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银谈何建明报告文学印象

    我在书写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史的时候，曾经将何建明划分在作家方队的第四方队中。这个方队是跟随以徐迟、刘宾雁、黄宗英等为代表的第一方队，以理由、陈祖芬、李延国等为代表的第二方队，以钱钢、苏晓康、赵瑜、胡平、张正隆等为代表的第三方队之后的一支报告文学创作劲旅。这个方队中还有张建伟、卢跃刚、李鸣生、邓贤、黄传会、邢军纪等人。当然这支劲旅之后还有更年轻的以王树增、李春雷、党益民等为代表的新的创作方队。这是一支创作力强盛且持续不断的雄壮劲旅，是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在近3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创造了中国报告文学的辉煌的队伍。其创作的实绩和影响力，足可以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相提并论，是中国当代文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并为人们长久记忆。

    在这个为数众多的报告文学作家队伍中，何建明可以算一个以持续不断的创作有力地促进和影响了这个文体的重要作家之一。到目前为止，何建明已经有40多部报告文学作品出版或发表，得遍了“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徐迟报告文学奖”等全国各项大奖，是中国作家中唯一一个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的人。人们几乎很难相信，在早先担任《新生界》主编、后来又担任《中国作家》主编、如今又担任作家出版社社长的他，如何在繁忙的业务工作之余创作出这么多的作品。人们也许知道，写小说、诗歌的人，可以借助新闻传媒获取信息，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体验就着香茗、咖啡在家里写作。但是，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作家必须深入现场采访，必须有对对象的直接观察、感受、体验和理解才可以写作的一种特殊文体。那么，何建明这些年在工作之余写了这么多的作品，他走的路，采访花费的时间，接触和阅读的资料该有多少！单说《落泪是金》这一部作品，他就走遍了全国40多所大学，采访的人数在300人以上。为了写作反映三峡移民的作品《国家行动》，他曾经三下三峡，走一次就是1000多公里，有一天竟然换乘5种交通工具，延续21小时。像这样几乎是用全部的生命能量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人，实在是不多的。所以，何建明说：“我的全部爱好和激情皆因报告文学而产生。”他还说：“报告文学作家是要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当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与自己的职业关联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平静和有安宁日子可过，我属于这样的人。”在我较多地接触和了解了何建明和他的报告文学写作之后，我认可他对自己这样的理解。

    报告文学是一种能动地吸收了新闻和文学的特长而形成自己独有个性和表达及影响力的文学。这种文学在同现实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中发挥自己观察、感受和表达的特长，直接地参与影响现实社会的进程。报告文学这样的特性，在何建明的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所以，他也自然地被社会和广大的读者接受和欢迎。

    人们最初了解和接受何建明是从他的报告文学《共和国告急》开始的。1995年时，何建明在国家地质部工作，所以对于全国各地许多地方为了局部和个人的利益，非法疯狂胡乱开采各种矿产资源的现象理解感受得直接深刻，出于对国家负责的精神，他深入各地，甚至是冒死采访之后，写出了这部令人读后十分震撼的作品。这部作品，后来获得了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在一开始的时候，似乎就有着浓重的国家情怀和对于现实社会的负责精神。这之后的两部有关教育题材内容的作品《落泪是金》和《中国高考报告》，就是在关注和忧患现实的教育体制、教育管理和教学方式等前提下写作的作品。前者为成绩优异，但却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就学艰难的孩子抛洒担忧伤心泪，后者为每年经历高考的学生要经历的也许并非科学合理的高考生活而叹息！教育是国家发展的根本，何建明投入到中国教育上的感受和思考，曾经引起了很多的社会反响，对于人们更多地反思和促进中国的教育改革是有很好的启示作用的。

    何建明的国家情怀，还突出充分地表现在对于底层民众委屈不幸的悲悯和声援方面。他的《根本利益》和《为了弱者的尊严》这两部作品是很好的证明。在这两部作品中，作家通过对山西一位叫梁雨润的纪律检查干部工作经历的追踪报告，使人真实具体地感受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不少人的痛苦、艰难和无助情形。作品刻画了梁雨润不惧风险和压力，本着为党正名、为民伸冤、为社会树正气的目标解决了一个个多年积攒的冤案、矛盾等复杂情形，既很好地表现了一个“百姓书记”为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的精神品质，同时很真实地表现了阳光下的阴影，表现了部分底层百姓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具有非常现实厚重的内容和情感的冲击力量。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何建明的担当精神和智慧表达经验。他将一个复杂的社会内容做了强势的表现，而且能够被各方满意和接受。在我看来，这是何建明报告文学步入成熟的重要作品，也是他跻身报告文学创作名家的标志性作品。

    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会对社会的前景抱有信心和激情。他不会因为社会昏暗而失去希望，也不会因为社会辉煌而放弃了忧患。现实社会生活始终是他活动的舞台，是他参与表现社会的对象。何建明多年来“行走”在现实社会的许多领域，他用自己的发现、感受表达了很多的社会信息和思考，为这个时代进行了许多很好的记录。特别不能使人忘记的是，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何建明冒着随时可能被感染的危险，深入到北京的各个抗击“非典”的现场采访之后，创作了报告文学《北京保卫战》，使人对于这场灾难在北京形成和最后被击退的内在情形有了很多的了解。这部作品，是报告文学为这场灾难留下的重要记录。其中的惨烈表现、精神高度、超常行动、生死搏斗等情景，至今读来仍然使人震撼。在今年的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何建明又是最早奔赴灾难现场的作家之一，随后接连发表令人惊诧和感动的《来自龙门山的报告》《撤离北川县城》等作品，这自然也是人们了解感受地震现场的真实文学报告。

    必须特别提起的是最早用报告文学的手段，报告和描述梁言顺的“低成本经济增长理论”从理论发展为“科学发展观”的作品《永远的红树林》。这篇作品虽然不很长，但它因为突出的思想敏锐性和新颖内容，在《光明日报》发表后，不但有力地纠正了某些对科学发展观认识方面的偏差，还文学形象地阐述了这个科学发展观念的理论系统性，对于人们深入地理解和在实践中贯彻、落实这个理论提供了很好的帮助。报告文学往往是站在社会思想精神和生活前沿的报告，好的报告文学不但可以为读者提供最新鲜的信息，还能够为读者提供鲜活的思想感受和情感内容，为人们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提供参考，甚至改变和影响人们的社会认识和感受。何建明的这篇作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具有这样的影响。

    这些年来，何建明是很为中国改革开放所获取的丰硕成果兴奋的，他也在自己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比较充分地表达了这些内容。如果说《部长与国家》报告了余秋里当年作为石油部长，在国家最为艰难的时候开发大庆、开发石油，为共和国的坚持和发展立下了功勋的话，那么，像《中国农民的世纪盛典》《男人的美丽，男人的梦》《破天荒》《台州农民革命风暴》《国色重庆》等作品，就是在不同的题材对象上对于中国改革的艰难历史和辉煌的成就给予历史的追记与真诚的赞美。在这些作品中，何建明在具体的事件中感受改革的进程，在不同人物的动人创造中，表现改革开放对于人们思想认识观念的改变和创造能力的释放，有太多的故事，有太多的精彩，有太多的激动。而这一切，构成了何建明式的时代文学记忆，必将成为中国历史的真实侧影。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已经是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这样的现象是何建明通过自己持续不断的写作努力而逐渐形成的，如今很有影响力。他的报告文学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广播节目，被全国各地的报刊选载或连载，真有点“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情形。这是何建明本人的骄傲和自豪，也对报告文学创作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促进和影响。报告文学写作是一种很受限制的写作，真实性和社会环境对象的宽容、接受程度等，都给作家构成障碍。有不少的作者，就总是蹒跚在这样的障碍跟前难以超越，就总是在抱怨不自由的过程中艰难地周旋着。但是，真正的高手，是可以超越一切限制的。他们正是在这种超越中显示出才能的。何建明就可以算这样的高手，不管多么棘手和重大的题材，他都能够在举重若轻的把握中给以简明流畅和生动形象地报告，使人在快捷的叙述和生动的人物事件故事中感受到对象的丰富独特内容。何建明的报告文学是激情的、深沉的、敏锐的，也是明快和丰富独特的。但是，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在语言表达上似乎还缺少提炼，不少的时候显得直白和粗粝，缺乏文学的韵味。这也许与他写得太多、太快有关，也许同对语言的把握体会程度有关。何建明是从新闻写作转入报告文学写作的，新闻和报告文学写作虽然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但在表达上还是有明显区别的。何建明就正处在新闻和文学表达的最后转变中。他说自己正在“尝试一种适合现代人阅读趋向的新的类型的报告文学，节奏快、趣味性强，又可以当作诗体和散文来阅读”的作品。这样的追求值得称赞。但他又说：“但我始终认为，我最好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对他，我们应当有更多、更大的期待！

    （2010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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