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报告文学论-国家叙述和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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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1978年初涉报告文学写作至今,你的多部作品都产生了轰动的社会效应,比如《落泪是金》《根本利益》《国家行动》等。这些作品虽然均聚焦社会热点和重大事件,但前期的《落泪是金》《根本利益》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而后来的《国家行动》《我的天堂》等作品的基调则为歌颂和弘扬。有人说,何建明怎么开始歌功颂德了?

    何建明:评论家们把我的写作形态总结为“国家叙述”,意思是说我的多数作品通常是写大事件或大背景,都是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在叙述,其影响和意义也是国家与时代层面的。其实,“国家叙述”并不一定都是唱赞歌,而是一个作家对一个时代、一段重要历史的负责任的记述,这中间有我对这个时代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事实调查与独立思考,当然这种独立思考也代表了一个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和国家及人民的那种真挚感情和使命式的思考。毫无疑问,在这种思考和叙述中我无法回避一个基本事实:我们伟大的时代和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的人民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它们都是值得我们以饱满的热情去讴歌的。不要以为歌颂就不是文学的责任,恰恰相反,我以为这是当代作家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任务。文学承担着对社会的批评责任,这种批评首先应当是建立在对民族和国家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没有了这种态度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建设性批评。那种广告意味的文学或者一味地歌功颂德,要真正地写好真是不容易。我觉得报告文学作家、社会评论家对此的认识远远不够。

    从创作角度看,“国家叙述”由于其对象的重大和重要,如何把握好主题的分寸感,以及所容纳的信息量、基本事实的准确性、文学性和时代意义,都是对作者创作功力的一种考验,它需要作者站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甚至是全人类的高度去思考问题,并建立这样的视觉远瞩和俯瞰意识。同时必须娴熟地把握事实与艺术之间的处理手法。当然,这其中的创作情感和创作立场的构筑至关重要。

    记者:现在的报告文学创作,具有批判意识的好作品很少。报告文学创作尺度的难以把握是众所周知的难题,你在创作《根本利益》等作品时如何把握这个度的?

    何建明:如何使暴露“社会黑暗面”的题材成为引发全社会关注的正面题材来认识,是需要把握“度”的,这个“度”就是对国家、对自己的人民和对这个时代的责任感——这个责任感就是对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负责。

    写这一类作品,当然要求作家站在全社会发展的高度来认识问题,同时更需要有对问题的正确判断,而最主要的是你必须站在与国家和人民相统一的最高利益之上投入真挚情感,也就是说,你是站在人民的和历史的、时代的角度去说实话。我写的关于农民问题的长篇报告文学《根本利益》与另两位作者写的也是农民问题的作品,出版后都受到了社会的热烈反响,但后者后来受到很多批评,甚至不让再出版发行了,而我的《根本利益》的主人公则成了全党、全国的学习榜样,成为“感动中国”人物,原因只有一个:同样的一件事、同样一种题材,角度和立场不一样,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也会完全不一样。

    记者: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匮乏是否是当下报告文学创作面临的重大问题?

    何建明:文学和作家需要保持一种独立的社会批判意识,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重要体现。报告文学作家一直秉承着这种精神。但近几年的报告文学创作确实比上世纪90年代前的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差了不少,我以为原因有以下几个:一是国家的发展越来越科学和成熟,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也比以前强得多,社会整体健康。二是报告文学作家特有的那种批评精神在当下的报告文学作家身上缺失得比较严重。而一个作家的批判精神不是简单拿起笔写“黑暗面”就解决得了的,它是一个作家综合素质的具体体现,它要求作家具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深邃的思想,同时还需要作家有足够的牺牲精神,所有这些在当下的报告文学作家身上严重缺失。后者是根本原因。报告文学歌颂的功能毫无疑问是需要的,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批判精神的缺失是让人感觉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弱化的根本所在。我们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宽松环境也非常重要,就像我们的政治文明进步一样,它是随着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进步而进步的。报告文学的批判性的强盛和让广大读者感到满意是需要与社会的文明进步同步发展的。

    记者:你担任作家出版社社长时说,要把作家出版社办成中国最好的文学出版社,要为作家出书、出作家好书,向读者奉献最好的书。如今的传统出版业在新媒体冲击下,面临很大的挑战。你认为在新的文学生态下,传统出版业有哪些新的生长点?

    何建明:关于传统图书出版与新媒体之间的矛盾是必然。其难题主要是由于读者群体的改变,这使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传统图书出版的消费对象的改变。越来越多的读者通过网络和手机阅读,这一趋势无法改变,会越发突出。因此传统出版业就得适应这种势态,并在形式和内容上更加突显自己的优势,同时也应当利用新媒体为自己服务。加强与新媒体传播渠道的衔接恐怕是传统图书出版目前和今后的最主要任务。

    目前,我们主要发挥品牌的优势,把书做得有分量,这是新媒体无法达到的。把“传统”做好的同时进入网络,进入其他新媒体,比如手机阅读。这样,我的天地不就有了?他有的我有,他没有的我也有,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发展空间有,只要我们认真做、认真想。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是相通的。新技术有新技术的特点,传统技术有传统技术的特点,我们的思维不能局限在这样的概念之中,一切有利于我们的我们就都去做。这就是我的理念吧。

    (发表于《文学报》2009年11月5日,记者陈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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