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石坊是明朝万历年间为表彰奉新华林胡氏善行义举所建造的，迄今已经四百多年了。华林胡氏在奉新是望族，他们自宋朝国子监主簿胡仲尧、光禄寺丞胡仲容兄弟以来，历代乐善好施，以他们家族的一己之财力在当地赈灾办学修桥，远近闻名。特别是明朝的从侍郎胡士琇，身在朝廷却时刻不忘前人美德，并将其发扬光大。为此《明史·列传·孝义》中对此有专门记载，并被敕建石坊，也就是今天我们在潦河岸边看到的那座石坊。石坊是牌坊中的一种，它在我们传统文化中属于旌表功德、标榜荣耀的纪念式建筑，因建造材质不同还有木坊、砖坊等。当地人叫那座石坊为四角牌楼，因为石坊正中央刻有“济美”两个大字，又被称为济美牌坊。
济美石坊造型独特，纹饰精美，工艺精湛，被誉为江南第一坊。
通常人们所看到的牌坊大多是四柱三门，柱数一般为双数，间数为单间。而矗立在潦河岸边的济美牌坊却是四面四柱，且东南西北四向形制划一，建筑结构平面为正方形，和一般牌坊不同的是，它由四根花岗石柱构成了四面门，且每一面门都由一个门楼式牌坊榫式联结组合而成，结构稳定，比例均衡。据说，像这样四面形制的石坊在全国极少，我们江西也就仅此一座。
济美石坊的建造工艺水平堪称一绝。石坊的各个构件均以榫卯连接，牌坊四角作挑檐状，斗拱及檐楼都由青石构建，石坊的每一面上下三层，恢弘大气，不愧是明代石雕建筑中的瑰宝。
至于石坊上的那些精美纹饰，字画人物，更是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石坊的上下内外都刻满了表达人们祝福、祈愿和期盼的“龙凤呈祥”、“二龙戏珠”、“福喜平安”，以及莲花瓣状和几何形穿花等祥瑞图案，千姿百态，形象生动。虽然历经了四百多年的风霜雪雨，这些石刻上的流畅线条、苍劲笔力依然清晰可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济美石坊在旌表功德的同时还兼具叙事功能，在横梁上的众多石刻中，有一幅举朱幡、迎快马、路旁书童仰头望、六匹快马千里送喜报的图案，令人瞩目。这幅图案讲述了宋时华林书院三位学子同年并登进士第，朝庭派人到华林送喜报的佳话，形象逼真生动，情景感人。当年宋太宗写诗称赞“千里朱幡迎五马，一门黄榜占三名；最喜状元并榜眼，探花皆是弟和兄”。诗中所提到的人和事，均与华林胡氏创办的华林书院密切相关。华林书院是宋代国子监主簿、教育家胡仲尧创办的一所家族化书院，史载仅宋一代从华林胡氏一门走出的进士就达五十五名，其中状元三名、榜眼两名、探花六名，数量之多震惊文坛，名噪全国。华林书院由此跻身名校行列，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和鹅湖书院并称为江南四大书院。
然而，与之相比更具人文价值，更有历史神韵的，是济美石坊留给我们后人的丰厚文化遗产和蕴含其中的人文情怀。
胡氏家族将石坊建于潦河岸边，最初的想法自然是显赫乡里、光宗耀祖、警示后人。石坊上记载的那几段捐廪赈灾，架桥修路，创办华林书院，创建孔子庙的故事，在供人们阅读欣赏的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思考。这些镌刻在石坊上的画面，在传承胡氏先人济美佳话的同时，更展现了华林胡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的耕读古风与文化基因。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耕读精神是大多数中国传统文人的价值取向，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得以实现和传承的一种方式。如果说，书剑往往意味着恩仇、笔戎往往意味着国难的话，那么耕读精神反映的则是中国文化士人内心的一种人生境界和家国情怀。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家国二者是一体相通的，家与国就像孩子与母亲，就像树叶与树杆，就像航船与港湾，就像所有互相依存的共生物。家就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凝聚。千百年来，人们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一种文化血脉，这种理想追求和高尚情怀，始终是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给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以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济美石坊为标志，耕读文化在这里代代相传，滋养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华林胡氏族人。不说宋有“一门三刺史，四代五尚书”的辉煌，仅明以后，忠有金吾将军胡征孺，孝有员外郎胡令严，清有后裔红顶商人胡雪岩，近有留美后裔“胡氏三杰”胡明复及其胡敦复、胡刚复兄弟的教育救国梦，历世不衰，人才辈出。
四百多年来，静静矗立在潦河岸边的那座石坊，在岁月的风雨中斑驳褪色，实用价值几近消亡。然而，作为一个承载着厚重人文历史，渗透着传统文化内涵的载体，数百年来除了向人们展示它的精美建筑工艺外，更多的是传递了一种崇美、向善的人文品格，并让后来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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