睁眼一看是同弟。我亲热地一把抱住她：“同弟，同弟。”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回家？你妈妈说你出事了，急得饭也没有吃，正在发火呢！”

    我一骨碌爬起来，但忽然觉得腿又酸又麻，怎么也抬不起来。“我……我……”

    “妹妹，你怎么了，是病了？”同弟急得抱住我。此时，坤生、蒋维新（坤生的干弟弟）都已走到我床前。

    “我头昏，我站不起来……”

    “这样吧！我们把她背回去。”同弟一面对坤生说着，一面把我背出了宿舍，他们三人就这么轮流背着我走了五里多路，回到磁器口。

    到了同弟的房里，同弟把我放在床上。我预感到大事不好，一进妈妈的房间，我就会挨骂。以前妈妈骂我，一骂一个小时。想到这里，我拉着同弟的手：“我不到妈妈房里去，我不到妈妈房里去。同弟，我今天下午到高滩岩中央医院去看爸爸了，爸爸他病得……”我再也说不下去，哇的一声哭倒在同弟的怀里。我一面哭一面对同弟说：“你不要跟妈妈讲，我去看爸爸了。”

    同弟眼里也闪着泪花，她一面抚摸着我的头，一面用手帕给我擦眼泪：“可怜的妹妹，你一定饿了，我去烧泡饭给你吃。”

    同弟一面流着泪，一面去烧泡饭。不一会儿，同弟端来一锅热气腾腾的菜泡饭。我一口气吃了三小碗。坤生也知道我去爸爸那里了。他小声跟同弟讲了两句话便走进前面二十步路的4号门妈妈的房间。

    “小姐，妹妹回来了，是生病了，现在睡在同弟房里。要不要让她进来？”坤生说。

    “那就让她睡吧！”妈妈听说我已安全回家，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磐溪生活

    爸爸经过治疗，病情逐渐好转，学生们朋友们都为此而感到安慰和高兴，而妈妈想到的不是爸爸的健康而是继续榨取爸爸的血汗钱，供她享乐。

    爸爸出院回磐溪去不久，妈妈便叫我和同弟去磐溪找爸爸要生活费。我惊讶地说：“爸爸病还没有好……”

    妈妈气愤地说：“生病是一回事，抚养子女又是一回事，做父亲的养活子女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和同弟不敢违背妈妈的旨意，便准备去磐溪，行前妈妈教同弟如何去骂继母廖静文女士，同弟学不会，妈妈就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地教她，直到她学会为止。

    第二天我和同弟去磐溪，同弟在母亲的挑拨下，果然找继母吵闹。我望着身体还很虚弱的父亲，实在不好意思开口要钱，但如要不到钱，回去向妈妈又交不了差，使我进退维谷。我只好开口向父亲要生活费，爸爸答应按我提出的数字加倍给我。我便高高兴兴回去了。回到家中，妈妈见到我，第一句话便是，

    “叫你要的钱呢？给了你多少钱，快拿出来。”

    我和同弟相互望了一眼，都不敢吭声。

    “你到底要到多少钱？”

    我支支吾吾地说：“爸爸答应每月按我实际需要加倍给我。”

    “那钱呢？”妈妈又追问我。

    “钱，爸爸没有给我，他说……”

    我话未讲完，妈妈便生气地说：“两个笨蛋，叫你们去要钱，一个也没要得，空着手回来了，你们倒好，乐得在外做好人，家里吃什么，用什么？”

    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和妈妈顶了一句：“爸爸前不久开画展不是才给过你一大笔钱吗？我在学校吃饭又不要钱，哪能用掉那么多……”

    “好呀！好个孝顺的女儿，我辛辛苦苦把你养那么大，你倒帮起爸爸来了，好，既然这样，你就去跟爸爸过好了，反正我没有钱养活你。”

    “去就去！”我赌气从妈妈房里跑了出去。

    就这样，我带了一个行李卷，由同弟送我便住到磐溪去了。我和继母廖静文晚上打地铺睡在地上。我们合盖一条被，被絮都是破的，一个洞一个洞的，有的地方只有两层布。爸爸睡在一张单人床上，盖的被也是旧的，只不过比我们盖的稍好一些。

    爸爸天天起来洗脸用一个很小的面盆，水也用得很节省。父亲每拾到一个绳头就把它圈成一束放在抽屉里，这些习惯我至今仍保持着。

    我们都集体吃包伙，爸爸的菜不放盐，用点酱油掺上开水，代替盐。当我见到爸爸每顿就吃这样一小碟煮青菜蘸酱油汤时，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到妈妈每天坐在被窝里吃早点，同弟将煮好的咖啡、牛乳、鸡蛋及烤好的面包加黄油或果酱送到床前，她吃好后，再睡觉，一般没有课，她要睡到上午10点钟才起来。中午、晚上无荤不餐。而且，几乎每个月都要请客。爸爸和妈妈的生活水平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

    初到磐溪，由于妈妈常当着我和她朋友的面骂爸爸和继母廖静文，使我对继母廖静文抱有戒心。以后在接触中，我感到继母对爸爸的爱是真诚的，她那么年轻，却整天守着爸爸，服侍爸爸带病的身子，还要忍受着别人的讽刺和奚落，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同时从她和爸爸的言谈中我发现继母的思想很进步，对形势和问题的看法跟妈妈和张道藩完全不同。他们痛恨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对民主运动积极支持。这一切对我的思想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短短的寒假，我懂得了许多道理，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我觉得生活比在妈妈身边更有意思。当寒假很快过去，新学期即将开始，我要返回附中住宿时，我和继母已很谈得来。爸爸给了我一个旧的红漆箱子装衣物用品，还给了我一学期的学费和零用钱，继母廖静文还要我以后每星期六就回磐溪来，我点头答应。卢开祥哥哥帮我搬行李，一直把我送到学校。

    1946年父亲去北平任北平艺专校长，卢开祥也正式进了北平艺专，毕业后一直在中国美协工作。由于长期的行政工作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他用来画画的时间不多，但他仍利用业余时间画了不少水彩画和山水画。

    签名前后

    1945年2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的全文和三百一十二人的签名，其中就有父亲和继母廖静文的名字。这是十多天前郭老亲自拿到磐溪给父亲签的。而就在同一天，国民党发动了一次《二·二二》反苏反共大游行。母亲那天亲自赶到重庆去，站在上清寺街道旁为游行者助威，游行结束，母亲到中国文艺社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张道藩穿着黑披风来到中国文艺社。他在前一天被蒋介石叫去训斥了一顿，一进门就到大客厅坐下，华林及钟宪民等人跟着走进去，倒了一杯茶给他，他拿起茶杯一下摔到地上，摔个粉碎，接着把茶壶、茶盘都摔个粉碎，破口大骂：

    “在我办的中国文艺社里竟有人去参加共产党发表的进言的签名，简直是岂有此理！”

    他指着签名人的鼻子要他们马上发表声明是受了欺骗。有些人为了保住饭碗只好妥协了。可父亲在各种各样的威胁、恫吓下始终没有屈服。父亲对来说服他退出签名的人说：“我人在曹营心在汉，我签的名我负责到底。”

    1945年秋，我初中毕业，并考取了“中大”附中高中一年级。我是班上十七个女同学中（除两位成绩优秀保送高中者外）唯一考取本校高中的。这是我几年来刻苦学习的结果。小时候我很贪玩，不用功读书，记得父亲写给我的信中曾很婉转地批评了我，从那以后我就渐渐用功读书了。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用功读书竟也会被母亲用来作为向父亲索取金钱的手段。在我上高中一年级后的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中，见到颜院长正坐在我家和妈妈聊天。见我回来，颜院长便夸奖了我几句，说我变了，长大了，也懂事了，且读书很用功等等。妈妈说：“最近你爸爸又送几个学生到英国留学去了，而对你这个女儿却一点不关心，你给爸爸写封信，就说妈妈要送你出国深造，要一笔钱作为出国费用。”颜院长也答应给父亲写封信，说我在校学习努力，因为他们都深知父亲的性格，喜欢勤奋好学的人，以此作为理由，好要一笔钱。其实我当时才16岁，脑子里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出国，但是，我又不敢违背母命，所以就按母亲口述的意思写了。11月中我接到父亲的回信，全文是：

    丽丽爱儿鉴：你的信我收到，你能多回磁器口安慰母亲，甚好，我决不会因你少来而责怪你的。美术院此次派出四人，因为他们皆大学毕业，深有造就，在中国无进修所在，所以请派去英国。你有志向自然很好，但（1）你方读高中一年；此时虽学校设备不佳，返都后定能改善。（2）母亲有你常常见面，亦少减忧烦。（3）我的经济实在负担不了，现在希望你好好用功，将来在大学卒业后能应考出洋，或到尔时，我如有力量时，送你出去，此时不必作此企图，以扰乱心绪也。我的健康尚未复原，勉强去“中大”上课，亦为责任心所使，颜院长来信说你极为努力，我很喜欢。高中功课繁重，伙食又差，我至为你担心。此问

    近好 父字

    母亲见借我名义要钱不成，又让吕斯百叔叔去磐溪谈条件要离婚。父亲和母亲此时在政治上一东一西，完全分道扬镳了。

    1945年12月31日，父母离婚协议书在重庆沙坪坝重庆大学宿舍张圣奘先生家签订。参加的有律师沈钧儒先生，证人是马寿征、吕斯百。我也跟着妈妈去了。

    爸爸来得很早，他面色苍白，一脸病容，提着一个粗布口袋，装着满满一口袋钱，就是母亲提出非要不可的一百万元离婚费。还带了一百幅画，这都是父亲带病赶画出来的。父母在离婚协议书上正式签字，二十八年的关系从此彻底断绝。

    母亲拿到了画和钱，十分高兴地去中国文艺社打了一夜的麻将。

    不久，父亲和继母廖静文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正式结婚，由郭沫若先生和沈钧儒先生证婚。1946年秋，我被母亲带回南京，继续在“中大”附中读书。从此和爸爸分开两地生活了。

    转变

    我在南京读高中时，常和北平的爸爸和继母通信。爸爸听说我学习成绩优秀非常高兴，鼓励我好好学习，高中毕业后到北平念大学。继母在给我的信中流露出明显的进步思想，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加之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使我对国民党反动派渐渐产生不满，对张道藩的不满也与日俱增。过去由于他常给我讲故事，教我学英语，为我买书，常用汽车送我上学，并答应等我大学毕业送我出国留学等等，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个慈善的长辈看待。但我又见到他与母亲的不正常关系，及我母亲在许多朋友面前老是喋喋不休地讲父亲不好，又使我对他们产生厌恶（在我和爸爸、继母接触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听见他们讲过妈妈一句坏话，相反，爸爸在给我的信中还经常让我安慰妈妈），这种矛盾的心情一直持续了很多年。

    有几件事在我脑子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促使我思想转变。一件事是1947年的一天，我去文化运动委员会的小礼堂看电影，照例到张道藩办公室休息，我见到一位60多岁白发苍苍的老人跪在张道藩面前：“我求求你，张主委，我儿子不是共产党，他没有参加学生运动，你们把他放了吧！”张道藩对他怒目而视，骂了几句，便叫人把他拖了出去。我目睹老人一面流泪苦苦哀求，一面被拖出去的惨状，非常同情他，同时对张道藩的凶狠也感到吃惊。另一件事是在我家当保姆的徐妈，她的丈夫王广益在苏北当保长时曾为新四军办过事，以后被国民党关进了监狱，徐妈为此哭过好多次，要妈妈跟张道藩讲，请他写个信给地方，把他放出来。妈妈跟张道藩讲了，可张道藩不但不答应写信，反而说妈妈不该多管闲事。以后徐妈常为此事哭。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在同弟房中，和坤生、徐妈又谈到此事，商量结果由我冒充张道藩的口气写一封信，由坤生偷盖一个张道藩的印章（张道藩的图章坤生那里有，是为代收文件、信件用的）。于是我就冒充张道藩名义写了一封给地方的信，坤生偷偷地盖了个章，就把信发出去了。真没想到，就凭这封信真把王广益放出来了。这件事我们都严守秘密，一直瞒着他们。

    通过一件件的事实使我渐渐看透了张道藩的虚伪。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发生了一件我公开反对他的事件。一天，张道藩为我买了一张西式床。就在保姆把那张床往楼上抬时，我发现了，站在楼梯口大声地说：“我不要张道藩的床，你们把它抬下去。”于是同弟、徐妈只好又把床抬下楼放在走廊上。正好那天晚上张道藩来到我家，妈妈说我不要他送的床。张道藩和母亲不知说了些什么，晚上在我已睡熟时，母亲忽然到我房里来了，扭开电灯，坐在我床前。我被惊醒，感到非常奇怪，因为母亲从来没有在我睡觉时来看过我。我赶快坐起来，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母亲把我按倒在床，叫我躺下。母亲痛苦地对我说：

    “你今天这样做，使张伯伯非常难过，他非常爱你，他把你当他的亲生女儿看待，可你这几年愈来愈使他伤心。我一生中只爱过一个人，就是张道藩，可你对我不谅解，我现在只有你这一个女儿了，你哥哥已经到你父亲那儿去了，我是多么希望你能和我们愉快地生活在一起。可你这几年变了，你很少和我讲心里话，一回来就躲在楼上，离我们远远的，你一点也不体谅我……”

    说着母亲失声痛哭。我只是吃惊地望着她，因为她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流过眼泪。我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呆呆地望着她。她哭了一会儿，便说：

    “你好好想想吧！”一面说，一面哭着跑了出去……

    灯又关了，我此时已经清醒了，丝毫没有睡意，凝望着窗外暗淡的月光，也情不自禁地埋在枕头里痛哭起来。

    转眼间到了1948年夏，我从高中毕业。我想到爸爸曾答应我去北平上大学，所以高高兴兴地报考了北平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可没想到妈妈看见我报考外地的大学，非常严厉地说：

    “我告诉你，只许你考南京、上海的大学，不许你考北平的大学。”

    我听了非常生气，暗想：“难道连考大学的自由都没有吗？”

    “你是我养大的，我有权过问你上大学的事，你如考北平的大学，即使考取，我也不会让你去的。”

    我痛苦而失望地望着妈妈，一口气跑到三楼我的房间，把所有的准考证撕得粉碎，倒在床上痛哭起来。以后，按照妈妈的意见，我到上海去考了上海医学院。由于心情沉重，加上第一场数学考得不好，第二场我连考也没考，就回南京了。以后的一个月，我无精打采地望着同学们一个个去考大学，而我失去了考试的机会，苦闷，彷徨……

    正在这时，金陵女大第二次招生，妈妈看见报纸后主动告诉我，要我去报名，我便闷闷不乐地去报了名，糊里糊涂地去考试，不知怎么竟被录取了。我就这样开始了大学生活。考进去时，我考的医预科，可妈妈说学医要学八年，太长了，便通过一个外国朋友把我转到外语系。她是那样积极主动地为我安排一切，也不问我愿意不愿意，并且逢人就高兴地说：“丽丽考上了金陵女大。”此时我才更深切地体会到妈妈爱我，她不愿我离开她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我必须也爱张道藩，而且要完全按照她的意愿生活，一切都得听她安排，否则就不行。可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理想、有感情的人，而不是一个“木偶”，可以听任摆布。我表面上虽然很少和母亲争吵，在她说我或发表什么意见时，我很少作声，可我内心却非常痛苦。

    进了金陵女大，因我学习较好，被选为一年级学生自治会的学习部长，并负责办一年级的墙报。我剪着一头短发，穿一身蓝布旗袍，这一身打扮正好与那些烫头发、抹口红、穿高跟鞋的小姐学生形成了鲜明对比。加上我有正义感，对国民党不满，对家庭状况不满，这些都引起了我们一年级的地下党员曹婉的注意。她主动接近我，关心我，常陪我一起看电影，听音乐会，渐渐地曹婉成为我最知己的朋友，我什么事都和她商量。在她的帮助下，我参加了当时金陵女大地下党的外围进步组织——读书会。我们偷偷地传阅解放区的文件，记得有任弼时同志写的土改文件等。

    1948年11月，我在学校墙报上写了一篇文章骂张道藩。星期六回家时，妈妈发现了这篇稿子，这下大祸临头。妈妈的脸色气得发白，张道藩气得两手直抖，但张道藩还没有像在中国文艺社骂华林伯伯那样骂我，我可以看得出他是以最大的忍耐不使火发出来。

    他严肃地说：“你是受了共党分子的指使才这样做的，我念你年轻幼稚，不懂事，只要你说出来是谁指使你干的，并写保证书以后再不这样干了，我可以不再追究。”

    一阵可怕的沉默……妈妈和张道藩两双眼睛直视着我，逼我说出金陵女大的进步分子的名字。我用牙咬着嘴唇，尽量控制住自己，使自己保持冷静。然后，平静地说：

    “稿子是我自己写的，谁也没有指使我写，我做的事，我负责到底。”妈妈听了这话，气愤地说：“既然你这样恨张道藩，那你就没有必要再留在家里了。”

    我冷静地说：“我早就料到会有今天的，那我走了。”说着我便从妈妈房里出来。

    妈妈见我真的要走，哭着跟了出来：“你要走到哪里去？丽丽，你上当了。”

    我仍很平静：“你不要管我到哪里去，就是死，我也死到外面去，不死在这个家里。”

    我说着便跑到自己住的小房间里，关上了门。我这时心情再也平静不下来，思想混乱到极点。我一头倒在床上痛哭起来。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北平找爸爸，可是身上没有钱，去不成。我离开家到哪去呢？也许我做得太过分了，这样做太伤妈妈的心了。可我文章上写的都是事实，为什么讲事实就要受折磨？我没有错，我没有写错！我就这样倒在床上，想呀，想呀……不知隔了多少时候，我听见敲门声，我没有开门。又是一阵敲门声，我还是不开门。我听见同弟的哭喊声：“妹妹，妹妹，我的妹妹，你怎么啦，妹妹……”我从床上起来，把门开开。同弟一把抱住了我：“妹妹，我的好妹妹，你不要哭了。”同弟一面用手抚摸着我的短发，一面安慰我。她告诉我张道藩已经走了。她把我衣服脱了，让我睡在床上，她坐在我身旁守着，我把眼睛闭上，她以为我睡着了，轻轻站起来，走了出去。

    同弟走后，我又坐起来。我感到绝望，无路可走，便悄悄走进洗脸间，洗了一下脸，然后看见了妈妈经常吃的通大便的药，我顺手拿起来看了一下。只见英文说明上这样写着：每次一粒，饭后服用，如服过量有危险。我把瓶子对着亮处照了一下，发现还有半瓶，大概有几十粒。我倒了一杯水，一口气把几十粒药都吃了下去。然后我便倒在床上，到了半夜，药性发作，我感到胃里难过，恶心，于是便大吐起来，吐得床上、枕头上都是。也不知吐了多少次，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时，只见医生站在床前，医生说胃已洗过，没有问题了，但胃部受了点伤，要一星期才能恢复，这一段时间可以吃流质。

    同弟见我醒过来了，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说：“这个家弄到这个地步，怎么得了啊！走的走，散的散，妹妹又被逼得寻死，不如我们都死了吧！”坤生说：“傻话，救活妹妹是大事，我们就指望妹妹长大成人，我们这副老骨头将来就靠妹妹了。”

    我这时深感自己错了，望着面前两个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把我从几个月抱大的比父母还亲的亲人——坤生和同弟，我觉得我不该死，我要活下去，将来挣了钱好养活他们。

    当我稍好一点，我又回到了学校。后来，我才知道，我回学校后，妈妈和张道藩商量：“丽丽个性很强，再逼下去，真会出问题的。”

    张道藩说：“不能让她再在学校里了，要把她和同学隔开来……”

    我回到学校后，曹婉一方面批评我不该想死，同时告诉我，组织上已同意我去解放区的请求，到时候组织上会主动通知我的。

    不料过了几天，妈妈坐了汽车到学校，直接去教务处为我办理了休学手续，又找到宿舍，把我带回家中。从此，不许我出门一步。

    走向光明

    从被妈妈带回家后，我再也没有跟妈妈讲过一句话。我不是躲在自己的房里，便在同弟房里，连吃饭时，一句话也不说。

    1948年12月中旬，妈妈将我带到上海，住在表哥家或叔叔家。妈妈为了防备我逃跑，采取经济管制，她一个钱也不给我，而将钱交给表哥，我要什么东西，便由他们代我买回来。在上海时，张道藩曾给妈妈一封信，信上问我的态度是否有所转变。我仍旧不和妈妈讲一句话。

    妈妈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左右，便回南京去整理东西了。临走前，她给了表哥五元美金作为我的零花钱。她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这就是她和我的永别。

    在上海我偷偷地给曹婉写了一封信，说我处境困难，并告知我在上海的地址。

    妈妈走后不久，在1949年1月初的一天清早，金陵女大中共地下党员小李找到我，她告诉了我去南京接头的地点和暗号及上海她家的地址。我到表哥家只跟小表姐程一媖讲了我要走，约她一齐走。她说姨妈病重，不能走，她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都给了我。我便带了这点钱，加上前两天大表哥给我的五元美金，来到同学小李家。她给了我毛巾、牙刷及一套换洗的衣服。我便匆匆忙忙坐火车告别了上海，到南京与王端一等同志会合。

    不久，由地下交通包明带领，从南京中华门坐火车到了芜湖。在花街一个编竹器的人家，地下交通包明同志让我们住下，并检查每人所带证件是否齐全。检查到我时，他发现我什么证件都未带，非常生气，对我说：“你怎么连个身份证也不带，这样怎么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

    我急得脸通红，低着头不吭声。

    包明接着说：“我去代你搞个证件来，你们这身打扮不成，不能穿旗袍、呢大衣，更不能戴手表，不能让国民党看出你们是大学生，大城市来的。”

    于是我们几个人把旗袍下半截用剪刀剪掉，把边缝好，每人穿了一条长棉裤，头上夹上两个土里土气的花发夹。这样一来就有点像小城镇的人了。可手表怎么办？王端一、阿洪都把手表取了下来。可我想到这只瑞士手表是爸爸从南洋开画展回来送给我的礼物，是爸爸留在我身边的唯一纪念品，我舍不得丢。那时我只是一个进步青年，还不是党员，还不太懂得什么是组织观念，也没有意识到留了手表万一给国民党搜查出来将给党带来多大损失。我背着她们，把表带放松，偷偷地把表贴肉戴在膀子上。然后穿上衣服，从外面看，什么也看不出。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这样做是多么幼稚，又是多么危险呵！

    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到芜湖江边，准备通过国民党的卡子口。此时，我们只见远远的国民党军队正在抓壮丁，抓一个用绳子将手臂捆住，一串串地正在往江边押。包明一见，马上通知我们立即转移，如果硬闯，几个男同志就有被抓走的危险。于是我们绕到二坝，坐大渔盆飘了一段，再从另一方向偷偷上船。终于绕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又步行一整天，到了一个外围点王干妈家。我的脚上被磨得全是泡，一坐下就站不起来了，但我仍咬着牙坚持。第二天又走了半天，又坐了一段船，先到含山，又转到巢县，最后到了目的地——江淮五地委联络部，找到了联络部长周群同志，在那里学习了一段时间便编入华野先遣纵队独立支队。以后又转到合肥编入二野金陵南下干部支队四大队三中队。我从此跨进了另一个世界——解放区。

    到了解放区，我立即给北平的爸爸发了一封信。

    我出走后，叔叔打电报给南京的妈妈。事后听说同弟、坤生哭得非常伤心。妈妈也流了泪，并以叔叔的名义在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

    最后一次见面

    1949年4月，我随二野金陵南下干部支队南下接管南京。我所在的四大队的政委是徐平羽同志，三中队的负责人是郑康同志。到南京后，我立即与爸爸取得了联系。从1949年4月至1951年7月，这段时间，爸爸对我特别关心，给我写了许多信，而且开始把我当大人看了，许多事都征求我的意见。如他画了大幅画《毛主席在人民中》后，将画照成照片寄给我，让我提意见。爸爸和继母还多次要我去北京工作，并代我把工作都找好了。我当时组织观念很强，总觉得应服从组织分配而不应该考虑个人，所以我没有到北京工作，而是坚决服从组织。从1951年5月调到安徽工作后，直到现在仍在安徽。

    爸爸这段时间写给我和我爱人的信很多，可惜在十年动乱中都散失了。仅存的几封中，大都是希望我能学一门专业，或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的。现摘录一段：

    ……弟倘能与丽丽同心，我觉得很好。丽丽性格相当坚强，须要多体会认识她一些。我惭愧未能照顾她什么，好在她能从革命中学习得到很好的教训。不过我个人的想法，她需要学得一种专门知识，因为她有根底的。此问

    新年百益！

    悲鸿 元月二日

    写给我的信有一段是：

    丽丽爱儿 许夫人周俟松女士处你可以就近写信探问她的（或则用我的口气），如能成功，我可以安慰地山先生于地下（因为他们有极聪明的一子一女须受教育）。胃病有几种，总之少喝水多吃生姜是好的。你如要学医，时间甚长，在芜湖当然不可能有好医学校，此间北大、清华皆在改造，可能成为理想的大学，你可由组织上派来。至于学习政治，最好当然是马列学院，须有五年以上工作经历。其次是华北大学、革命大学，最好由组织上介绍来，当无问题。你如能来北京，我们很高兴，但须得安排妥当。你与黎同志的感情我是相信的，要有生活计划，我在此不参加意见。你如需要我做的事，可尽量告诉我，我能办得到的，必替你办。此问新年快乐！

    父字 元月二日

    1951年2月4日我和黎洪模正式结婚，接到父亲和继母的来信。

    洪模贤甥

    丽丽爱儿

    同鉴：

    二月四日你们的婚礼，我们未能来主持，总引为憾事。希望你们在暑假期内来京一游。丽丽的骨节炎须在年轻时治好，否则颇为麻烦，只求能治愈，可不惜费用，如有必需，我可寄一部分也。你们两人工作最好请调在一起，以免两地挂念……伯阳乐片可不必寄，因津市或北京可以买到，可省寄费，且片子重而易碎，远寄殊不相宜也……此问

    近好

    悲鸿

    静文 二月廿三日

    解放后我一直渴望着能回北京看望爸爸。可是解放初期干部少，工作重，经常开夜车，甚至几个通宵不眠，所以从革命利益出发，我一直把这个愿望放在心里，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埋头工作。没想到1951年7月，正在进行“镇反”运动时，我接到北京来的电报，父亲患脑溢血病危。我焦急万分，可在运动高潮，任何人不能请假，最后还是副市长特别批准，才星夜赶到北京。每天我和吴作人、王临乙、艾中信等叔叔和哥哥都坐在病房门口，不让进去，因为病人需要绝对安静。一直等了一个星期，父亲病情稍稍好转，但还不能进食。由于我远道而来，才被允许进房十分钟。

    我终于见到了六年不见的爸爸！他躺在病床上，一根皮管从鼻子插至胃中，把流食从皮管中灌进去，爸爸仍不断地打嗝。他见我进去，微笑着和我打招呼，我紧紧地握住爸爸的手，站在他床前。他告诉我，他去山东导沭整沂水利工程现场写生的情景。记得爸爸说：“工地上工人有数万之多，远远看去就像蚂蚁一样，解放前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水利工程的。”

    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医生请我离开，好让父亲安静休息，我便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病房。没想到这竟是我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

    1953年9月26日父亲在北京病故，而我正在医院生第二个孩子才一星期，家中怕我着急，把北京来电、信件、报纸都藏了起来，使我失去了见父亲最后一面的机会。到孩子满月，我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可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为了纪念父亲，我为第二个孩子取名志康，因父亲原名徐寿康，希望我这个儿子能继承父志，像父亲那样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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