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善庆

    徐悲鸿先生不仅是一位划时代的、有开创性的杰出画家，也是一位为中国的美术事业立下不朽功勋的美术教育家和美术事业家。他发掘、培养、帮助、支持了无数的画家，当代我国许多著名的画家，曾受到他的培养和帮助。他爱才如命，只要发现了人才，就视如珍宝，千方百计地进行培养，他从不忌才，他推荐、扶植了许多有才能的画家，并为他们的成就真心高兴。他又视财如水，尽管自己清寒一生，对肯用功的穷学生，一向慷慨解囊。作为他的学生，至今每逢忆起这位赤诚老师的教诲和帮助，仍然热泪盈眶，无限怀念。

    一

    1946年当徐悲鸿先生就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的那一年，我正好初中毕业。当我还在师大第二附小上学的时候，教美术的汪老师说我长大以后可以去考艺专。中学的美术老师是陈志农先生（现在文学艺术研究院）和王友石先生（已故去，当时是地下党员，解放后在北京画院），他两位都是画中国画的，都鼓励我去报考艺专。那时初中和高中毕业都可以报考，但年龄限在16岁以上，我当时才14岁，于是虚报了两岁，报考艺专国画系，结果被录取了。

    然而我从未正式学过素描，考试时发的木炭条还是第一次使用，连发的那一小块馒头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入学之后，徐先生才告诉我说：“看得出你没有学过画，但是你的感觉好，有培养前途，所以录取了你。”果然，开学之后，我看到同班同学都比我大，他们许多人画得又快又好。我没有学过素描，不懂得绘画的基本方法，我只觉得摆在顶光下的石膏像很美，很有些感人的东西，就把我的直接感觉用木炭条画在纸上。当画面出现我所感到的对象时，我也自得其乐，一张一张石膏像画下去，逐渐得到直接教我的艾中信先生的肯定。那时徐先生虽然不教我们的课，但经常在艾先生的陪同下来教室看看。他不喜欢只追求画面表面效果“油腔滑调”的画，他说：“画画要诚实，要脏，不要净；要方，不要圆；要笨，不要巧。”要我们每画完一个作业就默写，默完之后一定要对照写生检查哪些默得不对，这样就知道下次画的时候，要注意观察什么，记住什么。他强调，如果把默写坚持下去，一定会受益不浅。他还给我们讲了德国画家门采尔惊人的记忆作画能力的故事。他说，有一次，门采尔看到广场上的人流场面非常的动人，于是喊道：门采尔要求大家停留五分钟。之后默写了这个场面。那时我们正在课外画解剖石膏像，他说主要还应该默写。

    徐先生还特意让学校做了玻璃平柜，每周他带来许多各种风格的绘画复制品，甚至还有原作。那些精美的作品和印刷品上盖有“悲鸿生命”的图章，都是他在巴黎勒紧裤带节省下来的钱买下的。那些康伯夫的素描原作，是用他自己的作品交换来的。这些作品让我们开阔了眼界，有了更高的努力目标。徐先生年轻的时候，曾经到一个收藏家那里想看一看画册而遭到拒绝，他痛感于此，于是在巴黎节衣缩食，买了大批印刷品，不是作为个人收藏，而是为了拿给学画的青年看。

    第一学年结束的考试是画掷铁饼者的全身石膏像。石膏像的正面和侧面的位置早已被人站满了，我的个子又小，在别人后面只能看见石膏像的上半身，只好在没人去的背面找了一个只能容下画架的角落。那里光线很暗，很不好画，但是我越画越觉得这个角度看它非常之美，因之越画越入迷，没想到这张画在全校成绩展览上获特等奖。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了背影的魅力。

    二

    徐悲鸿先生对进步学生的美术活动非常支持。大约在1946年底至1947年初这个期间，进步学生程珊（现名华夏，在文学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傅金荣（现名杨辛，任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组主任）等人组织美术研究会，团结了一批进步学生。在第一次的活动中，徐先生就亲临会场观看大家的作品，热情地给予鼓励，并携来自己珍藏的美术画片用反射幻灯边放映边讲解，活动搞得十分热烈。

    入学的第二学期，我就住校了，整个上午在教室里画石膏像，晚饭前后就在贡院的大垃圾场上画捡垃圾的人，我同情他们，又看到旧社会的种种腐败……自然站到进步学生一边，主张为人生而艺术，与另一些为艺术而艺术的同学经常辩论。1947年，由于我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被训导处扣发了公费，还勒令我迁出宿舍。那时我的父亲因为一场重病被国民党政府解职了，因此扣发公费就意味着我必须停学，对我来说这是致命的打击，首先就意味着伙食中断。感谢黄警顽先生（我必须提出这位老先生的名字，他一生坎坷，却为别人做了许多好事。当年徐先生在困境时，是他为徐先生在商务印书馆谋得插图的工作，以渡过困境。徐先生主持艺专后，逢年过节都要请黄先生共进年饭。并在艺专为黄先生谋了一个职务——管发学生助学金的出纳员），当刘小岑和我在宿舍外开了一块地种玉米，他还栽上一块牌子，起名“栽恨园”，但因远水解不了近渴，仍然一筹莫展的时候，黄先生悄悄地把一沓钞票塞到我手中，轻声说：“他们（指训导处）不许我给你，千万不要让他们知道，知道可不得了，我的饭碗丢了不要紧，还要蹲监牢……以后我按月给你。”过了几个月，一天黄先生笑着向我走来，花白的短发，脸上露出婴儿般的红晕，对我说：“你可以公开领公费了，徐先生为扣你公费的事和他们大发脾气，他们不得不给你公费了。”这是徐先生对我的最大支持，也是对进步学生运动的最大支持，这在当时他要担多大的风险啊！

    这之后我并没有停止参加学生运动。那时领导我校学生运动的侯一民、刘小岑和我三人办了一个漫画壁报，取名“阿O”，壁报内容尖锐地讥讽国民党反动政府。我记得侯一民画了一张“勒紧裤带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漫画，表现革命知识分子的骨气。为抗议国民党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七五血案”，地下党领导的进步艺术青年联盟派刘小岑和我到北大地下室参加宣传工作，我画了一张大幅的宣传画，名叫《血债要用血来还》，贴在北大民主广场上（后来解放区的《东北画报》刊登了这张画贴出的照片）。随着学生运动的高涨，国民党的镇压也越来越残酷，然而“阿O”壁报不但没有中断，却一期比一期尖锐。当刘小岑画的题为《远观美援不至，下看战火南烧》的漫画，画了蒋介石乘机南逃的一期贴出之后，在全校引起极强烈的反响，进步同学欢欣鼓舞，也有些好心的人为刘小岑捏一把汗。果然要逮捕刘小岑的消息传来了。党的地下组织决定把刘小岑输送到解放区去，不幸通过沧州哨卡的时候，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险些被捆在麻袋扔到河里，后来经民主教授樊弘等人的呼吁和营救，才由特刑庭释放回校。当我们从美院毕业的时候，徐先生亲自把我和刘小岑找到他的跟前，宣布把我们两人留在研究部做研究生。这时候侯一民已担任政治辅导科代理科长。

    三

    每年开学的时候，我都盼着徐先生到教室来，好请他看看我的假期作业。而每当看到他高兴地连说“蛮好”、“蛮有味道”时，就产生再努力画的力量。

    一年级结束时，他让我暑假里练习画手脚，他说画人物的人常常在画手脚上是薄弱的，因此要单独做画手脚的练习。我在假期找了一面镜子，用自己的手脚做模特画了一些素描，从此对人体中的这一难题比较顺利地把握住了，而且还发现了作为人的第二个面孔——手脚的表情。

    三年级开学的时候，我把暑假里画的两张水彩画（一张是《雨后的黄昏》，另一张是《五月的庭院》）拿给徐先生看，他看过之后，当即把手伸进大襟，从兜里掏出五块钱给我，说：“我收购你这两张画。”并且说明天就给我两张英国Watman水彩纸。我知道我的画远没有收购的价值，这是徐先生对我的资助和鼓励。第二天我收到两张洁白的Watman水彩纸，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水彩画纸，舍不得随便把它糟蹋了，于是裁得很小，决心等看到最精彩的美景时才用它。后来我带着它到过天南海北，用了一些，但至今还保留着两小张。

    我报考的是国画系，当时不管什么系都要先画两年素描，这中间我对油画的表现力和色彩的魅力产生浓厚的兴趣，决心转入油画系。但油画颜料之昂贵，对于一个靠公费生活的穷学生来说，如同珠宝。我逐月节省零花，从不吃任何零食，从不买任何衣物，连擦画用的馒头我买来之后都掰成十几块，晾干后，用时蘸水发开再用，买一个馒头可用许多天（那时伙食吃的是玉米面窝头）。这样才攒了一些够买到最必要的颜料钱。当时的教务长兼油画系主任是吴作人先生，他询问了我的素描分数之后，欣然同意我转入油画系。三年级开学了，当我接到从上海订购的油画颜料时，看着那一筒筒鼓鼓的锡筒颜料时，真是爱不释手。可就在第二天油画课开始的时候，颜料被盗得一支不剩了，多么残酷！我难过极了，油画课怎么上下去！难道我只能画素描！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刻，吴作人老师第二天就把他从国外买回来的油画颜料送给了我。当徐先生得知我丢失颜料的消息后，也把一大包法国颜料送给了我。我能画上油画，全亏两位老师的慷慨相助，他们两位当时都在画油画，而这种外国颜料是多么昂贵和难得！我谨慎而又近乎“吝啬”地使用它们，直到今天我都还保持着这种节约的习惯。

    四

    徐先生看到学生画得好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出自内心的高兴；当学生画得不足之处，他总是用信任的态度相信他能解决，并且用启发式的方法让学生领悟。我们上到四年级的时候，他亲自教我们画人体油画写生。开始时，他让我们尽力发现色彩，我就拼命在人体身上找五颜六色的颜色，一块紫一块绿一块粉。他说：“你还没找到色彩，但我相信你一定抓得到，因为你素描的感觉那么好。”有一次，我到他家里，他对我说：“所谓色彩好，不是五光十色，而是统一在一个光调里。”他还说最亮和最暗的颜色都不要轻易用，因为那好比最厉害的武器，非用不可时才用。在第一个课题结束前的一天，他不声不响地坐在我的画前，把我调色板上所有的脏颜色用刮刀刮在一起，调了一下，然后把一块干了的柠檬黄用调色油化开调进去，他把这块略带黄的灰色颜料用笔摆到我画的女模特儿的肩胛部，啊！这块“脏”颜色立即变成一块好看的灰色，它不但自己有了空间的深度，而且使它附近的颜色也发光了。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动手修改我的画，但却是多么有启发的一笔啊！它使我知道了色彩的相互关系，灰色的使用，颜料的利用……虽然他什么话也没说，然而却告诉了我许多许多知识。

    五

    经过一段人体习作之后，他对我们讲起他在巴黎留学时的一件事。有一次，他的老师在他画了一连串的人体习作之后，问他画这些究竟为什么时，这位老师告诉他最终还是要搞创作。徐先生勉励我们也要搞创作。

    1949年，徐先生拒绝去台湾而迎接了解放。刚刚解放，他就安排我们暑假到沈阳的工厂去体验生活，让我们向鲁艺的同志学习。我还记得沈阳铁西区那些被破坏的高大厂房的墙壁，在那空旷的厂房里工人浇铸的情景。当时侯一民同志是领队，我们和鲁艺的同志一起办工厂墙报，画劳模，画连环画……回来后，徐先生让我们趁着记忆还清楚，赶快搞创作，他说时间久了印象就淡薄了。他主张搞创作酝酿和准备要充分，画的时候则要一气呵成。

    他自己也不顾高血压病，到治淮工地体验生活，画劳动模范，然而繁忙的工作经常使他在进行创作中不得不中途停顿。

    他进行创作是很有计划的，有一次，我到他那狭小的画室，墙上靠着巨幅油画《毛主席在人民中》尚未完成，他说还差四百多笔就可以完成了。

    六

    1949年底，徐先生积极支持我们参加土改，当时我缺乏足够的御寒衣服，侯一民同志慷慨地把他的带毛的皮夹克借给我，还有一位同学借给我一件棉大褂。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农民的生活，在土地改革中才深切地了解到农民悲惨的过去，体验到农民解放后的兴奋心情。这些体验使我在红五月创作中画了《烧红契》。

    在我即将毕业的那一年，经医院检查我得了肺结核，当时我灰心极了，我想，完了，这辈子还有许多艰巨的劳动怎么办？当徐先生得知这一消息时，亲自找到我，对我说：“你不要怕，我去巴黎之前照过X光，说我肺上有两个疤，可见我也得过肺结核，但是什么时候得的我都不知道。你看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也从没影响画画嘛！”最后嘱咐我要多吃大蒜。

    1949年5月，徐先生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路过苏联回国。他没有借出国的机会为自己买任何生活用品，而是在长达几天几夜的旅途上不顾身体的疲劳和衰弱，亲手抱回一座解剖石膏像。这个石膏像模型后来经过反复翻制，无数青年通过它掌握了人体结构，成千上万学习艺术的青年受过它的恩惠。但是他们何曾想到，这是一位55岁高龄身体衰弱的老人，为了发展中国的艺术事业，在车厢里抱了几天几夜的苦心孤诣呢？

    他从苏联买回许多画册，还送给我们班每人一本小画册。我记得他送给侯一民的是库克雷尼克塞画册，他们的一针见血的政治讽刺画，是很富于战斗性的。送给李天祥的是柯托夫画册，他说是根据李天祥的路子选的；柯托夫的画法是一方笔一方笔摆出来的，看来徐先生对自己学生的路子是多么熟悉啊！他还抱歉地对我说：“没有找到对你的路子的画册，只是留个纪念吧！”

    我们在研究部做研究生的时候，徐先生把他老师达仰画的一张人体油画挂在我们画室。他说，一定找个机会让我们亲眼看他画一张油画的全过程。在召开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期间，他把代表们请到学校给他们画像，也让我们和他一起给英雄画像。他给战斗英雄邵喜德画了一幅油画半身像，在画幅的左边还加了一个白色的马头。我画的是长期化装成男子的女战斗英雄郭俊卿素描头像。

    七

    徐先生为人谦逊，即使在学生面前也从不自吹自擂，总是说别人有天才，却谦逊地说自己全靠用功。他常说画画要“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勤奋好学的学生都会得到他的称赞。他还常说：人不应有傲气，但应有傲骨。在他认定的艺术道路上，他是坚定不移的，在他认为正义的行为上，他是不屈服于任何压力的。

    我记得刚上艺专不久，就有一些持保守观点的国画家在报纸上攻击徐先生“毁灭”和“破坏”国画传统。徐先生毫不妥协，在报纸上展开一场笔战。徐先生写道：“有了电灯为什么还要点蜡烛？”他鉴于中国画近百年的保守和停滞，主张吸收西洋绘画中的有用部分来丰富中国画的表现力。他主张师法造化，通过素描练习来培养学生写生的能力。在他主持艺专的时候，不管什么系都要先画两年素描。在素描的方法上，他吸收了西画写实的手法，又融合了中国画的方法。他主张用木炭画，一下子把握轮廓，不赞成一点一点磨来磨去：强调明暗交界线的作用，要求概括和简练，主张用线来画轮廓。当今多少有成就的画家都是受过这种素描训练的。现在没有人再否认他的画是国画了。徐悲鸿先生不愧是一代宗师，他开创了中国画的新路。他的革新精神——反对因循守旧、吸收西方艺术的可取部分，以发展民族传统，已成为中国画的主流，无可否认地影响了整个中国画坛，并将继续影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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