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领导模式

    中国领导者并不喜欢“操舟竞赛式”的美式领导：所有划船的选手，一律背朝前地向后坐着，看不见前方；他们自己所乘的船艇要向何方前进，完全交由艇长负责，而他们只管专心一意的划船；至于船艇的前进方向及动作的节奏，领导者责无旁贷，必须表现出强有力的统率，并且毫不留情地淘汰缺乏效率的成员。我们认为，将整船命运掌握在一个领导者手里，未免过分危险。

    中国主管与部属之间，其关系是弹性的，可以随时空而变化；管理者可以分别扮演“分配中心”、“管制中心”与“协调中心”的角色。

    “分配中心”式的主管，着重指挥，对部属仅采用单向沟通，比较偏重于强制式的领导；“管制中心”式的主管，注重控制，对部属采取双向沟通；“协调中心”式主管，则以协调为主，完全是自发式的领导。无论哪一形式的主管，通常由最能陶铸人才、最具容人大量、最能开诚布公、最不刚愎自用、最不恃才傲物的非英雄性人才来担任是适宜的。

    至于中国人的领导模式，可以分成正常式、非常式、忙碌式、解纷式及休闲式等五种：

    （1）正常式。领导者视所属员工的素质，先后扮演分配中心、管制中心或协调中心的服务角色，亦即经由训练，逐渐使成员趋于自动自发。如果采取“树状”的组织，则每一层的管理者都应该全力支持他的部属，包括次一层的主管，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人尽其才。

    （2）非常式。依照例外原理，领导者在紧要关头，必须身先士卒。无论组织呈现何种形态，一旦进入紧急的非常时期，领导者即应以“分配中心”自居，勇敢地面对现实的困难，予以妥善的解决。此时千万不可向下推托，或凡事召集会议，希望大家共同负责。如果采取“树状”的组织，此时亦应颠倒过来。

    这一种精神，正是中国领导最难得也最伟大的地方。领导者绝非无知、无能，否则紧急时期再以无知、无能的人来领导，岂不更为危险？但他平时为了激励员工的创造性，尽量给员工尝试、历练的机会，不只顾自己的成就感而尽夺员工的成就感；所以他宁可以“无知”来启发员工更多的“知”，以“无能”来造就员工更大的“能”，以“无为”来诱使员工大有作为。他的度量恢宏，能够容人，对于部属的表现，自然欣赏而不妒忌；他抱持“无可无不可”的心态，绝不斤斤计较，一切惟利害关系是准，能够允许部属偶尔无心犯错，使大家振奋努力，有所作为；他无所不知，而又不自以为知；平时惟求协调，促使成员在和谐中日新又新，精益求精；紧急关头他也毫不犹疑地把一切责任担负起来。由于他平日用心考察，对业务及情况了如指掌，所以一旦发号施令，也不会显得外行或脱节。中国人常说“大智若愚”，原来是需要“有容乃大”做基础的。

    （3）忙碌式。工作的分派，当然以劳逸平均为原则——但这是理想，实际上未必如此。天底下不可能要求绝对的平等，所以组织内各部门总有比较忙的。这时领导者应该秉持一个原则，就是哪一部门最忙，应经常在此一部门出现。这样做虽说未必能帮什么忙，但在精神上给予部属相当的激励，让他们明白，领导者肯定他们的贡献。

    但是，十分重要的是，领导者绝不亲自监督该忙碌单位的工作，也绝不会再施以压力，徒使他们在忙碌之外，还要增加精神上的负荷，承受威胁。但现实中，这样的领导大有人在，采用紧迫盯人的方式，自己劳累不堪，也把忙碌单位弄得非常紧张，真是害人害己。

    （4）解纷式。成员之间，或小组与小组之间，难免发生纠纷或争执，甚至引起冲突。领导者切忌以法官的身份，擅设公堂，两边对质，以明是非。这样做即使能把这一事件断明，但结怨日深，往后可能更会招致更多的困扰。当事人如果能够自己解决的，应尽量让他们自己去处置；如果无法解决，直属主管可以站在客观的立场，予以协调。除非事态相当严重，或者可能构成重大的伤害，否则不要轻易用法令规章。我们深信，大部分的争端都是可以协调解决的，只要主管秉持公平客观的态度，排难解纷，一般不会有问题。

    当然，违法的行为并不属于纠纷、争执的范围。不过无论处理违法行为或排解纠纷，都应该会同发生单位的直接主管共同处理；除非他们牵连在内或者涉嫌重大，否则不应该避开他们，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5）休闲式。安人的条件之一，是员工身心健康；所以工作之余，正当的康乐，实属必要。诸如郊游、旅行、参观，以及各种康乐晚会，都是良好的活动。领导者平日固然力求接近员工，但毕竟时间所限，无法普遍而频繁地和员工相处；而且工作上总有上下之分，彼此不可能完全没有距离。利用休闲活动的机会，正好与众同乐。不过此时最好不要再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要致词、颁奖或保持与众不同的立场，相反地应该另行推选康乐领袖，让他主持活动，自己则扮演与群众相同的角色，可参与则参与，能观赏就观赏——使大家明白，工作的时候，由于种种需要，不得不分工合作，各有专职。

    （二）领导者的修养

    领导者的修养是从事管理的基础。中国文化在管理上的体现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修身、安人。虽然法家代表韩非也许出于对君权的维护，关于君主的素养讲得不多，但按照韩非的理论，君主要做到处“势”、任“法”、用“术”，没有高水平的素养是决然不行的。韩非强调君臣关系纯属交换关系，即“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主好像一个商人；但即便是一个商人，没有高水平的素养，也是万万不行的。因此，中国文化无不重视“修身”。作为一个领导者，其首要任务就是修身。修身的内容很多，我认为以下内容最为重要。

    （1）十二字修身法宝：

    “温”。就是不过冷也不过热。孔子说“望之亦庄，其言也厉，即之也温”。作为一个领导，“温”是至关重要的；温才能接近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不受蒙蔽。魏征《谏十思疏》上说“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虽然有虚心的态度，但面目可憎或过于威严，部属不敢接近，也是不能纳下和听到真话的。

    “良”。是指《论语》所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三国时刘备也曾一再重复孟子所说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劝喻他的子嗣。成人之美的事情我们身边到处可见。时时刻刻有“良”的态度，长期下去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不知不觉的行为和素养。古人云：“积德为道”，一点也不假。事实上，作为一个经营者，如能成人之美，商机自在其中。有成人之美之心，扩大而言就是成就社会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不就是市场吗？

    “恭”。即恭敬、虔诚。善待人者，行已也恭——这是孔子“仁”的要素之一。孔子说“恭而无理则劳”，还说“温而厉，恭而安，威而不猛”。身为领导本身表现出来的领导姿态、神色，对环境、气氛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孔子在赞扬舜无为而治时说“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颇有法家重势的味道。但夫子厌恶装腔作势者，说到“巧言令色者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也耻之”。

    “俭”。就是俭朴。孔子说“奢者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意思是说，宁可简陋，也不奢华。为什么要俭朴呢？俭朴才能恭敬，奢侈容易纵欲，纵欲则民不得安，民不安则国不固。汉代刘向说：“天子好利则诸侯贪，诸侯贪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庶人盗，上之变下，犹风之靡草也”。明太祖朱元璋也说“居上能俭，可以导俗，居上能侈，必至厉民。”清代唐甄认为：“人君能俭，则百官化之，庶民化之。于是官不扰民，民不丧财。”故明君治国“必身先节约以训天下”。“俭”还可以帮助我们砺志。汉代疏广指出：“贤者多财，则损其志；愚者多财，则益其过。”

    说到这里，有人会提出，现在发展市场经济，需要扩大内需，“俭”不利于经济发展。我坚决反对这样的观点。首先，作为领导者，“俭”是安民之本，是一种风尚，是一种长远的经济利益。其次，从宏观经济学角度而言，人类资源是有限的，可再生资源更是有限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导致了人类透支资源的趋势。比如，美国人不提倡节俭，通过各种手段掠夺他国的财富，透支别国的资源；从短期看，似乎他国的经济也得到了发展，但从长期而言，却导致了别国资源的浪费——其最终结果是人类共同资源的枯竭。再次，如果人人都节俭，我们可以从产业结构上进行调整，以扩张需求。比如吃饭，如果不浪费，很多饭馆以及与餐饮业相关的产业可以转移到别的行业中去，为我们在别的领域，比如教育、农业等方面注入更多的资金和人力，以满足社会更大的需要。最后，就企业经营而言，俭朴能降低成本，减少资源浪费，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让”。就是指谦虚的美德。谦虚才能礼贤下士；谦虚才能纳下，纳下才能不被蒙蔽；谦虚才能“谋不己出”，充分发挥部属的创造性。毛泽东主席曾说过：“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话充分说明了谦虚美德的益处。

    “宽”。就是宽容，胸襟博大。“宽”才能容纳贤人，“宽”才能赦人小过，用人之长。《周易》上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作为领导者，应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如果心胸狭隘，心眼小、气量窄、嫉贤妒能，那他周围就容不下人才，从而也成就不了什么事业。一个领导者的胸怀决定了他事业的大小。古人讲“齐家、治国、平天下”，三者的道理大致一样，但三者涉及的领域规模大小，显然相差甚远。能齐家者未必能治国，能治国者未必能平天下；如果能齐家，并且心胸宽广、“以身寄天下”，这样的人，才能进一步治国平天下。

    “信”即信用、诚信。人无信不立。儒家文化将信奉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法家也尊奉这一原则。当年商鞅变法，首先“移木立信”，足见“信”的重要性。诚信是现代人的基本素养，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我们全世界共同信奉的原则。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领导者、一个企业家，的确是非信不立。

    “敏”就是机敏。“敏”才能抢占先机，占天时、占地利。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尤其要“敏”，对市场信息要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反应；否则贻误商机，再好的谋略、决策都会泡汤——所以“敏则有功”。

    “惠”就是利益。使人以惠。不管是儒家文化，还是法家文化，都重视百姓的或者属下的利益。儒家讲，治国者要“养民、富民、教民”，置民之产，民有恒产才有恒心。法家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因此，“惠”从治国而言，就是充分考虑老百姓的利益，使民以惠，达到爱民。正如荀子所说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君主应当爱戴人民，致富于民，才能“君人者爱民而安”；又如：“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这些讲的都是惠民之政。对于现代企业，“惠”一方面要求不断施惠于客户，另一方面是要不断施惠于职员，充分考虑职工的利益，建立健全福利制度、奖励制度。情况好的企业还要建立职工持股、期权制度，使员工成为企业的真正主人。当然，在“使民以惠”的时候，还要坚持一个原则，即“惠而不费”，正如孔子所说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意思是说不能坐吃老本，把股东的投资都“惠”光了；要从利润中拿出适当的比例，“使民以惠”，这样才能长久下去。

    “智”就是智慧。孔子说：“仁者安仁，智者利仁”，“仁”必是智者所为；孙子也说“智、信、仁、勇、严”是为将必备的素质。智而不惑，才能明而不昏，正确地辨别是非，明察秋毫，不受蒙蔽，做到公正。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更是如此。“智”才能正确决策，准确判断市场，辨别真伪，做到公正廉明。

    “勇”。是指胆略，是“仁者勇”；勇若缺仁即为暴。“勇”还指健康的体魄，毛泽东主席曾将《中庸》提出的“仁”、“智”、“勇”三大德，变为“德”、“智”、“体”，作为“三好学生”的必备条件，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

    “严”。是指以身作则，严肃有威。带兵打仗，不威严就没有秩序，必吃败仗无疑；管理企业也是如此。尤其是生产管理，一个工序接一个工序，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严密的工作程序，中途稍有疏忽、失误，必出大事。管理规范化，主要是靠这个“严”字。当然，严的过头就会变成“残”，即残忍。

    上面讲的十二字修身法宝是融为一体的，绝不可有所偏颇，要用孔子中庸的思想去理解、把握。经常以此为镜，对照自己，时日既久，必有改观。

    （2）应注意的“四戒”、“五危”：

    除了以上十二字修身法宝外，一个人还应有一些道德之戒条，引以自律。孔子曾教导学生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为戒。“毋意”就是不凭空揣测；“毋必”就是不绝对肯定；“毋固”就是不固执己见；“毋我”就是不自以为是。这“四毋”对我们今天的领导管理者乃至每个人仍然很有借鉴价值。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于犯错误的情形，孔子主张“过则无惮改”；又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有错改之，“人皆仰之”。要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精神，还要坚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自我批评精神。

    孙子也告诫我们“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这五点，都是人性的弱点，或因阅历浅、经验不足，容易上敌人的激将之法，使军队蒙受失败；对企业经营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商海之中小人甚多，道行很深的人大有人在，稍不留心就会上当受骗。三国时的曹操错杀蔡瑁、张允，以曹操的智慧都犯如此的错误，何况我们后辈。

    作一个英明的管理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对上面的条款实践力行，时时检讨自己，以君子三省吾身的毅力，以史为鉴、以人为镜，尽快成长起来、成熟起来。社会呼唤着真正的企业家，正所谓“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

    （三）领导者的职责

    （1）树立德法并行，以法为主的治国理念。现代的“法”可以和古代孔子的“礼”加上韩非的“法”相对应。孔子的“礼”中有很多都是我们今天“法”的内容。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可见，“礼”包含有社会典章制度、社会秩序和人的行为规范的含义。我们今天的法既有通过教育感化、保护公民权利，引导公民接受的一面，也就是孔子的“重德省刑”；又有依靠外在控制如韩非所言之法，具有强制执行的一面。这种德法并行、以法为主的理念，对企业而言，除了遵守国家的法律制度之外，还要树立“制度第一，总裁第二”的管理理念，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精神，根据企业自身的条件以及外部环境，建立一套适合企业自身的管理制度，确保企业的稳定发展。前文已讲过总裁生命周期的五个季节，要避免因领导人的周期性错误，导致企业中途被毁，只有通过制度化管理——这只有在领导者以身作则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2）识人用人。领导除了以身作则、坚守制度化管理外，就是用人。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领导一是出主意，二是用人”。出主意就是决策，不管是韩非也好，孔子也好，都视用人为领导最重要的职责。韩非说：“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并进一步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明主不羞其卑贱也，以其能……从而举之”，他还强调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孔子也说：“一言可以兴国，一言可以丧国”。

    （3）奖惩。法家认为赏与罚实乃领导者统御下属的二柄；孔子还教导我们在赏罚中要“屏四恶”。“四恶”即“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就是说事先不加教育便杀人，是虐；事先不告诫便责备完成的不恰当，是暴；起先懈怠而又突然限期峻急叫做贼害；本来应该给与的却吝啬出手，是小气。孔子认为，虐、暴、贼、吝都是恶政，应该加以摒除。最后，在执法过程中还要注意以猛纠宽、以宽济猛，宽猛相济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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