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有着怎样的经历使何建明心系国家、心系人民？为什么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能够历久弥新、久经不衰呢？为什么他总能把握社会重大题材，创作出一部部震撼心灵的报告文学作品？这些灵感来自哪里？又为什么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今天，我们专访何建明。
记者：在中宣部举办的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颁奖会上，您两部作品获此殊荣，它们分别是长篇报告文学《我的天堂》和根据同名作品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国家行动》。您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何建明：我心情很正常，因为这类的奖项对我来说已经非常正常，一般来说这样的作品，在这个历史时期当中它已经产生了影响，跟获奖应该是对应的，我对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了。是因为这一二十年一直这么走过来的，获奖对一个作家来说当然是高兴的事情，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标准，对我这样的已经获过很多奖的作家来讲已经看得很平常了。
记者：《我的天堂》和《国家行动》，我特别想了解的是您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大的背景下创作的？
何建明：《我的天堂》讲的我家乡苏州地区改革开放30年来的事。因为苏州地区是整个国家改革开放发展比较快的地方，又是我的故乡，所以我带着一种感情。为什么叫《我的天堂》？是因为我心目当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改革开放30年要做一个非常好的完整的系统的记录，所以这么一个作品就出来了。另外一部作品是《国家行动》，《国家行动》这部作品写的时间比较早，是写三峡工程的。三峡工程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国家工程，而且工程的时间很长，国内外特别关注。反映这个工程也是反映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来完成一个国家的重大的项目，而这个重大项目当时争议非常大，它有点国家意志，我讲的是国家移民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的意志和老百姓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国家是一种统一意志，老百姓怎么样服从它，所以题目叫《国家行动》。这两部作品从不同的程度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形态，一个是工程形态，一个是整个社会的变革的形态。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作品记录当代历史的画卷，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几十部作品当中两部比较典型的作品。
记者：可以详细地跟我们介绍一下《我的天堂》创作的历程吗？为什么会写这样一个作品？
何建明：《我的天堂》这本书尽管看起来是凝聚了我对苏州地区30多年的变化历程的描述，但是事实上是在叙述我自己的生命，我是在家乡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在叙述过程当中，有我对父辈的叙述，因为国家曾经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共和国初始阶段，那种朝气蓬勃、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精神，那种社会的状态，然后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非常苦难的阶段，然后是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的重大变迁。我主要是叙述这个历史过程，我曾经写到包括邓小平在那个地方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小康社会是在苏州地区提出的。那个时候我刚刚踏入社会，离开家乡，出来当兵。30年的变迁，尽管我没有在家乡，但是家乡的每一种变化都在我的生命当中，或者在我的记忆当中，一直是非常强烈的。我记录了很多父亲走过来的这几十年的变化，包括他对我个人的成长的那种思考、那种选择，这是一条线，个人的情感线。还有一条就是对整个苏州地区三千年的历史变迁的记叙，苏州在战国时期已经开始它的创立史。这几千年来几乎没有变动过，苏州一直在发展，一直到明清的时候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这个发达地区也经过了不同的历史变迁，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30多年的变化，翻天覆地。以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地理地域的那种优势的肯定和赞扬，说它是天堂一般的美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我所看到的是它真正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也真正使我看到了，儿时的那种梦想和我父辈的那种梦想，在改革开放30年当中实现了，我把题目叫《我的天堂》。我的天堂是什么？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天堂，是一个富有美丽、人们是安康的又充满着朝气的一个家园。《我的天堂》既是对我家乡苏州的歌颂，也是对国家未来的期待，我把苏州的几个县级市都进行了“扫描”，也对苏州三千年的文明进程和苏州今天的文化做了一个疏理。我特别得意的是在最后，原来一说苏州，不是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就是说苏州是小桥流水。当然历史上的苏州是这样，可以理解。但是当我在叙述改革开放以后苏州的形态和苏州人的精神的时候，我发现不对。苏州光有小桥流水是不够的，小桥流水是一种文化，今天的苏州有4种形态。苏州地区你要去过就知道，除了小桥流水以外，还有很多大的河流，中小河流，北方看不到的，很多，即江河的文化。还有湖泊，有太湖，有阳澄湖，一望无际的碧波万里的包容整个世界的那种形态，湖水是平的，一旦风刮起来也是激浪汹涌，平时它是那么好那么美，这是第三种文化。第四种文化就是长江，万里长江在苏州是流到大海的最后一个阶段，过苏州就到上海淞沪口了。在我家乡的长江岸头，我看不到岸，那么宽阔，像海一般。苏州改革开放中就有张家港精神，张家港的精神我认为是长江精神的体现，敢干，有大气，汹涌澎湃，激情满怀。所以我在书的最后讲道，发现苏州人有4种精神，光小桥流水是不能代表苏州的，它只能代表当年小家碧玉的那种传统的苏州，所以苏州融合了小桥流水、河塘、湖水、长江四种的文化，这是对苏州精神的一种总结和肯定。
我之所以这样总结苏州地区，因为在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它的特点，以及它的区域文化。
记者：刚才您谈到了小桥流水这些，《我的天堂》里面，您还写到了近30年历史性的巨变，作为整个的叙述对象，包括您写了国民的这种心理，大家这种可歌可泣、坚守家园、渴望求新的精神，您怎么看？
何建明：苏州本来就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改革开放给人们一种什么样的冲击和什么样的精神上、内心上的涌动？实质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发展，既要有外部的因素，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人们内心的那种对变革的需求，苏州这个地方也是这样。在几千年历史进程当中，实际上它已经是一个富足的地方，但是这种富足是暂时的，或者说还跟不上世界范围的时代的发展变迁。当改革的浪潮在广东那边不断地在向北推动的时候，苏州人也意识到，自己必须做一些突破。苏州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乡镇企业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但是当改革开放以后发现广东发展了，浙江的私营企业发展以后，曾经是乡镇企业占半壁江山的苏州，已经出现了制度上的滞后。因此苏州要做一个大的变革，那个变革我经历而且也知道了，也是我们父辈曾经经历的，非常痛苦的。是什么？从纯粹的计划经济的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过程对苏州人来说是一次彻底的革命。因为传统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当中，我们是公有制的那个体系，乡镇企业曾经为公有制、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年苏州地区的乡镇企业在全国非常著名，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起来，乡镇企业出现了问题。因此在这个时候就要求变，怎么变？往哪个方面发展？苏州曾经非常痛苦。那个时候，关于姓资姓社的斗争在我们那里集中体现了。所以邓小平最早的一次南方视察是在1982年的时候，1983年初的时候是先从我们那个地方走起的，小康社会也是他那个时候提出来的，然后再到浙江再到广东那边走了一圈。1992年又开始第二次的南方视察，历史是这么走过来的。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苏州地区在那个阶段，他们进行了这样的变革，而这种选择既是痛苦的又付出了代价。
我记得，或我在书上已经叙述过，有的地方乡镇企业的一些老干部和老的农民，包括像我父亲那些坚守所谓的公有制的一些传统的干部群众，他们确实有点想不通。但是后来他们慢慢地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整个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走的一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块。乡镇企业有它的好处，它在那个阶段，在60年代70年代是非常好的，但是到了80年代后，起到一个滞后的作用，所以那个时候必须要改革。在这个时候涌现出张家港精神，他们敢干，还有昆山精神，昆山吸收外资，特别是吸收台资，他们的进步发展非常快。这两个县市在苏州地区原来是最落后的，但是因为他们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特别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经济走到前面去了，走到沪江、常熟、吴县之前了，在全国走到了前面，至今特别是昆山在全国百强县当中是第一名。小时候，我是看不起昆山人的，昆山人就在我老家，我是在苏州的常熟出生的，这是苏州最富裕的地方，就是高乡，高乡就是种棉花和水稻的，昆山是低乡，它那个地方地特别低洼。我们看不起那个地方，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发展非常快，迅速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吸收外资，依靠跟上海的那种地理优势近的优势，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昆山思路是整个苏州地区内部需要的一个方向，以后就成了全国的发展方向。张家港是敢干，穷则思变，他们也实现了目标。而沪江、常熟、吴县这三个是老牌的苏州县市，非常富有，开始不太容易进步，后来当他们觉醒以后发展就翻天覆地，就都跟上来了。整个苏州的形态大概是这样。
记者：后来有很多专家认为《我的天堂》可以作为全国各地干部带领各族人们建立小康社会的一个范本，可以作为一个经典的范本，您怎么看？
何建明：应该说我认为有它的道理，因为一个作家写一部作品不是简单地记录一段历史的过程，而是让这个记录的历史过程使其他人、其他地区或者整个国家、民族都去了解和理解为什么那个地方就能成为天堂，而我的家乡、我的地区为什么还没改变。很多人现在一说改革开放，就会埋怨自己，说你广东是沿海，苏州原来就是天堂，我们西北我们中部就不行，我们地理环境不行，我们资源不好。错了，他彻底地错了。我可以用几个简单的例证来说明，我刚才说的昆山和张家港，曾经是苏州地区最穷的地方，而我所看到的国家的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很多地方除了交通外，其他条件远远超过张家港和昆山的条件。但是他们没有进步，为什么？他们缺少那种敢闯敢干吃苦的精神。我曾经记忆非常深的一件事是，昆山的几个干部跟我讲，为了引资让香港和台湾的老板到他们那儿去办工厂，他们那种想尽办法、付出的劳动和那种心思，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人做不到，或者说他们没有想到这么做。举一个例子，昆山人听说有一个台商到了上海，他们从机场就开始接了，接了以后台湾人根本不理他们，然后就住到酒店里，这些昆山人就等在外面，等一个晚上，就在宾馆的门前，也没住进去，因为没有钱，而且那个时候政府干部人员住宾馆也不能随便住。等啊等，等了这些人一天两天，这些台湾人不理他们。为什么？台湾人要在上海投资，不在昆山投资。然后再等，这些台湾人天天喝酒，一喝就喝到凌晨两三点，这些昆山的引资干部就等在那个地方，一直要等到让他们感动，说一定要到我们昆山去看一看。台湾人到了昆山以后，还不相信，昆山有什么啊？什么都没有，上海多好啊，要什么有什么，昆山那个地方要路不通，要水电没有，说让你办个工厂吧，这片地给你，其他什么都没有。昆山人说你再过三个月来，厂房这边环境什么都给你做好。台湾人听听而已，并不相信。过了三个月过来，一看全部做好了，要电有电，要路有路，什么东西都给建好了，台湾人就这样感动了，把自己的钱放在那个地方。我再讲一讲，大家都知道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在全国就一个地方而言，它是最赚钱的，为我们国家贡献是最大的。每天在那个地方给国家创造一个亿的税收。非常小的一块地方，那块地方可以顶西部地区一个省的国民生产总值。你知道苏州工业园区是怎么落户到苏州的吗？最早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是想把这个项目弄到浦东去的，上海的领导，我不是批评上海，可能工作也挺忙，并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然后李光耀带着他的儿子到东北顺着沿海地区走了一圈，从沈阳一直走到宁波那边，包括山东那边，他选中了几个地方，没有选中苏州。苏州人知道这件事后，苏州的市长亲自到上海把李光耀的助手李显龙请到苏州，什么话都不给他说，带着他走苏州园林，参观了两天，两个人心照不宣，什么话都不说。最后吃饭的时候，李显龙就笑笑，说你们来请我干什么。苏州市长说什么都不干，就请你来看看苏州，参观参观苏州。人家一笑。都是政治家都清楚，就用这种交朋友的方式，让李光耀、李显龙把感情留在苏州。好，最后决定了，光是谈判谈了半年时间，结果发现那个时候工业园区不让搞了，因为曾经搞得很乱，国家就让其关门了。苏州知道这件事以后，大年初一专门跑到总理、副总理家去敲门，向总理、副总理汇报，苏州跟新加坡有这么一个合作项目，我记得当时是朱镕基总理的时候，同意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末班车都没有赶上，是沿着火车轨道去追前面已经走了的那趟火车，然后才做成这件事。这种精神和苏州的自然环境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是源于苏州人的这种改革开放的迫切心情，他们追求翻天覆地的变化，想改变落后局面，学习世界先进发展技术、赶上小康社会的这种精神，这种精神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都要学习的。
我一直认为，苏州是改革开放的一个蓝本，或许我这本书给很多干部提供了一个怎么样领导一个地区发展的蓝本。从这本书上可以看到，苏州人是怎么干的，天堂不是自然就有的，而是干出来的。所以说我的天堂是什么，我的天堂是那种既是我的美丽家园又是我的父老乡亲用血和汗干出来的，只有这样我们的天堂才是永恒的，才是美丽的。上帝不会创造这样的天堂，是我们自己干出来的，这就是我要提供给这个时代，提供给其他人看的，也是我的目的所在。
记者：《国家行动》影响很大，这部作品能够为当代中国提供什么样的一种影响，就是说有什么指导意义？
何建明：《国家行动》表达了三种意思。第一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共产党执政领导的国家，我们的决策意志建立在什么地方？是建立在为民众为人民造福这样的基础上，就是执政为民这个理念。为什么叫《国家行动》？就是我们的行动是建立在对人民是有好处，给人民创造幸福这样的基点上。三峡整个工程是为了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发电的问题，第二个最根本的问题是长江中下游的干旱问题，长江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的洪涝，特别是1998年的时候，大家都记忆非常深的，江泽民总书记高呼着口号，因为当时非常危险。在历史上，长江流域一直出现这样的灾难。要解决这件事情，需要造一个坝，把上游的水在洪涝的时候不要让它一下子放到中下游，让它缓缓地下去，这样中下游就不出现灾难。长江是世界上几大深河流之一，到底会不会造成其他的灾难性的问题，论证了十几年，这就是一个国家的行动，干还是不干？当我们决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举起手来的时候，我们就代表了人民做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概念，是我们执政为民的概念，这是我要表达的《国家行动》。
第二个问题讲的是当国家的决策决定以后，我们如何把这个决策贯彻下去，实际上也是一个怎么样体现我们共产党或者共产党形象的问题。在三峡工程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解决三峡移民问题。而《国家行动》主要讲的是三峡移民的问题，百万移民如何来实现。这里面我讲到了共产党人为了保证国家的意志能够落实，他们付出的那种代价，真是让我非常感动。我讲一个例子，采访过程中我自己也觉得受了很多苦，有一天为了到那个移民点，我早上5点醒来，然后8点乘飞机到重庆，重庆下飞机以后马上赶到龙城码头，乘了9个小时快艇，快傍晚的时候到巫山，巫山上来以后又坐了两个小时吉普车，吉普车坐完了以后没有大路了，坐拖拉机坐了3个小时，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快2点的时候，才赶到移民点。移民点没地方安排，就给我们安排在一个放假学校的5楼，一个学校的教室里。就在柱子旁躺了一会儿，凌晨4点的时候把我们叫醒了，说移民要走了，让我们去采访，到现场看看。接下来给我安排在什么地方？安排在半山腰供销社的一个所谓的招待所，就几间房子，我一看有8个床，那个床啊上面都是有水的。但是我又没有办法，我想我好不容易来一次采访，我要回去了怎么办？8天时间没有洗澡，玻璃窗都是碎的，下着雨，轰隆隆打着雷，床上都是水。我连饭都不好说，移民干部都跑出去做移民工作了，你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你有什么权利去要求别人帮你做点什么事呢？每个人都有很多任务，我记得有一个移民干部还是一个副镇长，他要家家户户去动员移民，好不容易动员完了以后，最后要拆迁，拆迁什么？拆迁祖坟，要移坟地。筑大坝以后水要涨高，凡是水面以下的那种坟地都要搬走，很多老百姓人可以离开，但他说我的祖宗，埋在地里的老祖宗是不能移走的，移走不吉利。移走可以，只有一个条件，你移民干部给我负责，你当我的亲人的孝子。移民干部包括副镇长，为了做好这件事，每天披麻戴孝去帮着人家把那个死人的棺材挖出来，然后做农村传统的那种仪式，要磕头、哭、跪，他一共做了140多次。就是搬了140多次坟地，他当了140多次孝子贤孙。你想象不到，我认为这比战争还要令人难受。你想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为了实现移民搬坟地，他得向家家户户的死人磕头，才把这个事情做通了。这是第二个，我们讲的共产党执政为民，在这些移民干部身上是充分体现了，这也是国家行动，为了实现国家行动共产党人付出的代价。
第三个层面是广大的移民，百万移民，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无奈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园，为了服从国家的行动。这就叫为了大家舍小家，最后他们远离自己的故土，这也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百万人。西方世界把我们三峡移民工程说成是侵犯了人权，曾经在联合国的人权大会上，有几年把三峡移民工程当成一个事拿出来。但是中国的移民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实践证明或者事实也是这样，中国的老百姓当他们明白国家利益的时候，他们会清楚地做一个选择，就是为了大家舍小家。我看了很多移民干部和老百姓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动的。我随便讲一个小故事，一个老太太，她怎么也想不通，她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离开自己的家园，已经70多岁了，她的老头子已经去世了。当让她移民到广东那边，她不走，说我就这把老骨头了，我死在这个地方，跟老头子一块儿埋在这个土地上就完了，你们不要赶我了。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还必须把一个活生生的老太太搬走。但是这个老太太就是不走，最后没办法，其他人都要走，拉着她走，她自己爬到树上去了，待了整整七天时间。为什么爬到那个地方？第一她不想走，第二她要看着那个长江，爬到那个树上才能看到长江。她说要我离开这个祖祖辈辈、我一生没有离开过的长江，可我天天要听着那个长江的浪潮，我才能睡得着觉，你让我离开，没门。她的儿子还是一个生产队的支部书记，怎么叫老娘，老娘就不走，实在没有办法。第二天就要走了，突然老太太从树上就下来了回到家里，然后用那个小拐棍，敲敲她那个老棺材，这是提前让家里给她买的一个棺材，对儿子说咱们走吧。老太太没有那么高觉悟，也没有那么多口号，当想通以后，就义无反顾地离开自己的家园，带着她的孙子。在离开那天，我在现场看到，几百人要乘着车走了，老太太是最后一个人，她走在队伍的最后，离开家乡的时候，她把小孙子拉到自己身边，突然转过身面对那个老宅基地一下子就跪下来了，磕了三个头。这个时候大家一下子发现，这个老太太还没走，一看老太太在磕头，开始是五个，后来是十个，后来是一百个，整个全村几百人都跪下来，告别他们的家乡，磕了三个头。那个场景就像电影镜头似的，一直在我脑子里回放。这就是我的书中用的第一个例子镜头，真实的镜头。我讲《国家行动》体现的三种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后面这种。中国的老百姓是非常可爱的，当他们理解国家的政策的时候，他们会用自己全部的奉献来服从国家的利益，而三峡工程实际上也是国家为老百姓子孙万代造福的一个工程。在这种情况下，我完成了《国家行动》。《国家行动》表明人民与百姓、百姓与我们执政党、与我们的政府是紧密连在一块的。社会主义国家两种力量能拥在一块儿就是我们国家的力量，民族的力量，也是我们时代的象征。所以这本书讲的是这种精神，民族精神、国家精神、时代精神。《国家行动》就是这么一部作品。
记者：您有没有意识到您的很多作品都反映的是国家大事，反映的是人民的事情，有人把您的这种报告的创作形式概括为国家叙述，您怎么理解？
何建明：国家叙述这个概念，是理论家给我总结的，但是实际上在我的内心世界当中也有这种意识。我也经历了30多年，写了五六十部报告文学作品，其中长篇三四十部。这十几年当中，名字有国家两个字的作品有好几本，就是《国家行动》《部长与国家》这类的，为什么用这样的书名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讲国家叙述？我觉得我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我的笔是直面社会，直面这个时代，不管是写批判的还是歌颂的，我都有一种国家的意识。这种国家意识不是我有意去创造的，而是今天的社会，我们不管是写人还是写集体还是写整个时代，反映的都是我们的国家，都是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一种历史的呈现。这个呈现就是改革开放的历史的画卷和进程。所以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我们是记录时代的，我们的意识有意无意当中就会跟国家连在一块儿。你想想看，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哪怕身份是一个老百姓，你还能享受北京的地铁，你随时可以来到天安门。可是我想到30年前40年前，连我这样的人，连我这样的还不算普通的老百姓，我是一个军人，我从湘西那个地方调到北京来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极大的满足感。为什么呢？当我第一次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内心是那么激动，我发现天安门怎么这么高大，现在天天路过也没有什么感觉了。可是我不是跟普通的老百姓是一样的心态，当我第一次坐地铁的时候，一号线那个时候坐了好几回，真好玩儿，又快又安静，那时候人少，地铁真快。现在我们随时可以乘地铁，你想想一个普通的公民在以前有这样的可能吗？进北京根本进不去，还要打证明。有钱了你都不一定能进到北京，现在谁都可以进来，首都的这种精神的、物质的活动都可以享受。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我要记述我们几十年来的变化。这对国家来看是这样，可是从大的历史进程看也是这样，中国30年的历史变迁和进程，几乎是实现了美国建国后200多年的发展进程。人类社会三千年的变化都没有这么大，难道这样的变化不是我们国家的，值得我们去好好记录和讴歌的吗？这就是我的内心，作为一个写作者，作为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我的笔触或者说我创作的意图就是建立在这个点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失去了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基本的品质和素质。有的时候可能话扯得远了一点，现在我认为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我们国家对我们现在的发展是怀着并不公正的态度在看。他们认为今天的中国到处是腐败现象，好像共产党执政有那么多不对的地方，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黑暗面很多。可是他们不要忘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这30年来的变迁是无法代替的，是任何一段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替代的，你必须看到这种主流。当然在这个历史进程当中我们发现有些问题，但是你要记住尽管看到了有毒的奶粉，更多的奶粉还是好的，尽管看到有人非常不道德地把婴儿卖掉了，但是要看到千千万万的儿童是在健康地成长，他们成长以后都有机会上大学。我们看到确实党内有一些腐败干部，他们非常可恶，但是要看到更多的极大多数的干部是在努力地工作、在支撑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所以要看到主流，这样我们才有一个正确的客观的公正的视角。作为一个作家，尤其像我这样写报告文学的作家，我的关注点就应该放在客观真实的国家层面上，从国家的层面去理解一个普通人的情怀，理解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应该面临的和正在面临的问题，所以国家意识一直在我的创作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因为我觉得我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我最宝贵的年华正是国家发展的一个大变迁的时代，几十年，我的关注点我的激情我的笔触落到这个地方，是有它的特定意义，或者说是有一种特定的责任和使命在我身上呈现。
记者：我们就称它为国家叙述，目前的话如果说对您的报告文学创作阶段来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或者说回望一下创作的这段经历，阶段性的成果都有哪些？
何建明：我认为在今天，首先国家叙述这个概念提出来，学术分析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摒弃了那些不客观的不全面的不公正的或者说扭曲的社会叙述或者是文学现象，我认为至少是一种正面的批判，或者是正面的校正，这个我认为非常重要。如果说我自己总结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开始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我可能写到一个国家的大题材，人家说我是国家叙述。早期的时候，我的第一部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品叫《共和国告急》，写矿难，那个时候都没有人写，我是第一个写或者说第一次获得鲁迅文学奖，这是一个国家的题材。我是无意识的，无意识是什么？我看到听到了那个现象，我说我必须去写，这是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我在写《中国高考报告》那个时候，那属于全民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为什么写《中国高考报告》，是因为我看到这么多年，改革开放以后千军万马走独木桥上大学，应试教育包括高考制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弊病，这是我作为思考者写国家在历史进程当中的一些现象，这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应该是有一定的意识了。
第三阶段就是创作《国家行动》《我的天堂》等作品的时期，这七八年当中，应该说我是一种自觉的国家叙述。我经历了从不自觉的、有意识的到自觉的这三个过程。所以这段时间写这方面更多一点，也是我作为一个作家在成长过程当中，在创作过程当中，我看到了或者是我的作品出来之后发现老百姓也喜欢，领导、决策部门都非常喜欢，这也是在文体功能方面体现得最完整和最完美的阶段。所以国家叙述总结的话，我经历了这三个过程，这三个过程也体现了我自己的成长，从开始到成熟的一个过程。从报告文学文体来说，对文体的影响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原来写的报告文学到现在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最初的时候是包括《哥德巴赫猜想》和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那个时候报告文学创作都是有一件事发生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去叙述，我称之为静态的报告文学写作，就是在那个地方，你去写，看谁写得好就是好。现在是动态的，社会形态还没有确定这个人是好还是坏、这个事件是好还是坏的时候，我们就要介入，我们就要进行写作，我称它为动态的。所以国家叙述在今天来说，就是每一个社会现象和发展过程当中正在呈现的一种东西，它可能还没有结论，它在进程当中，我们就要去写。我们要进行国家的叙述，我们要把时代的那种锋芒写出来，今天的国家叙述就是今天的国家发展进程，这种叙述我认为是极端重要的，它可以记录下来我们国家民族的一方面，同时还可以提出很多有效的良性的建议。我的很多作品，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包括一些决策部门的关注，就是因为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像当初写大学贫困生，首先把这件事情呈现出来，第二给国家相关的决策部门提出了很多很多宝贵的意见。因此后来的十年贫困大学生的境遇得到了彻底的改变，他们的命运彻底改变跟我这部作品是有直接关系的，当时中央领导都做了批示，后来出台了一个又一个的政策。所以这种国家叙述带给我们的不光是文学的记忆而是文学的参与，文学参与这个时代，参与这个决策，参与这个历史的进程。我觉得这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叙述。
记者：写了这么多作品，自己一定收获了很多，一定也有很多沉重的、很辛酸的经历，是不是也有一些这样的经历我们不知道的？
何建明：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特别重要了，我今天取得一定成就或者说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依然受到很多，我用很多这个词不太准确，应该是受到了更多的人的拥护，很多读者的期待，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不理解，我觉得很正常。开始我不太理解，或者说我有点生气，后来慢慢的感觉是这样的：就像没有肉的时候，大家吃肉都觉得很香，我们天天吃肉以后，你再让一些人去吃肉的时候他就会烦，甚至会愤怒，最后骂人都出来了。今天我们国家也是这样，我作为一个作家，我走的这条路，也许在大部分人看来走得非常对，但是也能引起某些人不同的看法，是什么原因？就是我的报告文学创作，我走的这条路，都是很大一部分是来正面反映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来正面反映我们党的形象，但是有些人就认为不是的，国家的形态不是这样的，他只看到了黑暗的阴暗的面很多，他认为你是有意为共产党涂脂抹粉。有这么一些人，我觉得也是非常正常，这个社会是多形态的、多元的，我们允许这些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东西存在，但是我们心里要清楚自己的主见和立场，不能说我们所坚持的方向和奉行的这种价值观是正确的，因为这些人的风凉话或者是他们的某些抨击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这是不对的。所以说我经历了那种痛苦辛酸不理解很多很多，今天依然是这样，但是难道在这种痛苦和辛酸的面前我们就要放弃自己应有的追求吗？不太可能。如果放弃，那证明我们不成熟，如果放弃就证明我们现在坚持的东西、以前坚持的东西都不对了。所以你今天问我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以前的那种态度，我依然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我相信这条道路更有利于我们的国家民族，也符合这个时代的要求。比如我写了很多典型的人物，包括大家都知道的华西村吴仁宝，吴仁宝去世的时候，我看到网上有很多对他不公的攻击的话、诬蔑的话，我当时非常气愤。我当天晚上就写了一篇《吴仁宝的遗产》，让人们了解吴仁宝是个什么样的人，真实的吴仁宝是什么样的。因为我跟吴仁宝非常熟，他是我的父辈，而且离我家乡也非常近，是我敬佩的一个农民共产党人。但是好多人对他不了解，甚至根本就没有去过华西村，他们认为吴仁宝一直是坚持共产党专制的领导，其实不是那样，吴仁宝只是在他那块土地上，用他的华西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很多人不理解、不了解，因此他死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攻击他诬蔑他，我当时就提出我必须亮出我的观点来，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立场观点非常清楚。我觉得做这样的事，让人家更多地了解真实的东西，这也是一个有良心的作家必须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或者说人家对我们的批评，我认为在所难免，对这种不真实的误解的东西，不要太在意，坚持自己的方向没有什么错。
记者：您创作了很多作品，影响非常大，从1998年开始，翻开每一年的《报告文学年选》，第一篇都是您的书、您的作品。为什么写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热情来创作？包括对于这种国家的重大题材的把控，都是来源于什么？
何建明：如果不谦虚地说的话，就说好像写作的对手不是太多，如果谦虚地讲的话，我只能说我们这个时代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遇，因为对手不多，所以我自己写出来了。但是我真正严肃地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两种正确的答案，第一确实很多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我的同行有两种原因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准。为什么我的作品老在比较前面，或者说很少有人超越，这就证明我们这个队伍不够，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一个人永远在第一名的话，就证明这个运动这个项目是不太行，没有普及。所以这也使我感到很忧虑，另外受到别人攻击也是比较多的。因为我只要参与评奖，国家级奖什么的，基本都跑不了。当然另一方面也说明，可能我自己的作品在这方面做得还是不错，写得还是不错。从正面讲的话，我谈一些自己的体会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首先我觉得一个作家特别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创作观非常重要，就是你选择的题材是否符合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在飞速地发展，我们的立足点、价值观、价值取向，是不是跟着时代同步走，这非常重要。作家有很多种，有写诗的有写小说的有写电影剧本的，创作的方向都不一样。有的人专门写历史，有的人专门写比较黑暗的，有的人就写反映现实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家毫无疑问，像我这样的，可能写现实作品比较多一点，可能就紧跟这个时代，可能比其他人做得更好一点。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比较喜欢创作一种大的题材，气势磅礴的题材以及那种富有激情的情感和特点的那种人物，因此我选材大部分都是这类的。有人说报告文学选材占了50%，剩下的就是创作。选材特别重要，选好材你就有可能成大器。但是话说回来，很多人选好材也没有成大器。
这就是第三个问题，如何表现。所谓的表现就是怎么写，怎么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你要把真实的、客观的事件写好的话，首先就要有一种劳动的态度。我们现在很多的作家“三脱离”，我们现在要“三贴近”，因为“三贴近”对应的面就是“三脱离”，很多作家住在书斋住在家里，不到生活的第一线去，他怎么可能写出那种现实的火热的生活呢？所以我做得还算可以，一直没有脱离现实。即使现在身为部长级干部，我从来没有在写作的时候说我是多大的官，只是我感觉有的时候我下去以后人家把我当大官了，说这个部长级干部还出来写稿子，不太适应，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因为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我们写作，如果我官大的话，可能我的政治眼光、判断力更强一点，不能因为这个我就把官职放在前面，把我是作家就放在后面，这不对。首先我是一个作家，所有我的经验、职务都给我提供了一个作家成功的东西，有经验的东西，更好地铺垫我的写作，仅此而已。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劳动的问题，劳动特别重要。现在我给你讲这方面，可以讲半天，我怎么创作的，至少可以讲一点，2005年的时候我是全国作家当中唯一的劳动模范。我觉得其他的称号不重要，劳动模范这个称号我还比较看重它，因为一个写作者能让人家公认你是一个劳动模范，我觉得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在什么地方？就是承认我的劳动，我确实很辛苦，即使现在，我白天要处理日常工作，我分管的单位也很多，我写作都在星期六星期天，每年放长假的时候，马上春节到了，我就特高兴，为什么呢？没人打扰了，有那么五六天七八天我可以集中时间写作，我的长篇都在这个时候完成的。今年我又安排了一个，我想写这样的长篇，所以这20年来我一直这么走过来的。我庆幸自己的这种劳动或者说我珍惜这种劳动，我曾经写了一个博客文章叫《文学承接》，我的承接都是跟文学有关的，因为我在写作。可以记忆很多很多东西，这是劳动的态度。
第四个就是我们要有专业的本事。叙述一个作品，或不管干什么事情，你必须有真本事，你官再大，再深入生活，你拿不出好作品来，所有前面的这些都是不成立的。为什么？人家也不会承认你。所以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完成应承担的使命，所以劳动、价值观和个人的积淀很重要，最后才是由你的创作、你的笔来实现。我觉得一个人能否健康地成长是有几种因素在里面，首先是否热爱自己的事业，热爱自己的事业你要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选择正确的方向以后，你要牺牲自己的一切利益，要全心关注全力以赴完成这种使命。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必须有自己真实的本领，加起来才能实现完美的人生、幸福的人生和高端的人生。
记者：您刚才说到这个使命，而且刚才还谈到作为部级干部经常深入第一线，您曾经把自己称为一名冲锋的战士，为什么还要去冲锋？
何建明：你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我的同事、朋友包括家里人都会提出来的，但是有的时候我认为不冲锋不行。为什么呢？既然选择了文学，选择了去关注那些需要关注的问题的时候，你就放不下。比如有的时候一个普通人找我，当然有的时候我能解决他日常的东西，如果从文学这个角度，他哪怕是一个最普通的人他是一个乞丐，是一个在西单的地下通道弹琴的女孩，我都会感兴趣。因为我觉得他们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某一个群体，关注他们就是关注了这个时代，关注了这个国家。当别人没有去写的时候，你就得去写。我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所以迫使自己不断地写，不断地推向极致。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的事太多，老百姓的事也太多，所以别人没有写的时候常常让我感觉为什么不去写，为什么我可以去写的时候却放弃呢？这种追问就会迫使我这样做，这就是一个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这种事业心和责任感来自自己内心所要追求的那些东西。人家说你已经混到这个份儿上了，可能什么都不用做了。但是当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你就得继续前进。如果你想不做的时候你的生命基本也就终止了，因为你活着没有任何价值。就像你，当你热爱电视工作的时候，让你放弃摄像头的时候你会束手无策，你会碌碌无为，你会什么事都觉得烦躁，因为你不知道干什么，人生失去方向的时候才是最可悲的。一个人应有所追求，而在追求过程当中得到某种满足的时候，很有幸福感的时候才是充实的人生。
记者：我们举例来讲，1995年的那部作品《共和国告急》揭露中国矿难内幕，您当时为了获得真实的第一手材料，深入矿区，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和黑矿主进行较量，甚至被他们拿着枪对着，您还继续进行采访。我想知道这真的很重要吗？这个作品比生命更重要吗？
何建明：第一那个时候比较年轻，不怕。没有想过那么害怕的事情，因为我自己也是个小人物，你能拿我怎么着呢？这是一个。换现在我是不是应该考虑多一点？可能是会这样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小人物，你如果是一个黑矿的矿主，可能比我架子更大，你把我打死了，你想挣钱也挣不着了，我当时想得比较简单。另一方面我如果不去的话，我采访不到那个事的，所以你怎么处理我都行，我只要采访到材料就行了。所以当时想得这么简单，也是那么做的。在那个时候你说什么重要？我的生命当然是非常重要，但是当我认为他不值得把我杀了，那我觉得我的生命不会存在问题，即使受一点惊吓，但是不至于被他枪毙了，干掉了。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最终目的是要获得采访的材料，所以我要去深入。但是实质上后来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现在出去采访，比如抗震救灾，突然来一个意外，你的生命也会很危险，上次在5·12大地震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地方去采访，一个大石头滚下来，比这间房子还大，我们正在吃惊的时候然后地动山摇，是什么呢？余震来了。我们一个团里的其他人，他们在成都吓得不轻，问我们怎么回事儿，怎么样。其实我们刚刚离开那个非常危险的地方，这种意外也会有。就是说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写作，你为了实现写作的目标或者说你要获得第一手材料，有的时候不得不付出一些代价。而这种代价我认为是值得的，即使发生万一，也是值得的。
记者：你当时没有什么矛盾吗？
何建明：没有什么矛盾，实际上这部作品是1992年写的，1992年1993年就在写，获奖是1995年，发表是1993年1994年的时候。在当时我想得非常简单，我的生命不值钱，在我的生命不值钱的前提下我要去接触我的采访对象，现在我认为自己生命比以前值钱一点，但是为了某种目标和任务，生命依然是放在第二位的，生命所有的价值都是实现我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当我这个追求没有了，生命也是不值钱的。所以是相辅相成的，是辩证的一种关系。人们过多地看重生命，在你的自然生命当中你什么都没有做，没有做出件像样的事情，你的生命其实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你想想看，为什么有的人活着就像死去了，人家都不知道，有的人为什么死去了几百年几千年依然还活着。当然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生命，有权利让自己平平安安。但是还有一个前提，当某种职业或某种事业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让生命闪出光芒，也许就是死亡后的光芒，也许死亡的瞬间就是光芒，也许你没有死亡也同样有光芒，有的时候可以选择，我们是在那个阶段和在那件事情当中做出取舍。
记者：您觉得这部作品《共和国告急》，最终它取得的这种社会影响力和它的社会意义是什么？
何建明：那次采访我经历了很多惊心动魄的、非常艰难的人和事，当我写完这部作品以后，我呼吁各界要关注矿产资源，保护环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我在20年前就在呐喊，今天人们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那个时候人们是麻木的，没有在乎，因为改革开放时间不是太长，大家觉得好像挖点矿没什么关系，污染点环境没有什么关系。现在看看，今天雾霾是那么严重，环境那么恶化，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关注这样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少走弯路。我最近看到北京政府要用一万个亿来治理雾霾，一万个亿等于什么概念，你要创造多少国民生产总值，我们多少人，最后弄了半天流血流汗，回过头来去弥补我们曾经付出的那种无为的或者有害的劳动？所以当初这部《共和国告急》，20多年前我写的这部作品，有它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所以这部作品能获奖或者说今天人们还提起它，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当初这是第一部反映环境和资源问题以及矿难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我非常欣慰当初的选择、付出这样的代价甚至生命的代价是有价值的。
记者：《落泪是金》，当时是在什么样一个背景下创作的这个作品？
何建明：这个作品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创作的，现在的总理李克强当年是团中央主席，团中央当时提出一个目标就是要帮助大学里读书有困难的孩子，类似像希望工程这样一个项目。因为社会上对贫困大学生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希望我去写，然后让社会都来关注，我当时就写了。我写了以后，吓了一跳，中国贫困大学生这么多，还有这么多辛酸的故事。我走了一年多时间，当然不是天天去，因为我是有工作的。但是我确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采访了300多人，走了40多所大学，就这么走过来的。也是流了一路的泪水完成了这部《落泪是金》，所以当时写作过程并不复杂，就是要把贫困大学生的这种状态反映出来，让社会来关注。因为我对地方大学不是特别了解，我一直在部队工作，没有想到社会发展这么快，还有那么多孩子念不起书。第一个例子就是发生在陕西蓝田白鹿原的那个事件，夫妻两个的儿子想上大学，还没有去，把儿子送到县里的一个中学他们已经害怕了，说听说送到那个县里中学的孩子都能上大学，父亲一想麻烦了，这个孩子要上大学的话我们家里要欠多少债？他们想不通，但儿子不愿意，还要继续读书。夫妻两个人想不开，双双自杀了。你说是愚昧吗？有点愚昧。是落后吗？有点落后。但是最辛酸的是什么？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渴求着孩子出人头地，希望他们有作为，结果当孩子要去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害怕交不起钱，害怕没有脸面，结果把自己的生命结束了。这么多的人间悲剧，这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地发生的人间悲剧，所以这个问题一直纠结着我的心，然后走了一年，完成的作品题目也是叫《落泪是金》。这个眼泪包含三种人的眼泪。第一种就是孩子们，贫困大学生，为了上学，好多孩子星期六、星期天都要去打工。广西一个孩子上了民族大学，一天只有5毛钱餐费，早上不吃饭，晚上不吃饭，中午吃5毛钱的饭，买一个馒头吃一个汤。我问他怎么能支持得住？他说每天扛不住时就在民族大学操场上跑5圈跑10圈，然后提提神去上课，晚上的时候累得不行了，跑10圈累得不行，往床上一躺就睡着了，就这么支撑着上学。我听着非常辛酸，眼泪就这么出来了。还有家长，为了让孩子上学，他们付出了代价，刚才我讲的这些事例数不胜数。第三个是我们的社会，为了这些孩子，有的人就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有一个北方的老人，用了20多年时间蹬三轮车，把自己这20多年蹬三轮车赚的钱给了这些贫困大学生，这个老人在2009年是感动中国的人物，都是让我掉眼泪。所以这部书的题目叫《落泪是金》，就这么写出来的。
记者：后来《落泪是金》在社会上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力，也为贫困大学生争取了3000万甚至更多的资金，你怎么看？
何建明：这是16年前的事情。当时，这部作品出来以后确实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反响，海内外的报刊特别关注，天天铺天盖地都是关于《落泪是金》的情况。我记得好像是在第二年的时候，团中央有一个机构，关注贫困大学生的一个机构，收到了社会资助3千多万，整个社会收到的捐款就不止这些钱。后来中央领导也做了重要批示，所以后来出台了很多很多国家的政策。这部作品反馈的情况，让我感觉到但也没有想到，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能引起社会这么强烈的反应。当时美国《纽约时报》都报道了，我天天接受外国的采访，那个时候名气很大了。在大街上人们都认识我了，说这是谁谁，现在没人认识我。这说明什么？一部好的作品，能说到老百姓心坎上的作品会引起极大的反响，把一个历史的进程都推进了。所以接下来的几年，针对贫困大学生的政策、补助、条例什么绿色通道等都出来了。去年《落泪是金》举行了15周年的新版本的首发，好多当年的学生都在讲这件事，说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我想想确实有一定的道理。除了书上写到的以外，很多人后来统计了个数，因为有我这本书引发了整个社会对贫困大学生的关注，国家的政策也出台了，所以近一千万贫困大学生受益，所以我觉得很高兴。我高兴什么？我做了一件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做了一件我没想象到的事，取得了比我想达到的效果更大的一种社会效果，我还没有想到的是，在我们这个国家，有什么问题一旦全民行动起来，它的力量是多么了不起。所以一切的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只要我们万众一心走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中国是大有希望的。即使现在碰到一些问题，只要我们清醒地去认识这些问题，那是一概不在话下，这就给我一种信心和力量。
记者：发表《落泪是金》之后，对于中国的贫困大学生，国家有了很多方面的一些捐款、很多方面的支持，最后为党和国家执政方面提供了什么样的指导？或者说是作为一种蓝本。
何建明：《落泪是金》如果从政治层面上来说，让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既要关注那些好的方面或者是我们不断往前发展的这样一种好的事态，同时要关注那些弱势群体，只有关注好这些弱势群体，整个社会才有可能和谐。这些年中央特别关注百姓，特别关注弱小的群体，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一个社会的发展主流要特别关注，但是次要、边缘的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我们也特别要注意，如果不注意的话，有可能在大海里翻船，有可能在小湖里就翻船了，这种教训是非常深刻的，而且屡见不鲜。我觉得《落泪是金》给我提供了这样的启示，政治启示，就是对于有些非常边缘的人群，作为执政党、作为政府要非常关注它，不要小看我们的农民工，不要小看我们身边的那些保安人员，不要小看我们那些打工者。如果他们出现了问题，如果他们不安定的话，我们难道有安宁的社会吗？难道我们执政就那么稳定吗？我觉得这本书带给我们的现实意义和带给我们的执政意义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执政为民，执政的时候要特别关注弱势群体，这就是我认为《落泪是金》带给我们的现实意义和执政意义。
记者：您的心态特别积极，而且您谈到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为什么觉得这些事情都是你应该做的？强大的责任感来源于哪里？
何建明：我觉得来自几个方面，首先当然是党的教育，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一个作家都应该承担这种责任。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要有责任的能人去创造，男子汉去创造。不管古今中外，我没有否认女同胞的责任，因为我是男同胞，我是一个热血的男同胞，热血男儿，我曾经战场上都去过，在那一刻需要我们这些人出现，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亲人让我们身边的弱女子去承担，男子汉要去承担，所有的男子汉都要去承担，这是一个人类的最基本的点。有责任的、有能力的人都应该冲锋陷阵，即使现在我依然保持这种作风，就是需要我们的时候要毫不犹豫地承担这种责任。我认为不管是在单位在家庭还是在其他地方，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本质。跟我当共产党员当干部无关，我认为这是一个人的品质，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品质，人类之所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基本的本质。所以这种东西我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不是说一定要在哪个时代才有的，既然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要承担责任，至于承担多少就量力而行，就依你个人而言。当生命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承担。我甚至觉得当生命结束以后我们还要承担，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生前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作品，来实现对生活对未来的历史做贡献。所以作品就起到这种作用，作品不是我个人，是对整个社会的，对未来的，我内心就是这么想的。
记者：是不是跟您的家乡是苏州，跟苏州的这种精神，跟这片土地有一定的联系？和自己是军人有关？
何建明：我认为都是有的。与我家乡有关系，我确实认为是有的。你看到现在为止，苏州改革开放这么快，这么富裕，苏州人，就说我的妹妹、我的姐姐，她们钱已经不缺了，不是一般的有点钱了，但她们还是长年累月地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南方人特别像我们苏州人也有不太勤奋的人，不好的人，但是我觉得大多数时候他们很少埋怨，他们自己在干，我觉得这种精神是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要学习的。家乡的土地给我理念上的感触我认为也是这样。很多人现在也是这样，他们比我聪明，念的书也比我多，才气也比我大，但是没有走到一定的高度。就是我说的为什么写了那么多报告文学，就是一个态度一个行动，光有态度没有行动，或者有态度也有行动没有本事都不行。只有几种素质同时具备的时候，我们才有一种力量，才有一种爆发力。所以家乡的土地与我自身的品质是有关的，当然还有后天的。当兵我认为也是，一个健康的男子汉要经过部队这样的大熔炉的历练，部队给我带来了钢铁般的意志，意志不是先从部队，而是先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获得的。但是后来在部队十几年，也给了我这种机会和这种客观条件。我认为你讲的非常有道理。但是当成人以后，当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还不仅仅是这样，我觉得是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给了我这样的机会，给了我这样的力量、给了我这样的想法和给了我这样的平台。如果我没有本事，没有写报告文学我就写书，或者我干其他工作，我就不行。所以这个时代造就了我们这样的人，我认为这才是最根本的。
记者：前面也有很多的作品，也有很多的大事件摆在您的面前，都是国家大事，一件又一件摆在您的面前，自己内心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何建明：其实每一部作品的挑战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我现在手里这本书《国家》，写的是利比亚大撤离的一个事件，跟我以前的国家叙述不一样。首先在写作上我觉得突破了，是用电影镜头的视角来写。就是用八天时间救出四万人，从一个遥远的非洲沙漠把人们撤到国内来，这个事件本身是惊心动魄的，节奏非常快，写作上我必须用电影式的推进方式，这是写作的一个方法。但是我内心的一种强烈的感受是，中国现在发展了，世界上怎么看我们？现在我们遇到了那么多的外交问题，但是实际上针对中国崛起，一方面有些外国人很吃惊，另一方面觉得我们的崛起是因为学了他们，甚至是偷了他们的东西，偷了外国的东西。我们现在一个先进技术出来，马上就有人说三道四。我们发展了，像日本像美国他们又不平衡，包括越南都不平衡，所以我要让世界看到一个崛起的中国，它真实的面貌是怎么回事儿，它对人民是怎么回事儿。中国人在西方世界的眼里，一直在社会制度方面是不讲人权的，我让他们通过这本书来看看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让他们看看中国的执政党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老百姓的生命，所以这本书的国家叙述完全不一样。它里面有外交、政治，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写作。其他的国家题材的话，每一部作品都会给我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是写作上的一种高度，更深刻的是广度上的，每一部作品带给我的都是挑战。除非我写完以后一点没有产生影响，产生影响的一定是下了工夫。所以一个作家，为什么称为创作而不是写作，我做报告讲课的时候就说了，写作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重复的，创作必须是最初最新的开始，对自己的作品也是这样，同类的作品更是这样，所以创作者和作家的可贵之处就是不断地创新和发现。我的作品尽管是统一国家叙述，但是每一部作品表现的形式、内容和目标以及我设计的方向都是不同的。
记者：2000年的时候《中国高考报告》这部作品诞生了，也是记录了中国高考这样一个大国的历史实况，您能具体地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部书吗？
何建明：《中国高考报告》在我的报告文学作品当中也是经常惯用的前景式地反映一个社会形态，这部作品我开始没有注意，因为前面写了一部《落泪是金》以后，每天晚上出去讲课，后来碰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说何老师您能不能反映我们校园其他的方面，我们校园的生活很丰富，问题也很多。所以当时我就想，大学校园应该有非常丰富的生活，而且非常有现实意义。因此我希望写一部完整的大学三部曲，我一写大学首先想到了高考，因此我就回过头来写那部《中国高考报告》，这应该是我在世纪交际的时候一部最有影响的作品，应该说并不亚于《落泪是金》，因为它涉及千家万户。《中国高考报告》给我留下了更多的思考是什么？对中国教育体制和中国人怎么看待制度，怎么看待门第，怎么看待社会地位的一种比较全面的透视。在《中国高考报告》当中，特别是后面三章，我基本叙述了对中国一些文化教育和一种知识观点的看法，并做了自己的疏理和评判。所以这部作品影响比较大，几乎涉及每家每户的选择，应该在我的文学作品当中是一个起点里程碑。我觉得它的现实意义到今天依然存在，因为我们的应试教育没改变，高考上大学这种模式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改变的只是有一点，现在上完大学怎么办？上完大学有没有就业的机会？这跟我当时写的时候有点差异，其他的方面几乎没变化，这也证明我选择这个题材是对的，中国的教育有太多太多的问题，改变中国的教育走一小步都会引起巨大的反响，走一大步是太不容易。
记者：也有人说您的作品是为权力而创作，“歌功颂德”。我想问的是，您觉得文学应该承担一种什么样的责任？
何建明：文学作品特别是报告文学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批判性的，一种是歌颂性的，我前期作品像《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共和国告急》，人们都认为是批判性的，后期作品好像感觉都是歌颂性的，其实错了。我首先讲歌颂与批判是一个表象。比如我写《根本利益》，《根本利益》无论是书名还是内容，反映的是一个纪委干部，一个共产党员的正面形象，很多人就认为这是主旋律、歌功颂德。没错，它确实是主旋律也是歌功颂德。可是再看看这本书，你就会发现我在歌颂共产党形象的时候，抨击了它身边和工作对象中的丑恶、腐败和人们痛恨的社会劣根病，这是一部最完整的或者最能体现报告文学功能的作品，它既是歌颂的又是批判的。而客观地讲，包括《国家》这部作品，里面几乎没有批判任何一个人，真的是歌颂的，但是在歌颂的背后，实际上在不断地批判另外一种东西，另外一种什么？包括西方世界在内，像美国像英国这些发达的国家，一直在口口声声讲人权，可是当他们国民在利比亚那个地方发生危机的时候，他们居然放下自己那种冠冕堂皇的脸面，公开在世界面前说自己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些事情，处理他们公民的安危，他们的人情何在？他们那种一贯的道法自然的脸面在什么地方？中国人是怎么干的，怎么爱惜自己的，怎么千方百计想办法把同胞从枪林弹雨当中拯救回来，我用一部歌颂的作品来抨击曾经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讲人权的西方世界，同时让大家看看中国人是什么样的形象。这是用另外一种歌颂的形态来批判和抨击另外一种东西。
所谓的主旋律和歌颂性，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一讲你就会明白。今天这个世界，骂人、批判人太容易，可是真正要树立一个好的典型很难。一个好的典型，让人家感动、相信，向他学习，朝着他的方向走，是多么的艰难。所以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必须客观公正地去反映现实，不管是歌颂还是批判。恰恰是对于今天美好的东西认识得太少，而对丑恶的东西我们看得太多太多。因此我们的视野和价值观发生了巨变，看到党内有些腐败分子的时候，我们的意识里认为共产党都是坏人。错了。看到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当中有点问题的时候，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制度发生了变化和问题。这一切都是错误的。我们就是要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这才是我们正确的选择。一个作家的作品也是这样。不能说写阴暗面的就是有力量的作品，不能说写主旋律的就没有好作品，你是不是写好了，才是主要的。写主旋律作品是不是感动了人，是不是客观真实地把人物事件呈现了，才是主要的。写批判的是不是公正的？昧着良心攻击共产党那种，有意地把小的东西放大，难道这种批判是真实的吗？所以客观地、公正地、有良心地去反映现实才是一个作家最基本的素质，才是最真实的。
记者：您认为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和素质？
何建明：我曾经说过很多次，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备几种素质。至少在我看来，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必须具有政治家的意识和素质。就是说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在思考一个问题、写作一个对象的时候，必须有政治家的高度。政治家看问题相对而言高度会比一般人高一点，思考的问题比较全面一点。
第二要有思想家的深度。光有政治家的高度是不够的，政治家有的时候是投机的，他为了实现某一个过程某一个目标是有投机行为的，投机本身是中性词，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过分的投机就成坏的了。光政治家还不行，我们必须有思想家的素质，思考问题必须独立的。比如我写《落泪是金》，记得当时是中国教育部门一个很大的领导公开在会上批判，说我这个写得不对，现在中国那么好，哪有念不起书的学生？他这是胡说八道，社会主义制度难道没有阴暗面，难道没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吗？所以要客观真实地反映。我觉得一个作家除了政治素质以外，他还必须具有思想家的素质，还不是一般的思想，必须具有穿透力。
第三还应该是个社会学家，必须懂得很多知识。我几乎写每部作品都要看很多很多的书，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的强项，至少让内行的人看你的作品还能点头，让外行能看得明白。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采访过钱学森，钱学森给我讲了一次课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跟我讲0，我想一个科学家讲0，0有什么讲的？可是没有想到在科学家的头脑中0是无限灿烂的东西，他说0既是什么都没有，同时也是数字上正负的一个出发点一个终止点，0后面还有负数有无限的数字，0不是没有，如果0朝反方向它是负数，朝正的方面它是正能量。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你可以做一个0，你不能做一个负能量的，你要做一个正能量的。负能量的本事越大，给社会的危害就更多，你还不如当个0。0是我们生命的起源，0可以改变我们人生的很多东西。给我一讲以后，我发现他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还是一个社会学家。一个报告文学作家难道不要这些东西吗？我认为非常必要。
第四要有普通人的情怀。就是说今天官也很大了，也当了著名作家，难道我就够了吗？不行，有些东西容易出问题，特别是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对弱势群体和普通老百姓的看法，如果你没有一个普通人的情怀，永远觉得你是对的，你是高高在上的，你是执行者和决策者，那就错了，你就坐不稳了。
我觉得光有这四点还不行，最后还要成为一个作家，有本事的有技能的有能力的作家。我觉得这五种素质提高下来，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
记者：为什么现在我们报告文学作品很少能够像其他的比如像莫言的作品，比如像其他的一些被改编成电视剧、被大众所喜欢的作品？
何建明：你说的这个现象不太准确，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上一届的“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我记得电影是20部左右，其中有11部是纪实作品改编的。您提出的问题是说报告文学作品没有小说改编的影响力大，这是有的。我们现在一年有4000部长篇小说，报告文学也就是100部到200部，在这个比例当中你会发现并不少。而报告文学作品改成电影电视剧不太容易改，没有小说那么好改，客观地讲报告文学在文体当中有它的劣势，它没有小说那种艺术的冲击力。报告文学直面现实这些都没问题，报告文学是从新闻体当中转化出来的一种新的文体。文体的本身，很多东西是跟新闻连接的，你看我的作品，很多作品都是新闻题材。新闻报道已经铺天盖地了，我还要去写报告文学，还要让人家感动是不太容易。小说反映人的心灵和情感的东西，而报告文学也有反映人的情感的东西，但是它的主要功能更多的是写事件，而小说不太一样。所以小说改成影视作品确实比报告文学多，也比报告文学影响力大。但是这两个文种没办法比较。如果要比较的话，诗歌为什么没有小说改的电影电视剧多呢？所以不能这么去对比，客观上讲，我自己认为我已经有8个作品改成电影电视剧了，电影电视剧扩大了作品影响力，让我感觉到如果改好的话比原来的作品影响更大，因为现在关注影视的人更多，这是一个特定的时代。我也相信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是可以改成非常好的影视的。我的一部作品《部长与国家》改成电视剧，作为开年大戏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播出，所以好的报告文学同样可以产生强大的影视影响力。但是确实报告文学作品不多，不够。
记者：2011年的时候您创作出版《国家》这部作品，中国政府对被困在利比亚的公民第一时间采取了什么样的营救措施？
何建明：2011年中国在利比亚撤离侨民将近4万人，这个事件应该说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是非常大的事件，它是一个突发事件。你知道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这几年中国在海外投资，向海外输出劳动力是非常非常多的，特别是在非洲国家。现在每年，据外交部说到国外的净出是8千万人次，8千万人次是什么概念？将近十分之一的人经常到外面走，国家的资产在国外是非常大的。所以经常会发生一些突发事件，利比亚事件当时是非常典型的，突然卡扎菲政权不行了，西方世界要实行封锁轰炸，我们有近4万人在那个地方，当时面对这样一个事件怎么办？国内压力非常大，党中央迅速做出决定，用几天时间尽国家之力把这些人从遥远的非洲撤到国内来，我们共和国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而且在人类史上也是第一次。1万多里的路，近4万人，8天时间完成，这个我们从来没干过。《国家》记录这么一个事件，我刚才说过是惊心动魄，显示国家的力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国家真伟大，共产党真是了不起。美国这么强大，英国这么老牌，就是没有做到，我们中国做到了。这个多难啊，我们要走多少外交的程序。我们跟利比亚是没有航空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军机都出动了。我们要走多少路，每一个国家的路我们都打通得非常好，是什么原因？我们国家几十年积累的外交经验，在这个时候都可以用上了。这么多友好国家对我们表示支持，国内的老百姓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来实现外交部的努力。海内外的企业、机构全力以赴的支持，我外交人员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精神，都显示了我们国家在关键时刻是可以办成大事的。而利比亚事件提供了一个精彩的国家形象的展现，所以《国家》闪闪发光，不是因为我的作品，而是因为国家，让我作为一个作家感到自豪。所以我倾注了对国家的感情，同时国家给我带来了感情。很多里面的细节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在利比亚跟突尼斯交接的地方，有15000名中国人要通过那个关口，海关简直是乱套了，共有5万多人，其中有很多东方人，什么越南人韩国人尼泊尔人，还有菲律宾人，都混在一块儿了。他们身上什么证件都没有。好不容易通过利比亚官方的关系和民间的关系，同意我们走了，结果突然发现我们队伍当中来了很多菲律宾人、越南人，怎么办？利比亚海关说不让我们走了，这怎么办？只给我们一个多小时通关，真是急死人。国家领导很着急，没有办法怎么办？如果再不撤离的话可能利比亚要把海关封死，联合国马上要投票制裁利比亚，法国将要轰炸利比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堵在那个地方，生命多危险，多少人在焦急！怎么办？最后一个中国人想了一个点子，分不清人，我们就来唱中国国歌吧。一唱中国国歌中国人就站在一块儿，菲律宾人、越南人他会说几句中文，但他不会唱中国国歌，一下子就分开了，我们的人浩浩荡荡出关了，实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这么多感动的事情让我写下了国家两个字，所以国家两个字它是金光闪闪，它是有温度的，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精神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温暖。这也是我这样一个作家写作时情感的流露。
记者：您怎么看国家这两个字？
何建明：国家是什么？它既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是我们的制度，是我们民族的结合体，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家园，国家就是我们的母亲，也许离开了母亲我们也能过日子，但是我们心里是不安宁的。有母亲在，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感到有一种依靠，有了母亲，再苦的日子也会踏实，我们是充实的，母亲可以教导我们把路走得更好更远。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要爱惜这个国家，我们对这个国家出现的一些问题要正视，要用爱去看待和改变问题。国家是我们的家园，是母亲，是我们生命的依附，是人生中可以永远让我们感到力量的一个概念。
记者：如果把国和家分开的话，国和家的联系是什么？
何建明：国和家是不能分开的，家是在国的范围当中，国是由千千万万的家组成的，所以是连在一块儿的。生命，什么叫生命？生出来你才有命的继续存在，所以这两个同时存在。国家也是，家和国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国我们的家是不安全的，是破裂的，没有家何来国呢？所以它们永远是连在一块儿的。
记者：您在《共和国告急》后记里面有一篇文章，就是“生命如歌，文学如歌”，其中有一句话，就是您心目中有一杆秤，就是把人民群众喜不喜欢您的作品作为您心中一杆衡量的秤，作品是不是能够为人民和百姓说话。就是这样的一段文字，我们特别想知道，支撑您的整个报告文学创作的支撑点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何建明：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到今在内心世界中，都有一种政治抱负和文化追求，政治报复源于他们忧国忧民，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好品质。文学追求就是尽管对政治有忧国忧民的思考，有这种政治意识，但他不是政治家，他需要的是用文学来表达这种忧国忧民，那么报告文学作家在这方面体现得特别明显，最早司马迁写《史记》，一直到近代比如说夏衍写《包身工》再到我们现在，几千年彰显着一种精神，就是我说的政治抱负和文学追求。
当时司马迁写《史记》，他的笔下这么多英雄人物，但是写那些当权派的时候，他有一种特别贬低的心肠。比如写刘邦，他笔下的刘邦不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歌颂的是像项羽那样的人。他为什么这么写？历史有时候是靠人写出来的，真实的历史并非一定完全是这样，其实刘邦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了不得的人物，但是比较起来，司马迁认为项羽是盖世英雄，即使临死时的“霸王别姬”也是精彩纷呈、悲壮无比。他认为刘邦就是小人，在跟项羽一块打天下、参加鸿门宴等过程中，他把刘邦的那种智慧、狡诈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他笔下显然就是喜欢项羽。
作家是有自己的政治追求的，司马迁为什么这么写？是他对政权的认识。他的命运是很惨的，皇帝给了他一个极刑。在这种情况下，他完成了《史记》。他给皇帝一个版本，自己留了一个版本。现在《史记》是一部经典作品，在我看来就是现在的报告文学。
在那个年代，以前的历史大多是传说，由《史记》开始才写历史，所以说炎黄大帝都是从《史记》开始被人们了解，但是《史记》中有特别欣赏的人物，有特别不欣赏的人物。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跟美国在朝鲜打了一仗，《谁是最可爱的人》歌颂了志愿军在战斗中的经历，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作品？是为了提高我们国民抗美援朝的爱国的、国际主义热情，这是它的作用。
《哥德巴赫猜想》是写陈景润，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第一部正面写知识分子形象的好作品，也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一个开篇之作，给人印象特别深刻，也影响了包括我这样的一代人，那这部作品写陈景润的什么？知识分子的形态。原来的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在“文化大革命”时候，不受人们欢迎。这部作品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春天。改革开放开始了，人们沉闷了或者是消极了十多年，现在春天终于来了，所以它起了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今天我们创作作品不仅仅是简单地叙述一件事和一个人，刚才我们讲到，比如说我写国家，写国家的什么呢？国家意义很大，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在迅速地崛起以后，西方世界对我们国家的认知也是片面的，我们要通过文学的作品，告诉世界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我的天堂》是这样，包括我去年写的《江边中国》也是这样，只有很短历史的一个生产大队，现在叫一个村子，用40年时间，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成为苏州最富裕的一个村子，我看了也非常吃惊，像这样的发展历程，其实是一个人起的作用。这个人是谁？是我们的主人公，他用他的那种不断解放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现了共产党倡导的富裕起来的号召，他在很多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经验。西方世界奇怪，中国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发展得这么快？他的核心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要告诉我们的同胞，也要告诉世界，这是我的文学梦想，也是一个政治抱负。
今天的中国是我们干出来的，美国建国后用了200多年历史，你看看它当年，南北战争包括奴隶解放都是非常惨的，但是美国了不起，在短短的时间，成了世界上最伟大、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我们对它非常敬佩，包括它目前很多有效的制度、管理方式，这是我们要向它学习的。
但是美国人同样也要尊敬中国，我们改革开放30年时间，在很多地方实现了美国200多年的历史发展的进程，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了不得的奇迹。我的那些作品如果从国家叙述的角度讲，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不光是记住历史，而且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历史，一方面就是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另外就是中国人靠什么？靠自己的智慧勤劳发展起来了。我写到的几乎都是这样，没有不是实干干出来的，今天的中国依然是这样，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层面，因为世界不太了解我们、误解我们，我们和平崛起以后出现了很多问题，外国用各种方式来扼制我们的发展，然后歪曲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实，这是非常不对的。
我写作品除了告诫世界以外，还要告诉我们同胞，我们每一个公民，要珍惜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同时，我写了这么多典型目的是什么？其他地方要去学习他们，我们不要光眼红，好像是沿海开发区天然的就进步、天然的就富裕，完全错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自然而然富起来的，都是用汗水干出来的，中国的老百姓也是这样，要想过上好日子，光在街道上埋怨这个埋怨那个没用的，搞任何事业都是这样，只有认准了方向，一步步踏踏实实地走过来才能成功，这就是我想用文学的手段来实现我的政治抱负，告诫世界，也告诫我们人类。
人类历史的发展一步步走过来，都是靠我们的智慧、劳动，流血、流汗，拧成一股绳子，这就是人类进步的基本动力，就像一个人要健康就要运动，就要少吃垃圾食品一样。所以回过头来看习近平提出中国梦的时候，之前有句话大家可能已经把它忘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有实干才能兴邦、才能实现中国梦，现在不要把中国梦笼统化了，就是什么都不干，等着天上掉馅饼，等着天上掉金子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正确理解中国梦。
国家叙述几乎都是跟中国梦连在一块，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都是与中国梦相关，中国梦不是今天才有，很早的时候就有，孔子那时候就开始倡导仁义、忠孝等。我们现在想实现的中国梦是什么？在新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走一条中国特色道路，中国特色道路是什么？让中国所有的老百姓能健康、幸福地生活，走在一条光明的大道上。
生活在这个和平的世界，让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有自己理想和追求的家园当中，这就是我理解的中国梦。所以不是说空话，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真是我们千千万万的人向往的那条路，我们用文学把它表现出来了。所以我的作品如果说有什么意义，就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期望和抱负，我是这么理解，发自内心也是这么去做的。
国家叙述的概念，其实最早是我自己提出来的。在2008年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们写报告文学、小说乃至诗歌，都是一个道理。如果一个人的情感局限于个人的小情感、小情调的话，成不了大气。一个作家必须有自己非常高的远见去思考问题，我们写男女之间的情感，就要建立在所处的时代背景下，你才能写深刻了，否则一切作品都是非常无力的。比如我们为什么说《红楼梦》是伟大的？原因是曹雪芹当时站在自己家庭背景这样的一个起点上，进行针对没落的封建社会的写作，所以他的作品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家族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讲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制度的没落过程，这就是作者在那个时代的国家叙述。再说一点，梁山伯与祝英台看起来是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但是他们的爱情为什么会是失败的，到了坟墓里他们化成两个蝴蝶才实现自由恋爱的梦想？这是由于在那个时代与制度下，人们实现不了男女的自由恋爱。所以作者是在那个时代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国家叙述。今天回过头来，我在写作的时候发现，当今社会不能简单地划分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只是在笔下的人物有的完整点、有的简单点。比如说我要写一个在西单街头唱歌的女孩，这是一个非常小的点。可是为什么西单女孩在今天可以一举成名？因为今天的社会与几十年前是在不同的层面上，以前的乞丐可能永远销声匿迹，但是今天一个很小的事件可能引起社会巨大的关注，把它无限量放大，然后弄到电视台、报纸上，一下就由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变成了一个有名的人。写这样的人物，就是在这个时代层面上的国家叙述。国家叙述不是空的概念，它是由千千万万的小家庭、无数的小细胞组成的。那么国家叙述的细节也是这样，一个人的某一事某一阶段、一件事的某一情节某一方面都是国家叙述的组成部分。我们作品中的国家叙述并不都是国家大事，国家大事本身也是由千千万万的人物情节组成。比如我们写领袖，就属于国家叙述，但领袖本身也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他领导一个集体，他的生活也由很多人和事组成，领袖本身也是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层面。所以我们只有深刻了解他身边的普通人的时候，才能把作品写得精彩。国家叙述是我作为一个作家，写出符合我个人的创作的特点、创作的风格，写出我的精神追求，写出对这个时代的理解的文学表达，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心里的中国梦。
记者：国家叙述在您30多年的创作历程中所取得的阶段性的成就是什么？
何建明：我几乎是在跟这个时代同步地成长，为什么？首先就是从我年轻的时代一直到现在，我没有断过对国家、对这个时代这种火热的青春般的激情。尽管比以前年纪大了，体力有点跟不上，但是当我看到好的题材、好的作品的时候，我依然充满情感，所以每年都有两到三部作品创作出来。这让我感觉我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题材或者是这个时代需要我这样的人去做事，否则我们的报告文学会很虚弱。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的我必须承担这样的责任。另外这个时代给了我丰富的题材，不去写太可惜了。例如我最近在写“古董收藏”，涉及的都是比较边缘的人，但是我觉得也是了不起的。我以前不是特别了解这个行当，但是当我走进去以后发现，很多人在做收藏的财富梦，他们内心的向往是真实的，得到一个宝贝就能发财。大家都想求真，以此来换回无限的财富的时候，实际发现90%都是假的。而有的人明明知道这是假的，但是还不想承认它是假的，都在玩假。玩假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实现他们内心的那种不劳而获的梦想，所以这个行当会出现问题。在这里面折射出中国人的浮躁心态，对财富不正当的畸形心态。曾经成就了一番美好的东西，只怕在最后就成为一种噩梦式的毁灭。我觉得作家就要有这种责任去思考、去深入研究这样的问题。而我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需要走在社会的最前沿，当我关注这个的时候，不仅仅是来记录这个行当的表象，而是去深刻地思考我们的国民性、人性，去提醒我们的政治家、社会学家、百姓们注意这个问题。
当生命不息的时候，我有力气的时候，还要写作。有时候我还写诗，我最近写了一首《为什么，我还有梦》，我已经过了做梦的年龄，完全可以平平淡淡地生活。然而马上有个转折，当我看到现在社会当中还有很多问题不完善、不完美，我就会梦想去改变一点什么，或者抒发一下自己内心的那份感情和呐喊，这就是我想要完成的使命。生命如歌，我这个歌既是唱给我内心追求的歌，同时也期待我的同胞、我的读者更清醒地跟我同样地思考一些问题。国家现在也在讲，要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国梦我们不能走邪路，一定要沿着一条健康的道路，普通老百姓的发家致富梦是要建立在靠智慧和诚实劳动的出发点上。我们文学工作者需要成熟的思考和眼光，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光明日报》头版发了我的一篇报告文学，很多同志看了，给我反馈非常不错，其实我只写了两天，但是我集结了这么多年来所看到的一些社会现象，所以反映的问题非常有针对性。后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很多新的决策，跟我呐喊的问题是相呼应的。这就是我们与这个时代共命运、共呼吸、共呐喊的一种表达和表现，这也是文学作家，包括文学的文体本身的特定性所决定的。
记者：国家叙述目前的发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现在是属于哪个阶段？它还有哪些局限性？
何建明：国家叙述只是我的文学的一种风格，或者说是我创作的一种内心表达的形态。那么它也不是说成熟与不成熟的问题，国家叙述在这个历史阶段当中，它以一种国家的独特眼光，站在比较高的视野，深刻地思考，去阐述文学和现实的问题。那么我觉得这种文体的形态的表达和表现，应该说还有很长的路可走。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还早着呢，写完国家的还要写世界的，写完年轻的还可以写中年，还可以写老年，还可以写家庭等，这是一个开始，只是一种表达的方式、一种形态而已。那么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会空泛，我刚才讲的国家叙述实际上是由更多的细节来堆积成的，就像国家两个字，千千万万的家庭组成我们的共和国。那么国家叙述也是这样，我们有很多生动、微小的细节，把它们组合起来才能成为一部好的作品。所以关注国家叙述和运用国家叙述时，我们要特别注重客观的细节和艺术的细节。好的作品，一个开头、一个标题都是非常精彩的，而不是一个口号式的笼统的政治概念。所以国家叙述我觉得是一种在健康成长过程中的报告文学的形态，或者说是一个作家的思考形态。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家必须具备那几种素质，要在自己内心历练出这种感觉意识，以及思考问题的高度、深度，他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国家叙述者。
记者：报告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是最辉煌的阶段吗？
何建明：不是，没有达到顶峰。古代的时候，司马迁是一个高度，我们现在的水平根本没有超越司马迁的水平，你看看他用文言文写的《史记》，改编了多少电影电视剧，像鸿门宴这样的故事，精彩极了，我们现在都达不到。我们对前人心存敬仰，为什么要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就文学而言，我觉得今天的高度没有达到古代先人的水平。第二个，就是说近现代，我们也没有达到《包身工》和《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广泛性。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报告文学作家也是非常优秀的，我自己觉得，我们很多作品比先人并不差多少，但是这个时代不一样了，这个时代是多媒体时代，公众对知识的获得渠道太广泛，单是中央电视台的频道就有十几个，我们的电视台，大概就有700个频道。你想，以前有电视吗？我们现在不光有电视，每个人都有一个手机，每个人都是一个传媒媒体，每个人都可以写作，一个小东西贴到博客上就成了一篇小的文章。在这样的情况下，报告文学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其他文体也是这样，《人民日报》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但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期待优秀的报告文学和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所以我们的压力越来越重。我们的要求就在这个地方。前面讲我革命的热情，对文学的追求，但是另一方面也给了我压力，让我去不停地学习，因为不写，人就会被淘汰，文体也会被淘汰，所以必须要写得更多更好才行。这种责任对我来说也是最大的，是促使我继续奋进的另外一种动力，这叫压力，压力凝聚的这种动力让我们往前走。
记者：就您的个人经验而言和您这么多年创作的历程来说，您和您的作品是否也一起成长呢？
何建明：那肯定，在初期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报告文学，因为我是从新闻转到报告文学创作。只是感觉这个题材新闻报道已经处理完了，但是我觉得还没有表达够。所以后来《哥德巴赫猜想》出来以后我们就模仿它，我的第一部作品叫《腾飞吧，苍龙》，就写了一个科技工作者，当时茅盾还在，然后寄给他了，他主编了个杂志，就发表了。后来还得了个全国奖，我那时候只有24岁。10年以后他们把我的作品收到一部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当中，我记得好像只有20个作品，是按照年头来的，最后一部就是《谁是最可爱的人》，因为它最早。那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我是谁，编辑都不认识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给了我一种力量，原来这就是报告文学，这条路我还可以走得很好，就这么一步步慢慢走过来了，直到今天。我一方面觉得很庆幸，另一方面就说我在这个时代中不断地进步、成长。老先生去世了，他们的接力棒就传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而我的积累时间相对长一点，一二十年，一直在报告文学这个领域当中走在比较前面，如果还能走个十年八年，我觉得就差不多了。我们不可能永远是这样。但这也给我一种责任，就是说报告文学发展到今天，我们要拿出更多的像《哥德巴赫猜想》《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的作品。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是从“繁荣”这个角度看，我们比以前写得确实多得多了。就我个人而言，在老百姓心目当中有点影响的作品至少有十部，但是时代确实发生了变化，已经有太多的东西在这个地方。以前可能就是一个陈景润，现在有几百个几千个陈景润。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它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一个普通的老太太在家都能看着电视剧评价说这个好那个不好。这要求我们的文学作品更要能经得起历史和读者的考验，所以要求就越来越高。即使今天坐在老大的位置上，你会发现过两天你什么都不是了，你还得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要发展进步不只是年轻的时候才需要，就是到了80岁你还得要进步。周恩来讲的活到老学到老，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文学没有止境，人的追求、高度、境界也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我们都要好好地学习，才能天天向上。
记者：您曾经说报告文学是一把利剑，今天你还有别的想法吗？如果对报告文学重新定义的话。
何建明：今天的报告文学还是个“拳头”，为什么？当我们的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当我们都在得意忘形的时候，这个拳头要敲一敲，敲一敲我们这些人，提醒警示我们还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太好。报告文学不光是“拳头”，也许还是“火炬”，要去引领未来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这个“火炬”高高举起来的时候，能让那些没有清醒看到前程的人看到光明。它是一种点燃人们心中理想的“火炬”，它是进步的，它还是一个“歌手”，今天美好的东西，报告文学来歌颂它，歌颂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感动，感动的结果是为了让大家一块站起来，走好自己的道路。
记者：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您的梦想是什么？
何建明：我的梦想我觉得是把作品写好，让更多的读者喜欢，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成为历史和时代进步中的一滴水，这滴水一定要闪光，这滴水若干年以后人们还依然能感受到它的气息，这就是我的梦想。
记者：您觉得报告文学的魅力是什么？
何建明：报告文学的魅力就是让你知道作者要表达什么东西，作者表达了以后让你产生一种共鸣，这就是报告文学的意义。比如电视台台长跟你说话你听吗？他在做报告你听吗？你听了，因为这里边有内容是跟你息息相关的，或者说即使跟你没有关系但也让你感动，你才去听这个报告，否则你中途就退场了。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我对报告文学的理解是这样的。
记者：什么样类型的作家算是最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
何建明：我觉得第一，他热爱报告文学，他把报告文学当作一生的追求。
第二个他具有这种潜能，他具有这种本领，我不是说后天的作用不重大，但是先天的悟性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有的人成为作家，有的人成为艺术家？他天性当中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他还要勤奋地、努力地、不懈怠地往前走，这就是劳动的代价、汗水的代价、精神的代价。
我觉得这三方面的智慧和能力集中在一块的时候，一个人才能成为优秀的作家。
记者：写了这么多国家叙述，为什么这么写？
何建明：我说说我对国家的信心和忧虑。为什么这么写？是因为我对国家一方面充满了信心，我觉得中华民族非常了不起，它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这几十年中创造了很多伟大的奇迹，影响着整个历史、人类的进步。但是特别是当前我们的社会存在很多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小看，如果我们小看的话，有可能使我们前面几十年的努力成果全部没有了。我们今天倡导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的我发现，很多东西让我很痛心很难受很无奈。比如说我帮助一个人，他原来什么工作都没有，或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你帮助了他，你给了他平台，他也进入平台了，也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往往忘掉了很多东西，他的很多追求建立在一种不正常、不健康的观念上，他忽略了一定要脚踏实地地走上去，你不靠劳动靠其他的东西，你想获得是不可能的。这个我见的很多了。我觉得这是今天社会当中特别让我感觉担忧的，今天的年轻人甚至已经有了孩子的人在这方面个人的素质极差，这就导致了我们国家很多问题不断地出现。我们的官员也是这样，中国一步步走过来不能说我们的官员都不优秀，他们本来就是很优秀的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可能就觉得原来靠实干是不行的，我要巴结关系，没有关系我要去建立关系，这样不断地演化，使得我们的制度和党内发生极大的问题。我讲的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这都是我特别担忧的。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关注泰国的动乱，我们说泰国是民主的，可是这种所谓的“民主”给它的人民和国家带来了什么？灾难。所以有的时候要思考一些问题，我们国家这么大，如何来避免这些问题？每个人就要从培养自己的素质、培养自己的理想开始，从点点滴滴做起，要充分地清醒地认识自我，一个人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是可悲的，一个不能清醒地认识和理解自己本质的国家，是一个悲哀的国家，它的结果肯定是要被淘汰，所以人和国家都是一类情况。在叙述国家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在我的脑子里一直在闪烁，每一部作品带给我的思考都是全新的，每一种国家的形态在一个断面上，它给我的东西都是深刻的，每一部作品完成以后它都给我精神上、思想上一种升华。所以国家的叙述如果说它给我个人带来了影响，我觉得是巨大的，它远远超过了我看一本书、我吃一顿饭，因为这是我对这个社会、国家的理解产生的那种内心精神上的东西，也有些是知识上的东西，更多的是思考。所以报告文学作家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家，一个思想家，其实他还是一个文学家。我吸收了这么多好的典型、好的事迹，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智慧汇总到我这里，让我去管理一个单位，我认为非常简单了。我站在一个社会观察家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与执政者不同的是，我是一个去研究局部的、细微的社会形态的工作者，他是一个解决社会问题和管理社会的执政者，我们的交流是可以在一个层面上进行，所以我觉得国家叙述包括文学创作带给我的是无限的精神财富，它使得我的人生丰富多彩，它使得我从一个无知的、简单的、热血沸腾的年轻人成长为一个相对冷静思考的、理智的、有政治头脑的、有思想观点的、还依然保持着一定激情的人。
记者：报告文学与国家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何建明：30年前的报告文学是一个简单的文体，今天我自己在写报告文学的时候感到它是五彩缤纷、错综复杂，30年来，对它我像历练自己的生命一样，有的时候是痛苦的，有的时候是残疾的，有的时候是健康的，有的时候是阳光的，所以报告文学是我生命的呈现。报告文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它是国家社会形态的一种表达，我们国家的发展进步，是可以用很多很多东西呈现的，有歌曲、有电视、有报纸等，报告文学是其中之一。它的呈现有它的特色和位置，而且我相信在中国特别是在强国梦的时代进步当中，报告文学具有特殊的魅力，这种魅力就在于报告文学文体本身，以及像我这样一代人一批人在努力地奋斗，用这种文体使得中国和中国梦更加美好，所以我相信这个文体是跟中国梦一块可以呈现它的灿烂的一面。报告文学可以以这样的文体呈现，使得中国梦更加地、更多地被世人了解它的精神实质和它美好的一面。
记者：报告文学的贡献呢？
何建明：那是肯定的，我们已经在做出这样的贡献。就我个人而言，我被翻译的作品本身就是贡献。15年前我在罗列《诗经》的时候就引起了很多外国媒体的转载，今天我觉得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是更多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形态、一种载体会在世界的文明进程当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会让世界的读者通过看报告文学来了解更多中国的现实，同时也对世界的文明做出一些贡献。就像之前讲的我为什么写《江边中国》，是因为我感动于我们父辈的这一代人，他们用了几十年的努力使一个贫困的地方成为一个非常发达的富裕的地方，那么这种进步对于非洲、对于其他落后的国家可能就是一种人类进步的范本，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看到也会感动，为什么？因为落后与发展是现在世界的一个基本状态，即使发达国家这几年经济也在慢慢消沉，那么我觉得中国社会这样美好的、特别有进步意义的范本，难道不是对他们的一种促进吗？我们从德国人身上看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还造不出一个非常过硬的发动机，为什么？我们的工艺不如人家。德国人造这类东西，那就是搞得好啊，那我们就要向他们学习。30年带给中国这么大的巨变，对世界其他国家都有进步意义，那报告文学呈现的这些东西对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带来一种推动作用。
记者：您怎么理解文明这个概念？
何建明：文明用个大概念来说是我们人在创造过程当中给人类带来了进步意义的那种形态，文明可以有100种解释，这是我一种简单的认识，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人的知识和人的情操的进步是文明进步当中的核心。我们可以创造原子弹，可以制造航空母舰，今天已经不成问题，可是让人具有更高的智慧和更高的情操可不是那么容易，这就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部分。而且我们的文学意识实际上都在为这方面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记者：您刚才提到人性中的一些弱点，文学对这种人类的局限性发挥什么作用？
何建明：文学知识解决其中的一部分，文学关注人性，文学关注人性本质的东西，文学也可以让人性得到一种释放或者提供一种美好的提示，或者警示，它是使得我们人性美好的一种载体，整个人类的人性进步以及堕落是有千千万万其他的因素，但是文学可以起到独特的作用，一首好的诗歌、一篇好的文章让人阅读以后产生特别美好的净化灵魂的功能，这就是文学对人性的贡献。
记者：您理解的中国梦是怎样的？
何建明：我在去年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时候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毛泽东的文化梦想》，这篇文章非常不好写，但是我梳理了一下毛泽东的文化梦想，事实上在年轻的时候他也是热血青年，然而到了中年的时候，他承担了要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这个重大责任，新中国成立后他要带领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实际上毛泽东是一个文化人，所以我从文化梦想的角度来阐述毛泽东的一生，我觉得从他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看到了一些人的局限性。所以在历史进程当中，再伟大的贡献都是可以有的，但是我们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要正确地认识自己，我认为再大的人物也得清醒，再小的人物也要有自信，大人物的清醒就在于你的影响力特别大，贡献特别大，你带领一个社会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你给千千万万人带来了福音，可是如果你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你带给所有的人就是灾难。所以对于他来说，贡献可能是大的，灾难也可能是大的，因此一个大政治家是否清醒极端重要。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要有自信？我们常常觉得普通人活在这个世上就是吃饭，有饭吃有钱花，一辈子过去就行了。错了，这有一个简单的人生存在的意义，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如果都是像这样的人，那这个社会就会成为一个碌碌无为的、没有进步的、倒退的、负面的社会。
你可以这样，可你的孩子怎么办？也许你的祖先曾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你对得起祖先吗？
在同时代你可能还要影响你周边的人，所以说一个普通人也要尽可能地建立内心的那一份自信，有了自信才有美好的梦想，没有自信这个梦想就是一个碌碌无为的梦想。中国梦不是一个简单的空泛的概念，它是一个健康向上的、追求美好的梦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文学作品或者我能做到的一点，就是用这种美好的文学境界来影响他人，来影响我的读者甚至影响这个社会，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文化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梦想。科学家也是这样，政治家也是这样，只是职业不同而已。但是在内心我认为都应该有这种追求，普通的公民就算一个农民工，我觉得也是这样，作为一个保洁员，如果你不尽守职责，哪一天一个烟头燃烧起来，燃烧的是整个大楼，危及的是这个楼里的人，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作用。一个人既是局部的、个体的又是全局的、社会的。我们弄明白这些的时候，每个人的追求、每个人的梦想组合起来，就是浩浩荡荡、惊心动魄和辉煌无比的中国梦。
（发表于中国网2014年5月23日，记者肖泽颖，当代大家栏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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