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颗重达1.24吨的美国卫星，如何将它平安地从美国的洛杉矶弄到中国的西昌，却是一个看似简单而实际相当棘手的问题。
于是，在世界航天的历史上，便有了一段美国的卫星出生入死、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传奇故事——
1990年2月11日傍晚，美国洛杉矶机场一片忙碌紧张。时许，一架大型飞机缓缓滑过百米跑道，随着一声震耳的呼啸，眨眼间便扑向风雪弥漫的天空。
这架大型飞机、便是美国运送“亚洲一号”卫星前往中国的专机——波音747。
5天前，美国休斯卫星公司有关专家和亚洲卫星公司负责人，曾专程赶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对机场、卫星测试厂房、宾馆以及装卸运输工具等，——作了严格的评审检查。当确认中方各方面准备工作完全达到标准并已就绪时，当即向美国发回一封急电：
西昌条件完全满足，卫星可以起运。
2月9日凌晨4点，中国发射测控系统部联络官兼翻译许建国10分钟前才刚刚入睡，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便猛然将他惊醒。
电话是美国休斯卫星公司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先生打来的。斯坦豪尔的声音很是激动，手中的话筒似乎也在微微颤抖：“许先生，对不起，打扰你的美梦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刚得到情报，我国政府已同意卫星起运！”
“OK！斯坦豪尔先生，谢谢你的打扰！”许建国挂上电话，紧接着又拨通了上官世盘家的电话。
上官听完许建国的报告后，立即便拿起直通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的电话。
此刻，“亚洲一号”卫星就稳稳当当地坐在机舱的最佳席位上。而一同陪伴它来中国的，还有19位美国朋友：14名休斯公司专家，3名机组人员，以及2名担任护送任务的保安人员。
“亚洲一号”卫星是由美国休斯公司设计生产的一颗国际通信卫星。休斯公司是世界著名的卫星制造公司，它生产的卫星占全世界通信卫星总数的在美国享有“当代卫星之父”的美称。
“亚洲一号”卫星原叫“西联星6号”。这位“航天女神”似乎从诞生之日起，不祥的阴影便与它紧紧相伴。
1984年2月，“西联星6号”同另一颗卫星一起，由“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上天。但两颗卫星都未进入预定的同步转移轨道。1984年11月4日，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用了6个多小时，将“西联星6号”从天上“捞”了回来。几经周折，卫星又归回到她的主人——休斯公司手中。后亚洲卫星公司又从休斯公司买了过来，才替她找到了中国这位真心诚意送她去天国的神手，并命名为“亚洲一号”。
“亚洲一号”卫星重1.24吨，装着24个G波段转发器，发南北两个波束，覆盖面积可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的80%的容量都可用于转播电视节目。此外，还可用于高速信息传播、传真服务和国际电话等。例如，卫星上24个转发器中的每一个都可以同时接收100个电话信号。如果发射成功，便能为亚洲地区提供良好的通信服务。
为了保证“亚洲一号”安全抵达西昌，美国休斯公司特包租了这架波音747，并不惜巨款，聘请了美国联邦快运公司的机组人员进行驾驶。
联邦快运公司即原来的美国空军“飞虎队”。美国空军“飞虎队”在世界上享有“敢死队”之称。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飞虎队”在队长陈纳德（后被授予美国空军少将）的率领下，曾帮助过中国抗击日军，在中国的天空上演出了一幕幕悲壮的话剧，桂林的土地上至今还保留着“飞虎队”的完整的墓地。
今天，为打开通向宇宙的大门，新一代“飞虎队”员，又驾机前往中国。
据说，由美国人驾驶的专机翱翔在中国领土的上空，除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有过如此壮举之外，这还是第一次！
翌日凌晨6点，当行驶了24个小时的波音747飞机，载着“亚洲一号”卫星进入中国首都机场上空时，北京还沉睡在平静的冬梦之中。
这是一个异常寒冷的早晨。二月的北京，寒风呼啸，霜雪凝重。机场经一夜的冷空气侵袭之后，此刻如同冰窖一般。风雪中，中方公安、海关、民航等各部门，以及涉外现场指挥部所有工作人员，迎风伫立，早已做好了迎机的各项准备。许多工作人员，一夜未眠。
6点15分，波音747一声嗷叫，从空中呼啸而下，落在了首都机场。飞机沿着跑道飞驶一段，速度逐渐缓慢，然后一个大转变，驶向滑行道，最后稳稳当当地停在了候机楼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签订的《关于卫星技术安全的协议备忘录》规定，航天器（卫星）及其他设备将由美国人驾驶的在美国注册的飞机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美方人民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的进口港作发射场的导航工作。飞行中非美方人员不得进入飞机装货区。因此，当波音专机降落后，中方除直接有关工作人员外，其余任何人员，不得以任何借口靠近飞机。
在中方现场指挥部和民航局的精心组织指挥下，海关边防及首都机场等有关单位密切配合，很快便顺利完成了对专机上的人员、设备验关入境以及专机勤务保障工作。从专机落地到专机升天，前后只用了2小时零35分钟。
8点50分，当中方导航员按指定的进口港登机后，波音747翅膀轻轻一科，又朝着西昌方向飞去——。
西昌。315机场。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机场。只是因为被搁放在了一个封闭而贫瘠的山区，才多少缺乏点雄伟的气魄和现代的氛围。
5机场在东南亚地区都是屈指可数的。它可降落180至240吨重的各种大型飞机。若单就机场的跑道大小而言，堪称中国之最。但西南民航局的局长说，西昌市降落波音747，在整个西南地区还是第一次！
是的，毕竟是第一次。万事开头难，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出现。因此，在机场恭迎飞机的中外所有专家和工作人员，担心的几乎都是同一个问题：今天的飞机能安全着陆吗？
此刻，机场上所有的运输车辆已按规定位置一字摆开。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机场的右侧，一个长6米，宽4.1米，高3.9米，重24吨的庞然大物，高高矗立于阳光下，远远望去，恰似一座金色的小楼阁。
这座“小楼阁”，就是几乎惊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升降平台。
升降平台，是机场专门用于卸放飞机上货物的一种大型设备。
由于波音747飞机相当高大，卫星和设备集装箱要从机上卸放到地面时，就必须要靠这种大型升降平台。但当时西昌315机场没有这种升降平台。
怎么办？升降平台是美方评审西昌机场时一个首要而又必须具备的条件。没有它，“亚星”就不能起运。
“找，全国找！”沈荣骏副主任敲着铅笔头说。
铁道部惊动了！
交通部惊动了！
中央军委和国务院也惊动了！
后来，涉外运输小组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动用一辆专列，将在北京找到的升降平台特送成都！
于是，1月16日晚，载有升降平台的专列从北京出发，在北京、西安、成都三个铁路局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下，一路单机牵引，经过整整一周的长途跋涉，终于安全抵达成都。
但从成都到西昌，又如何运输？
空运，自然不在考虑之列？继续动用专列，显然也不可取。因为从成都到西昌的路途上，山高路险，隧洞甚多。仅凉山境内，就有隧洞157个，共长公里。而最长的沙马拉达隧洞，长达6379米！几经反复计算，火车路经隧洞时，即使将路灯等物全部拆掉，平台照样会遭到刮碰。
怎么办？天上无法飞，地上不能行，但升降平台又必须及时送到西昌。美方评审机场的时间已迫在眉睫，倘若升降平台不能如期送到，那“亚星”便不能按时起运，从而影响整个“亚星”发射的进程。
后几经论证，被迫决定：采用汽车运送，除此而外，别无选择。
但能载运如此庞然大物的汽车，哪里才有？
找。全国找！
总算发现目标交通部运输公司昆明分公司，有一辆日本产的三菱牌大拖车！
于是、大拖车昼夜兼程，从昆明开到了成都：
于是，成都军区军运部、交通部、中国汽车运输总公司、四川省公安厅、交通厅等各个部门纷纷出动，通力协作；
于是，从成都到西昌沿途三个自治州和八个县，很快接到了省市有关政府部门的紧急通知，火速行动起来，做好沿路护送的准备。
这是1990年春节前三天一个风雪迷蒙的夜晚，由31人组成的护送升降平台的运输队，从成都缓缓出发了。
12辆摩托车兵分两路，率先开道：跟着是开道警车、清道车和指挥车；接下来是载有升降平台的大拖车；最后是若干辆工具车压阵。风雪中，队伍小心翼翼、浩浩荡荡，颇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概。
成都至西昌，全程547公里。沿途山势险恶，坡陡路窄，全是蛇形山路。且又正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霜雪遍野，途中若有任何一点大意，必将车毁人亡。特别是凉山境内的路段，因位于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之间，山高谷深，水急路险，被历史上称为旅行的“禁区”。可以想象，如此负重的车队要通过这段路程，无疑是一次“走钢丝”式的远征。
为了保证车队的畅通无阻，尽量减少不利因素，从成都至西昌，沿途都站满了公安和交警人员。并且，沿路的筑路和抢险队，时刻待命，几乎是抢修一段，车队再行驶一段。
车队每到一个县，当地县长、公安局长、武装部长，全都亲自挂帅，组织群众大力协助。这个县刚把车队护送出本县，另一个县再接着把车队护送到下一个县。县与县之间的接头，全是上一个县的公安局长同下一个县的公安局长亲自交班。
四川的乡镇，都有赶场（赶集）的习惯。但为了怕车队路过场镇时，因人多而使车队受阻，当地政府下令：凡车队通过乡镇时，附近老百姓停止赶场！
尽管年关就在眼前，但当地的老乡听说是中国发射美国卫星需用的什么洋玩意儿要通过这里，到了赶场那天，场上不但没有一个人去赶场，反而所有赶场的人都放下了菜篮和背篓，拿起了钢钎和锄头，纷纷跑去铺路垫桥。
一位当年曾经护送过红军战士的老大爷，捧着一瓦罐茶水蹲在路边，当车队到来时，他一边送水，一边唠叨说：“咳！活了82岁，只听说过不能反党，还没听说过不准赶场。不过，莫关系，只要你们能把美国的卫星打上天，别说不让赶场，就是不让过年也行！”
但，当大年三十这天，车队翻过当年红军曾经翻越过的两座雪山、来到一个叫葫芦崖的半山腰时，却被挡住了去路。
葫芦崖位于一座大山的半腰处，公路的右边，是陡峭的岩石，左边是笔直的深渊：波涛滚滚的大渡河就横贯脚下。而路宽仅有2.9米，大拖车的轮胎要是压在上面，左边的路宽便只剩下4厘米了。可升降平台的宽度比大拖车还要宽得多，一旦经过，不是碰着岩石，就是跌下河流，根本无法通过。
颇有意味的是，此处正是当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之地，旁边一块荒野，便是石达开的娃娃兵当年安营扎寨的地盘。
怎么办？历史的悲剧，难道今天将再度重演？车队总指挥袁广泉和开路先锋尚清民，蹲在悬崖边，望着汹涌澎湃的大渡河，竟急得落下了辛酸的苦泪。
后几经商量，车队指挥组决定：炸山！
于是，当地政府发动群众，从几十里甚至上百里之外弄来了炸药，就在大年三十的傍晚，提前放响了新年的“礼炮”！接着，数十名老百姓和车队人员一起，手扶肩扛，硬是让大拖车一寸一寸地移过了葫芦崖。
1990年1月2日，即大年初一下午5时，从北京到西昌，惊动了10个系统、22个部门和成百上千人的升降平台，终于比原计划提前1天安全到达西昌。
此刻，历经坎坷风险的升降平台稳稳当当地停放在机场上，仿佛还在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阳光下，它似乎正缓缓张开双臂，等候着“亚洲一号”卫星的光临——
12点40分，波音747飞机隆隆的轰鸣声，终于回旋在西昌的上空。机场上所有人员刹那间全都抬起头来，将又喜又忧的目光一起撒向迷迷茫茫的天空。
随着一声狂啸，飞机从天而降。还没等人们怦怦跳动的心回缓过来，波音747已稳稳当当地停在了机场正中的位置上，天气真怪。飞机刚一落地，一阵声势浩荡的西北风骤然掀起，整个西昌机场，黄沙滚滚，风尘弥漫，数十米之外，不见人影。
但，一场紧张的飞机卸货作业还是开始了。
美方负责现场指挥的，是休斯公司工作队队长努·麦克。这是一位满脸胡子、血性十足而又很有魄力的大汉。他挥动双臂，扯着嗓门，顶着风沙不停地跑来跑去。
可卸机作业刚开始不久，便出现了问题。
搬运卫星集装箱，靠的是一辆15吨重的大叉车。这辆大叉车驾驶员是中方的人，而指挥又是美方的人。由于语言不通，只得依靠手势。可美方指挥员比划了半天，中方的驾驶员也不完全明白。加上中方驾驶员又是第一次开这样的大叉车，第一次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所以手脚都在发抖。但开大叉车的驾驶员就他一个，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谁还能去顶替他？
“叫那位中国先生下来，我去开！”就在这时，一位美国专家走到队长努·麦克跟前，扯着嗓门，大声吼叫起来。
努·麦克马上找到中方指挥员，要求调换大叉车的驾驶员。
中方经短暂商量后，同意调换。
于是，那位美国专家很快跳上了大叉车。中方操作手们的目光，几乎不约而同地射在了这位美国专家的身上：一个卫星专家，能开动大叉车吗？
但只片刻功夫，那辆15吨重的大叉车，便在这位美国专家的手中隆隆转动起来，且操作熟练、大胆，颇有老师傅的风度。
这位自告奋勇、毛遂自荐的美国专家，就是在前文“酒吧”中提到过的维克特先生。
4个小时过去了，卫星及设备的装卸工作仍在紧张进行。
风，越到越大。天地难分，一片昏沉。整个机场，完全笼罩在海涛滚滚似的沙尘之中。
中美双方的操作手们，密切配合，同心协力，个个累得直喘粗气。身材高大的休斯公司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不时被狂风到得站不稳脚跟，只得用一只胳膊挡住风沙的侵袭，一只胳膊扶住车厢。努·麦克队长在二月的寒风中只穿－一件短袖衫，他的嗓门早就喊哑了，由于干渴、嘴上已裂开了一道血口。
中美人员都是在早上6点从发射场出发的。因原计划飞机是10点到达西昌，所以每个人只带了一袋干粮和一听“健力宝”。现在10个小时过去了，干粮和“健力宝”早已吃完喝光。由于又是风沙，又是太阳，因此，机场所有中外人员除了饿而外，最难受的就是渴！
于是，水，成了人们的第一需要。
就在这时，人称“黑脸翻译”的许建国先生从小卧车里摸出了唯一的一听“健力宝”。他舔了舔自己的干裂的嘴唇，又望了望中方人员那一张张早被风沙吸干的脸，最后，还是走到了斯坦豪尔跟前，将手中的“健力宝”递在了他的手上。
斯坦豪尔看了看许先生那张满是诚恳的脸，然后端起“健力宝”递到了努·麦克的手上。
努·麦克只看了一眼“健力宝”，很快便递到一位正在干活的美国操作员手上。这位操作手端起“健力宝”只轻轻饮了一口，又递到了另一个美国操作员的手上……
于是，当这听“健力宝”传遍美方所有工作员之手后，又回到了队长努·麦克的手上。努·麦克端起饮了一口，又递到了斯坦豪尔的手上。斯坦豪尔望了一眼正在作业的中国朋友，这才将“健力宝”送回许先生的手上。
许先生接过“健力宝”，低头一看，竟一下呆住了：“健力宝”还剩有足足一半！
暮色降临了。
护送“亚星”的车队，朝着发射场的方向，在凄厉的狂风中缓缓爬行。
从机场到发射场50多公里的途中，早已进行了全方位的警戒。四川省公安厅、凉山州和西昌市公安局，以及卫星中心保卫处等数百名保安人员，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全部严守在公路四周和两侧、无论是大卡车还是小卧车，不管是进口车还是毛驴车，一律禁止通行！
但老天好像就是故意作对，车队刚驶出不远，雨又哗哗地下了起来。
为了避免意外事故，及时把卫星送到厂房，中方决定：车队继续冒雨前进！
夜间行车，又在雨中，还是山路，危险性可想而知。特别是站在敞车上护守卫星的几位美国朋友，在风雨的侵袭下，个个冻得瑟瑟发科。但他们根本无视风雨的存在，个个如同年轻的母亲，守护着刚刚出生的婴儿！
9时许，车队抵近发射场，卫星测试厂房依稀可望。卫星测试厂楼房长42米，宽18米，高18米，面积700余平方米，是中国专为发射外星而抢建的。
“亚洲一号”卫星，就将在这停放，装配检查和测试。像这样高档的卫星厂房，就亚洲地区而言，还是独一无二的，全世界除美国、苏联、法国外，只有中国才有。
它的设计者，便是北京特种工程设计研究院。
设计总负责人安毅民先生说：
“当初接受这个设计任务时，我们压力相当大。因为，第一，时间紧迫；第二，国内没有先例，既无现成的资料，又对国外情况一概不知；第三，要求太高，一切要按国际标准，光就厂房的洁净度来讲，要求达到万级。即是说，1立方米的空气中0.5个微米大小的尘粒不能超过10万个，多一个也不行；第四，风险很大，设计成了好说、万一设计失败，不仅国家几千万元的人民币付之东流，更重要的是发射外星的事就会告吹。因为你必须达到国际标准，人家才同意起运卫星。就像农村娶媳妇，你连新房都没盖好，姑娘当然不会过门！”为了尽快设计出这个厂房，北京特种工程设计研究院组成了一个以安毅民、万才太、林淑云、陈玉兰等为首的21人设计班子，在全国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在短短50天里，便拿出了百余张设计图，不到半年，便搞出了全部设计方案。方案搞出后，邀请了全国数十名专家和学者，在北京专门召开设计方案评审论证会。论证会整整开了三天，结论是：此方案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到底在实践中行不行？没一个人敢表态。
就在这时，香港有的公司打来电话，认为中国自己搞的方案不可取，最好赶快下马！国外也有好心的专家来信，希望中国赶紧放弃，不要作无谓的牺牲！
离了洋人的拐棍，中国到底会不会走自己的路？
国防科工委经反复论证后、认为方案可以上马！
结果，成功了！
卫星厂房落成后，凡来参观的外国朋友无不感到震惊，他们甚至不相信这一奇迹竟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
法国人看后问：“这是美国帮你们设计的吧？”
美国人看后问：“这是法国帮你们设计的吧？”
而一位澳大利亚的朋友却说：“这肯定是苏联人搞的。”
中国人呢？只笑，不说话。
经美方专家对厂房反复测量鉴定后，其结果令他们大为吃惊：厂房的洁净度超过了国际标准的20倍，而温度控制的精度了也超过了原协议规定的4倍！
9点30分，运送卫星的车队稳稳当当地停靠在了卫星厂房的门前。又经过半小时的折腾，“亚洲一号”卫星终于平安地搁进了厂房。
这时，中方一位工作人员端起满满一盆属于卫星厂房的钥匙，郑重其事地交到了美方一位安全军官的手上。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