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案例赵元任、沈从文，

    失败案例卞之琳、费孝通

    戏果，通俗地讲，就是泡妞。北京人习惯把女孩称之为果儿，漂亮的女孩是坚果儿，以此类推，外国女孩叫糖，漂亮的外国女孩叫色糖。这个有点类似黑社会切口的词语据说起源于相声界，但也有人披露，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它便已经开始流行。可以肯定的是，民国时代的北平，人们是不大会用这样外露的词语去描绘追求女生这件事的，风流才子们自有自己的方法去追求意中人，于是便产生了种种民国泡妞大法。

    最含蓄内敛的也许是赵元任，他的方法只有一个：天天来。1920年，赵元任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到清华大学任教。9月18日，一个朋友请客吃饭，座中有两位当时北平的奇女子，一位叫李贯中，另一位则是出身皖南名门的杨步伟。杨步伟在考入南京旅宁学堂时，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就曾经大胆地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杨步伟反对封建礼教，不仅自我解放自己的大脚，还拒绝了父母为她包办的婚姻。她拒绝订婚的方式也和别的女子不一样——主动写信给未婚夫。杨步伟后来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大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女医学博士。毕业后的杨步伟在北京绒线胡同和李贯中合开了一所“森仁妇产科医院”，她俩以前的学医同学林贯虹早死，这三人的姓都是木部，三木成森，其中一人已故，只存二人，所以称“仁”，这就是“森仁医院”名字的由来。在这次饭局中，赵元任显得比较活跃，讲了无数笑话不说，甚至还唱了苏格兰民谣《Annie Laurie》，最后，赵元任还带着照相机自告奋勇为大伙拍照。这一天，赵在日记上说：“这两位大夫是百分之百的开通。”而杨步伟回忆起初见赵元任，则有趣地说：“赵元任荡啊荡的就来了。”

    这次见面，赵元任似乎对杨步伟一见钟情，于是他展开了具有赵元任特色的追女大法：寻求各种方法来医院看杨步伟。要不和朋友一起来，要不自己来，来了也没事，聊聊天吃吃糖炒栗子，杨步伟很忙，没空陪他聊天，他就和李贯中聊。剥糖炒栗子的时候，赵元任殷勤地给杨步伟也剥，可惜女博士并不领情，因为她一吃栗子就胃痛，于是攒在手心里，出来给护士吃了。后来，各种借口都用完，赵元任仍旧来的次数太勤，连他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于是说：“以后不能常来了。”第二天，却又讪讪地来了，一脚还踢翻了院内一盆黄菊花，花盆也破碎了（为此，赵元任每年要赔杨步伟一盆菊花，至终不辍）。杨步伟见了好笑。赵元任尴尬自语：“说不来了，又来了。”

    不解风情的杨步伟没有察觉出赵元任的动机，但她看到赵元任一来，女伴李贯中显得特别兴奋，总爱找个理由脱开医务上的事，陪赵聊天。杨步伟看出女伴的心思，一心想要撮合他俩，可是赵元任却“不接翎子”，总是拉着她俩一块聊天。某一天，赵元任对她俩说，罗素来华讲学，请他当翻译，他要到南方去接罗素。恰巧，李贯中也说要到南京去办事。杨步伟建议李贯中与赵元任结伴同行。赵元任不置可否，哼哼哈哈了半日，最终还是一个人去了南方。赵元任离京后，常打电话来问安，与李贯中、杨步伟两个人都要讲一番话，连写信寄风景小照都写两个人的名字，各有一份。李贯中对此很不满，常在杨步伟面前抱怨这位赵先生太小气，舍不得多花一张邮票钱。

    两位小姐一位先生的故事，果然是民国时期最典型的爱情故事，赵元任的表现机会马上就要来了。李贯中要去南京，赵元任和杨步伟一同到车站为她送行。由车站回来的时候，赵元任突然向杨步伟提议，让各自的车夫回去，他俩步行回医院。杨步伟只觉得赵先生洋气，也无所谓，同意了。回到医院，已到了吃午饭的时间，赵元任没有走的意思，杨步伟出于礼貌，只好请他吃饭。晚上罗素有场演讲，赵元任请杨步伟去听听。听完罗素演讲，赵元任又主动送杨步伟回医院，喝茶聊天。赵元任一坐下，似乎不想走，杨步伟又不好撵。杨步伟是个手脚不能闲的人，一边踩缝纫机，干这忙那，一边与他说话。一聊聊到12点，赵元任不好意思再坐，临走时对杨步伟说了一句：“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杨步伟窃笑：这家伙真会捧人。她以为李贯中不在场，赵元任只是应酬自己一下而已。

    第二天，“说不来又来”的赵元任找了个借口，又到医院转了一圈；第三天，还是不请自到，这一次，他还羞答答地问她，自己要不要辞掉清华的教职，搬进城与罗素同住，免得来回两头跑。杨步伟很诧异，觉得这问题太私人化了，自己和赵元任并没有这么深厚的交情。赵元任终于搬进城与罗素同住，自己的房间一装上电话，第一个就打给杨步伟，一日数次。有时赵元任把话筒放在钢琴边，请杨步伟通过电话听他的演奏。一天两人饭后聊天，赵元任忘了给罗素当翻译的事，要迟到了，他拉着杨步伟匆匆赶入会堂。会堂里座无虚席，罗素干站在讲台上发愣，见赵元任与一位年轻女性姗姗来迟，低声对赵元任说：“Bad man，bad man！”（坏人，坏人！）杨步伟不好意思，听了一会儿便溜了。

    李贯中要回北京了，赵元任与杨步伟一块去火车站接站，孰料失之交臂，没有接到。李贯中先回到医院，看到随后赶到的赵元任和杨步伟，敏感的姑娘当即觉得不对劲，向杨步伟大发雷霆，指责杨抢了她的人。这时赵元任不得不以友好的口气给李贯中写了封长信，解释他的本意和最初的选择。李贯中听了大受打击，居然要住院疗养，和杨步伟的医院也合作不下去了，这让杨步伟非常尴尬。

    摊牌的最后关头来了。赵元任在自己的自传里，充满深情地回忆了这个场景：

    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韵卿（韵卿即杨步伟）问明天早上能不能去看她，她说可以，她会在家的。我说我要在中山公园西山坡上见她。七点钟她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山顶上等了。“你那么高啊，赵先生。”这是她说“早哇”的另一种方法。我走下山坡对她说：“杨大夫（我一直不敢叫她名字，除非在思想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我很佩服你待朋友那么好，可是我怕你可能伤害她，而对她没有好处。我愿意一切美好，不过我不能老让她误会。也许像我以前说的，我应该少来看你们，可是为什么我该——”我说了半句停止不说了，和她在公园里静静地走来走去，最后在“公理战胜碑”前停下来，她说：“对了，赵先生，你还是不要再来看我们吧。我想这样于你最好，于我也最好。”说了她就转身走开。“韵卿！”我亲切地叫她，她回过头来。“韵卿，”我又叫一声，“就那么算了吗？——我是说咱们？”我怕她会回答：“咱们？怎么叫咱们？”但是她未做声，向我走过来。

    留美博士赵元任的追求便以这样一种浪漫的结局落下帷幕，相比之下，沈从文的方法就单刀直入很多，他不停地写信，写情书，这也许是最能突出他长处的方式。张兆和与沈从文相识于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沈是教师，张是学生，两人相差8岁。沈从文爱上张兆和，根据他们的儿子沈龙朱回忆，是因为沈从文看见张兆和在操场上边走边吹口琴，走到操场尽头，张兆和潇洒地将头发一甩，转身又回走，仍是边走边吹着口琴，动作利索，神采飞扬，让人心动。1928年，乡下人展开了热情的情书攻势，但“黑牡丹”张小姐是见惯了世面的小姐，在沈从文之前，她经常接到情书，而且从不回复，一律保存，还编上号码：frog1（青蛙一号），frog2，frog3……有一天，张兆和收到一封薄薄的信，拆开才发现是沈从文老师的来信，信中第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照例，张兆和不予回复。接着，沈老师的情书源源不断地涌来，如今看来十分有趣：“做奴隶算什么？就是做牛做马，或被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你也是应该豁出去的！”二姐张允和曾在文章调侃地称这些信“要是从邮局寄信，都得超重”，又调侃地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而在张兆和看来，“又接到一封没有署名的S.先生（沈的代号）的来信，没头没脑的，真叫人难受！”

    没有得到回应的沈从文发现情书不大管用，于是软硬兼施，让他的学生王华莲从中助他，代他传话。张兆和在1930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对莲（兆和的室友）说，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总会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沈从文的这些负气话语，在张兆和和王华莲听来“感到卑鄙”，以至于他的求助对象王华莲都跳出来对张兆和说：“若坚决不爱他，而永无爱他一日，你来，我替你解决，包不至于对你有较大的不利。”

    张兆和从此之后，一看见沈从文就跑，有时候甚至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有一次到书店，“左手夹两本洋书，右手拎一盒鸡蛋糕”，头发刘海很长，“呱！一下子甩上去，要算神气呐”。结果，张兆和一看见柜台后面的萧克木，戴个眼镜很像沈从文，就赶紧“丢下鸡蛋糕，扯起脚就跑”。屡遭拒绝的沈从文在信中这样写道：“我希望你不为这些空事扰乱自己读书的向上计划，我愿意你好好的读书，莫仅仅以为在功课上对付得下出人头地就满意，你不妨想得远一点……我们已经知道的太少，而应当知道的又太多……书本使我们多智慧，却不能使我们成为特殊的人……这是我劝你有功夫看别的各样书时也莫随便放过的意思。”爱情受挫之余，还能为对方学业着想，这也实在是个“有热血心肠的人”才能做出的事。

    沈老师寻死觅活的爱情，在学校掀起波澜，引起许多议论，张兆和觉得有必要找校长胡适说说清楚。于是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她来到胡适的客厅。其实，胡适早就有心撮合这对才子佳人，一面夸奖沈是个难得的天才，一面说同为安徽人，愿意出面向张父说媒，还强调：“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而张兆和毫不示弱，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胡适很是错愕和惋惜，事后，他写信给沈从文：“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

    对这番“顽固”的对话，沈从文在稍后的信里写道：“我尊重你的‘顽固’，此后再也不会做那使你‘负疚’的事了……我将用这教训去好好地活，也更应当好好地爱你。……我希望一些未来的日子带我到另一个方向上去，太阳下发生的事，风或可以吹散。因为爱你，我并不去打算我的生活，在这些上面学点经验，我或者能在将来做一个比较强硬一点的人也未可知。我愿意你的幸福跟在你偏见背后，你的顽固即是你的幸福。”

    在张兆和始终保持着沉默的情况下，沈从文一直给张兆和写了三年零九个月的情书。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是两人的转折点，也不知道是否是沈从文的“顽固”最终打动了张兆和，总之，峰回路转，张兆和终于接受了沈从文的感情。在1934年，沈从文回湘西，旅途虽然辛苦，一路行来却是春风得意的，因为有张兆和的信相伴，信件中荡漾着的早不是早年间的决绝，而是温柔的思念：“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片冰？”

    1933年，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信，托二姐张允和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沈从文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结果张吉友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在给沈从文发喜报时，张允和发的电文是：“允。”而兆和的则是：“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也是中国第一条白话文电报。

    “乡下人”用三年零九个月的情书胜利了，另一个写情诗的年轻人却咽下了失恋的苦果，他们看上的都是张家的姊妹，却境遇大不相同。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后，卞之琳通过沈从文认识了张充和，并且一见钟情。然而，他却没有沈从文的勇气，只得把一腔爱恋化作诗篇，默默地记录。他下决心要采取些行动，于是便常请几位好友做客，顺带也邀请充和出席，这种方法实在太含蓄了，这样遮遮掩掩的“示爱”根本不对充和的胃口，她烦他的“婆婆妈妈”，“不够爽快”，对他毫无感觉。即使他俩暧昧着出游，张充和对卞之琳也是时而热情，时而冷漠。有一回，张充和亲了卞之琳，卞之琳兴奋得不得了，他以为这是某种承诺，一时跑去告诉张允和，结果张允和淡定地表示：“喜欢学习西式交流方式的四妹只是出于礼貌或好玩才那么做的。”卞之琳一下子五雷轰顶，而张小姐则和她周围的人说：“卞之琳没本事，连手都不敢碰。”

    赵元任追女孩儿的秘诀就是在人家门前扎根。卞之琳连女孩儿的手都不敢碰。

    张充和的弟弟张寰和对于卞之琳非常同情，他觉得卞之琳并不是一味的“没本事”，事实上，他的爱情攻势还是主动的，“每次来，都会给我们带礼物，多少也说过一些让我们帮他劝劝充和的话”。但他的迂回策略显然没有奏效，“毕竟家里人都觉得不合适，而且总是以充和想法为重的”。至于礼物，“是那种亚麻布料的香港衫，每次都一样”。

    张寰和的妻子周孝华说，她曾目睹过一次卞之琳的大胆表白。“那一天我在自己屋子里，充和突然进门来喊我跟她上楼。”透过楼上充和的房门缝隙，周孝华看到卞之琳竟双膝跪在地板上。“充和又可气又可笑地告诉我，说卞之琳跟她求婚，声称如果不答应他就不起来。”但显然，卞的“威胁”并未起到作用，“过了没多久，也不知道充和用什么法子，就让卞之琳又站起来了……”

    诗人卞之琳没有办法，他“隐隐在希望中又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于是他只好写诗：

    三日前山中的一道小水，

    掠过你一丝笑影而去的，

    今朝你重见了，揉揉眼睛看，

    屋前屋后好一片春潮。

    百转千回都不跟你讲，

    水有愁，水自哀，水愿意载你，

    你的船呢？船呢？下楼去！

    南村外一夜里开齐了杏花。

    1937年，杭州，他把当年所作的18首诗加上前两年的各一首，编成了《装饰集》送与佳人，在扉页上，他特意写道：“献给张充和。”

    张充和并没有像姐姐张兆和一样投降在爱情攻势之下，卞之琳用这样的方法追了她10年，仍旧无济于事。西南联大时期，夏济安看着失恋的卞之琳，颇为感慨：“卞在补牙齿，酒后发牢骚云：少年掉牙自己会长，中年脱牙没法长全，少年失恋，容易补缺，中年失恋才真悲伤。张某某之脱离他，对他真是一大打击，痛苦不过偶然表露一下。”1948年，张充和与傅汉思结婚，后远赴美国。留下卞之琳，仍痴痴做着那个被她装饰过的梦。

    看来，写情书并不完全有用。可是，太大胆，就有用了么？费孝通一定会告诉你，没用的，完全没用。费孝通觉得自己和杨绛算青梅竹马，当年在东吴大学的时候，别人都以为他们是一对，然而，“洋囡囡”杨绛始终不承认费孝通是自己的男朋友。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里，谈到了他们早年相识的情景：

    阿季（杨绛）出入振华，苦于没有玩伴。上课时间还好，下午四点以后自由活动，同学们喜欢在寝室扎堆儿说闲话……阿季听着无聊。学校操场不大，设施不多，地面薄薄铺上一层沙土，翻筋斗都嫌硬。操场沿墙沙子厚些，却多猫屎没法玩儿。起先她跟与她差不多大的费孝通玩过几次游戏，可是没劲，他呆头呆脑，女孩常玩的游戏什么也不会，就不再找他玩儿了。阿季用树枝在沙地上给他画过一个丑像：胖嘟嘟，嘴巴老张着闭不拢。使劲问他：这是谁？这是谁？费孝通只憨笑，不作声。

    费孝通是由振华附小升上来的。附小是男女同学，但中学只收女生。他母亲与振华校长是朋友，怕他受大男孩欺负，就让上女中。费孝通与阿季同班，算术顶灵光，阿季演算四则题，常“吊黑板”，老师就让他解答，所以阿季对他有敌意。体操课阿季个儿小，排在队尾，费孝通因为自己是男孩，排在最后。老师教大家跳土风舞，双人跳的时候需挽着舞伴的胳膊转圈，费孝通不肯跳，阿季就说：“你比我高，排前面去。”他答说：“女生。”阿季说：“我们全都是女生，你来干什么？”费孝通结婚后告诉太太，杨季康小时候跟他同学，欺负他，费太太第一次和杨绛见面，就向她“问罪”，说：“你们女生好凶啊！”

    费孝通大概觉得混在女生中间别扭，在振华只念了一年级就转到东吴附中去了。后来在苏州东吴大学，两人都跳了一班，又同学，又同班。东吴许多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杨绛听到这话说：“我从13岁到17岁的4年间，没见过他一面半面。我已从一个小鬼长成大人，他认识我什么呀！”

    费孝通一厢情愿的时候，杨绛和钱钟书在清华初次见面了。钱钟书澄清说，我没有订婚。这句话针对的是钱钟书的表兄之前对杨绛说，钱钟书的订婚对象是叶恭超的养女叶崇范。而杨绛对钱说，我没有男朋友。很快，这两个人恋爱了。于是杨绛便给费孝通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一天费孝通来清华找杨绛，他认为他更有资格做阿季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经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在转学离燕京前，曾问阿季：“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阿季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想要“强行要男朋友名分”的费孝通就这么无奈地接受了现实，他后来和钱钟书还成了朋友。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访美，钱钟书和费孝通一路同行，两人同住一个房间。钱钟书出国前新买的皮鞋刚下飞机就坏了，费孝通对外联系多，手头有外币，马上借钱给他修好。钱钟书每天给杨绛记下详细的日记，留待面交；费孝通看见了，便主动送他邮票，催他去寄信。钱钟书想想好笑，觉得自己和费孝通很像他小说《围城》里的赵辛楣和方鸿渐，是对“同情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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