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国的火箭已走过了千百年的历史，走到了20世纪80年代，却依然还在古老的华夏大地转圈。那么今天，当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中华大地，当世界向中国走来中国也向世界走去之际，中国的火箭能否走出尘封已久的国门呢？于是，1984年4月8日，当中国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西昌一声大吼，将中国的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送上太空之后，国防科工委的决策者们又开始了更加宏伟的构想；航天界一群大智大勇者，随之举起火箭的旗帜，大胆地登上了世界的舞台。本来正打算用外国的火箭来发射卫星的中国，一下却又反过来要为外国发射卫星了！
北京。黄寺大街。
夜，很深了，国防科工委大楼的一间小屋里，还透出一束橘黄色的光亮。台灯下，一位中年男子正面壁苦思。
这是1984年初夏的一个夜晚，四周很静，只有星星伴着月亮在天上散步。中年男子身材不高，却显得仪表堂堂，脸上总是挂着些许不易被人觉察的微笑。
他温文尔雅，气度非凡，既有学者的派头，又有外交家的风度。特别是宽宽的额头下，那双充满着东方男子汉智慧与胆略的大眼睛，你只要留心看上一眼，便很难再从记忆中抹掉。这位中年男子，就是赫赫有名的上官世盘。
上官先生是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副主任。他最大的特点是：人人都承认他身上有一种男子汉的魅力，但谁也说不清这种魅力究竟是什么。
据说，上官先生还有一个特点：特能抗困！每次晚上加班熬夜，当困得实在不行时，他便往墙角一站，双拳紧握，两眼死劲一瞪，十分钟之内绝不眨上一眼。片刻，额头冒汗，困意顿然消失。他说，干事业，这是基本功，要练！
此刻，上官先生刚刚练完“基本功”，正面壁苦思的是：如何把中国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
多年之后，当问他当时为什么会有人想到要干这件事情时，他说：
国防科工委在全国有十几个承担着不同试验任务的基地，而每个基地的任务又都并不重，有的几年没大的任务，最多的一年打两颗，这就使得几万人呆在大戈壁或者大山沟，长年没有多少紧迫的事情要干。同时，航天部有一大批专家年纪都不小了，而年轻一代一时又还未接上茬，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措施，那老一辈专家所开创的航天事业很可能就再无法生存发展下去，甚至有断送的可能。
因此，中国的航天事业就必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精简队伍、砍掉一些基地。因为中国的航天队伍全靠国家财力支撑。像国防科工委这样一支号称“百万大军”的科技队伍，若照此长久下去，靠什么来养活？但如果砍，随之带来的问题是，航天事业是一项需要全国通力协作的事业，从研制、生产到发射，哪一个部门、哪一个基地也少不了。将来万一有新的发射任务，技术力量没有深留下来，怎么办？另一条路，就是打出去！利用我们航天技术的优势，承揽国外发射任务，这样，既可以造福于人类，为国家赚取大量外汇，又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还可以保存、锻炼、提高技术队伍，从而使中国的航天事业不断发展、壮大，是的，历史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究竟靠什么来重塑自己在国际舞台的形象？这个问题早已摆在了10亿炎黄子孙的面前。
中国曾以“四大发明”而闻名天下。也以“火箭的故乡”著称于世，但这些老本早被列祖列宗们吃光了。中国的形象，自然需要今天的火箭子孙们重新加以塑造。中国既然有了可以造福于人类的“长征三号”火箭，自然应该让它走向世界，总不能让它永远留在本国尘封的宫殿，去作祭奠“四大发明”的供品！
英雄所见略同。
几乎在同一个夜晚，宋健老人坐在灯下，扶着老花镜，认认真真地读着一封寄自航天部的来信。
来信说：利用“长征三号”火箭搞商业发射，把中国的航天技术打入国际市场，我们认为完全可能。其理由是……
宋健老人看完后，将信放在桌上，用一双颤科的手将信慢慢抚平，重新举到灯前，又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然后掩卷沉思，禁不住怆然泪下。
宋健原是航天部副部长，为了中国的航天事业，一生呕心沥血。让中国的火箭走向世界，自然是他多年的梦想。他拿过台笔，在信的天头挥毫批道：“我完全同意这个建议。希望你们为中国的火箭走向世界而努力奋斗！”
写这建议信的人，便是如今中国长城工业公司的两位副总行理：乌可力和陈寿椿。
乌可力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他的父亲，便是鼎鼎大名的乌兰夫。
“乌可力”在蒙语中，是“牛”的意思。他的确像头“牛”。高大的个子，粗壮的腰板，宽阔的胸脯如同一堵厚实的墙。他穿一件花格子衬衫，满头白发，两眼有神，乍一望去，颇像一位来自欧洲的大商人。特别是嘴上那撮“贺龙式”的小胡子，显得潇洒刚毅。
“这胡子还是贺老总让留的呢！”乌可力说到胡子，伸出胖胖的指头理了理，眼罜竟涌着泪水。
那时，乌可力还是一名二十来岁的大学生。一次，贺老总来家里盼望他父亲。他刚打开门，贺老总当胸就给他一拳：“小子，你这胡子长得不错啊！”
“贺伯伯！”他望着贺老总的胡子说，“不错是不错，可是你是老总，是国家元帅，胡子想怎么留就怎么留。而我还是个学生娃娃，学校不让留！”
“是吗？这好办！”贺老总摸着自己的胡子说，“你回去告诉学校的头，你的胡子就这么留定了，就说是我批准的！”
“这太好了，贺伯伯！”他欢叫着，转身拿起一块西瓜，一下便塞进贺老总的嘴里。
于是，他这撮漂亮的“贺龙式”小胡子，便这么留下了。
据说，近几年来他总喜欢对着镜子抚摸自己的胡子每当抚模着这胡子，他就想起贺老总，想起共和国一大批老帅们。
但父亲的地位并未给乌可力人生的道路铺上鲜花，反而带给他的是厄运。1967年，他因父亲问题受牵连而锒铛入狱。不过，四年的监狱生活，并未折断他鹰一般奋飞的翅膀，反而铸就了一颗蒙古大汉的雄心。
陈寿洛先生是这次发射“亚星”的新闻人物。他的同事和部下们都尊称他为“陈老总”、但外国的朋友和港商们都习惯叫他“陈老板”。
陈老板1960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机械工程学院，曾担任过“长征一号”火箭的主任设计师。但或许南方人天生就有一个会做生意的脑袋，所以他最终还是舍弃了设计师的宝座，当上了推销中国火箭的大老板！
乌可力和陈寿椿的建议，得到了航天部领导的大力支持。航天部很快组织成立了以乌可力、陈寿椿、曹正邦、黄作义为首的“航天开发十人小组”，开始了中国空间技术走向世界的早期活动。
1985年6月，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在巴黎举行。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会。世界近100个国家、200多名记者，纷纷聚往巴黎。
中国，这个火箭的故乡，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自己的火箭、卫星等送到了国际航展会上。
而代表团团长，正是蒙古大汉乌可力。
那天，航展会开幕仪式在戴高乐机场隆重举行。当五星红旗在巴黎上空徐徐升起时，乌可力和代表团所有成员，禁不住流下了自豪的热泪。
作为“四大发明”的后代，他们怎不记得：明治维新后，赴日本留学的中国人，在日本东京博物馆里，看到标有“中国物”字样的展品是：锈蚀鸟枪数杆；破布九龙袋两个，坏竹鸦片烟枪两杆，破瓷烟缸两个……
作为“火箭故乡”的子孙，他们当然不会忘记：一个世纪前，当美国在费城举办一个科技成果博览会时，美国送展的是第一代发电机和莫尔斯的发报机；英国送展的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而中国送展的，是一双小脚女人的绣花鞋和一只手工制作的挖耳勺！
而今天，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是现代世界科技的最新成果：“长征三号”火箭和同步通信卫星！
乌可力站在飘扬的国旗下，不停地抚摸着自己那撮骄傲的“贺龙胡”，内心似有一股奔腾的热流在涌动。700年前，先祖成吉思汗曾率领铁骑横跨欧亚大陆，用武力将中国的古代火箭传入欧洲，700年后的今天，他这个成吉思汗的子孙、却在鲜花与笑脸中将中国的现代火箭带出了国门，让欧洲人再一次目睹了中国火箭的风采。
开幕式结束的第二天，乌可力便在戴高乐机场附近的一家私人餐厅里，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站在餐厅的中央，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来自世界各国的200多名记者将他围了个水泄不通。当他大胆宣布了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准备投入国际商业市场时，全场爆发出狂热的掌声。会议从下午1点一直进行到4点，他共回答了记者们100多个提问。
第二天傍晚，乌可力和王若飞之子王兴先生走进一家法籍华人开的饭馆吃饭。二人刚一落座，老板和招待便围了过来，指着乌可力问：“你就是乌先生吧？”乌可力有些莫名其妙：“是啊！你怎么知道？”老板说：“哎呀，你的照片我们在报上部看到了。你们来巴黎宣传中国的火箭，我们太高兴了！过去，不仅外国人不知道我们中国有火箭、卫星，就连我们这些中国人也不知道中国有火箭、卫星。今天这顿饭，算我请客了！”说完，老板亲手做了几个中国名菜，还拿出两瓶世界名酒、硬是请了他俩一顿。
航展会期间，李鹏副总理外访途经巴黎，第二天便去了航展会。当看到中国的火箭、卫星等第一次展示在世界面前，并在各国引起强烈反响时，他激动了。但展厅却只有小小的18平方米。李鹏副总理当即指示扩大展厅面积。很快，中国参加航展的地盘，由18平方米变成了81平方米。
于是，中国参加航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许许多多的外国朋友看了中国的展品后说：“过去，我们只知道中国有原子弹、氢弹，没想到中国还有‘长征’系列火箭、返回式卫星、同步通信卫星。而且，还有像‘长征三号’这样世界第一流的火箭！”
巴黎航展，拉开了中国空间技术走向世界的序幕。
此后不久，由法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主持的国际空间技术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就在这个会上，陈寿椿代表团，作了关于《中国向外国提供发射服务可能性》的报告。
此报告在会上引起各国代表的强烈反响。会议主持人当即在会上郑重宣布：没有中国参加的空间会议，是不完整的。
同年10月，当中国又将一颗科学探测卫星和技术试验卫星发射成功后，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李绪鄂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向世界正式宣布：
中国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这是一个民族的心声；也是一个民族的胸怀；更是一个民族的气魄！
中国火箭承揽外星发射业务的消息刚一宣布，很快传遍全球。而恰在这时，国外一系列的航天大悲剧发生了：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大爆炸，1986年4月28日，美国“大力神—34D”火箭升空几秒后爆炸；1986年5月3日，美国“德尔塔”火箭升空91秒后被迫让地面指令炸毁：
1986年5月31日，法国“阿里安”火箭又遭爆炸！
以上世界航天史上罕见的4次大失败，迅速改变了世界商业卫星发射市场的行情，从而使西欧诸国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局面。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三次连续大失败，打乱了原有的航天发射计划。宇航局局长詹姆斯弗莱彻发表讲话说：航天飞机拟在1988年第一季度才可作第－次飞行：在以后的三至四年内，可能仅有三架航天飞机提供发射卫星服务。
因此，里根政府被迫宣布，为承揽美国及国外民用商业卫星的发射，“大力神”等多种火箭飞行至少要等到两年之后：麦道公司的“德尔塔”火箭要恢复生产，最快也要一年半到两年：而通用动力公司的“阿特拉斯”火箭，因大部分为国防部提供军事服务，仅剩下了一发库存。
显然，美国企业用火箭在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上进行竞争，在短时间里，是缺乏力量的。
再从法国的情况来看，“阿里安”火箭是世界上唯一可与美国航天飞机抗衡的运载工具。欧洲空间局于1984年开始承揽，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并还暗暗发奋，要在1986年至1990年间，夺取50%的国际商用卫星发射市场。
但是，由于“阿里安”火箭在1985年和1986年连续两次惨败，因而使人们对它的可靠性也产生了怀疑；加之“阿里安”司为了补偿美元的贬值，近期又决定对新的国外发射用户，大幅度提高发射价格，这就必然削弱它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那么，航天大国——苏联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苏联的“质子”号火箭，具有相当大的运载能力，一直在力争打入国际市场。但由－下苏联多年来实行的不是开放政策，使西方政府担心其卫星技术流入苏联，故限制本国卫星出境，另外，加上苏联对“质子”号火箭的技术资料过于保密，使国外用户难以了解其可靠性到底如何。西方政府对苏联的火箭发射中美双方签订合同服务政策，仍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因此，尽管苏联的卫星发射价格相当低廉（比中国还低），却至今也未打入国际商业市场。
可见，1986年的国际航天形势，使西欧诸国均处于被动和不利的局而，面对中国的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却恰恰有利。
但初次上阵的中国，能否抓住这一契机呢？
1986年4月某日，以乌可力为团长、上官世盘为副团长的中国商业发射代表团，－行14人，从北京乘坐波音747飞机，前往美国进行有关卫星发射的商务接触。
自中国宣布对外承揽发射业务后，特别是美国、法国连连失败后，中国的“长征3号”火箭，一下子成了全世界竞相注目的对象。
两个月前，瑞典公司便抢先第一个与中国签订了为其发射一颗邮政卫星的订座协议。紧接着，不少国家的公司也表示了愿同中国进行接触、磋商和洽谈的意向。
显然，这样一个开局，对中国来说，是令人欣喜的。
供中国也清楚地认识到，面对如此局势，美国航宇局和欧洲空间局，绝不会等闲视之，也绝不肯让这种局势长久持续下去。法国、日本、苏联等国都会乘机挤进国际商业发射市场。
那么，中国迫切的也是唯一的选择，就是抓住这一空隙，乘机进军，从而达到稳操胜券之目的。
因此，年切，经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批准，国防科工委很快组成了一个专门从事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的部门——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
接着，又组织了这支由中国航天各系统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开始周游列国，八方“游说”，而选择争取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威震天下的航天大国——美利坚合众国。
华盛顿。1986年4月的一个礼拜日。
上午8时许，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会议大厅里，100余名听众济济一堂，座无虚席。听众中，有美国外交部、国防部、运输部、商业部、宇航局各政府部门近30名大小官员，还有美籍华人，报界记者，各界名流以及友好人士等。
乌可力先致开场白。接着，上官副团长以中国政府官员的身份，作关于《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的报告。
上官先生的报告，激起听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人们听到的，仿佛不是上官先生的发言，而是中国——这个沉默了多年的巨人，突然向世界发出朗朗欢笑。
报告一结束，记者们纷纷提问。之后，所有的华侨同胞全都涌到代表团成员的身边，纷纷表示问候与祝贺！
一位华侨拉着乌可力的手说：“你们代表团来美国宣传中国的火箭，太让我们高兴了！你们知道在美国有人说什么吗？说中国人在美国只能开饭馆！我们听了后泪水只有往肚里咽呀！”另一位白发苍苍的华侨老人，流着眼泪对上官说：“中国是火箭的故乡，火箭的故乡终于来人了。我活了70岁，今天终于盼到，火箭又回到了火箭的故乡！”还有几位年轻的美籍华人，硬拉着代表团的成员，要到华人餐厅去喝上几盅！
当晚，知名美籍华人崔黄紫铃女士和陈磊先生等，还亲临中国代表团住处，热情诚恳地向代表团介绍美国卫星公司的底细，介绍国际卫星市场的一些行情和背景。他们对代表团说：“你们到了美国，人生地不熟，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卫星发射市场，是商人们驰骋的世界，里面复杂着呢！要是哪家公司找你们签合同订座，一定要先把情况摸清后再决定，而不能见人就同意。好比说，本来是一个叫化子到你门前讨饭，你却把他当作了上宾接待，这一下就把牌子搞臭了，以后的生意就很难做！”
第二天，《纽约日报》、《华盛顿日报》等，便以头版头条位置推出新闻：《中国发射服务代表团到美国游说，企衅争夺卫星发射市场》。
是的，平等竞争，买卖大家做。为了扩大影响，中国代表团组成四个小组，分别在华盛顿、纽约、洛杉矶、加州、旧金山等地、大力宣扬中国的空间技术，同20多个卫星公司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
然而，远在东方的中国，想一下子跑到称霸世界的航天大国来“抢饭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的公司开始同中国专家打交道时，态度极为傲慢。伸出的手既无力度也没温度，脸上那一道道皱纹仿佛全是一个个“？”。甚至有的老板见了中国专家时，像没看见一样。
一天，乌可力去特雷卫星公司总经理舒尔兹先生家。乌可力刚一落座，舒尔兹先生便将一本画报递给他，说：“看看吧！”
乌可力接过画报，一下呆住了——
画报第九页有这样一幅漫画：四个啤酒瓶组成一个“发射架”，“发射架”上挂着一个又粗又长的鞭炮；鞭炮上写有六个大字：中国“长征3号”！
“这就是有些美国人对你们航天技术的评价！”舒尔兹先生也按捺不住地站了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发射架是啤酒瓶做的，不保险，‘长征3号’火箭只不过像一挂小孩子玩的鞭炮！”
“是的，有人还问我：中国有没有自来水？”乌可力合上画报！缓步走到窗前，两眼一片血红。“我说，中国不仅有自来水，还有原子弹、氢弹、亿次计算机，还有卫星，还有火箭！”
舒尔兹望着乌可力颤抖的背影，默默不语。
许久，乌可力才转过身来，说：“舒尔兹先生，谢谢你让我看到了这本画报！不过，这本画报你能送给我吗？”
“你要它干吗？”
“我要带回中国去，让我的所有同胞都看看！然后再将它放到博物馆里，作个永久的纪念！”
……
中国代表团半个月的出美“游说”，尽管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仍可谓出师有利，战绩辉煌，不光和泛美太平洋公司、多美尼影视卫星公司等签订了6个订座协议，还同特雷卫星公司草签了两个发射合同。
中国承揽外星发射业务的举动，不仅在国外引起极大震动，在国内也引起强烈反响。从中央到地方，从知识分子到普通老百姓，无不对此表示深切的关注与忧虑。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随着整个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央曾经决定：国防科技工业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在优先完成任务的前提下，要全力以赴地参加国民经济建设，大力发展民品生产。
早在1985年5月军委扩大会上，中央在进一步分析了国际战略格局和战争形势后，决定我军建设由临战状态转移到和平时期发展的轨道。同时要求国防科技工业也要随之实行战略大转变。
然而，如何才能实现这一大转变？
产冰箱，搞彩电，固然是条门路；造轮胎、做灯泡，也是一种办法；开公司，做生意也无可非议。但最终的出路在哪里？
众所周知，中国以往所有的卫星发射，都是属于科研试验性质，无论是火箭还是卫星都不能像盐巴、酱油一样拿到市场去拍卖。因此，它非但不能转化为钱，反而所有费用，部是靠国家拨专款支撑。而且，高科技必然是高消费。
但如果能发射外星，就属于商业性质。即是说，中国的高科技就可以从原来的科研试验轨道上一下转移到商品经济的轨道。
显然、这除了壮中华之国威、鼓民族之士气、造人类之幸福而外，还可赚取大量外汇。
同时，发射外星，是带有商业性质的国际间的技术合作，这就迫使中国从观念到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必须要来一次彻底的大改变。显然，这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技术革命、也是一次思想革命。
共和国的决策者们，对此也早在思考之中。
年夏、国防科工委领导丁衡高、伍绍祖、沈荣骏，向国务院有关领导汇报了发射外星中有关工作情况后，国务院领导当即指示说：“为外国发射卫星，一定要发射好，要注意信誉。这不仅在经济上有好处，政治上也有好处。”还说：“发射外星，是团结海外炎黄子孙共同振兴中华的一个大举动！”
中国科技大军的老帅聂荣臻，当坐在轮椅上接见航天部的领导和老专家时，拉着他们的手说：“发射卫星，这对中国航天事业来讲，具有划时代的意又。中国能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发射卫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现实。既可在政治上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作为一个行业干下去，也会在经济上得到好处。”
老将张爱萍，在一次听汇报时，竟敲着手中的拐杖说：“发射外星，是举国之荣的大事，事关民族的威望与利益，只能成功，不可失败！”
1986年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发（1986）88号文件正式下达，将发射外星一事列入国家重点工程。因报告起草日期为1986年7月，故中央将发射外星这一工程，命名为“867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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