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四川省开县人。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在讨伐吴佩孚的战争中，成为英勇善战的“川中名将”。他1942年在延安整风期间，赋诗抒怀：“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脑汁贫又病，匆匆已十年。”述说他自南昌起义到中国革命根据地，以及在长征途中先后三次担任总参谋长，又先后被李德和张国焘罢免的坎坷经历。同时也道出在战争环境中坚持学习军事理论，研究古代兵法和翻译军事著作的志趣和艰辛，以致脑汁贫而又病。1950年，战争硝烟还未散去，刘伯承得知中共中央军委准备创办陆军大学的消息，心里非常高兴。“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是他一贯的主张。他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信：“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所军事学校。”党中央批准了刘伯承的建议，他满怀激情，来到自己曾任新中国第一任市长的南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5年，刘伯承被授予元帅军衔。在他漫长的军事生涯中，写下了100余万字的军事著作，翻译、校译和编译了数百万字的外国军事著作，成为军事教育家、军事翻译家。
元帅本是翻译家
刘伯承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同时，又是杰出的军事翻译家。刘伯承从事军事著作的翻译，既是我党军事斗争的迫切需要，又是他执着追求，崇高情趣的具体体现，在他翻译著作的序、跋和附言中，常常见到“于前线”、“被敌人的枪炮压迫着”、“在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督促下”等字样，指战员亲切地称他“火线上的军事翻译家”、“马背上的军事翻译家”。1985年12月，徐向前元帅为刘伯承题写了“军事翻译家”。
奔赴莫斯科是军事翻译家漫长旅程的起跑点。1927年，中国革命风起云涌、急剧动荡。刘伯承在屡遭挫折、饱经沧桑之后，被迫出国“留洋”。
1927年初冬，上海，这颗东方的明珠，仍然笼罩在血腥的反动的黑幕之中。一团团阴惨的乌云，在天空中沉重地移动，冷冷的晴空，不时从乌云缝里向下窥视。大地像死人一样，沉睡在血腥和潮湿的空气里。在阴云密布的海面上，一艘舢板载着六名行色匆匆的船客，钻入浓浓的夜幕，急速驶向远处停泊的一艘俄国货船。接上暗号后，船客们敏捷地登上了刚刚生火的货轮，向大海的远方驶去。这六名船客中，有一位身穿蓝布棉袄，戴着一副茶色眼镜，右手拄着一根手杖的人，他便是“川中名将”、八一南昌起义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
1927年隆冬，白茫茫的大雪覆盖着古老的俄罗斯大地，也覆盖着苏联红军军官的摇篮——高级步兵学校。这座十月革命后改称为“红色兵营”的学校伸开了热情友好的双臂，欢迎这位年龄最大，军阶最高的中国留学生。在欢迎会上，刘伯承用地道的川东口音说：“我们到列宁的故乡，是专门来请教的。”“我们要苦心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掌握军事科学知识，以便早日回国开展武装斗争。”
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一次，刘伯承事先准备好了购物的几句俄语，兴高采烈地迈着军人的步伐，独自到商店去，打算买一只盛食品的小饭盒。到柜台前，事先准备好的俄语，一开口就说走了调，买回的不是小饭盒，而是小脸盆。在课堂上，俄语教员要求学员起立回答问题，答错了或者不完整，只有等待下一个学员回答正确时，教员点头，才让学员坐下，刘伯承这位36岁的“大哥哥”，“川中名将”，总指挥，军长，参谋长，在课堂上因俄语过不了关，也常这么“晾”着。
从此，“红色兵营”熄灯号吹过之后，学员抗不住一天的困倦，慢慢都入睡了时，在灯火昏暗的走廊里，一位身材魁梧，戴着浅蓝色眼镜，身穿合体的红军军服，肩章上缀着两枚闪闪发光的菱形徽章的中国留学生，拿着俄文教材，一只眼吃力盯着课本，反复地念着俄语单词，他就是被称为“刘瞎子”的刘伯承。在俄语中，“P”这个字母发音比较难，加上刘伯承川东口音，开口就跑调，土不土，洋不洋，三不像，谁也听不明白，气得“刘瞎子”摇过多少头；也不知有多少次会心地笑，也不知有多少次自嘲地笑。莫斯科冬天的早晨，寒风刺骨，气温在零下15摄氏度，兵营打着寒战，被晨光包裹着。起床号还未吹，就能听到刘伯承在操场上朗读的俄语声。在厕所里，常常听见刘伯承背诵单词。刘伯承除自备单词小本外，每日必在左手心中写三个生词，有时一边走路一边看看左手心上的单词，直到完全记熟后才另换新词。
1928年春天，刘伯承致函重庆旧友王尔常，曾详细叙述了自己初学俄文的艰难情形。他在信中写道：“……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初，尤患饥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祖国之心。然不过外文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若干年后，刘伯承又感慨地说：“外文是一门工具，不过要真正掌握它并不容易。那是1928年，我以中国工农红军参谋长的身份到莫斯科，先进高级步兵学校，后进苏联红军大学学习。那时，我已经三十六七岁了，才开始学俄文，自然比年轻的同学困难得多了。常常是别人已经熄灯就寝，我还独自跑到房外走廊灯光下背俄文单词，下了很大功夫才把俄文征服了。学习，一定不要赶浪头、赶时髦，要考虑自己的条件，要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学一门就要努力学到手，就要力求精通，否则就永远是个半瓶醋”。
战火中、马背上造就了军事翻译家。1930年，刘伯承从俄国留学回国后，担任了我党一位专司军事翻译的军委编译科科长。从此，他根据战争中最紧迫需要的问题，选题翻译。他参加和组织翻译、校译了《游击队怎样动作》、《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等，开创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军事翻译事业。1932年春，刘伯承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翻译了苏联军队的战斗条令。1932年秋，刘伯承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他在前线翻译了《苏联的山地战斗》、《战斗胜利的基本原则》等苏联军事论著。在长征途中，翻译了《苏军参谋业务》，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他同左权将军合作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合同战术》。作为一系列战役的最高指挥员、军区司令员、野战军司令员，能在烽火连天，兵书告急的情况下，从容自若，一字一句翻译数百万字的军事著作，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难以找到这样的战壕军事翻译家。
1940年春，俄文版《步兵战斗条令》几经辗转，到了左权副参谋长之手。左权看过后，非常兴奋，马上派人送给刘伯承，同时提出了合作翻译的方案。对这本书，刘伯承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清楚地晓得，苏联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集中苏联红军作战经验的精华，反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建设的新经验，同时也折射着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在中央苏区，翻译后作为中国红军大学教材。这部新《步兵战斗条令》是在老战斗条令的基础上，依据苏联红军建设的新情况重新编定的。刘伯承阅读和比较之后，感到新的《步兵战斗条令》增添了不少新材料，确有比较丰富的内容，能给中国抗日军人以新的启发，欣喜之余，刘伯承研好墨，抓起毛笔，挥毫译出了第一章，送左权将军校正。左权读过译稿后，不禁击案称赞，主动承担了第二至第七章的翻译任务，剩下的第八、第九章及附录部分，由刘伯承翻译。正值刘伯承执笔翻译之时，也是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一道，指挥第一二九师参加著名的百团大战之际，全师参战兵力38个团，进行大小战斗529次，毙伤日、伪军7507名，曾一度收复县城九座。刘伯承在《步兵战斗条令》译版序中深情地写道：“去年第一、第二、第三共三章已登载于《前线》（抗日战争时期由八路军总部主办的军事刊物），以后各章和附录延迟到今日我才陆续译完与校正完。用以供应军事干部的业务学习，亦即回答左权同志生前的希望”。1942年5月25日，左权在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时牺牲。
在刘伯承的军事翻译活动中，校译工作占了相当大的比重。1942年春，刘伯承接受了校译《合同战术》（上部）的任务，《合同战术》是苏联军事作家施米尔洛夫，根据苏联红军野战条令写的一部专著，分为上部（概编）和下部（战斗），这部书较全面、系统地论述苏军的合同战术理论，在苏联军事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誉。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中，在交通不便的旧中国，这部书在延安译出，然后送到太行山根据地交刘伯承校正，足以说明校正者在军事翻译方面的权威性。
这部书从开始校译到最后完成，中间经历了三次反“扫荡”作战。每到一个宿营地，刘伯承处理完军务后，便铺开稿纸进行校译。有时连桌子也没有，他就趴在床板、炕头上干活；有时干脆就在自己的膝盖上摊开书稿。一到夜晚，便点燃油灯，在豆大的灯火下，他一手握着毛笔，一手拿着放大镜，翻阅俄文原稿，查对俄汉字典，仔细地进行校译。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重开内战，刘伯承在上党之战的紧张时刻，以“谈笑静胡沙”的从容气度，校译了《合同战术》（下部）。
打仗与译书，将军与学者集一身的刘伯承，一面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敌人整师、整旅的人马，一面从容自若地校译兵书。一面纵横捭阖，用兵如神，横扫千军如卷席，一面博采众长，精心译著，刻意求新。
194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该书出版的消息时，发表了冀鲁豫前线记者的专稿，报道说：“权威军事家刘伯承将军顷在戎马倥偬之中完成《合同战术》一书下半部之校译，计10万字。此为一百天来刘将军歼灭蒋军11个旅之外又一重大贡献。这部书专论兵器之性能与使用法及如何对抗它。蒋介石于七月间以大量的美国武器开始大举进攻解放区，刘将军在极繁忙的自卫战争中，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刘将军说：‘我军原本没有新武器，谈不上使用，但应该知道怎样对抗的方法。这一点对我们最重要。’”
“100天来，刘将军驰骋于冀鲁豫大平原上，五战五捷，平均20天作战一次，加之20年前讨袁之役在战场上伤其左目，写作甚成不便。但刘将军深深感到自己对中国人民的光荣责任责无旁贷，就在运筹之暇，自炎夏到隆冬，挥汗呵冻，把这部书奋力校译成。此种伟大的精神与魄力，实足使蒋介石之辈不寒而栗，更可使全国人民深深感激而急起学习。”
修兵书通晓战策
刘伯承元帅以博学而著名。朱德曾盛赞刘帅：“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他具有仁、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的将才”。刘伯承酷爱兵书，他对中国古代兵法《六韬》、《尉缭子》、《吴子兵法》、《三略》、《孙兵兵法》、《司马法》、《李卫公问对》等非常熟，许多章节都能背诵。他对军事文学如《东周列国志》、《三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也很有兴趣。他说：“中国古代有许多了不起的军事家，也有许多了不起的军事著作和军事题材的小说。”并向大家推荐《左传》，说这是中国最早的军事编年史。他也非常注意研究外国著名军事家的著作和事迹，如苏沃洛夫、拿破仑、鲁登道夫等。他反复阅读过苏沃洛夫的《制胜科学》、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外国军事名著，以及托尔斯泰、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人描写战争的文艺作品，同时，他还十分重视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史等外国战争经验的研究，尤其是苏联红军继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从1944年1月起在一年内接连发动的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战役，第聂伯河西岸和乌克兰战役，克里米亚战役，维堡和斯维里—彼得罗扎沃茨克战役，白俄罗斯战役，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东喀尔巴阡，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战役，佩特萨莫一希尔克内斯战役10个战略性进攻战役的经验。
在战争年代，他处理完军务，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花在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上。手不释卷，经常到夜阑人静、万籁俱寂的时候还在阅读军事著作。遇到星期日或例假，刘伯承也常伴着邓小平到军政治部等部门来玩一玩，有时参谋、干事和邓小平玩扑克牌游戏时，刘伯承就独个坐在一隅，拿上本书，或躺在坑上，或躺在躺椅上浏览起来，有时也找来一本字帖拓本，细细玩来，当看得入神时，就自言自语说：“这一撇有力量，这一勾真清秀。”夏天一手拿书，一手持蒲扇，扇走蚊虫，扇来凉风，安然自得，其乐无穷。“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刘伯承勤奋刻苦的治学精神，连敌军中的有识之士也感慨不已，并作为两军胜败的标志，为之肃然起敬。鲁西战役后，国民党的顾祝同的参谋长在日记中写道：“韩楚箴告余，刘伯承廉洁虚心，不断求知，以与政府（国民党）将领比较，诚不啻鹤立鸡群，如此，两党战阵上之胜败，不问可知。”刘伯承艰苦战斗几十年，勤奋苦学几十年。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伴随这位勤勉卓越统帅的，是书籍、放大镜和棉油灯，是频繁的战斗和连续的行军。1951年二三月间，西南人民图书馆（现重庆市图书馆）收到一位叫“刘老太太”的“市民”捐赠的图书，其中线装书1171册，精装平装书2894册，期刊等4000余册。在这批珍贵的图书中，有《二十四史》、《黄帝内经》、《钟鼎字源》、《诗经恒解》、《易经恒解》、《曲园老人遗墨》等。经反复查寻，原来这位自称“刘老太太”的“市民”就是刘伯承，他不但十分勤奋学习，而且爱好藏书。在调离西南之前，他决定将自己的一部分藏书，赠送给新建立的西南图书馆，供家乡人民学习使用。
在和平时期，刘伯承仍然保持着这情趣。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每次到北京，都要抽空到王府井国际书店转转，看看有没有外国最新出版的军事书籍，中央警卫处为了他的安全，不同意让他去。他据理力争，说：“小平同志能去，陈老总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一次，秘书给他买回一本介绍19世纪俄国著名军事家苏沃洛夫生平的小册子，他拿在手上翻来覆去地看，连连称赞：“买得好，有眼光。”他还找当时的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要当年红军大学的教材。为此，何长工和他定了一个君子协定：红大教材可以拿走，但是军事学院出什么教材也要送一套来。他还有一个情趣，就是对战争题材的电影，他更加喜欢。有一次，会议结束时放映苏联电影《伟大的转折》。这部电影他已看过多次，秘书劝他不要去看了，在房间里好好休息一下。他坚持去看，而且兴致勃勃从头看到尾。回来后还对秘书说：“这个电影很好，看一遍有一遍的收获。你不看，真是太可惜了。”
（黄戍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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