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安是我市辖区里的一个县级市。由于工作关系，我和常到其他县市区调研一样，也多次走进高安，在领略了这个赣中小城的地理风情和风俗文化的同时，还有许多意外收获。如学认字，学认那些可以意会但不会发音的冷僻字就是在这里的收获之一。比如说“不”在上、“和”在下就合成了一个字，这个字我是在高安有关同志的帮助下学会了读“ao”，阳声，指的是不顺畅、不和谐的意思；“看”在左、“见”在右合成一个“mao”，读平声，表示看见、守护的意思。
诸如此类的还有“身”和“小”合为“身小（身小：音读jiang，为精灵小巧、可爱的意思。）”、“亻”和“守”合为“亻守”、（亻守：音读yang，为看守的意思。）口和开合为“咞（咞：音读wéi，为喊的意思。）”等。在高安就听说过“看见”的一段趣事，“张三看见”是一个同学的名字，“李四”是另一个同学的名字，巧的是两个同学的名字连着写在一起，外地刚毕业参加工作的老师第一次课堂提问时，想要张三看见和李四两个同学站起来回答问题，本意是叫两个同学的名字，却自然地念成了“张三看见李四”，结果整个课堂哄然大笑。当然这也成了该校历史上的一件趣事，成了高安人茶余饭后的一个笑料，由此我们也看到了高安文化的独特性和深厚性。
这几个字从造字方法上来说都属于会意字，熟练运用会意来造字，充分表明了高安人质朴率真、勇于创新的性格。高安自古商旅兴茂，文化繁荣，人才辈出，特别是出了一位音韵学大家，这也进一步佐证了高安人长于借鉴、精于研究的学习之风了。
这位大家就是元代卓越的音韵学家与戏曲作家周德清。周德清，字日湛，号挺斋，为高安市杨圩镇睱塘周家人。他所编著的《中原音韵》虽然晚于奉新阴幼遇的《韵府群玉》，但在中国音韵学与戏曲史上有着非凡的影响，对于后来戏曲的用韵起了很大的规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戏曲用韵的统一，也被公认为现代普通话的祖音。可惜这部书传世甚少，我在编修《宜春市志》时，找它还费了不少周折。周德清在历史上的记载不多，只有寥寥数笔，但非常鲜活，虽是布衣，却来头不小，他是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的后人，用现在的话说也是名门之后了。说到这里让我有点不解的是，周邦彦是钱塘人士，史书上也没有他来过高安的记载，而后人周德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安人。我想，这可能是周氏后人为避战乱或是遇上了饥荒而四处辗转，颠沛流离，后来走累了，看到高安这个地方不错，就长住了下来。让人感叹的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词曲两个巨擘，竟然出在一个家族，尽管相隔数百年，依然让人称奇。
正是有这种音韵文化的浸润，千百年来当地人在蚕桑耕种的劳作之余，有感而发，信口引吭，一人呼，众者和，管弦助兴，铙钹取闹，傩面雉首，相聚而乐，于是，一个古老的剧种—采茶戏便在这不经意的嬉闹间产生了。高安的采茶戏以高安方言为主，不但在念白上是艺术化的方言土语，更重要的是将方言有机地结合到了采茶戏的唱腔中，使之更具有地方特色和戏曲的韵味，可以说是唱腔婉转甜美、表演清新自然、地方特色浓郁醇厚。《四九看妹》中有一段念白比较典型，集中体现出了高安采茶戏的语言特色。在剧中银心妹妹倒茶给四九哥哥喝，一边倒茶一边关怀叮嘱他“慢点吃（吃：音读qià，为吃的意思。）”，四九耍笑说，“吃茶莫‘哇事（哇事：音读wá sú，为说话的意思。）’，哇事就会打‘噗噗（噗噗：音读pú pú，为喝茶时呛出水来的意思。）’。茶往下，气往上，两下哩会相撞，会哽（哽，音读gěng，为噎的意思。）死干哥哥。”押韵合辙，朗朗上口，就像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一样，与观众极易产生共鸣。《四九看妹》这出戏还曾于1959年在庐山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中央领导同志演出，获得好评。记得前两年市里开流动现场会的时候，住在高安，当天晚上的安排就是领略传统文化魅力，观看高安采茶戏。
那是一出《南瓜记》中的折子戏，看后给我许多感触。故事叙述的是高安籍三朝帝师朱轼奉旨回家为母祝寿，途经南昌时微服私访，以察民情，为民申冤，除暴安良的故事。帝师，就是皇帝的老师，炙手可热，权倾朝纲。在这样的背景下，朱轼在老家为老母亲祝寿的场面就可想而知了，祝寿那天，远远近近的大小官员们闻讯纷纷前往，一时间朱家门庭若市，车水马龙。朱轼盛情难却，吃饭的时候用南瓜熬成稀汤宴请宾客，以示为官必须清正廉明，一时在朝野上下传为美谈。说到吃，高安城乡的筵席中至今还流传着一种“朱公席”，菜谱是：菠菜、韭菜烧豆腐、猪耳朵、咸鸡蛋为“四盘”，水蒸蛋和红烧冬瓜为“两碗”。这种筵席，据说是朱轼在高安老家推出的，与乾隆皇帝有关。朱轼为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帝当过老师，是三朝元老，又称三朝帝师。乾隆皇帝还是皇子时，初入学，他的父亲雍正帝命朱轼为师，在懋勤殿设讲坛，行拜师礼。朱轼对他的要求很严，旁边的雍正看了也觉得过分，就对朱轼说：“教也为王，不教也为王。”意思是说，对皇子，教育他做王，不教育他也做王，先生何必这么严格呢？朱轼答道：“教则为尧舜，不教则为桀纣。”意思是说，教育好他，就可以使他做尧舜那样的贤君，不教好他，就会成为夏桀、商纣那样的暴君。乾隆做了皇帝后，非常感激和尊重他的老师，曾亲自到高安来看望朱轼，朱轼就是用了这“四盘两碗”土菜宴请皇帝的，结果龙颜大悦。这种筵席，后来被人们称为“朱公席”，且一直在当地流传了下来。
在高安，朱轼可算得上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显赫人物，这里至今还流传着他的许多故事。他生于高安村前艮下朱家的清贫人家。朱轼从小聪敏勤学，七岁时的一天他正在玩耍，旁边有木匠在锯板，有人指着木匠锯板叫他作“八股文”的“破题”，他应声答道：“送往迎来，其所厚者薄也。”破题是八股文的开头部分，要为圣人立言，要提起下文，朱轼的破题从表面上看，讲的是锯板，送过去拉过来，使厚的木材变成薄板。但从句子里面的意思看，破题中活用了古人的话，也可理解为人情冷暖，随着地位的变化，深厚的友情也会变得淡薄，这就含有更多的哲理，为下文的展开铺了路。朱轼很小的时候就被族中长老称为“千里驹”，据说就与这次命题作文密切相关。
如今，高安采茶戏依然活跃在城市乡间，成为人们熟知的文化剧种，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一种文化享受。一个县域能创造出一个剧种，并千百年来长盛不衰，不断发展，这本身就告诉我们高安人民一定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文化坚持。在高安，有一句流传甚广且广为认同的名言，即“不会读书，就会养猪”。这句名言在形象勾勒出地域经济结构的同时，也充分地说明了高安读书之风绵延不绝的原因了，高安“才子之乡”的美誉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成了不争的事实。以历代考取进士为例，有关资料介绍，唐代江西进士六十五人，高安有七人；宋代江西进士五千四百四十二人，平均每县约八十人，高安就达一百一十七人之多。历代考取进士中，名声显赫的有唐代国子监祭酒、教育家幸南容，北宋史学家、《资治通鉴》主要编纂者刘恕，清代三朝重臣、帝师元老朱轼等。特别是唐代国子监祭酒幸南容致仕后，回到高安创办桂岩书院，藏书授徒，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创办最早的招徒授业的私家书院之一，书院第二次重修时，南宋宰相周必大还为其题额。
说到高安的乡贤，吴有训也是一位杰出代表。他是我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著名教育家，上个世纪70年代在京逝世。吴有训在物理学领域中的重要成就是：在参与康普顿的X射线散射研究的开创工作时，他以精湛的实验技术和卓越的理论分析，验证了康普顿效应。康普顿效应发现于1922年，这一发现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经典物理观念根深蒂固，康普顿效应一经提出，就遭到许多所谓理论权威的怀疑和非难。为了取得更为全面的实验数据，吴有训以他高超的实验技术、严密细致的工作作风，有力地证明了康普顿效应的客观存在，为康普顿效应的确认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吴有训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对中国科学院的建设乃至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说到吴有训，有一件他回老家“提走尿桶”的故事让人记忆犹新。1947年初夏，已是中央大学校长的吴有训偕夫人回到故乡高安。当来到母校高安中学与师生见面时，吴有训既没有当年留学的激情回忆，没有回国后任教的经验介绍，也没有关于报国之类的谆谆教诲，而是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用家乡话给大家讲了一件“提走尿桶”的事：“同学们！我已三十年没有回家，记得我走的时候，房门角落里有一只尿桶，现在还有一只尿桶，一点都没有改变。我没能把尿桶提走，深感惭愧。我要求同学们一同伸出手，把这只尿桶提出去！”听到全场为此发出的笑声，吴有训提高嗓门说，“同学们！这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国强民富，要强到外国以平等待我中华，富到丰衣足食。推倒旧的，重建新的，这就必须科学救国、科学兴国、科学强国、科学富民、普及科学教育、提倡文明生活。只有做好这六点，尿桶才能被提走。”吴有训以浓重的乡音，说出的这番朴实无华而又振聋发聩的大实话，在师生的心中激起终生难忘的波澜。农民、农村养育了吴有训，吴有训没有忘记农民、农村。几千年来，农家门角的尿桶，人们都已熟视无睹，习以为常了，吴有训却独具慧眼，以小见大，从中看到国家必须革故鼎新，必须依靠科学才能强国富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三十年农村尿桶依旧，反躬自责，深感惭愧并大声疾呼，要唤起民众，普及科学知识教育，提倡文明生活，大家动手，把尿桶提出去。一颗滚烫的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令人钦佩，一种强烈的科学救国的社会责任感感人至深。如今在高安中学的老校区还有他的塑像和以他名字命名的“有训路”，每当走进这个校区，走在以他名字命名的有训路上，我就会自然地想起他关于“提走尿桶”的故事。通过“提走尿桶”，让人们接受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从而告别陋习，实现文明，走向小康，并最终实现现代化，这无疑是他提出这一问题的意义所在。吴有训的人格魅力和力量通过“提走尿桶”超越时空，给人启迪。
古往今来，高安质朴的民风和浓烈的学风也吸引了众多文化名人来到这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就来过高安，这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北宋著名文学家，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把他推上了豪放派词人的代表地位。他的诗、词、赋、散文，乃至书法和绘画均有成就，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历史上公认的文学大家之一。他的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这样一位大家来高安源于他的弟弟，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宋元丰二年，苏轼因与王安石变法主张不合被解赴台狱，坐牢受勘。苏辙“上书乞纳在身宦赎兄罪”，因而被贬谪筠州也就是今天的高安监盐酒税，后来又贬居高安。苏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湖北取道修水、铜鼓来到高安探亲，前后在这里逗留了十几天。苏辙在高安体恤农耕，百姓遭旱灾，苏辙亲自祈雨；百姓遭水灾，苏辙利用圣散子秘方，使高安许多疫民得救，因而深得百姓爱戴。公务之余，作为著名的文学家，他和苏轼纵情于高安山水，游踪到处，留下了为数可观的传说、题词、诗文、书画，为高安、为锦江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蕴。苏轼、苏辙两兄弟“卖酒高安市，早岁逢五秋。常怀简书畏，未暇云居游”中关于买酒喝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说到高安的文化，还有两件事值得一说。一是高安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青花，二是最近发现的华林造纸作坊遗址。
中国的青花瓷器始见于唐代，但数量不多，非常有限。元青花的出现标志着青花瓷器已迈向成熟，为明代青花瓷成为瓷器生产的主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国古陶瓷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元青花瓷以景德镇为代表，元代青花梅瓶是各代梅瓶系列中的佼佼者，在中国陶瓷史上独享“冰肌玉骨”之美誉，其制作精美而传世极少，故而异常珍贵，被海内外收藏家竞相追逐，价值连城。1980年秋，高安窖藏元代古瓷在施工过程中意外出土，多达两百多件。在这些珍品中，有六件元青花梅瓶亭亭玉立，风采迷人。这六件元青花梅瓶造型一致，大小相差无几，胎质、釉色与制作工艺基本相同，令无数慕名前来观赏者为之倾倒，被许多古陶瓷专家称为元瓷极品，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弥足珍贵。随着它们的出土，高安博物馆成为继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和伊朗阿德比尔神庙之后，收藏元青花瓷数量居世界第三的博物馆。
华林造纸作坊遗址，位于高安华林风景名胜区的周岭自然村。这里群山连绵，盛产毛竹，村旁有四条水溪环绕，而且溪水落差大，水力资源丰富。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共同构成了周岭村发展以水碓为动力、以毛竹为原料的造竹纸手工业的良好自然条件。造纸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原来因为从未发现过造纸遗址，对于我国的造纸究竟始于何时，学术界争议不断。在有着一千六百多年历史的华林山风景名胜区周岭村，专家们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发现了多处水碓遗址，除清理出7座舂打竹麻的水碓外，还发现了宋代沤竹麻坑、元代抄纸坊、明代烧灰料的灰坑等与古代造纸工艺有关的遗迹。随着有关部门和专家对水碓遗址的深入调查和发掘，国家文物考古专家和造纸专家到现场进行了勘察论证。按照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记载的造竹纸术，从伐竹到沉腐、蒸煮、拌灰漂洗、粉碎等一整套造竹纸所需原料加工的工序，进行细致考证，最终得出结论：这是一处明代造纸作坊遗迹，基本上反映了从伐竹到制浆的造纸工艺流程，是我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一处造竹纸作坊遗址，对探讨造纸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发现还入选2009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
浑如质玉的高安有令人思味良久、念念不忘的独特地方文字，有对地方传统文化的独特坚持，有文人大家留下的独特印记，汇成千百年深厚的文化积淀，也将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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