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渐不克终疏》——保克终之美

    贞观五年，太宗看到励精图治的功效，除了感谢大臣以外，还劝勉要君臣一体，贯彻始终。贞观六年，太宗对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提出批评：“自古人君为善，多不能长期固执坚守。汉高祖不过是泗水一亭长，最初能够拯危诛暴而成帝业，十余年后，却又纵逸招败，晚节不保。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常思危亡以作自我的警戒，实在是希望能够善始善终。”

    贞观十三年，突厥卫士发动“九成宫兵变”，翌月又逢旱象，所以太宗诏令五品以上官员都要上奏书。魏征于是递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大意是说：我观察到，自古以来帝王创业立国，都想把皇位传至万代。所以他坐在朝廷上，垂衣拱手，向天下颁布政令。他讲述道理一定能注重淳朴而贬抑浮华；他评论人物一定能尊重忠诚贤良而鄙视邪恶奸佞；说到制度就杜绝奢侈浪费而崇尚俭朴节约；谈到物产就重视谷物布帛而轻贱珍宝奇玩。但在开始承受天命时，他们都能遵循这些原则，达到国家大治。渐渐安定以后，却大多违反这些原则而招至败亡。原因是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高居极尊贵的地位，拥有全国所有的财富，说出话来没有谁敢违背自己，做起事来别人都必须顺从，公道被个人的感情淹没，礼义节度被嗜好欲望所损害的缘故吗？古话说，“不是难在了解，难的是去实行它；不是难在实行，难的是完成好它。”这话讲得很实在！

    想陛下年纪刚刚二十来岁时，就大力拯救混乱的天下，平定了全国，开创了帝王的基业。贞观初年，陛下正当能干强壮时期，尚且能抑制减少个人的嗜好欲望，亲自实行节俭，内外安乐平定，所以达到了天下大治。论功绩就是商汤、周武王也不能相比；论德行，与尧、舜相比也不远了。我跟从陛下十余年来，您常常赞许仁义的治国方法，坚守这个原则而不放弃。俭朴节约的志向，始终未改变。一言可以兴邦，就是说的这个意思。但近年来，陛下的行为逐渐违背从前的志向，敦厚纯朴的作风，渐渐不能坚持到底。谨将我知道的情况，陈述如下：

    陛下在贞观初年，无为而治，也没有贪欲，清明良好的教化，远达边远蛮荒地区。考察一下现在，那种良好的风气已渐渐丧失。只听陛下的言论，那远远超过上等的君主，研究一下陛下办事的情况，就还没有超过中等的君主。凭什么这样说呢？汉文帝、晋武帝都算不上上等圣明的君主，但汉文帝还能辞去别人送的千里马，晋武帝也还烧掉了别人献的雉头裘。现在陛下却派人到万里之外去寻求骏马，到国外去买珍宝奇玩，被沿途的百姓责怪，也受到外族人的轻视。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一条。

    过去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人民的问题。孔子说，“要像用腐朽的缰绳去驾驭六匹马那样有危惧感。”子贡问道，“为什么这样害怕吗？”孔子回答道，“不以仁道去引导人民，他们就会是我们的仇敌，怎么会不害怕呢？”所以《书经》上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会安宁。”作为人民的君主怎能不敬畏人民呢？陛下在贞观初年，对待人民就像对待自己的伤痛一样关心，顾念百姓的辛劳。爱民如子，经常保持简朴节约的作风，没有兴建什么宫室之类的大工程。近年以来，陛下却专意于奢侈放纵，一下全忘了谦卑与节俭，轻易地动用人力。竟然还说，“百姓没事干就会骄纵逸乐，不停地劳作役使就容易使唤。”从古以来，没有因为老百姓安逸快乐而使国家倾覆败亡的，哪里有害怕百姓安乐，而故意想使他们劳累的呢？恐怕这不是使国家兴盛的至理名言，也不是安定人民的长久之策。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二条。

    陛下在贞观初年，抑损自己而使他人得利。到了今天，却放纵自己的私欲去劳累人民。谦卑俭朴的作风一年年地改变，骄纵奢侈的情形一天天地不同。虽然口中不停地说着关心人民的话，心中最关切的却是使自己快乐的事。有时想要建造什么，担心别人来劝谏，竟然说，“如果不做这件事，对我自身不便。”作为臣下的，按常理讲，哪能再来争谏呢？这真实的想法是阻塞劝谏人的口，哪能说是选择好的去实行呢？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三条。

    立身的成功与失败，在于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就像处在兰花、芷草的香气中，或陷于鲍鱼的恶臭内，都会与它们化为一体。所以要谨慎地对待熟悉的环境，不可以不思考分析。陛下在贞观初年，注意磨炼自己的名声节操，不偏私于任何事物，只亲近好人好事，亲近爱护君子，疏远斥退小人。现在却不是这样，而是看起来轻亵慢待小人，很有礼节地尊重君子。名为尊重君子，实际上是敬而远之；名为轻慢小人，实际上是亲而近之。与小人亲近，就看不到他们的过错，与君子疏远，就看不到他们的正确。看不到那些正确的一面，没人离间也会自然疏远；看不到那些错误的一面，有时间接触就会自然亲近。亲近小人，绝不是治理国家的办法；疏远君子，也不是使国家兴盛的做法。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四条。

    《书经》上说，“不作无益的事去损害有益的事，功业才能成就。不珍贵奇异的东西，不看轻有用的物品，人民才能富足。犬马不是本地生长的不要畜养，珍禽奇兽不要在都城内繁育。”陛下在贞观初年，遵循尧、舜的做法，抛弃黄金美玉，保持着淳朴的本性。近年来，陛下喜好而且崇尚那些珍奇异物，难以获得的货物，再远也要弄到手，珍奇玩物的制作，没有停止的时候。君王喜欢奢侈浪费，却要臣下敦厚俭朴，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这类技巧制作的工场大量兴办、有关的商业滋长发展，却想求得农业丰收、粮食充足，这显然不可能办到。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五条。

    贞观初年，陛下求贤若渴，珍惜人们举荐的人，相信并任用他们，利用他们的长处，还常常担心没做好。近年以来，陛下全凭自己心中的喜好和厌恶办事。有时众人说好而被举荐任用的人，只要一个人诋毁就会被抛弃；有的是多年信任和使用的人，却因一时怀疑就被疏远。一个人的行为有他一贯的做法，做事有他一贯的表现。诋毁的人，不一定比被举荐的人可信；如果多年的行为表现优异，就不会突然在一早上失去好品德。君子的胸怀，是要履行仁义、弘扬高尚的品德；小人的本性，是喜欢谗佞弄权而为自身谋利。陛下不仔细考察其根源，轻易地判定他们的好坏。这种做法使得奉守道义的人一天天地疏远，钻营利禄的人一天天地被提拔。所以人们都在考虑怎样苟且办事以求免祸，没有谁能够尽心竭力。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六条。

    陛下刚登帝位的时候，站得高看得远，办事只求清静无为，心中也没有想到嗜好欲望，所以在内除去毕、弋之类的猎具，在外禁绝打猎的根源。几年以后，就不能固守心志了。虽然没有像周太康那样打猎作乐百日不回，有时却越过了网开一面的古代礼法，于是使这种游乐行为也受到百姓的讥讽。供打猎用的鹰、犬等贡物，远至四方的少数民族都有献贡。有时教练习射的地方，道路遥远，陛下清晨出去，至天黑才回。终日把驰骋打猎当乐事，毫不考虑可能发生的不测事变。如果真有不测事变发生，那还能挽救吗？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七条。

    孔子说，“君王以礼节使用臣下，臣下就以忠心来事奉君王。”那么君王对待臣下，礼义上不能够微薄。陛下刚即帝位时，恭敬地接近臣下，君王的恩泽就向下流布，臣下的真实情况也能及时上达。大家都在想竭尽心力，心中没有什么隐讳的事。近年以来，陛下常常忽略了这些。有的地方官充任使者，上奏有关事情进入朝廷时，想见见天子，要陈述见到的事情，他们想有诉说又看到陛下的脸色不好；有所请求又得不到陛下的恩义礼遇；偶尔有所失误，又被陛下责问不已。这样，即使有聪敏善辩的才略，也没有谁能表明他的一片忠心。像这样还希望君臣上下一条心，君臣融洽，不也太难了吗？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八条。

    傲气不可滋长，私欲不可放纵，享乐不可过分，意愿不可靥足。这四点，是前代帝王用来求得福运的根本，通达的贤才都把它作为深切的诫言。陛下在贞观初年，孜孜不倦，毫无懈怠，常委曲自己去顺从他人，经常觉得还做得不够。近年以来，稍微有些骄傲放纵，仗恃自己功高业大，心中蔑视前代帝王，自负圣哲英明，心中轻视当代人物。这是傲气在滋长。想要做什么事，都要顺从自己的心意，即使有时抑制情感当面听从劝谏，最终还是不能忘记那想干的事，这是私欲放纵的表现。一心只想嬉戏玩乐，情致一点儿也不厌倦，虽然尚未完全妨碍政事的处理，却不再专门治理国家，这样游乐将会达到极限。现在全国治理安定，四方少数民族也诚服，却仍要远途劳苦军队，向边远民族兴师问罪，这是心愿将要满足的表现。陛下亲近的人顺从旨意不肯说，疏远的人又害怕皇威而没有谁敢劝谏，这样积累下去而不停止，将会损害陛下的德行。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九条。

    过去唐尧、成汤的时代，并不是没有灾祸，人们却称颂他们有极高道德，是因为他们办事有始有终，无为而治和没有私欲，遇到灾害就特别忧虑辛劳，岁月平安也不骄纵不逸乐。贞观初年，连年霜灾旱灾，京郊的百姓都就食于函谷关外，他们扶老携幼，往返几年，还没有一户人家逃亡，一人抱怨叫苦。这确实是因为老百姓体会到陛下怜悯抚育他们的心怀，所以到死也没有叛离。近年来，百姓被徭役弄得疲惫不堪。关中的百姓，劳苦疲惫，尤其不堪。各种手工工匠，服役期满后，又被留下来受官府雇用；正在服役的士兵，上京城轮守时大多被驱使做别的事情，到乡间收购物资的接连不断，运送物资的又络绎不绝。已经有了不少的弊端，百姓很容易被惊扰，倘若由于水灾旱灾，谷麦没有收成，恐怕百姓的心，就不能像从前那样安宁服贴。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十条。

    我听说“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如果人们自身没有什么过失，怪异是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的。我想陛下统治天下十三年了，道义融洽全国，声威远播境外，年年五谷丰登，礼义教化兴起，家家有德行，人人可旌表，菽粟之多同水火一样容易得到。到了今年，天灾流行，炎热的气候导致旱灾，竟然远及郡国他乡；凶恶的坏人作乱，忽然发生在京城。那么上天会说什么呢？显示征兆，预示警戒，这才确实是使陛下惊惧不安、忧虑辛劳的日子到了。如果陛下见到警戒就知害怕，准备选择好的意思照办，那就同周文王那样小心治国，象殷汤那样归罪于自己。前代帝王达到大治的那些办法，努力去实行它；现代做的那些败坏道德的事情，想法去改正它。与事物的发展一起更新，改变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和说法。那么您帝位流传就无止境，那是整个国家的幸运，还会有什么灾福败亡发生呢？那么国家的安全与危亡、治理与混乱，都取决于陛下一人罢了。现在太平的基业，已经达到天那样高，像堆积九仞高山，还只差一筐土就成功了。千年难遇的好时期，时机一过就难以再得到了，英明的君主可以做到而不做，这就是小臣忧恩郁结而长叹的原因啊！我实在愚昧卑贱，不通达政事的关键，大致举出我看到的十条，就把它上奏给陛下听。只望陛下采纳臣下愚妄的建议，参与这些山野人的议论。希望我这愚者千虑的一得之见，对陛下有一点补益，那么我就是死了也跟活着是一样啊！我甘愿接受刑戮的惩罚。”

    皇上对于魏征所说的话大大赞美，并且说：“他把所说的话已经写到屏风上，可以让我早晚观览，并且抄录下来交给史官了。”于是赐黄金十斤、御马两匹，以作嘉勉。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魏征：“观近代帝王，有的传位十代，有的仅传一两代，甚至也有自身得之而自身失之的。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而不自知。卿可为朕谈谈看，让朕作为楷模规范好吗？”

    “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够加以节制，不便过度，而愚者则放纵任情，大多痴迷过度，有失体统。两者差异在此而已。”魏征分析而又勉励皇帝说，“陛下圣德高远，居安思危。愿陛下经常能有所克制，以保持善始善终的美名。”

    （二）以法治国与制度化管理

    以上以魏征的十渐不克终疏为主要内容，说明了贞观之治初期与后期的不同，主要原因是由于情势发生了变化，唐太宗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不能坚持始终。其实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能坚持始终的，正像魏征“十思疏”上所说的，开始表现好的多，坚持到最后的少。这也许是一个规律，也如同兴亡周期率一样，仅靠人治基本不能超越，也正像我们今天研究企业管理，对总裁的生命周期总结出的五个季节一样，要超越它，必须建立法制的制度，或者说推行制度化的管理。为什么要推行制度化的管理？其一，人是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其二，人不可能永远是理性的，经常表现为情绪性的。其三，大部分的人是趋利避害的，利益原则经常在人的选择活动中起着支配作用。其四，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即使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能力的差异也是比较大的，这是人的生物规律所决定的。每个人都有他的黄金时期，也有他的衰退时期，人不可能永远年轻。其五，一个人仅靠内因或者说自我觉悟，自我反省，自我克制，这种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还是不够的，还需要靠外因，即外在的压力和外在的要求，这种外在的东西主要是指法律制度（有时也有外部环境、形势）。

    这样，内因和外因同时发生作用，才能保持一种稳定的、长期的、健康的秩序，也不会因为一个人的随意性或者变化而导致一种事业的衰败。我们今天讲的退休制度、任期制都是通过制度的设立来规避一些人为的风险。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要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兴亡周期就必须建立民主的、法治的政治制度，而非专制的、人治的政治制度。

    从贞观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唐太宗在审视德治的同时，也是非常重视法制建设的。法制是稳定社会、治理天下的必要条件，只有法制健全，才能保障社会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井然有序地进行。首先“唐承隋制”，推行“均田制”，实行以绢代役，轻徭薄赋的制度。并依《开皇律》为蓝本，以《武德律》为参照，以“宽仁治天下”作为立法之本，把删繁就简“意在宽平”作为修订的基本原则，对隋炀帝以来实行的严刑峻法进行了改革，还除去了笞背和断趾等酷刑。经过十年时间，于贞观十一年正式修成《唐律》，颁行全国。《唐律》较过去旧法确实宽刑简法多了，利于官吏把握执行。为巩固这一成果，防止法律由简变繁，唐太宗十分强调法律的稳定性，“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为此，唐太宗规定，立法时不可匆忙，要“详慎而行之”。经过认真审定后，就要保持相对稳定，不可朝令夕改。实在要改，必须按照修改程序办理，由尚书省先议定，然后由皇帝审定。这样将修改权和批准权分离，势必有助于法律的稳定。较之隋朝法律，《唐律》具有宽平、简约、稳定的特色。

    国家没有法律不行，有了法律而不奉行，或以权乱法更不行。太宗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像抓立法那样，去抓《唐律》的落实。太宗一反封建帝王以权废法的通病，带头奉法，不以权践法，不以私乱法。他常说：“法并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太宗第五子李佑因“溺情群小，尤好弋猎”，不务正业，太宗派权万纪做他的老师来教导他，他竟杀了权万纪而谋反。对此，太宗并没有因骨肉之情而不顾国法，依然将李佑缉拿赐死。

    另外，还有一点可贵的是太宗不凭皇帝的无上权威对司法机关横加干预。一次，柳雄假造资历，太宗大为愤怒认为该杀，但大理寺少卿戴胄按律判柳雄流放罪。对此，太宗觉得有损皇帝尊严，将会“失信于天下”，表示不同意。戴胄依法力争，认为国君要立信，国法也要立信。如果法不当诛者，而因国君之忿而杀头，会使国法“失信于天下”。太宗最终收回成命，尊重了戴胄的判处。

    还有，唐太宗立法强调宽平，在执法时也同样强调此点，他反复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

    但是，不管太宗如何重视法制建设，不管《唐律》如何宽简、公平，其最大局限性是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如果不是唐太宗有这些觉悟，《唐律》再好再宽刑简约也是一部没有用的法律制度。试想，如果从制度上保障皇权不能侵害法律，从制度上保障皇帝有退休制度或任期制度，从外部真正地给太宗一个压力，一个约束，实行真正的法治（注意法治与法制的区别），那贞观之治的效果可能会更贯彻如一，取得更好的效果。

    对企业而言，在微观制度设计上借鉴《唐律》“宽刑简法”，意在“宽平”并保持制度相对的稳定性，建立有效、可操作性强的制度。要避免制度定位过高，超过员工现有的接受能力与素质水平，使员工达不到要求而失去信心，最终产生逆反心理。还要以“复利理论”为指导循序渐进地进行制度化管理。在对企业现实条件充分分析的基础上，先制定可行和易于达到的制度，解决最基本的问题，让员工树立坚守制度的信心。然后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要求，修正制度。所谓“复利理论”即以达到后的台阶为标准制定更高要求的制度，而不是以最初水平作为再次提升的起点。这一点在海尔集团表现得最为突出，当年张瑞敏为了让员工学会遵守制度，就从制订员工不准在车间内大小便的制度着手，最后终于形成较完善的海尔管理制度体系。

    但是，要获得长治久安的发展，还要进行股份制的改造。从股本结构上保证法人治理结构的健全，以便建立成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精神的公司制企业，以摆脱总裁的生命周期的五个季节对企业的不利影响，不断地推陈出新，建立起企业自身的新陈代谢机制，使企业做大、做强，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第五章 使中国式的经营管理走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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