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丽萍评《中国高考报告》

    高考，引发黑色七月遍地狼烟。这一年一度无硝烟的战争，每所学校都是一个战场，每位考生都是冲锋陷阵的士兵。这一切都只为大学——中国人的梦。

    《中国高考报告》是作家何建明的“大学三部曲”之二。另一部反映大学校园贫困生生活的《落泪是金》出版后曾引起很大反响。为了这部《中国高考报告》，作者跑了全国几十所学校，采访了数以百计的学生、老师、家长。他说：“在采访中，我的心受到重重的一击，没想到中国的百姓们为了孩子能考上大学，竟然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一位江苏记者说，为了准备女儿的高考，我们全家这三年的日子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家里所有一切都是围着孩子读书的事转。我只觉得自己为了孩子的学习已经把所能尽的力量全部用上了。尽管如此，女儿高考还是落榜，通过四处活动，花了8万元“赞助办学费”顶替一位因身体原因休学的学生的名额，上了一所医学院，总算遂了心愿。作者的姐夫为了自己在北京一所普通高中读书、成绩平平的孩子能考上大学，费尽了心机。在高二上学期，他把孩子送到了河北燕郊中学，据说这所学校能把“死马治成活马”，是专门训练考生的“工厂”，也是专门培养高分的“集中营”。高中毕业时孩子到北京参加高考，考出了484分，这分在北京就能进北京电影学院这样的重点大学。全家皆大欢喜。

    上述两位都算是有点本事的人，口袋里也还有点钱。而对那些囊中羞涩的平民百姓和农村、山区的穷苦家庭来说，他们的孩子该怎么办？

    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20多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高考与今天的高考已经截然不同。当年恢复高考，对于考生来说，有黑暗中重见太阳的感觉。当他们的孩子今天面对高考时，这些当年的考生、如今的家长，都十分害怕、紧张、迷惘，甚至比自己当年进考场更加忐忑不安。

    为什么？就因为今天的高考压力更大，竞争更激烈，难度也远比以往大。当年没有进大学，照样有活干，有饭吃，说不定还能混出个好岗位。今天情况全变了，你考不上大学，就意味着有可能一生的贵贱从此确定，你将永远难以走进“上层社会”。没有文凭进不了“人才市场”，只能进“劳务市场”。两个市场，两个不同阶层的具体体现。一位崔姓家长甚至严肃到如是说：“我再不把儿子送进大学，就意味着我之后的几代人便会丧失做人的最基本资本，也就是说在我之后我们崔姓将会彻底沦为贫民阶层。”

    所以，今天的高考自然就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充满火药味了。“只要能让我的孩子考上大学，就是上天揽月，我也会在所不惜。”这几乎是家长们的共同心声！

    作者说，这世界上还没有哪一国国民像中国人那样对高考如此的狂热。十年浩劫使一代人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也强化了后两代人共同渴望冲进大学校门的那种“决一死战”的情结。这种状况只有中国才有。

    十二年寒窗就只为七月的三天决战。只有经历过高考的人，才能体味到什么是梦想与光荣，什么是努力与无奈，什么是痛苦与屈辱。一位幸运的考生在“焚书坑包”之后说：“上大学了，我要重新做我自己想学想做的事，要不这个世界上就会失去本该是我的我。”一位高考落榜生说：“我只觉得这么多年太苦了，你们当父母的也很苦，我不想再回忆小学、中学走过的每一条路。”一位高三生诉说，作息表是我的“生死牌”。这一群人高呼，中国什么族最苦？我们“考试族”；世界上什么人最辛苦？我们“考试人”！

    作者在采访中遇到了很多需要回答的问题。为此，他写下了书中的“百姓问天”这一章。

    “四问天：专袭北京、上海市民为哪般？”因为不公平！因为这两地高考上线分数与外地相差近百分，外地人感到无比愤怒。有人说“北京人是皇爷，皇爷的孙儿孙女就比咱百姓儿女贵气呗！”“上海人是大爷，大爷的孙儿孙女自然也比咱娇贵三分呗！”一位河南考生449分没被录取，气愤之余就上北京寻事“报复”。他说，在北京，这个分数能上重点大学。

    “五问天：最神圣的地方为何也最丑陋？”“六问天：穷人还能上大学吗？”这些问题不是谁都能回答得了的。作为百姓，只有问天。

    作者还就少年留学问题，指出其中的陷阱要人们谨防：陷阱一，“汉奸”当道，中介混杂，受骗又受累；陷阱二，算钱“有误”，负债累累，国内国外两头不好过；陷阱三，追求名校，拒签不断，最后两手空空回老家；陷阱四，放飞容易收线难，真真假假泪是痕。

    《中国高考报告》告诉人们，想上大学肯定没错。但理智地选择个人成才道路必然收益更可观，这也绝对没有错。

    大学是什么？大学在昨天是人们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在今天是获得社会承认和赢得利益与地位的“通行证”。大学梦，可以追求，但未必都能降临。对一些人而言，有些遥远、空洞；对另一些人则是一生的追求。大学有解读不完的含义。请阅读《中国高考报告》，也许从中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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