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何建明的作品《中国高考报告》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命运的承诺》，两度编入日本大学教材；2002年，《根本利益》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第二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被改编成电影《信天游》；2004年，《部长与国家》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特别奖”，被改编成28集电视连续剧《奠基者》，成为中央电视台国庆60周年献礼片；2008年，24集电视连续剧《国家行动》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落泪是金》同时被改编成22集电视连续剧。
记者：正式采访之前咱们先聊个题外话，又逢一年高考时，十几年前您写的《中国高考报告》一经出版即获热烈反响，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在您看来，当时这部报告里反映的各种问题，到现在有没有发生质变？
何建明：在我看来，中国的高考基本上还是那个样。高考扩招之后，我们的大学数量比以前多了很多，对于寒窗苦读的学子来说，上大学的机会相较从前也多了不少。但无论是考生的心态还是宏观的机制，我在《中国高考报告》里写到的问题大多还在重复上演。
从创作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作为一个文学作家，你在记录时代的过程中，判断力和审视力至关重要。如果说你写的东西转瞬即逝，那意味着你的报告文学缺乏生命力。《中国高考报告》之所以到现在还在销售，就是因为当初的调查还比较细，看到的一些问题比较具有代表性。
但如今回头审视这部作品，它也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我曾想过，如果再让我写一次有关中国高考的报告文学，我会将更多的笔墨着力于大学之后关于“前程理想”这个话题。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即便考上大学毕业了，仍旧是迷茫的一代。关于这个话题，我连标题都在心里拟好了，叫“大学有病”。
记者：《中国高考报告》后来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掀起了一阵收视狂潮。您是如何看待文学作品和影视对接这个问题的？
何建明：文学与影视联姻，我不能赞成说它是文学的堕落与媚俗，会毁掉纯文学。应该这么说，如果说影视改编能在创作过程当中很好地把握纯文学作品的基本精神，又融入影视传媒或者特殊传媒的作用，这样的文学与影视的结合是非常好的。莫言的《红高粱》，通过与张艺谋电影的合作所产生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文学本身的作用，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今天很多著名的作家，特别是小说家，是靠着影视作品才真正被社会了解的，忽视了这一点，是不客观的。因此，文学与影视的结合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堕落与媚俗。同样应当指出，有一些作品由于在影视联姻过程当中太粗糙、太随意，造成了文学的掉价，这种现象是需要严重关注的。
记者：每年都有大量文学作品被搬上荧幕，其中绝大多数为小说。为何报告文学与影视作品对接如此之难？
何建明：有客观的原因。小说是虚构的，虚构本身在故事情节的完整性方面就很有优势；而报告文学立足于真人真事，行文格局又比较松散，很难改编成影视作品。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能改成电影电视剧，在我看来可以称为艺术上的标志。
记者：但据我所知，您已经有多部作品被搬上荧幕。
何建明：八部，其中包括现在正在改的两个本子。可能是因为我在写作时常常会选择一些很大的题材。选材宏大，贴近现实，是我认为报告文学具备的优势。我们的弱势是什么？文学性，艺术性，不能虚构。但如果在写作时对自己要求更高一些，我们的作品就有可能进行影视改编。
关于选材，第一我写人，第二我写重大历史事件。只要你写得到位，能让人感动，那么你的文章就可以改成影视作品。我现在写作品的时候，常常带着作品意识去选材，在写作之初便意识到，这部作品是否可以改成电影或者电视剧。
记者：现在公众有个普遍的误解，将报告文学定义为主旋律，甚至国家叙述。从作家本身出发，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误解？
何建明：解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厘清报告文学的概念。所谓的国家叙述，只能说是报告文学当中的一种形态。报告文学的历史很短，从出现到今天也就只有160多年。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早期代表作是瞿秋白的《饿乡纪程》、斯诺的《西行漫记》等，距今更是只有短短几十年。跟已经产生并流行上千年的小说来比，这样的“新”文体，需要给公众一段接受时间。现在我们阅读的文学作品分两大块，虚构的和非虚构的。报告文书属于非虚构的作品，也就是真人真事。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喜欢看真人真事的读者占70%，喜欢虚构作品的占30%。这个数据说明大家尽管不太熟悉报告文学这种文体，但还是喜欢看真人真事的。
记者：报告文学与新闻也有着先天的血缘？
何建明：是。报告文学是从新闻中脱离出来的，但同样是真人真事，传媒尺度越来越开放、手段越来越多样、报道越来越深刻，造成了眼下新闻的强势局面。这使得报告文学的空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挤压。
在这种背景下，报告文学作家一是不要怕吃苦，二是不要怕担责任，三是不要怕写作的难度。“国家叙述”实质上是要承担大使命。报告文学家既是国家时代的记录者，也是人民心志的呼吁者。要勇于把自己打磨成能够承担国家叙述大任的作家。
记者：您刚刚说到报告文学和新闻的关系，既然报道事实就要面对美与丑、善与恶，您是如何在作品中做到“爱得彻底，恨得干净”的？
何建明：我以前写报告文学，批判性的内容特别多。这或许是因为中国文人总有种批判情结，像鲁迅先生那样扛着机枪到处去扫射。面对社会不公等负面问题时，我们的是非观念极强，好人就歌颂，坏人就抨击。随着成长，我开始发现社会问题并不是“非黑即白”那样的简单，一个好人也会走到坏的极端，坏人也会发生你想象不到的变化，好人与坏人、好事与坏事之间分界线越来越模糊。对一个成熟的文学作家来说，他应该更深刻、全面、客观地反映写作对象。
如今我认为，批判本身实质上也是一种歌颂，而歌颂本身实质上也是含着某种批判。之前我参加的研讨会上讨论了一个事件，是讲深圳的包工头去世之后，他的兄弟替他还钱的故事。如果要记录这样一个事情，从字面上看我们是在歌颂他的兄弟，实质上也是在批判当今不讲信用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就整体而言，读者觉得现在文学作品的批判性还不够。有它的道理，但并不能说明我们现有的歌颂性的作品就没有批判性。从作家角度出发，文学需要一定的沉淀，文学需要对历史进行梳理。无论是表扬性还是批判性，它的前提都是对事实的梳理和感悟，成熟之后，好作品就能够出来，那一定是直观的、贴近生活的作品。
记者：作家和出版社本身就是一对相关者，涉足这两个行业有哪些不同之处？
何建明：在文坛上我做了两件事。第一是文学创作，当了全国作协最年轻的副主席；在文化产业经济方面，我做了四年出版社社长。我们出版的《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连续36个月销量排行第一。作家出版社连年在全国文艺出版社销售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获得各种图书奖近500余种；“文学新星丛书”“重温经典”长篇小说系列、“当代散文大家精品文库”等文学品牌享誉文坛；巴金、王蒙、季羡林、铁凝、贾平凹、二月河、王安忆、莫言、张平、张抗抗、周梅森、余华等众多当代名家名作通过作家出版社而为广大读者所熟知。
很多人以为我是作家，有些人知道我做出版工作，但很少有人知道我在营销策划方面的成就。春兰空调第一个项目就是我帮忙策划的。你看我去年在文化方面策划的几个项目，中国作家城是我策划的，继后推出的120本《共和国作家文库》也是我策划出来的，效益非常好。我是用写作的这种本事来从事我的经济活动，因为自己也是作家，懂得文人的心态，因此在出版方面做得比较有优势。所以说，我是两栖动物。谈到做出版的目的，我们就是要给予文学应有的尊严、应有的社会价值。
记者：身兼数职，对您写作是否有影响？
何建明：身兼数职确实会牵涉一些精力。有时，我很羡慕那些可以由自己支配时间的专业作家们，甚至妒忌他们。去年写《忠诚与背叛》，每天凌晨3点写到7点，然后还要赶去上班。创作是一种劳动，一个真正的劳动者会有许多辛苦，许多辛酸，许多你意想不到的痛苦与折磨。
作协副主席是一个职务，但同时有另一个诠释，即你达到了一个高度，但你同时必须承担这个高度的责任和使命。换句话说，你身至这个高度却不能牢牢站住，那么终有一天你会从这个高度滑下去。但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担任作协领导可以让我站在更高的平台上去看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能更加成熟地考虑一些问题。
（发表于中国小康网2016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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