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精神分析学说认为，心灵深处的某种欲望或动机，是人类的一切个体的和社会的行为的根源，特别是性欲的冲动。欲望通过无意识的形式支配人，并且表现在人的正常和异常的行为中。导致精神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欲望或动机受到过分的压抑。
精神分析学派对抑郁症的认识经历了若干阶段，随着精神分析的发展，抑郁症的一些概念也得到了发展，如性心理发展的若干阶段、口欲期及肛欲期的扩展、自尊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对抑郁症的认识均产生了影响。
1917年，弗洛伊德在他的著名论文《悲伤和抑郁》中阐述了他对抑郁症的解释：愤怒转向自我。
弗洛伊德通过观察发现，从表面上看，抑郁症病人从不表现出愤怒，于是他怀疑他们的内心世界一定充满了愤怒。弗洛伊德认为悲伤和抑郁在正常人和抑郁病人之间是有明确区分的。他认为，同样面临丧失(例如亲人的丧失)，正常人的反应是悲伤，而病人的反应却是抑郁。对一个悲伤者来说，世界变得空虚，但他的自尊并没有受到威胁，所以他能够从亲友的丧失中恢复过来。而对抑郁者来说，他却会对自己存在的价值感到怀疑，于是他开始自罪自责，指责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并且这种自罪自责常常是与道德有关的，与现实不符的，并且公开向大家诉说的。
在弗洛伊德看来，抑郁者自罪自责的根源，在于其童年时代的经验。在这些人的童年时代，他们对某个人产生了强烈的热爱，但是却不被这个人所接受，并因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愤怒。但是，这个人又通过“认同作用”，把那个他热爱的人包容进了他的自我之中。于是那种原先针对那个热爱对象的愤怒，全部转向了自我。
举个例子来说，张三在他的童年时期，非常爱他的母亲，可是，他的母亲对他却非常的粗暴、冷漠。于是张三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愤怒。但是，张三又通过认同作用，把他的母亲包容进了他的自我中，他母亲成了他的一部分。于是，原先针对他母亲的愤怒，全部转向了张三自身。从此，张三就开始无休无止地自罪自责，甚至不惜在别人面前公然贬低自己，通过各种方式惩罚自己，最后，像某些抑郁症病人那样，采取最极端的形式杀死自己来了结这段愤怒。愤怒转向自我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步骤。
除此之外，弗洛伊德也提出了抑郁症的素质因素。他指出，抑郁症患者退行到了发育早期(口欲期)，那时施虐的情感很强烈。后来，Klein(1934)对这一观点加以发展，并提出了被称为“抑郁症位”的学习期。他指出婴儿必须获得自信心，他愤怒时，如果母亲离开他，他就坚持要母亲回到他身边。如果这一时期不能顺利地度过，儿童在成人之后很可能发展成抑郁症。
此后，Bibring和Jacobson在弗洛伊德的经典学说的基础上做了重要的修改，他们强调自尊丧失在抑郁障碍中的重要性；他们也提出自尊的形成不仅依赖于口欲期的经历和体验，而且也依赖于发育后期的经历。他们认为，虽然自卑是抑郁障碍的一部分，但在发病前并无明确的证据说明自卑的存在；也没有证据说明，在人格特点上，抑郁症患者病前的自卑比对照组明显。
行为学理论对抑郁症的发病机理是怎么论述的？
美国心理学家华生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1913年，他所发表的《从一个行为主义者眼光中所看到的心理学》，标志着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诞生。
初期的行为学派多致力于如贪食症、烟酒依赖、口吃等明显的行为障碍。早期行为学派的基本理论大多来源于动物研究，后来心理学家逐渐将之应用于人类。近年来，许多人将行为学派的理论与实践引进抑郁症的理论与实践领域。
行为学派对抑郁症的发病机理有两方面的解释：一是“习得性无助”理论，二是操作条件化理论。
“习得性无助”理论
“习得性无助”理论是Seligmen从条件反射实验得出的理论。在他所设计的实验中：首先将狗放入笼子中，并将笼子用隔板一分为二，在狗所站的一侧通上电流，狗在受到电击后，只要跳到无电的另一侧，就可不受电击。一次次重复后，狗就学会了在遭到电击后跳过隔板。然后实验者将狗约束住，放到有电的一侧，一次次给予电击，狗虽想挣脱却无能为力。第三步，将狗的约束解除，放入笼内，再给予电击，结果发现，狗不再试图跳过隔板，而只是在笼子里来回跑动，或不停地呻吟、哀鸣，无所作为，一直等到电击消失为止。
由此可见，上述实验的第一步使狗学会了越过隔板即可躲避电击，也就是说，它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对所处的环境施加影响(控制)；在第二步中，由于实验对狗有约束，它不能躲避电击，从而知道它对惩罚性的环境无能为力，此时它体验的就是习得性无助感；第三步，尽管对狗的约束已经解除，但它已经放弃了改变环境或自身处境的尝试。
“习得性无助”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人发生抑郁症的素质因素，帮助我们理解诸如童年期创伤、贫困、社会压迫、种族歧视等不幸经历的麻木作用。
例如，在童年期有过严重创伤的人中，有的人出现抑郁症，而有的人则相对正常。其形成原因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不同的人对创伤性经历的感受及态度不同。一些人或尝试失败，或缺乏支持，逐渐出现习得性无助感，他们自觉缺乏希望，觉得无助。这些个体往往自尊较低，且往往伴有自主神经症状，也就是说，他们变得抑郁了。而另外的一些人，能够成功地改变处境、避开痛苦及(或)得到他人的支持，会不懈地努力，这些人不容易得抑郁症。
Seligmen的行为主义学派受到了某些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从动物身上得到的理论毕竟不能解释人类的抑郁症，因为人类的抑郁症实在要比实验动物的表现复杂得多。因此，Seligmen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习得性无助理论包括如下几方面要点：
（1)抑郁症患者认为，无论周围发生什么事都是坏事，并且相信好事不会找到自己头上。
（2)他们认为没有办法采取任何行动以阻止坏事的发生，对于坏事无能为力。
（3)人们愈是相信厄运来临的必然性，愈是认为自己不能控制，他们行为的动机便愈不强烈，且能力也愈低。同理，发生的不可控事件对他们愈重要，对自尊的影响愈严重，个体的抑郁症反应愈强烈。
（4)抑郁症患者往往会出现适应不良性归因方式，他们认为自己所遭遇的厄运都是自己的过错，是由自己的内部因素造成，因此厄运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无法避免。相反，好事的出现只是偶然，是外部原因，可遇不可求。
修订的理论虽然认为上述四方面因素均与抑郁症有关，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第四点即适应不良性归因方式的作用更为重要。
也有人认为，上述理论并不完美，它未将遗传等生物学因素考虑在内，是一种缺憾。但这一理论的确丰富了我们对抑郁症的认识，其重要性和价值是不可否认的。
操作条件化理论
操作条件化最早由斯金纳等提出，其基础是A-B-C理论。操作条件化理论认为每一事件都有前因(antecedent，简称A)，前因导致或促使行为(behavior，简称B)以及其后果(consequence，简称C)。前因（A）可为某一特定事件，例如十字路口亮绿灯(A)表示可通行，亮红灯则表示应停止前进（B），见绿灯前行的后果是无须耽搁，继续前进；见红灯暂停可避免被罚款或交通事故（C）。前因(A)也可为人，如在演讲会上，演讲者登台（A），底下的听众会停止讲话，并做好听讲的准备（B），此时演讲者就会开始演讲（C）。这就是操作条件化的A-B-C理论。反过来说，结果也可以影响行为的频度。有的结果会使行为增加，这种情况称为强化；有的则会使行为减少或停止，称为惩罚。如在上课时，那些认真听讲的学生得到教师的表扬，使他们行为得到了强化；而那些开小差的学生则受到了老师的批评，惩罚会让他们开小差的行为减少或停止。
操作条件化关于抑郁症的认识也经历了若干阶段。最初，斯金纳认为，抑郁症是广泛的消除的结果，在消除过程中，原本被强化的行为失去强化。比如，对一个丈夫已去世的妇女而言，她对做饭的兴趣会大减，因为她的努力失去了“意义”——她丈夫再也吃不上她的饭了。有时，原先行为的提示物(如丈夫回家的特定时间)也会随强化因素的消失而一并消失。
此外，当强化的规律淡化后，也会产生消除现象。随着强化的强度降低，行为逐渐减少，强化进一步减少，最终导致消除现象的出现。而原本受到强化的行为的消除经常伴随着某种情绪——个体所体验到的是条件化的情绪反应：抑郁症。
有时，某人的行为在环境中遇到厌恶性的反应(受到惩罚)，则该行为的频度就会减少。比如，生性内向而腼腆的人，在与异性交往时往往会出现紧张和笨拙，难免会被异性拒绝，这就相当于一种惩罚，这种惩罚的出现使他的自尊受挫，从而更不敢接近异性，这样便产生了抑郁症状。
在用有关行为结果观(强化观)解释抑郁症时，有一点常被忽视，那就是抑郁症本身也常被强化。就是说，某人没患抑郁症时，他(她)很可能不被注意，而一旦患有抑郁症，周围人就会把注意力投到他(她)身上，嘘寒问暖，多加关照。此时，患者摆脱抑郁症的动机就会降低，抑郁症就可能变成获取他人注意的操作性行为。用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来看，这种注意的强化效应可称为抑郁症的继发性获益。因而，这种强化效应很难消除。有人甚至说，抑郁症是一种主动控制人际关系的手段，它通常在无意识水平上，用抑郁症来获取他人的关注，并达到控制他人的目的。
认知理论是如何用“负性认知”来阐释抑郁症的病因的？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贝克用精神分析方法治疗抑郁症患者时，发现疗效不满意，他观察了相当数量的抑郁症患者，并将患者与正常人进行了思维的对照研究，提出了认知因素在抑郁症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观点，从而形成了情绪障碍的认知理论。这样，贝克避开了“愤怒转向自我”的解释模式，更为满意地阐述了抑郁症的负性思维方式，形成了抑郁症特征性的认知过程的内容。
贝克认为，情绪障碍的本质是个体对不良事件反应的认知过程，因此要了解抑郁症的发病机理就要深入了解患者对既往经验的信息加工特点或认知模式。抑郁症的认知过程呈现出一种病理性的歪曲，患者以一种负性思维方式形成了对自我、未来和世界的消极的看法。正是这些负性的认知构成了抑郁症情绪状态和行为表现的病因。在抑郁症的认知学说中，有三个最为核心的概念，即负性思维、认知三联征和错误逻辑。
负性思维
负性思维是一种歪曲的自动化思维，它是抑郁症的重要特征。抑郁症的其他几个典型的行为精神症状，比如动机缺乏、自杀企图和情绪低落等，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负性思维的结果。负性思维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它是自动出现的、不随意的、持续存在的，并且同时伴有失落感。由于负性思维的重要性，识别负性思维也就成了抑郁症认知治疗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
认知三联征
指的是抑郁症患者对自己、周围环境和未来发展三方面的负性评价。例如，“我不好”、“我对生活感到失望”及“事情不可能再好了”等。认知三联征包括三方面的负性评价：第一，他们认为自己有很大的缺陷，能力低，工作胜任不了。有了这种评价，患者便会有不愉快和无用的感觉。第二，他们认为周围环境对自己很不利，生活和工作的道路上有着不可克服的障碍。抑郁症患者常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同时对困难的估计也往往过于严重。这样，他们常常以一种消极的方式解释自己的经历，认为自己工作的不顺利和目前不愉快的处境都是自我失败的结果。第三，抑郁症患者总以消极的态度来看待未来。他们认为未来没有什么希望，缺乏对未来的憧憬，并认为积极努力根本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到头来都是徒劳一场。
错误逻辑
认知理论认为，负面思维包含着各种系统性的错误，从而导致了抑郁症患者在思维方面的逻辑错误，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1）主观化：在缺乏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只凭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草率地做出决定和判断。比如，某一抑郁症患者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查其原因却发现仅仅是由于忘了通知同事一起来开会的小事。
（2）绝对化：考虑问题时不是黑就是白，没有其他选择，把任何事情都想得非此即彼，没有回旋余地。比如，一次考试没有考好，患者便认定以后不可能再有上大学的机会了。
（3）过度化：过度地强调个人在某个单一事件上的状况，以偏概全地作出对自己能力或存在价值的评价。比如，某一抑郁症患者当众讲话时出现过紧张，但却过度强调这一方面的问题并因此而认定自己根本就没有社交能力。
（4）夸大化：对于细小的事情念念不忘，夸大其作用，从而得出没有前途的结论。比如，某一抑郁症患者由于一次没有与领导打招呼，因而认为领导一定会怀恨在心，自己因此在单位不会有什么发展了。
（5）个人化：总将不愉快的事情与自己个人的责任联系在一起，认为是个人的错误造成了他人的不幸。比如，患者看到子女因工作绩效不好受到了批评，就认定完全是自己没有本事造成的。
抑郁症的认知理论由于其实用性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这种理论可以从临床上被诊断为抑郁症的人多具有消极的态度和人格模式这一事实得到很多实际案例的印证。
自控理论是如何解释抑郁症的行为的？
抑郁症的自控理论最早由Rehm提出，其理论框架是Kanfer的自控模式。这是建立在行为学理论与认知理论的基础上的。
自控理论讨论的是，人们为达到远期目标(如戒烟、长期锻炼习惯的形成等)而对自己的行为采取措施的方式。我们知道，抑郁症患者常常对远期的目标觉得无望，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无助。当某人患抑郁症时，为达到长远目标的行为往往最先受到损害。因而，抑郁症患者很可能只会忙于应付眼前的事情，而不会采取不能产生即刻效果的行为。
自控模式将个体为达到远期目标而采取的行为过程划分为由三个阶段组成的反馈系统。首先，当人们认识到有必要通过改变行为以达到远期目标时，他们就会有意注意自己的相关行为(如抽烟)。这是反馈系统中的第一阶段。
接下来，个体将会把观察到的信息与自身的内在标准及该行为的自评效价进行比较。这是反馈系统中的第二阶段。对行为的自评较为重要，自评可判定自己的行为是否由外在原因引起。
反馈系统的最后一阶段是自我强化，即通过自我奖赏或者自我惩罚，对某些特定的行为进行调控。Kanfer认为，人们既然可以利用行为主义的原理去强化别人的行为，也可以利用同样的原理强化自己的行为。
根据抑郁症的自控理论，抑郁症患者的行为一般包含以下的一条或者多条：①抑郁症患者选择性地采取那些产生即刻后果的行为，而较少采取产生远期后果的行为。也就是说，抑郁症患者往往只顾眼前利益，目光短浅，就事论事。②抑郁症患者很少涉足积极的事件，而是选择性地参与生活中的负性事件。这与贝克所说的绝对化意象如出一辙。③抑郁症患者往往责己过严。抑郁症患者常为完美主义者，在责己过严的同时，往往又责人过松。④抑郁症患者往往不能给他们自己以足够的奖赏（强化），因而无法维持自己的行为。⑤他们过多地进行自我惩罚，这样往往对很多方面的建设性行为产生抑制，反而阻碍了患者的行动。⑥抑郁症患者常将抑郁症归因为自己的行为，认为凡是失败，都是由自身的因素导致的；凡是成功，都是外因使然，而且是偶然的。
自我强化可视为外在强化的补充。对正常人而言，即便没有外在的强化，他们也能坚持自己的行为，直至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抑郁症患者过分依赖外在强化，一旦外在强化不够，他们马上会变得抑郁。当环境变化无常、难以捉摸时，个体就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再调整，把目光放远一些。自控模式是一种易感性模式，由于某些个体自控技能差，因而，身处逆境时，其发生抑郁症的危险度常常会高于常人。
20世纪70年代，很多学者就开始对抑郁症自控模式进行研究。有学者通过问卷的形式对大学生进行研究，发现有轻度抑郁症的大学生倾向于选择虽小但却能即刻得到的奖赏，而不愿选择虽大却需要等待的奖赏。另有学者将被试者按照有无抑郁症分为两组，让他们各自活动并对他们的活动进行了录像。然后，让他们分别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评价，记录下各自的积极及消极行为。结果发现，抑郁症组的成员积极行为少而消极行为多，而他们的自我评价也更低。
抑郁症患者往往倾向于把自己的行为标准订得高于常人。有研究证明，低自尊的大学生倾向于过低评价自己的能力，尽管在别人看来他与其他同学的能力不相上下。还有的学者利用代币制的方法，让抑郁症患者与对照组分别对自己的行为及结果进行奖赏或惩罚。虽然两组的实际结果相近，但抑郁症组的自我惩罚明显高于对照组，而自我奖赏明显低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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