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青少年公民与公德读本-继承中华美德,学会立身处世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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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尺竿头,提升智慧

    百尺竿头,比喻极高的官位和功名,或学问、事业有很大的成就;佛教比喻道行、造诣虽深,仍需修炼提高。

    宋朝时期,长沙有位高僧名叫景岑,号招贤大师。他佛学造诣高深,时常到各地去传道讲经。大师讲得深入浅出,娓娓动听,听的人总是会深受感染。

    一天,招贤大师应邀到一座佛寺去讲经。前来听讲的僧人虽然很多,但法堂内除了大师的声音外,一片寂静。大师讲经完毕后,一名僧人站起来,向他行了一个礼,然后提了几个问题,请求大师解答。

    大师还了礼,慢慢地回答他。那僧人听到不懂处,又向大师提问,于是两人一问一答,气氛亲切自然。他俩谈论的是有关佛教的最高境界——十方世界的内容。为了说明十方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招贤大师当场拿出了一份偈帖。所谓偈帖,就是佛经中记载唱词的本子。

    大师指着偈帖上面的一段文字念唱道:“百丈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丈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意思是:百丈的竹竿并不算高,尚需更进一步,十方世界才是真正的高峰。

    文学家鲁迅说过:“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人最强大的对手,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唯有超越自己,才能达到真正的进步与成功。“不满足”是一种盼望,是一种追求,是一种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只有永不满足,人类才能从低级走向高级,才能从原始社会山洞草棚为居、树叶兽皮为衣的艰难困苦中摆脱出来,才能从过去的石制工具发展到今天的电子技术、太空航空。保持不满足,即使已经达到了“百尺竿头”,仍需要“更进一步”。

    智慧在于读活书

    传说在殷商末年,周武王继位后的第四年,周武王得知商纣王的军队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即率兵伐商。周武王率军队,进至牧野。

    商纣王闻讯后,仓促调动少量的防卫兵士和战俘,开赴牧野迎战。后来,《尚书·武成》中说:“受(纣王)率其旅如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没有人愿意和我为敌),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向后边的自己人攻击),血流漂杵。”

    战国时期的孟子,有一次读到这里颇有感慨地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以血之流杵也?”按照孟子的看法,像周武王这样讲仁道的人,讨伐商纣王这样极为不仁的人,怎么会血流成河呢?肯定是《尚书》的记述有问题,读书时应该加以分析,不能盲目地相信书本,应当辩证地去看问题。经验是一个既有用又无用、既有利又有害的东西,用得好可以使你不断成功,用得不好则会让你一败涂地。书上说的只是理论和经验,要通过自己亲自去实践、去验证,得到的才是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书也有错的时候。如果一味相信书本上的东西,就有可能被误导,反而不如没有书本了。在现实中,我们也经常看见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死抱着书本,两眼不见现实,进行所谓的研究,这些研究充其量不过证明他们自己是书呆子而已。

    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我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同时,人的大脑记忆功能有一个遗忘的过程与规律,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如果不及时复习的话,很快便会忘记。所以,学习中不断地重复是必不可少的。

    读书学习还有一个把书变薄再变厚的过程,抓住重点,加以联想、引申、升华,掌握其中的精髓,逐渐转化为自己的知识与理论。在多次重复之后,我们便可以熟练地运用这个知识点或者是这项技能了。

    大智是一种实践的精神

    大智,是一种实践的精神。用佛家的语言来概括这一儒家的思想,即为“明心见性”其实质就是以智者不惑达到仁智合一。正因有此智心,才能明辨是非善恶,洞察曲直真伪,一切言行方可合乎道德。

    与儒家相同,道家也崇尚大智,而对小聪明嗤之以鼻。“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是反对小聪明,讲“将以愚之也”,是让民获取大智,所以才有“大智若愚”的说法。两者是殊途而同归。

    有一个身价过亿的富翁,特别爱惜自己的生命。年迈的专车司机退休后,他决定重新招聘一个新司机。富翁的管家按照他的要求给他在全国挑出来三个司机,然后将这三个人带到富翁面前。

    富翁问了他们同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现在出去,前面是悬崖,凭你的技术,能够把车停在离悬崖多远的地方?

    第一个应聘者马上回答:我技术好,我能稳稳当当把车停在离悬崖一米远的地方。

    第二个应聘者说:我技术比他还好,我能停在离悬崖30厘米的地方。

    第三个应聘者想了一会儿说:我大老远一看见悬崖就停车,我不过去。

    结果,被富翁录取的司机是第三个人。

    前面两个应聘者自持技术高人一等,认为自己会在最完美的距离将车子停下来,但是世事多变,难免不出差错,这两个应聘者关注的只是解决眼下的问题,这无疑是小聪明。而最后一个应聘者注重的是如何规避这一危险,既然明知前方有悬崖,为什么还要开过去?这就是大智慧和小聪明之间的区别。

    儒道的大智都是从生活中来,而放置于天地万物。这个“天地万物”就是“以仁为本”“以诚为基”,继而“以乐相通”。在孔子的眼里,能做到这三点的人就是大智者了。孔子是推崇大智者的——中庸之道是为大智,因势利导亦为大智。就下面故事中的这个丈夫的言行来看,他可以称得上“智者”了。

    这天小区突然停电了,由于没有事先通知,小区的业主们都显得惊慌失措,加上时值盛夏,更是怨声载道。很多人都在黑暗的房间中摸索着去抽屉里拿备用的手电筒或是蜡烛,由于漆黑无光,那些在停电后立刻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不是被凳子碰到,就是与家里人相互撞在一起,不仅没能尽快拿到手电筒,还受了些伤。各种东西摔碎的声音不绝于耳。

    其中有户人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然而当女主人正在一惊一乍间努力在一个方向摸索着前行时,这家的男主人却安然坐在床头,若无其事。妻子大声喊道:“别跟木头似的,还不过来帮忙找找!”

    丈夫轻轻笑了几声,对黑暗中的妻子说道:“任何事情我们只有先适应,才能更好地行动,你这没等适应黑暗就火急火燎、手忙脚乱地找东西,浪费时间不说,效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听到丈夫的这句话,妻子止住了东挪西跳的双脚,立在原地,若有所思。

    有真才实学的人表面看上去好像很蠢笨,不炫耀自己的才华。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欧阳修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苏轼当即献上《贺欧阳少师致仕启》,恭祝这位老前辈得以“明哲保身”,并直言“轼受知最深,闻道有自”,又说欧阳修“力辞于未及之年,退托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贵无轩冕而荣,至仁不导引而寿”。

    智慧之人并不需要通晓古今,所要具备的是通达的心胸和长远的眼光。有通达的心胸便能兼容并包而知不足,有长远的眼光便能看到整体而明人事。对妻子说出上述那番话的丈夫可算是有长远眼光的人,“先适应,才能更好地行动”,世间之事,莫不如此。

    把握重点,变则通

    南北朝时期,梁朝张僧繇是吴地人,他擅长画龙,而且画龙的艺术技法,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有一次,张僧繇在金陵安乐寺的墙上画了四条白龙,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奇怪的是,这四条白龙都没有点上眼睛。许多观看者对此不解,问他:“先生画龙,为什么不点上眼睛呢?是否点眼睛很难?”张僧繇郑重地回答:“眼睛是龙的精髓所在。点睛很容易,但一点上,龙就会破壁乘云飞去。”

    大家都不相信他的回答,纷纷要求他点睛,看看龙是否会飞跃而去。

    张僧繇一再解释,龙点了眼睛要飞走,但大家执意要他点睛。于是,他提起画笔,运足气力,刚点了其中两条龙的眼睛,就乌云翻滚,雷电大作,暴雨倾盆而下。两条刚点上眼睛的白龙腾空而起,乘着云雾飞跃到空中去了,而那两条未点睛的白龙,仍留在墙壁上。大家惊得目瞪口呆,全都傻眼了。

    龙的眼睛就是整幅画的关键,无疑,张僧繇抓住了其中的奥秘与精髓,就如同掌握了童话故事中神秘的咒语一样。获取知识也一样,有些人听课的时候,毫无选择,将老师讲的每一句话,全都记下来,这样无疑会将老师提到的重点忽略掉。学习中的知识点是要掌握的,但提升能力关键在于方法。把握重点,掌握点石成金的“咒语”,这样才能事半功倍;然而,光把握重点是不行的,要学会把知识用活。

    古时候,郑国有一个人想买一双鞋子,他先在家里量好了自己脚的尺寸,用一根绳子记录下来,等买的时候作为依据。结果由于慌忙,他 随手将绳子放在座位上,就出门了。

    他来到集市上卖鞋的店铺里,左挑右选,终于看好了一双鞋,正准备买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量尺寸的绳子忘带了,就说忘了带尺寸,要回家拿来尺寸再买,说完就走了。

    他匆匆忙忙地赶回家,拿了放在座位上的绳子后,又匆匆忙忙地赶回集市。来回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等他返回集市的时候,太阳都要下山了,大多数店铺已经关门了。他来到卖鞋子的店铺前,看到已经关门了,再看看自己脚上鞋子的大洞,十分沮丧。

    旁人问他:“你给自己买鞋,为什么不直接试试大小,非要按量好的尺寸买鞋呢?”他说:“我宁可相信我量的尺寸合适,脚却不一定准确。”

    《易经》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人要有一定的灵活性,突破定式思维,才能让一切变得更容易、简单。无论是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还是提升自我,善于用变通的思维和方法有助于一个人取得成功的。

    变通决定出路,学会变通,就能在种种困境、麻烦面前游刃有余。不变通,就无法创造更高的价值;不变通,就只能守在原地,永远无法突破。从那个已经约定俗成的“框架”中跳出来,别让那个已经量好的“尺码”,成为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积极思考是一种智慧力量

    从前有一个穷人,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他们家境拮据,妻子又体弱多病,不得已向富人借了很多钱。年关将至,穷人实在还不上欠富人的钱,便来到富人家中请求拖延一段时间。

    富人不相信穷人家中困窘到了他所描述的地步,便要求到穷人家中看一看。来到穷人家后,富人看到了穷人美丽的女儿,坏主意立刻就冒了出来。他对穷人说:“我看你家中实在很困难,我也并非有意难为 你。这样吧,我把两个石子放进一个黑罐子里,一黑一白,如果你摸到白色的,就不用还钱了,但是如果你摸到黑色的,就把女儿嫁给我抵债吧!”穷人迫不得已只能答应。

    富人把石子放进罐子里时,穷人的女儿恰好从他身边经过,只见富人把两个黑色石子放进了罐子里。穷人的女儿刹那间便明白了富人的险恶用心,但又苦于不能立刻当面拆穿他的把戏。她不动声色,但内心却陷入了专注的思考之中。终于,她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悄悄地告诉了自己的父亲。

    于是,当穷人摸到石子并从罐子里拿出时,他的手“不小心”抖了一下,富人还没来得及看清颜色,石子便已经掉在了地上,与地上的一堆石子混杂在一起,难以辨认。

    富人说:“我重新把两颗石子放进去,你再来摸一次吧!”穷人的女儿在一旁说道:“不用再来一次了吧!只要看看罐子里剩下的那颗石子的颜色,不就知道我父亲刚刚摸到的石子是黑色的还是白色的了吗?”说着,她把手伸进罐子里,摸出了剩下的那颗黑色石子,感叹道:“看来我父亲刚才摸到的是白色的石子啊!”富人顿时哑口无言。

    如果穷人的女儿在发现富人险恶用心的一刹那就拆穿他,那么势必会招致更多的麻烦,但是她通过自己积极的思考,找到了对自己更加有利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就是思考的力量,智慧的力量。

    积极思考是一种智慧力量,如果一件事不经过思考就去做,那肯定是鲁莽的,除非你特别地幸运。但幸运并不是时时光顾的,所以,最保险的办法是“三思而后行”。但“思”也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思考也有它的特点和方法。成大事者都有自己良好的思考方法。

    放眼看世界,吸收精华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是一位得到众多赞誉的政治家。其谥号“文忠”, 是清朝皇帝表彰其维护朝廷长远利益的辛劳所赐,维新派则称颂其开学习西方长技之先河。

    他到广东后,为了解敌情,收集了一些关于西方的资料作为“内参”。他虽然不懂外语,却时刻注意“夷情”,派人专门收集外国人在澳门出版的报纸书刊,并把懂英文的人招到钦差行辕做翻译工作,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官属的“西方翻译小组”。林则徐夜夜仔细阅读、研究译文资料,并把译成中文的《澳门月报》编辑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5辑。翻译小组翻译的书有《各国律例》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外书籍。译书活动不仅开阔了林则徐的眼界,也增长了他的见识。这些翻译资料成了他判断时局变化、调整对外政策的重要参考。

    林则徐和那些还在大做“天朝”美梦的腐朽官僚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他发现并敢于承认西方有许多长处值得中国学习借鉴。翻译中最有价值的工作是他组织翻译了1836年伦敦出版、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命名为《四洲志》,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自然地理、社会历史状况的译著。

    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来抵御外敌进犯很明显地体现在军事上。林则徐专门从外国买来200多门新式大炮配置在海口炮台上,搜集并组织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书等资料。虽然林则徐对西方认识比较肤浅,接触西学的目的是出于外交、军事的需要,但毕竟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

    离开了广东前线,他不忘关注世界动态,这一次不是学习什么西方造船造炮的技术,他窥见了十几年后的一件大事。当举国痛感英国威胁时,放逐新疆的他最早敲响俄患警钟。

    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坚船利炮,一时使国人感到很大威胁。然而林则徐在率先进行抗英后,又最早预见到北方俄罗斯的威胁更为严重。1849年10月,林则徐回家治病途经长沙时,经人推荐在船上见到了左宗棠。当时20多岁的左宗棠对这位老人无比钦慕,见面后便拜师求教,两人彻夜畅饮阔论天下形势,他还把收集的资料毫无保留地送给了左宗棠。林则徐此前在新疆办理过屯垦和水利,深感西北边防存在重大隐患,当左宗棠请他畅谈对英国等海上强敌的制敌方略时,林则徐却说:“俄罗斯终将是中国的一大隐患,我老了看不见了,你们年轻人等着瞧吧!”

    林则徐注意到沙俄隐患绝非偶然,他早在广东抗英时就了解到俄国不但可以通过水路,也可从陆路运走中国的茶叶。后来,他充军到伊犁时,对国境附近的形势进行了三年的实地研究。尽管当时边境基本相安,但边界守备松弛,俄军 实力逐渐强大,他预感到这一可任骑兵驰骋的陆地边患最为严重。由于清廷将守备力量多移往沿海,又以主力对付国内起义,林则徐死后仅十几年,沙皇俄国果然趁北方空虚,侵吞了150万平方公里中国土地,不祥的预言变成了灾难性的事实。更糟糕的是,当时新疆也一度沦于外人之手。幸亏左宗棠始终记住林则徐的嘱托,力排众议率军远征收复了新疆,在中国近代受尽屈辱的历史上总算写下了令人欣慰的一页。从源头上讲,我们不得不钦佩林则徐的远见卓识,不能不为他忧国忧民的情怀感动。

    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不是做梦做出来的,而是放眼全球,比较得来的。林则徐知道了,也做到了。虎门销烟是他一生的壮举,治理伊犁是他一生的夕阳余光,御敌与治国他都做了,只要有利于国家的事情他在所不辞。他改变不了清廷走向灭亡的命运,但挽救了一场对比悬殊的比赛的局点,赢得了国人、外人和后人的尊重。

    善下则百川汇集

    朱元璋曾说:“子思英贤,有如饥渴。”这句话绝非是他的自我标榜,而是他招揽英才、重用英才的真实写照。朱元璋知道,若要打天下,必须广求天下贤士。因此,他每攻占一地,总要访求当地名士,并把他们请入军中求计问策。

    朱元璋攻占滁州后,儒士范常前来拜谒。朱元璋亲自热情款待,留置幕下重用。朱元璋渡江攻打太平时,陶安率父老出城迎接。朱元璋次日即召见他,谈论天下大事。双方谈得无比投机,朱元璋竭力将其留置身边,对他特别厚待。朱元璋占领应天后,马上宣布:“贤人君子有愿意跟随我建功立业的,我都尊礼重用。”

    消息传开,夏煜、孙炎、杨宪等十几个儒士前来拜见,朱元璋均加以录用。

    朱元璋打下徽州后,大将邓愈向朱元璋推荐徽州名儒朱升。朱元璋对朱升早有耳闻,现在听了邓愈的介绍,知道朱升果有才华,便效仿刘备三顾茅庐,登门拜访朱升,向他请教平定天下的大计。朱升被朱元璋的诚意打动,遂进言三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即操练兵马,积蓄实力;奖励农耕,广积粮食;避露 锋芒,勿早树敌。朱元璋牢记于心,作为自己一个时期内奉行的基本方针。

    后来,朱元璋亲征婺州。他知道婺州一向以多儒士而闻名,如果能将一些儒士拉拢来为己所用,则不仅有助于稳固对当地的统治,还可以扩充自己的智囊团。所以,攻克婺州后,朱元璋迅即召见并聘请了十几位当地儒士,向其征询治国之道,请其讲解儒家经典和历史书籍,并把范祖幹、王冕、许瑗等纳入幕府,让他们参议军国大政。

    1359年,攻占处州后,有人向朱元璋推荐刘基、叶琛、章滏。朱元璋当即派人前往礼聘,叶琛和章滏表示愿意出来,但影响力最大的刘基不肯出山。朱元璋命人再三去请,陶安和宋濂也分别劝他出山,刘基不得已只好应允。其后,刘基与叶琛、章滏、宋濂四人一起到达应天,朱元璋命人在自己的住宅西边建了一所礼贤馆,让他们安心居住。朱元璋经常向他们征询对天下局势的看法,增长了许多治国谋略。

    网罗到的人才越来越多,再加上朱元璋一向知人善用,所以他的实力越来越雄厚,最终凭借众人之智,各个击破其他割据政权,把元军赶到大漠以北,终于成为收拾残局的主宰者,建立了大明帝国。

    老子说“上善若水”,他认为水的最大长处是“善下之”。老子说:“善用人者为之下。”善于用人的,必然谦虚待人,居人之下。儒生不可辱,人才一般都有极强的自尊心,他们的自尊心得不到满足,是难以全心全意为你服务的。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只要你真心尊重人才,必然换来他们忠诚的追随。

    抛开固定的思维模式

    在《三国演义》中,有一个诸葛亮减兵添灶的故事。

    当时,诸葛亮得胜收兵,回到祁山时,永安城李严遣都尉苟安解送粮米至军中交割。苟安好酒,路上延误了时间,超过限期十日。诸葛亮按照军法,对他杖责八十。苟安受刑之后心中怀恨,连夜引亲随五六骑径奔魏寨投降。司马懿吩咐他回成都布散流言,说诸葛亮有怨上之 意,早晚欲称帝,好让后主刘禅召回诸葛亮。苟安按照司马懿的计策,回成都见了宦官,散布流言说诸葛亮自恃功大,早晚必将篡国。宦官闻知后马上禀奏给后主,后主下诏宣诸葛亮班师回朝。使者星夜召诸葛亮回师,诸葛亮当时知道这是敌军所用的离间计策,仰天长叹:“主上年幼,必有佞臣在侧!吾正欲建功,何故取回?我如不回,是欺主矣。若奉命而退,日后再难得此机会也。”但是只能安排撤军事宜。

    姜维问曰:“若大军退,司马懿乘势掩杀,当复如何?”孔明曰:

    “吾今退军,可分五路而退。今日先退此营,假如营内一千兵,却掘二千灶,明日掘三千灶,后日掘四千灶……每日退军,添灶而行。”杨仪曰:“昔孙膑擒庞涓,用添兵减灶之法而取胜;今丞相退兵,何故增灶?”孔明曰:“司马懿善能用兵,知吾兵退,必然追赶;心中疑吾有伏兵,定于旧营内数灶;见每日增灶,兵又不知退与不退,则疑而不敢追。吾徐徐而退,自无损兵之患。”遂传令退军。

    司马懿只待蜀兵退时,一齐掩杀。正踌躇间,忽报蜀寨空虚,人马皆去。司马懿因知诸葛亮多谋,不敢轻追,自引百余骑前来蜀营内踏看,教军士数灶,仍回本寨。次日,又教军士赶到那个营内,查点灶数。回报说:“这营内之灶,比前又增一分。”司马懿谓诸将曰:“吾料孔明多谋,今果添兵增灶,吾若追之,必中其计;不如且退,再作良图。”于是回军不追。孔明不折一人,往成都而去。此后,川口的居民来报司马懿,说孔明退兵之时,未见添兵,只见增灶。懿仰天长叹曰:“孔明效虞诩之法,瞒过吾也!其谋略吾不如之!”遂引大军还洛阳。

    在这里,诸葛亮使用相反的方式,用减兵添灶之法,骗过司马懿,得以全军退回到汉中,使“蜀兵不曾折了一人”。他知道司马懿平生十分多疑,故布疑阵,让司马懿畏首畏尾,错失了战机,而他却能从容地调动军队顺利撤回。

    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会不断总结经验,却也因此容易形成思维定式,只凭经验行事,往往是只看表象就以为得出了实质。这时如利用人们这种以“貌”取人的习惯,小施计谋,以假示之,就可以瞒天过海,轻松将其引入自己的圈套。同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要时时注意自己的这种思维定式,要摸清对方底细实情,不可自以为是地莽撞行事。这不仅是生存法则,更是智慧的灵活运用。

    示强以弱,示弱以强

    公元前206年,项羽占有楚魏东部九郡之地,自封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又违背先入关中者为关中王的前约,改封先入关中的刘邦为汉王,封地有巴蜀和汉中41个县,国都为南关(今陕西南关东北)。巴蜀之地,是秦朝流放罪犯的偏远荒凉之地,这让刘邦心中非常不快。

    项羽的谋臣亚父范增知道刘邦的不满,也知道他定会起兵造反,于是建议项羽找借口杀掉刘邦。项羽就把刘邦找来,准备封刘邦为汉中王,他若去,定有储备实力、自封为王之心;若不去,正好可以杀死他。刘邦听说项羽召见,虽然明知此去凶多吉少,但又不能公然抗命不去,便在心中盘算着怎样应对这场智斗。刘邦来到殿前,恭恭敬敬地伏在地上说:“拜见霸王千岁!”那谦恭的样子使项羽心中异常受用,当即放松了警惕,笑着问道:“沛公,你先入咸阳,功劳可嘉,我特意加封你为汉中王,代管巴蜀,不知你意下如何?”刘邦听罢,马上意识到项羽暗藏杀机,只要一语有失,便会人头落地。他沉吟片刻,答道:“我好比霸王您胯下的一匹坐骑,何去何从全由您做主。”项羽闻听此言,既对刘邦的恭维感到自得,又觉得刘邦的话无懈可击,因此也就没有了杀他的借口,便让刘邦下殿去了。

    刘邦谢恩退出大殿,急忙回到自己的营地,稍加打点,便率军急匆匆地向巴蜀进发。他决心以巴蜀偏塞之地为依托,招兵买马,养精蓄锐,待力量充实了,再平三秦,谋取天下。

    项羽闻知刘邦率军已向巴蜀进发,才感到范增所言极是,立即派季布带3000人马前去追赶,然而为时已晚。

    刘邦后拜韩信为大将军,广纳贤才,休兵养士,最终在众贤士的帮助下,使得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自刎乌江,从而统一天下。

    刘邦不仅懂得示强以弱的保命之法,还深知示弱以强之道,而且用得恰到好处。

    汉王刘邦派人去游说九江王英布投降,英布犹豫再三,最后勉强同意了。英布来拜见刘邦,进门却发现汉王正坐在椅子上洗脚,对他十分冷淡。英布顿时面红耳赤,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最后一点自尊也轰然倒塌。

    但是,等到他出来,回到住处,发现帐幕、饮食、随从都与汉王的住所一样,英布非常惊喜,顿时对刘邦感激涕零。

    刘邦对英布的傲气,以“示弱以强”之法,树立起自己的权威,随后又出其意料地重视他,是告诉他在这里能够得到所追求的东西,使其死心塌地效忠于自己。

    示强以弱可使强者得意洋洋,斗志松懈;示弱以强则使弱者望而生畏,知难而退。两者交替使用,可进退自如,无往不胜。在与人交往做事的过程中,把这种处世的哲学用好,必然能不断地走向强大,无难不克。

    韬光养晦,变退为进

    韬晦智慧历来受到中国人的重视。智者做事,不轻易暴露自己的行止和思想,他们往往掩饰得很深,只有在成功之后才可以论说其成功之谜。韬晦之策有明确的目的性与功利性,具有极强的主观意识,极富于人的主体精神。韬晦之策又有极强的进取性,虽然在表面上有许多退却忍让,却更显示人的韧性与忍辱负重的内在力量。

    韬晦之策又因极大的隐蔽性而具有极强的实效性,它往往攻人不备而出奇制胜,取得事半功倍的结果。韬晦之策是精明人假装糊涂的一种策略。

    张仪,魏国贵族后裔,学纵横之术,主要活动在苏秦之前,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谋略家。战国时,列国林立,诸侯争 霸,割据战争频繁。各诸侯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纷纷采取“合纵连横”

    的策略。或“合纵”,“合众弱以攻一强”,防止强国的兼并;或“连横”,“事一强以攻众弱”,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张仪正是作为杰出的纵横家出现在战国的政治舞台上,对列国兼并战争形势的变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秦惠文王九年(前329年),张仪由赵国西入秦国,凭借出众的才智被秦惠文王任为客卿,筹划谋略攻伐之事。次年,秦国仿效三晋的官僚机构开始设置相位,称相邦或相国,张仪出任此职。他是秦国置相后的第一任相国,位居百官之首,参与军政要务及外交活动。

    秦惠文王更元二年(前323年),秦国为了对抗魏惠王的合纵政策,进而达到兼并魏国国土的目的,张仪运用连横策略,与齐、楚大臣会于啮桑(今江苏沛县西南)以消除秦国东进的忧虑。张仪从啮桑回到秦国,被免去相位。

    秦惠文王更元三年,魏国由于惠施联齐、楚没有结果,不得不改用张仪为相,企图连秦、韩而攻齐、楚。其实张仪的最终目的是想让魏国做依附秦国的带头羊。由于连横威胁各国,秦惠文王更元六年,魏国人公孙衍受齐、楚、韩、赵、燕等国的支持,出任魏相,张仪被驱逐回秦。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张仪再次任秦相国。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秦惠文王接受建议,遣张仪、司马错等人率兵伐蜀,取得胜利,旋即又灭巴、苴两国。这样秦国占据了富饶的天府之国,有了巩固的大后方,为秦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秦惠文王想攻伐齐国,但忧虑齐、楚结成联盟,便派张仪人楚游说楚怀王。张仪利诱楚怀王说:“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听信此言,与齐断绝关系,并派人入秦受地。张仪对楚使说:“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国的使臣返回楚国,把张仪的话告诉了楚怀王,楚怀王一怒之下,兴兵攻打秦国。

    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秦兵大败楚军于丹阳(今豫西丹水之北),虏楚将屈丐等70多人,攻占了楚的汉中,取地600里,置汉中郡(今陕西汉中东)。这样秦国的巴蜀与汉中连成一片,既排除了楚国对秦国本土的威胁,也使秦国的疆土扩大,国力更加强盛。《史记·张仪列传》

    中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无疑张仪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

    人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处于弱势的时候要处变不惊,波澜不兴,或蛰伏或争取,努力充实完善自己,则可把这种弱势当做强者不具备的自我激励、韬光养晦的优势,变退为进,以守为攻,最终的成功也是指日可待的。

    顺其自然,宠辱不惊

    979年初,宋太宗御驾亲征北汉,北汉皇帝刘继元走投无路,只好投降。面对这巨大的胜利,宋太宗十分自得,他又主张乘胜伐辽,收回被辽占据的幽云十六州。

    宋朝大将潘美反对此议:“我军大胜,此刻也不能志得意满,轻敌冒进。眼下尚需稳定形势,士卒也需休整。”

    总侍卫崔翰大声反对:“此乃天赐良机,岂可轻易放弃呢?陛下进兵之举甚合民心,必群起响应。我军又是得胜之师,伐辽必有胜算。”

    宋太宗本求胜心切,遂大举北进。宋军快到高梁河时,遭到辽军的伏击,损失惨重,宋太宗也不知去向。

    当时,宋太祖赵匡胤的长子、武功郡王赵德昭也随宋太宗亲征。他手下的将领猜测宋太宗不是被杀,就是被俘,于是私下商议立赵德昭为帝。众将领面劝赵德昭道:“如今军心不稳,大敌当前,大王如不当机立断,承继大统,恐怕变乱不止。恭请大王迅速登上帝位,号召天下。”

    赵德昭面对众将拥立,一时心动。

    宋太祖赵匡胤去世时,没有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赵德昭,遵循母亲的遗命,让弟弟赵匡义做了皇帝。这件事情曾让赵德昭心情不快。赵德昭的一位亲信劝他不可这样:“事已至此,只要大王参透荣辱,顺天应命,也不会感到做个逍遥亲王有什么不快。”

    赵德昭是聪明之人,不觉为自己先前的失误暗自叫险。自此,他天天纵歌饮 酒,对宋太宗又是极其恭敬,宋太宗对他并不怀疑,君臣相安无事。今日面对此变,赵德昭心里千回百转。他感到这件事关系太大,万不可因贪求帝位而犯下致命之祸。太宗虽是失踪,终究不能肯定他已蒙难,如果自己轻率即位,太宗又没死,自是不能放过他,如此自己连性命都将不保。赵德昭越想越怕,他决定慎重行事。“皇上生死未明,大敌在侧,你们不思报国杀敌,却在这胡言乱语,动摇军心,这是忠臣所为吗?我是皇上臣子,誓死效忠皇上,岂能受你们唆使,干下这大逆不道之事?你们真是昏了头了!”

    众将本想跟着赵德昭飞黄腾达,等到赵德昭出言训斥,他们都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应对。

    赵德昭为了安抚众将,又低声说:“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岂能趁皇上危难之时而行其私呢?倘若皇上真的遭遇不幸,为了宋室江山,我还是不会令各位失望的。”

    众将气消,皆服其义。第二天早上,宋太宗被杨业父子救回,安然无恙,众将又深服赵德昭未卜先知之明!

    自古能真正做到宠辱不惊的人,必有广阔的胸襟和高度的智慧。所以,他们才不会为荣辱所左右,凡事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处理。

    天下清官第一

    清朝名臣于成龙,素有大志,44岁接受朝廷的委任,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城担任县令。罗城地处偏远,天朝威严鞭长莫及,因此罗城境内盗贼蜂起。于成龙到任时,罗城遍地荆棘,城中只有几户居民而已,堂堂县衙也不过三间破茅屋。于成龙只得寄居在关帝庙中,以荆棘做门,以土堆为案几。后来身边的随从或死或逃,于成龙万里一身,生死难料,夜晚睡觉时都要头枕着刀,并在墙边放置一杆枪,用以防备盗贼。他殚精竭虑,立志肃清匪盗,数年之后,罗城大治。

    于成龙在罗城,生活异常清苦,每天只吃两顿甚至是一顿。性嗜酒的于成龙夜里用四钱沽酒一壶,却没有下酒菜,于是边饮酒边读唐诗,每至痛哭流涕,不知道喝下的是泪还是酒。有时候酒瘾作祟,经常接济穷苦百姓的于成龙无钱买 酒,只好将清水倒入酒壶,喝着略带酒味的清水来解解酒瘾。

    一年,于成龙的儿子从远在千里之外的山西来到罗城探望父亲,告知祖母病重,要父亲告假回乡探母。于成龙的儿子从家乡带来了一只腊鸭,给父亲下酒。

    时值中秋,父子二人没钱买菜,于是将那只腊鸭割下半只,草草过了中秋节。节后,于成龙请假获准,父子上路回家,但是盘缠不够,路上吃饭没钱买菜,于是又将另外半只腊鸭当菜。此事传回罗城,当地百姓深受感动,并称之为“半鸭知县”。

    康熙六年(1667年),政绩卓著的于成龙被两广总督金光祖举荐为“卓异”,之后被擢升为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川区)知州。在离开罗城时,于成龙竟然连赴任的路费都没有。当地百姓齐来路上送别父母官,百姓呼号:“现在您要走了,我们再无天日了。”追送数十里,然后才哭着回来,场景十分感人。

    在合州任职的两年间,于成龙招民开垦荒地,政绩显著,于康熙八年(1669年)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后又任知府。在黄州期间,于成龙政绩突出,再次被举为“卓异”。

    之后,于成龙又升任湖广下江陆道道员。在此期间,各种条件都得到了提升,但是于成龙清苦节俭的作风不减当年。在灾荒岁月,于成龙以糠代粮,把节省下的口粮和俸禄全部用来救济灾民,他甚至把身边仅剩的一匹代步的骡子也卖了,将所得银子,在一日之内施舍给了灾民。因此百姓在歌谣中唱道:“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

    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离开湖北时,依然只有简单的一个行囊和两袖清风,赴任途中只以萝卜充饥。康熙十八年(1679年),于成龙第三次被举荐为“卓异”,升任布政使。福建巡抚吴光祚还专疏向朝廷举荐于成龙,称其为“闽省廉能第一”。此后,于成龙得到康熙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畿辅直隶巡抚。第二年,康熙召见于成龙,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

    两年之后,于成龙被擢升为总制两江总督。据载,当他出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布价骤然上涨,南京全城百姓全部换上布衣,士大夫则减少奴仆,全城一改奢靡景象。

    于成龙仕宦二十余年,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尽管他的官阶越做越大,但是他的生活作风 却越加清廉俭朴。在直隶做巡抚时,于成龙用屑糠杂米做粥,与奴仆同食;在江南做总督时,每日粗茶淡饭,只以青菜下饭,终年不知肉味,因此被江南百姓称为“于青菜”。

    于成龙天南地北为官二十余年,只身天涯,从来不携带家眷。在老家的结发妻子,与之阔别二十余年后才得以相见。于成龙清廉俭朴的节操为世人敬重,逝世后,家中除了冷落的菜羹和破旧简单的衣物,此外再无其他。南京城内的百姓,无论男女老少皆痛哭流涕,并为之罢市。每日手持香火去拜祭于成龙的百姓多达数万,贩夫走卒、和尚道士也为之伏地而哭。

    康熙破例亲笔为于成龙撰写碑文,为了表彰其清苦廉洁的一生,赞之为“天下廉吏第一”。廉洁作为一种道德标准、价值取向,始终在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从古至今,但凡清廉的人都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他们常常以身作则,清廉在世,所以才会有天下太平之盛世。

    两袖清风为百姓

    有一年,文天祥由湖南提刑调任赣州知州,路过家乡,因为很长时间没回家,便打算趁此机会回去看望一下亲人。以前一位熟识的酒馆老板胡大伯听说后,也早早准备好美酒佳肴迎接。

    文天祥回到家,果真被邀请到酒馆喝酒。席间,文天祥就和老板攀谈起来。

    他问:“胡大伯,这几年生活可好?”胡老板说:“唉,连年天灾,税赋又重,百姓穷苦啊。”文天祥说:“从小屡受大伯恩待,无以报答,心中不安。为官多年,只求淡泊度日,没什么积蓄。这次调任归乡,收拾了些东西,你随意去挑选一担吧。”

    胡老板挑选了一担较轻的,解开包装布一看,原来只是些蒲扇。文天祥对他说:“临行时,不少人送礼告别,我没收,只买了些蒲扇,答谢家乡亲友。不怕您见笑,还请大伯原谅。”胡老板说:“文大人两袖清风,实在难得。这担扇子是最好的礼物。”

    于谦,字廷益,明朝名臣。他在没有调入京城前,一直担任地方官。他为官 清廉,对下属的各级官员要求都十分严格,坚决禁止受贿、贪赃,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

    于谦一生清廉,从不收受礼物。即便在他60岁寿辰那天,有人送礼来,他也叮嘱管家一概不收。皇上因为于谦忠心报国,战功卓著,派人送去一只玉猫金座钟。谁知管家根据于谦的叮嘱把送礼的太监拒之门外。太监有点不高兴,就写了“劳苦功高德望重,日夜辛劳劲不松。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情不通”四句话让管家给于谦送去。于谦见后,在下面添了四句:“为国办事心应忠,做官最怕常贪功。辛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太监见于谦这样坚决,无话可说,便回去向皇上复命了。

    不一会儿,于谦的同乡好友、一起做官的郑通也来送礼,于谦还是写四句话赠送:“你我为官皆刚正,两袖清风为黎民。寿日清茶促膝叙,胜于厚礼染俗尘。”郑通十分敬佩,于是让家人把礼物带回去,自己进门与于谦叙谈友情。

    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他作威作福,以权谋私,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

    每逢朝会,各地官僚为了讨好他,多献以珠宝白银。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他的同僚劝他说:“你虽然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该带一些著名的土特产如线香、蘑菇、手帕等物,送点人情呀!否则,人家会对你有看法,还会找你的麻烦的。”

    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风趣地说:“只有清风!我当官是为国为民,不是为了某一个人。只要我为官清廉,认真做事,又何须担心他人?”

    为此,他曾作过一首《入京》诗以明志:“绢帕麻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绢帕、蘑菇、线香都是他任职之地的特产。于谦在诗中说,这类东西本是供人民享用的,只因官吏征调搜刮,反而成了百姓的祸殃了。他在诗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进京什么也不带,只有两袖清风朝见天子了。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无疑是对于谦最好的评价了。这是一种潇洒,同时也是一种气节。

    正因为如此,于谦能够成为廉洁的典范,为世人所敬仰。我们需从现在开始以于谦为榜样,以洁身自好的心态去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慎独”,将廉洁看做是一种境界、一种修养、一种对自我的约束,将来即便不能青史留名,也要让自己问心无愧。

    刚正不阿的“海青天”

    海瑞是明代著名清官,一生居官清廉,刚直不阿。在为官期间,海瑞大力推行清丈土地、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因此深得百姓的尊敬,被称为“海青天”。

    海瑞在担任淳安知县期间,生活并没有因为升官而变得奢华起来,而是依然像以前做书生时一样,穿布袍,吃粗粮糙米,让老仆人种菜自给。

    有一次,总督胡宗宪听人说,海瑞家一直吃素菜,只有在母亲过生日的时候才买两斤肉。胡宗宪知道海瑞的生活状况以后,十分诧异,就让自己的儿子带了一包银两给海瑞送去。胡宗宪的儿子从小就过着很奢华的日子,所以无论走到哪里都保持着公子哥的派头。他来到海瑞家门前,几个仆人忙上前敲门。海瑞出来以后,看到来人如此兴师动众,就问是何许人。佣人赶紧呈上一包东西,告诉他是胡宗宪的儿子来给他送银两了。

    海瑞听了,故意装作很怀疑的样子说:“过去胡总督按察巡部,命令所路过的地方不要供应太铺张。现在这个人行装丰盛,一定不是胡公的儿子。”打开包一看,足有数千两银子。他想也没想,就命人收入到县库中,并派人乘马报告胡宗宪,银子已经放入了库中。

    嘉靖末期,海瑞任户部主事。嘉靖皇帝宠信方士陶仲文等人,一心祈求长生不死之术,朝政因此荒废,而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则一心讨好皇帝,费尽心思向朝廷贡献有祥瑞征兆的物品。为了阻止这种颓靡的景象,大臣杨最、杨爵率先上书劝谏,但都因此得罪,自此再无朝官言及此事。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无所畏惧的海瑞独自上疏,历数嘉靖皇帝所犯下的重大错误。

    嘉靖皇帝读了海瑞的上疏,怒不可遏,将奏折扔在地上,对左右说:“给我把海瑞抓起来,不要让他跑了。”宦官黄锦在旁边说:“这个人向来有傻名。听说他上疏之前,知道自己是冒犯陛下,因此预先买好了一副棺材,并遣散仆童,将妻儿托付给他人。现在海瑞正在朝廷听候治罪,他是不会逃跑的。”嘉靖皇帝 听后默然不语。过了一会儿,嘉靖又拿起海瑞的奏折读了起来,一天里反复读了多次,并叹道:“此人可以和比干相比,但朕不是商纣王。”

    海瑞去世时,因为没有子嗣,所以南京都察院检都御史王用汲去操办海瑞后事。王用汲来到海瑞的家里,看见海瑞家只有用粗布制成的帷帐和破烂的竹器,即便是一些贫寒的文人也不愿使用这些东西,不禁哭了起来,之后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

    海瑞的死讯传出,南京的百姓因此罢市,百姓如失亲人,悲痛万分。当他的灵柩从南京水路运回故乡时,长江两岸站满了穿着孝服送行的人,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绝,很多百姓甚至制作他的遗像,供在家里。做人要正直,为人处世,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要正直。海瑞的刚正,博得了老百姓的爱戴,并因此赢得了“海青天”的美誉。海瑞的恪尽职守和全心全意为百姓着想、为国家尽忠的行为是值得所有人学习的。

    忍是为了厚积薄发

    五代十国时期有一个小国,史称后蜀,其开创者为高祖孟知祥。高祖死后,其子孟昶继位,便是蜀后主。后来,后蜀被赵匡胤所建立的宋朝所灭,孟昶也成为亡国之君。但是蜀地富庶,境内很少发生战争,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与孟氏父子的治理有着莫大的关系。

    孟昶17岁继位,他在接受群臣朝拜之后,正准备退朝,突然有人高叫:“陛下,我是托孤之臣,为保国泰民安,臣提出要掌管六军,请陛下恩准!”

    孟昶定睛一看,原来是李仁罕。他稍一思索,便答道:“朕准你掌管六军。

    还望你不负朕望,多为朝廷出力!”

    退朝后,孟昶想:这老臣李仁罕多年来在朝中目无法纪,横行霸道,贪赃枉法,霸占民田,私建屋宇……今天,又要掌管六军,看来他是欺我年幼刚刚即位,在朝中立足未稳,想趁机揽权。有朝一日,他必有夺权之举,看来此人不可留!可他在朝多年,亲信多、势力大,弄不好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呢?对,欲擒故纵,然后再突然袭击!

    不久,孟昶又加拜李仁罕为中书令。李仁罕更加骄横无比,逢人便夸:“我是托孤之臣。圣上不仅让我掌管了六军,还加拜我为中书令,还打算过些天封我为公呢!”

    李仁罕的私欲更重了,言行也更加放肆,孟昶感到他对自己的威胁越来越大。

    两个月过去了,李仁罕焦急地等待孟昶封他为公。一天,孟昶传旨召他入宫。李仁罕高兴坏了:“准是要封我为公了!”他趾高气扬地入了宫。

    “李仁罕听旨!”

    “臣在。”

    “朕今日赐你死!”

    李仁罕一愣,马上大叫:“臣有何罪?”

    “你图谋不轨,在禁军将领中宣称禁军只能听从你的指挥,其他无论何人的命令都不能听,你把朕置于何地位?你动用府库之银建私宅,你还……”

    李仁罕当时就傻了,连声高叫:“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

    “拉出去,斩!”

    就这样,孟昶终于将李仁罕除掉,巩固了自己的帝位。后来,他勤于政事,发展生产,境内日渐富饶,百姓生活安宁。

    孟昶曾经得意地对群臣说:“自古以蜀地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

    忍显示着一种力量,是内心充实、无所畏惧的表现。忍是一种强者才具有的精神品质。有些时候忍并不代表耻辱,而是聚集力量,厚积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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