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罗生、张莉评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当代意义

    何建明至今已出版文学著作40余部，其中绝大部分为报告文学尤其是长篇报告文学。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其创作出现“井喷”现象，他不仅由此进入了“高产作家”前列，而且成为获奖与改编影视作品最多、影响最大的当代报告文学代表作家之一。因此，对“何建明现象”进行研究，探索其创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就显得非常重要与紧迫。我认为，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对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准确把握与成功探索。这一点，又主要体现在时代主题、民族精神与典型叙事等方面。

    “主旋律与多样化”虽是流行的权力话语之一，但对于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报告文学创作与研究来说，又是不能回避且须严肃正视与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因此，正如有人提出“主旋律小说”[1]一样，我们也可提出“主旋律报告文学”的概念。而且与小说相比，由于其文体性质所决定，报告文学与“主旋律”关系更为密切。然而，在论述何建明与“主旋律报告文学”之前，我们必须澄清几种模糊或错误观念：一是认为弘扬“主旋律”就是弘扬主流政治、官方意志，就是政治宣传或为政治服务；二是认为强调“主旋律”就是强调歌颂，就是只能歌颂不准批判；三是认为“主旋律”与“多样化”是矛盾对立的，弘扬“主旋律”可能影响“多样化”。实际上，“弘扬主旋律”虽是主流意识和权力话语，但并非强调为政治服务——尤其如以往那样为具体的“中心”工作服务；它并非强调歌颂，而是既可歌颂也可批判；尤其是，“弘扬主旋律”虽是权力话语，但也代表了民间立场，是党性与人民性、主流意识与民间话语的统一。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新时期以前的“为政治服务”等权力话语有了本质区别。也正是在这里，我们见出了何建明“主旋律报告文学”创作的价值与意义。即一方面，他自觉选择重大题材，深入开拓时代主题，在典型叙事中弘扬时代与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他努力探索歌颂与批判、“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以及“怎么写”等，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提出了某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时代主题与民族精神的和谐统一

    报告文学创作既强调题材的开拓与原创，更注重主题的重大与时代意义。而何建明创作的价值与意义，首先也在这一点上。他的题材选择十分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贯穿始终的，是对改革开放时代的全面表现与热情讴歌。在这方面，他比同时代作家显得更为突出。就正面反映改革时代的成就与变化而言，他先后全方位、多层次地反映了以盛产水晶而闻名世界的东海（《东方神话》）、以“中国第一农民市场”闻名的义乌（《中国第一农民市场》）、以“中国服装城”创造辉煌的“华夏第一市”常熟（《大国的亮点》），还有“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中山市及“中国第一富裕镇”小览镇、照亮世界的“灯都”古镇（《你也能过好日子》），以及中国第四直辖市“新重庆”（《国色重庆》）与人间“新天堂”苏州（《我的天堂》），等等。与此相联，他还以重要人物或重大事件为中心，写了“天下第一村”华西村与“农民伟人”吴仁宝（《精彩吴仁宝》），写了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崛起的“从乞丐到军人、到富豪”的企业家欧阳祥山（《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还写了“世界第一难”的三峡移民工程（《国家行动》）以及抗“非典”斗争（《北京保卫战》）与汶川大地震（《生命第一》）等。同时，他还写有反思新中国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史的《部长与国家》、《破天荒》与《台州农民革命风暴》，以及探讨改革问题的《共和国告急》与“教育三部曲”等。

    文学应该表现时代精神与时代主题，这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光荣传统。而报告文学这一新兴文体，其本身就是近现代风云激荡的时代产物，因而更以直接反映时代生活与表现时代精神为己任。这一点，我们从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历史即可见出。在这方面，穆青所总结的关于提炼时代主题和“回答现实斗争中的重大课题”的经验尤其值得重视。而何建明则正是多方面地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其中最鲜明、突出的即是“提炼时代主题”和“回答现实课题”。[2]那么，自20世纪末以来，我们的时代主题又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又有哪些需要解决的新的“重大课题”？无疑，科教兴国、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以及执政为民、“三农”问题等，都是其“时代主题”与“重大课题”。而何建明自20世纪末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就正是紧紧围绕这些“主题”和“课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力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有所发现、有所解决，因而其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与现实意义。在这方面，除《根本利益》外，《精彩吴仁宝》（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也较典型。众所周知，198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肯定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也描绘和讴歌了一大批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典型与开拓勇士。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与某些改革家的“落马”，加之问题报告文学的崛起，这方面的创作也更多地转向经验总结与理性反思。如《步鑫生现象的反思》《创世纪荒诞》和《傻子瓜子衰微录》等，集中反思了步鑫生、年广九等全国著名改革家的“落马”现象。甚至如《一个“县革委”主任的沉与浮》和《陈永贵沉浮录》等，还回溯历史，严肃反思了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红极一时的著名劳模王国藩、陈永贵等的人生命运。而至1990年代，随着整个报告文学创作从冲突走向融合，农村题材方面的作品也更加趋于系统、冷静的总结（如邢军纪的《大沉浮》等）。那么，中国农村是否都如某些作品所反映的那样，农民普遍都负担沉重、生活下降呢？中国农村的先进典型与改革闯将，是否都如大寨、大邱庄和陈永贵、年广九、禹作敏等一样，因时代、政治或素质、体制等问题而时过境迁、风光不再呢？《精彩吴仁宝》就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有力回答了这一富有挑战性的敏感问题。作品的典型意义，就在于通过记叙农民“伟人”吴仁宝和他所创造的“天下第一村”与“华西精神”，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共产党如何带领农民搞社会主义、如何实现农村的现代化等时代问题。

    实际上，时代主题的挖掘与民族精神的弘扬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挖掘具有时代精神的主题”和“回答现实中的重大课题”，指的都是文学必须要有“精神承担”，即要选择重大题材与“宏大叙述”，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历史的前进方向与民族的精神力量。就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而言，应该说，它在这方面是特色鲜明、成就显著的。特别是，由于报告文学具有真实性和贴近时代生活的文体特性，因而它在小说等虚构文学热衷于花样翻新、形式变幻、文体试验、“向内转”和“身体写作”之时，更多地承担了反映现实、干预生活、直面人生的任务，比其他文体更贴近时代和人民，因而也更全面、真切地表现出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这一点，我们从科教报告文学、文体报告文学、史传报告文学以及问题报告文学的发展实际中都可看到。而何建明在这方面，也是特色最为鲜明的一位。我们从他的创作中，不仅看到了“常熟精神”（《大国的亮点》）、“抗非典精神”（《北京保卫战》）、“移民精神”（《国家行动》）、“华西精神”（《精彩吴仁宝》）、“红岩精神”（《国色重庆》）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根本利益》《为了弱者的尊严》）等新的时代精神，而且看到了爱国忧民、敢为人先、求真务实、奋发自强等传统民族精神的发扬光大。如吴仁宝之所以能50年红旗不倒、颜色不变，将华西村打造成“天下第一村”，其原因就在于他坚持实事求是。而欧阳祥山之所以能从乞丐到富豪且能保持不腐败、不“落马”，也是他坚持愈挫愈奋、自强不息的结果。

    当然，这种以自强精神为核心，包括爱国、务实等精神在内的传统民族精神，在《部长与国家》等作品中表现得更为鲜明、突出。的确，“新中国历史上有两件事始终令人难忘：‘两弹一星’和大庆油田，它们是中华民族精神最闪耀和灿烂的聚焦”。通过李鸣生等人的创作可知，“两弹一星精神”已发展为“航天精神”，且逐渐为国人所了解和崇仰，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然而，“大庆精神”可能就被人遗忘或误解，甚至被当作极左政治的产物给否定掉了。其实，“大庆精神”也是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宝贵遗产，也是我们今天应继承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如果说，“大寨精神”和陈永贵等大寨英雄因后来被极左政治所异化而应具体分析或有所批判的话，那么，“大庆精神”和余秋里、王进喜等大庆英雄则因其抵制极左政治和最早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显得更加难能可贵。正是从《部长与国家》这样的“红色经典”里，我们才深切认识到：新时期以前的社会主义中国，并不只有狂热、浮夸、“文革”混乱和贫困落后，它还有真诚、理想、苦干、奉献和富强、进步，尤其是还有独立自主、奋发图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民族英雄与浩然正气。正是从这种正确与错误、进步与落后、新生与腐朽、传统与现代的相互交缠、相互斗争和相互转化中，我们才真正认识了历史的丰富、复杂与民族的坚强、伟大。

    二、歌颂与批判的有机融合

    表面看来，歌颂与批判是老生常谈的陈旧话语，实际上，它也是报告文学理论建构中回避不了的重要问题：这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矛盾体，是制约与影响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变化的内在关键。正是它们的相互斗争与融合，才使中国报告文学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不断走向发展并逐步成熟。实际上，歌颂与批判不仅是报告文学而且是整个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中的审美范畴之一，尤其是在评说有关主旋律文学时，它更是被经常提到的中心语汇与关键词。的确，在文学创作尤其是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有以讴歌光明与肯定积极面为主的，也有侧重暴露黑暗与批判腐朽的，但在大多情况下，这两者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实际上，问题不在于是歌颂还是批判，关键在于作者的立场、态度与方法，即“怎么写”。在这方面，何建明也是一典型代表，他的成功探索与宝贵经验也具有其理论与实践的深刻意义。

    综观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有以揭露、批判为主的，如《生死瞬间》《共和国告急》与《中国高考报告》等，也有以歌颂为主的，如《永远的红树林》《精彩吴仁宝》《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部长与国家》和《国家行动》等。然而，他更多的还是将歌颂与批判两者融于一体，如《落泪是金》《恐惧无爱》《根本利益》《为了弱者的尊严》与《破天荒》等。这样，何建明的创作实际也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如何写歌颂型报告文学？如何实现歌颂与批判的有机融合？在此方面，何建明认为，“歌颂的作用远比批判重要”，歌颂有“纯粹的歌颂”与“批评和建议式”两种。[3]的确，批判是贯穿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一条主线，因而形成了其战斗传统与问题报告文学流派；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歌颂也是贯穿至今的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一条主线，因而也形成了其“鼓舞”传统与“时代典型派”，且其“宣传”“促进”作用远比“社会问题派”等更直接、广泛（如对“最可爱的人”、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典型的宣传）。有人之所以不敢承认报告文学的“歌颂”和“宣传”功能，是因为：“中国作家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在与瞒和骗的文艺的斗争中，形成了一种错觉，往往把激愤批判之作等同于批判现实主义，并把批判性文学当作世界文学的高峰来看，凡揭露性的就是好的，就是中国文学的方向，就是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这种看法的偏颇在于，它忽视了，一个民族的文学倘若没有自己正面的精神价值作为基础，作为理想，作为照彻寒夜的火光，它的作品的人文精神的内涵，它的思想艺术的境界，就要大打折扣。”[4]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过去的许多“歌颂”未处理好党性与人民性、主流意识与民间立场以及“宣传”与“文学”的关系，即片面强调了“为政治”甚至“为中心”，因而使“歌颂”变了味、跑了调而使人反感。而现在，应该说，是到了理直气壮地为“歌颂”正名的时候了！也就是说：媚俗、媚上的“宣传”“广告”和“吹捧”应该坚决反对，而求真务实、鼓舞人心的“歌颂”却要大力提倡！而纵观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纯粹的歌颂”还是“批评和建议式”的歌颂，它们都既不是从“政策”“中心”与“任务”出发，也不是媚俗、媚上的“宣传”“广告”与“吹捧”，而是统一在“关注百姓、关注百姓生存状态、关注百姓对民族和国家发展的要求与呼声”这一“主攻方向”上，“让宣传充分报告文学化”而不是让报告文学“宣传化”[5]。如《精彩吴仁宝》《部长与国家》和《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等，可以说是“纯粹的歌颂”，但我们读后不但不感到庸俗、乏味，相反，却令人振奋、鼓舞和深受启发。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的真实、典型与深刻、感人。如在《精彩吴仁宝》中，吴仁宝被称为“伟人”，华西村被称为“天下第一村”，初看起来，似乎有言过其实、哗众取宠之嫌，且立即会与典型“宣传”相联系。但读完作品后，我们就会神情振奋：吴仁宝是名副其实的“伟人”，他所创造的“天下第一村”是“中国经典神话”，这样“精彩”的典型、少有的“奇迹”不仅应大力“宣传”，而且该“放声歌唱”！因为，吴仁宝的“伟大”，在于他执政半个世纪，历经风雨永不倒，以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和坚忍不拔的意志，靠实干和创新，铸造了“天下第一村”的“中国经典神话”；在于他不仅抓物质文明，而且抓精神文明，具有鲜明的“为民造福，共同富裕”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富裕理念；在于他注重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革新与创造；同时，还在于他不但做到了执政50年不贪污腐败，不以权谋私，而且能始终清正廉洁、大公无私，当人民的真正公仆。

    当然，不容讳言，与“批判型”创作相比，“纯粹歌颂”的作品容易“讨好”，一般也无人事纠纷与官司诉讼等“风险”，它的难度只在于把握“宣传”与“文学”、主流意识与民间立场的“度”。就此而言，“批判型”报告文学的确更值得尊重。也因此，何建明的“批评和建议式”歌颂的创作经验更有其值得珍视的理论意义。我认为，他的所谓“批评和建议式”歌颂，实际上提出了如何正确理解和处理歌颂与批判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整体上，作家要把握历史前进的大方向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而把其问题与弊端只看作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并坚信正义必战胜邪恶、光明必取代黑暗。正是如此，对时弊的针砭、对落后的“批评”与对执政者的“建议”，都是为了说明“被歌颂者”的难能可贵，是为了问题的解决与社会的进步。这样，其作品所产生的审美效果就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就能使人从失望中看到希望，从沉痛中受到感动，从批判中感到振奋。如《落泪是金》既写了贫困生身上催人泪下的苦难史，又着力挖掘了光明、美好的一面，展示了人间的真情与民族的希望，即作品所写的社会各界对贫困大学生捐助的故事比大学生贫困本身更让人心灵震颤。《恐惧无爱》一方面列举了种种因失去亲情与家庭温暖的孩子们令人痛心的惨状，着重揭露和抨击了在父母长辈中存在的各种非人性、非人道的行为；另一方面，又以众多事例说明：还有许多善良和无私的人们在高扬亲情、传播爱心，他们代表着我们民族道德水准的主流和方向。当然，在这方面，《根本利益》更有代表性。即作品一方面揭露了司法腐败、以权谋私、坑蒙拐骗等丑恶现象，另一方面又说明共产党内毕竟还有全心全意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公仆；共产党内虽然问题严重、面临危机，但也是完全有希望、有信心、有能力除恶祛邪、安邦固本、再造新机的。总之，它有力说明：批判与歌颂、“问题”与“人物”、主旋律与多样化不但可以有机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是通向优秀作品的有效途径。[6]

    三、传统精义与典型叙事的史诗建构

    所谓“传统精义与典型叙事的史诗建构”，指的是何建明创作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运用典型叙事等方法而在艺术风格、形式上表现出“史诗”特色。[7]其中“传统”既泛指一切文学传统，更指中国报告文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有传统；“典型叙事”既泛指中国报告文学对叙事文学传统与形式的借鉴，更指何建明在这方面的积极探索与成功经验。

    关于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我认为，不宜再将其作为具体的文体特性。因为，既然报告文学已发展为文学中的“独立大国”，又岂止具有文学的“性”？如果一定要问已扩展为“文化复合体”的当今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其回答是：它包含在题材选择、理性精神与“非虚构性”等“新五性”之中，是一种泛化的综合指数与整体表征。[8]然而，尽管如此，这种新“文学性”——整体上的文体审美性，非但不排斥而且仍然包括了传统“文学性”所指的小说等虚构文学的方法、形式等。就此而言，茅盾所谓报告文学须“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之论，就仍有一定的合理意义。事实上，在新时期以来的许多报告文学创作中，仍可看到其小说等虚构性叙事文学手法与形式的大量运用。在这方面，何建明也是突出代表之一。如果说，胡平、赵瑜、王宏甲等主要以理性思辨和“学理性”见长，那么，何建明则更以对小说等虚构性叙事文学手法的全面吸收与借鉴取胜——当然，其中也包括对穆青等前辈报告文学作家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具体来说，这一点又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矛盾冲突中再现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在传统的文学理论中，塑造典型人物被视为叙事性文学创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尤其是在现实主义文学中，恩格斯的“真实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更被奉为经典。事实也是如此：虽然“典型”论并非普遍真理与通用准则，但它毕竟被作为叙事性文学作品的价值标准之一而广泛流行与普遍应用。这一点，不仅虚构性文学如此，报告文学等纪实性文学也同样如此。在这方面，穆青的理论与实践很值得重视。穆青认为，在区别新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前提下，恩格斯的“典型”论也同样适用于人物通讯和报告文学，其“典型环境，主要是人物所处的特定时代的重大矛盾冲突”。[9]这一理论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发生了深远影响，而穆青按此理论创作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和《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等，实际也成了报告文学史上的典范之作。而今天我们在研读何建明的创作时，却分明看到了这种传统的延续与发扬光大。也就是说，何建明在继承小说等虚构性叙事文学手法与形式的同时，又将以穆青为代表的当代报告文学创作的传统发展到新的阶段；从穆青到何建明，明晰地呈现出当代主旋律报告文学的发展轨迹与历史进程。而何建明对穆青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挖掘和提炼具有时代精神的主题，二是在矛盾冲突中再现人物性格，三是典型人物与典型细节的精选细描。

    在穆青的创作中，《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写了焦裕禄在兰考县一年半时间内所经历的三个方面的斗争：一是同严重的自然灾害——内涝、风沙和盐碱作斗争，二是同人——干部在困难面前灰心丧气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三是同他自己的病痛作斗争。《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和《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中的吴吉昌与潘从正，为了棉花科研与植树造林，也同极左路线和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持久、顽强的斗争。这种坚决、激烈的矛盾斗争，正是当时特定社会即典型环境的反映。而写出这种社会的重大矛盾斗争，也就写出了历史真实，而其“典型人物”也就在这种“典型环境”中得到了真实、鲜明的再现。何建明的创作也是这样。如《破天荒》（作家出版社，2009年）通过描写中国石油代表团与外商谈判、签约时的反复曲折以及后来合作开发海洋石油时的种种艰难险阻，尤其是通过描写“渤海二号”事件和围绕该事件所进行的真假“爱国主义”的论争等，一方面真实再现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新旧两种观念激烈碰撞的典型环境，另一方面又在这种典型环境中凸现了康世恩、秦文彩等典型人物的历史命运与思想性格。《根本利益》与《为了弱者的尊严》通过描写梁雨润与机关、干部中的官僚作风、腐朽习气以及社会上各种黑暗、落后势力的坚决斗争，一方面真实再现了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尤其是基层政府与农村社会的典型环境，另一方面，又在正义与邪恶的鲜明对比和激烈冲突中，突出了主人公梁雨润作为“百姓官”的典型形象。《部长与国家》更是如此：可以说，作品一直是将余秋里置于当代复杂的政治环境与曲折的历史进程，以及找油难、采油难、建设油田更难的艰难困苦中再现其鲜明个性与英雄本色的。

    第二，典型人物与典型细节的精选细描。关于报告文学的典型人物问题，实际是属于题材的范畴。因为它不能如小说那样虚构而只能在生活（历史）中选择，因而它是一种选择的艺术，是“七分题材三分写”；题材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成败与“文学性”程度的高低——作为人物型报告文学更是如此。穆青的成功即是这样：他选择的焦裕禄、吴吉昌和“老坚决”（潘从正）本身就是生活中的典型，他们的事迹本身就很感人。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也是这样：他的《永远的红树林》《精彩吴仁宝》《根本利益》《部长与国家》和《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等，其主人公梁言顺、吴仁宝、梁雨润、余秋里和欧阳祥山本来就是生活中的典型，其事迹和经历本身就富有传奇色彩。然而，人物本身典型还只是基础，关键还得靠典型材料尤其是典型细节的选取与描绘。而从穆青到何建明，他们的成功及其传统的形成与继承，更重要的也都在此，即都能通过典型事例尤其是典型细节和最能表现其思想性格的言行来进行描写。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写焦裕禄身患肝癌而不去医院检查、治疗，却忍着剧痛在风雪之夜去看望生病的老人和困难户；在暴雨洪水中探流沙、摸情况，带领群众浴血奋战；他累死在工作岗位上，临死前要求把自己埋在兰考的沙堆上。《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写吴吉昌为了完成周总理交给的任务，在自己被上百次地批斗、被打成残疾、几次濒临死亡的情况下，仍不屈服、不后退、不灰心，顽强从事棉花科研。《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则写道：潘从正在“文革”中被“造反战士”的破坏气得眼都瞎了，但当他在医院刚能模糊地看见人影时，就坚决要回苗圃；等等。何建明也是这样。如《精彩吴仁宝》为了表现吴仁宝的“伟大”，具体描写了这样一些典型事件和细节：通过他听到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凌晨开会决定贷款抢购村办企业原材料一事，表现了他超乎寻常的对政治的敏锐、对信息的重视以及思维与反应的迅速、灵敏和决策的前瞻性；通过他提出的“两富理论”和编写的“村歌”等，表现了他的富裕理念；通过他的“不土不洋，亦城亦乡”和“有福民享，有难官当”等，表现了他的执政理念；尤其是通过他拒绝5000万奖金、为自己立“三不”规矩和约法“三章”等，表现了他的公仆本色。而在《为了弱者的尊严》中，作品既写了诸多“弱者”的尊严遭践踏的典型事件，又以典型细节和言行描绘了梁雨润为“弱者”申冤、解决问题的感人情景。《国家行动》（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通过细节描写和典型事例，真实、细腻地挖掘了普通“小人物”群体——农村基层干部、民众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为国分忧的美好心灵与宽广胸怀。尤其是为了表现移民工作之苦与移民干部之难时，重点写了村支书郑昌省当“孝子贤孙”、镇长王祖乾的“生死大劫”、派出所所长罗春阳与“死亡”事件以及副镇长李美桂的绕指柔情等典型人物和细节，等等。

    第三，哲理诗情与史诗建构。何建明虽然不以哲理思辨见长而以人物描写和典型叙事取胜，但其创作也表现出哲理诗情与史诗风范。如从《根本利益》与《为了弱者的尊严》中对社会黑暗与官场腐败的揭露，从《共和国告急》和“教育三部曲”中对现实问题的正视与探讨，从《部长与国家》和《台州农民革命风暴》中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尤其是从《破天荒》中对“渤海二号”事件的思考与对康世恩等悲剧人物的评说，等等，我们均可见到其独立的思想与闪光的哲理。谈到诗情，他当然没有徐迟的浪漫、柯岩的柔美与陈祖芬的空灵，但却比他们厚重、蕴藉，同时也不乏激情。他的诗情，一是更多融于人物描写与典型叙事，二是也不时直抒胸臆。如在《部长与国家》中，作家将对革命家的由衷敬佩、对历史功勋的热情礼赞与对当代英雄的激情讴歌融于一体，将思想的火花与情感的潜流熔铸于简练的夹叙夹议之中，让人在触摸历史的脉动时不自觉地受到其精神感染。当然，他有时也按捺不住激情而直抒胸臆，如写几万石油大军开赴前线时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场面即是其例。《我的天堂》（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也是这样：“那情怀的激荡，使作品始终浸润在诗意的抒情之中。情在作者的笔尖，如欲滴之水……他写吴江，从名镇同里开笔，连排十五处有古代扎营定邦色彩的地名，又列举太湖之滨十七处重镇古村，一气呵成，虽不附加华丽之词，却以其中的气势，使你浮想联翩，并感受到作者为故乡所自豪。”[10]当然，在这方面，《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中国作家》2005年第12期）更有独到之处，其中最典型的是它所提炼出的“男人的美丽”这一崭新命题。正如作品《题记》所写——

    男人的美丽，是一种意志的展现，一种态度的表达，一种行为的质问，因而也可能是一种绝对的辉煌，绝对的悲壮。男人的美丽是热血，是豪情，是不易轻洒的泪水，是所向披靡、大义凛然与战无不胜的气概。

    男人的美丽还可能是一种表情，一种神态，一种作风，一种修养，甚至是一种爱与恨的淋漓尽致的挥洒。

    …………

    不仅如此，这种“诗”还与“史”有机融合，从而构成“史诗”特色。即它不仅表现了较深广的时代内容，而且再现了较绵长的民族历史——中华民族战胜艰难险阻、奋勇拼搏、自强不息的现当代历史尤其是以改革开放为中心的当代史。在这方面，除《部长与国家》《国家行动》《破天荒》和《台州农民革命风暴》等外，尤以《国色重庆》和《我的天堂》最为突出。《国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通过对众多典型人事尤其是著名国有企业以及交通、城建等“硬件”的具体描写，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地反映了重庆这一大城市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是建立直辖市以来的“新重庆”的历史巨变，说明重庆“直辖10年的奋斗历程，是一部爬坡上坎、负重前进的创业史，是一部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改革史，是一部攻坚克难、团结奋进的拼搏史”。《我的天堂》则“兼具史的气魄和诗的情思。作品通过改革开放三十年苏州的巨变和历史性跨越，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全新的苏州”[11]；它以“《人间天堂》三部曲”等形成“史诗叙事的构架”，是“一部涉及国家发展进程的具有历史厚度与分量，同时也有诗的灵动与优美的长篇报告文学”。[12]

    最后，还须指出，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存在某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与不足。第一，应进一步树立精品意识，注意以数量服从质量。不可否认，目前何建明已由大量精品力作进入了“高产作家”前列，是名副其实的“劳动模范”。但应警惕为数量而数量、为“高产”而“高产”。因为，目前创作中存在个别内容重复、将中短篇勉强扩展为中长篇等现象。第二，应进一步坚守“沉重”，拒绝媚俗。因为，虽然目前何建明的整体创作严肃、庄重，但个别作品也有媚俗之嫌。如《北京美女》整体严肃不够、格调不高。第三，应进一步坚守“非虚构”的文体底线，拒绝“虚构”诱惑。如有人指出，《精彩吴仁宝》中有“一些与事体情理相悖的细节描写”，“使得歌颂对象有失真之感”；[13]尤其是《北京美女》，所描写的“美女现象”尤其是“我”与某些“美女”的情欲关系，真假难辨，不知是何种程度上的“真实”。当然，以上问题尤其是“非虚构”等，非何建明个人所有，而是普遍存在、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它们再次说明：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学术关怀与理论建构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谢金生：《转型期主旋律小说研究——以现代化为视角》，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章罗生：《从〈根本利益〉看当代报告文学的与时俱进》，《云梦学刊》2003年第5期。

    [3]何建明：《共和国告急·后记：生命如歌，文学如歌》，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4]雷达：《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光明日报》2006年7月5日。

    [5]刘雪梅：《报告文学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章罗生：《歌颂与批判：在融合中前进的新世纪报告文学》，《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2期。

    [7]章罗生：《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与报告文学的观念革新》，《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8]潘晓生：《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与当今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大学教育科学》2010年第1期。

    [9]穆青：《焦裕禄·谈谈人物采写中的几个问题》，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10]田珍颖：《坚守与渴望的岁月纪实》，《文艺报》2009年7月9日。

    [11]雷达：《史的气魄和诗的情思》，《文艺报》2009年7月9日。

    [12]丁晓原：《国家叙事中的史诗建构》，《文艺报》2009年7月9日。

    [13]王志尧：《精彩人生乐章中的不和谐音符——关于报告文学〈精彩吴仁宝〉的几点质疑》，《唐都学刊》2006年第6期。

    （发表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11月第25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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