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乡村涅槃》

    乡村是我们中国人的根，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根。当喧哗和拥挤的城市越来越占据我们的空间时，乡村再一次成为现代人关注和向往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因为乡村是我们祖先驻足的地方，也是我们心灵世界可以获得永久诗意的地方。相比之下，城市生态是流动的，城市对许多人而言，只能是生活和观光之处，而非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和精神之所——至少中国的城市文化还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积淀后才会出现人们期待的那种景象。

    说起乡村，自然会涌现一种田园的光景。那是宁静的，和风式的，像画一样。其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乡村的变化是最大的，它在许多人心里已经变得很陌生了，即使像我们这些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的“原著农民”，恐怕也难以真正知道曾经带给我们生命的乡村的真实面貌了。这是中国现实，十三亿人中有近一半人是伴着这种变化在完成自己的人生。然而，中国乡村的变化仍然没有脱离城市的变化，因为乡村的每一次、每一点变化，都在城市里显现出来。比如城市里的人多，一定是乡村的人少了；城市里的车多了，一定是乡村的人富了；城市里的房价高了，一定是乡村的人来买房了……乡村牢牢地与城市连在一起，是中国现今社会的基本特征。

    关注乡村，其实也就关注了城市；城市温暖之风何尝不是因为乡村的风和暖所至？这样的结论可以从我案头的这本名为《乡村涅槃——山东省齐河县农村社区建设纪实》的书中得出。我因此颇有兴趣地阅读着这部反映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长篇报告文学。

    长河、原野、村落、羊群、麦子地……我跟随这本书重新回到了久违的故乡，那一草一木，那潺潺的溪流，那亲切的乡音，还有那田间的小路。至关重要的是，我切实地感受到了乡土嬗变的悲欢离合，听到了乡村新生的隐隐春雷，我的精神与情感随之如沐春雨，如坐春风……

    在《乡村涅槃》这本书中，作者摒弃了简单图解政策的构思路径，以一个个底层或基层的小人物为切口，沿着他们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心路历程，铺衍出一段段跌宕有致的故事，皴染出当下中国农村自我蜕变和升华的壮阔画卷，全景式再现了这场关系农民命运的深刻变革，探讨了农民和农村在当下的历史走向。

    我注意到，三位来自基层的作者在表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并没有直奔主题，而是将其放置在“三农”问题和中国城市化的大背景之下，试图以文学文本的形式对乡村的命运进行一次探险式的立体化呈现。无疑，作品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功，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真实有力，血肉丰满，呼之欲出：解永典的土里土气和豪壮的颟顸，刘金英饱含时代宿命的悲喜转换，王庆伦那滑稽可爱的顽童气质，聂振江的谨小慎微，赵学银的胆气，刘志庆富有乡村智慧的诙谐谈吐，李若举老人的快人快语……似乎他们就站在我们身边，随时随地都可以拉拉家常，唠唠农家嗑儿。正因为有了这一群鲜活的、带有时代特征的人物，作品才具有了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景致，而这景致也有机融合与交织着乡村的风土风俗风情，于是作品无形中被赋予了一种随物赋形、天趣盎然的田园诗的风格。

    我欣喜地发现，作者为增强作品的地域色彩，在表现手法上大量采用人物直述的方式，原汁原味的鲁北平原方言，地地道道的乡腔土调，一下子把我们拉进了事件或采访的现场，一脚踏进了黄河下游北岸的茫茫大野。在“毛驴嫁女的故事”一节中，叙述者张先德可谓是口角生风，乡音娓娓，比如这几句话看似平淡，却是原生态的乡野口语：“有个卖豆腐的，没看好天气预报，进俺村来了，还没开张，西北上来了一场雨，给淋在了村子里，眼看快到晌午，这豆腐再卖不出去，就瞎掉了，只好找到大队部央求支书给吆喝两嗓子，支书说俺这是给你做广告啊，你得给村里交个广告费。他说一斤豆腐行不？支书说二斤吧，中午俺把村委的人叫来商量商量村子规划的事……”还有那个说出“俺村的人鸭子过河随大流”的老乡王胜华，他的叙述一听就带有农村小能人的口吻，既亲切又自然，蕴含着丰饶的乡村经验和机智。应该说这样的选择颇为得体，这些自述突破了故事的拘囿，更自由地描摹出人物的性格与精神气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方言的运用一定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不能滥，不能太随意，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成为赘疣。

    作品除了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本意义之外，我尤其重视它所展现的这个事件的社会和历史价值。众所周知，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发轫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时农民被滞塞多年的干劲犹如火山岩浆一般喷薄而出，同样一片土地竟发生了魔幻般的变化，多情的土地把丰收和财富一股脑捧给了庄户人。农村改革的成功撬动了整个经济体制的变革，才有了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然而，农村发展的车轮在经历了最初七八年疾驰后，渐渐慢下来，直至徘徊、停滞。事实上，农村与农业的发展乏力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个国际化的难题。实践证明，农村的每一步进步都远比城市艰难得多，那么束手无策任其衰败下去吗？像我们这样一个农业传统如此悠久、农村地区如此辽阔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的失重和缺席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听着来自原野的叹息，我们的有识之士和决策层无不忧心忡忡，殚精竭虑，找寻破解之方。

    《乡村涅槃》所反映的齐河县农村社区建设就是这样一次试图破解“三农”困境的有益尝试。我记得书中曾把城乡统筹框架下的农村社区建设，定位为农村真正触及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第二次大的变革，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定位还是十分准当的。我也思考过农村的发展前途问题，我不是“三农”专家，没法给出可行性的方案，但中国的农村绝不可能全部城市化，比较符合实际的选择应该是城镇化。本书就以五个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为蓝本，展现了传统农村向城镇化迈进的艰难历程。之所以要冠以艰难二字，是因为我看到农民离开故居的步履那么沉重与犹豫，一个祖祖辈辈生息的村庄承载了多少民间记忆啊，这记忆的重量足以压弯任何人的脊背，更何况对新生活的担心又增加了不少现实的重荷，而这种担心也不全是凭空的臆想，毕竟仅仅住得好，还不是生活的全部要义。作品就此给我们的回答极为有力，这也正是农村社区建设设计者苦心谋划的工作重点，土地增减挂钩杠杆的运用，土地流转的次第展开，公共服务资源向社区的延伸，社区运转模式的探索，两区同建工作等，大量繁琐、细致而艰巨的工作托举起了社区生机勃勃的新生活。

    《乡村涅槃》立意也颇值得称道，古人说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一个好的立意可以矗立成作品峭拔的山峰。这部作品没有悲悲切切地为古老乡村的消失唱上一曲挽歌，而是以“每一种社会文明的消亡，都将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为题旨，洪钟大吕地向新生的农村社区献上了一篇炽热的礼赞！

    读完全书，我产生一种敬佩：三位作者历时数月，通过深入乡村，辗转齐河县农村社区建设一线，在贴近乡情中感受着百姓的喜怒与温凉，依靠一脚水一腿泥，以细致扎实的调查探访，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跳动的脉搏，用质朴无华的笔调为我们记录了这场正在农村发生的重大变革。这也是我们的文学工作者为践行当前“走转改”活动下的最好注脚，也再次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源于生活这一大命题。期待中国的广大作家能像高艳国、赵方新、解永敏一样，写出更多反映中国乡村生活的优秀作品。

    （2011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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