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日子的北京古都，算得上是个好天，而且，若与寒气森森的戈壁滩相比，则完全就是个名副其实的春天了。当然，这天的阳光还够不上明媚，更谈不上什么和煦灿烂，倒也无风、无雨、无雷、无电。只是，这天中国的北京，包括上海、南京、天津、重庆、西安，长沙、武汉、昆明等全国各大城市，均处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热潮之中，政治的阴风冷雨、难遮难挡，照旧依然；“欢呼”与“敬祝”，批判与斗争，仍是8亿中国人民“革命”的主题。
然而，这天忙于准备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有关人员，对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似乎有些熟视无睹，大为不敬，什么“欢呼”与“敬祝”、批判与斗争、文攻与武卫、辩论与游行，仿佛全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无论是航天专家，还是普通工人；不管是火箭司令，还是发射官兵，一心想着的，除了火箭，便是卫星。而且，从北京的中南海到戈壁滩的发射场，上上下下都在万分焦急地等待着一个极其极其重要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能否批准和何时才能批准今晚的发射？
坐镇北京指挥所的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军，此刻正坐在电话机旁，等待中南海周恩来的指示和随时与发射场保持紧密的联系。按事先的约定，今天的罗舜初将军与周恩来保持直接的单线联系，即是说，中央方面一旦有指示，周恩来将亲自传达于他；而有关发射方面的问题、信息、动态、结果等情况，直接由他向周恩来请示报告。
如此待遇对罗舜初将军来说，或许是他一生中最高的荣耀，但要真正承载这个荣耀，又的确是一件很艰难甚至痛苦的事情。在近期的几天几夜里，罗舜初几乎没睡一个安稳觉，即使偶尔有睡过去的时候，思维的轱辘也依然滾动在梦中的轨道上。昨晚发射场综合检查，故障一夜不断，他也一夜未眠，今天的天气到时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目前也凶吉未卜。
想到这些时，罗舜初又开始狠劲地抽起烟来，尽管近日里他已经咳嗽，但依然一支接着一支地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最大的嗜好就是抽烟、最大的特点也是抽烟。每次开会前，他一句话还没讲，烟却先抽了好几支、一旦讲起话来，烟更是离开不得。而且，本来就能言善辩的他，越抽越能讲，越讲还越能抽。不过，一向多言多语的他，今天却格外的沉默寡言了。
罗舜初是福建上杭县人。这位从参加闽西农民武装暴动开始起步的将军，曾用自己的双脚走过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任红四方面军司令部二局科长、代局长以及军委副局长；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局长、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山东纵队参谋长、鲁中军区司令部兼政治委员、中共鲁中区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他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40军政委、军长；建国后，他先任海军参谋长、第二副司令员，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尔后出任国防部第十研究院院长，现又身兼双职：国务院国防工办副主任兼国防科委副主任。
从上述一系列职衔不难看出，从陆地到大海，再从大海到天空，罗舜初将军走过了一条既曲折又辉煌的人生之路。他指挥过的硬仗可以说数不胜数、也几乎是百战百胜，但他却从未感到有过像今天这样的艰难！指挥一次发射卫星，如同一场看不见的战争，不仅需要付出体力和心血，更需要付出智慧！何况这次发射的卫星并非一般的科学试验卫屋，而是一颗要在茫茫宇宙中高唱《东方红》的卫星！它的成败，事关中华民族的荣辱，同时也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在如此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工作中，任何系统、任何环节、任何岗位一旦出现哪怕一点点差错，则必将导致巨大的灾祸！因此，4月24日这天的罗舜初，除了等待周恩来随时可能拨响的电话外，那远在大西北的酒泉卫星发射场，同样是他思考的焦点。
4月24日这天的酒泉卫星发射场与北京不同，非但没有一点春的意思，反而雪色不减，寒风依旧。发射场上的官兵们清晨起来即便裹着厚厚的棉大衣，照样冻得直缩脖子。
折腾了整整一个晚上的综合检查于早上6点终于结束。尽管参加综合检査的工作人员都被搞得精疲力尽，但结果还算幸运：各系统各设备的故障和隐患均已排除，现全部处于可发射状态。北京方面一旦正式批准今晚发射，一切程序即可启动。
“0”号发射指挥员杨桓等综合检查一结束，便躲到发射场附近的一个锅炉房里睡觉去了。这一觉是他自己给自己下的死任务——睡不着也得睡，非睡不可！因为已有好几天没有睡觉了，今晚就要发射，如果再不保存点精力，那晚上难以对付。所以睡觉前他叮嘱旁人，若无重大事情，任何人不准到锅炉房找他。
杨桓这一觉睡得不错。也许是近日来太累太困了，也许是出于他意志的强行压制，也许是小小的锅炉房实在太静太静，也许是一个堂堂的发射指挥员睡在锅炉房里反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睡眠效应，总之，他在锅炉房的这一觉睡得很好，睡得很有质量，睡得仿佛一切都不再重新开始。
但好梦总是不长，正当他酣然大睡之际，有人突然跑来通知他：7点去指挥部参加气象会议！于是他立即翻身下床，大衣一裹，便夺门而去。
所谓指挥部，其实就是发射场附近一间普通而简陋的小房。当杨桓走进小房时，钱学森教授、李福泽司令员、石荣屺副司令员，以及气象室的有关人员，已经先到一步了。杨桓的妻子彭凤绍当然也在其中。杨桓本想和妻子打个招呼，道上一声问候，却见屋里空气有些紧张，只好凑合着看了妻子一眼，便自个找位置坐下了。
紧接着走进小屋的是气象预报组组长吴传竹，他由于6点多了才接到作试参谋杨国良让开会的通知，所以进屋时显得很是匆忙。他屁股还未落座，司令员李福泽便劈头问道：“王好元呢？”
王好元是基地气象处的处长，开气象会没气象处长、岂不是笑话！于是吴传竹忙回答说：“他有事去发射场了，很快就来。”
“马上叫他来！”李福泽命令道。
“是！”吴传竹转身出门，很快便把王好元处长叫了过来。王好元进门后打了个敬礼，便毕恭毕敬地站在了那里。
李福泽这才宣布开会。会的议题很简单，一句话、就是看今晚可不可以发射？王好元和彭凤绍先简单汇报了一下总的情况，认为今晚可以发射。钱学森问了问北京和海南的气候，然后李福泽指着吴传竹说：“你再具体讲讲！”
这时的吴传竹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他站起来，张嘴便讲：今晚的总云量是7—10层，云状是卷云，云低高5500米，云厚500—1000米，没有降水，没有大风，没有雷电。
“关鍵是晚上8—10点能不能看到星星？”吴传竹刚一讲完，李福泽又提问道。
“可以看到星星。”吴传竹回答得很干脆。
“而且，越往后星星越多！”彭凤绍补充说。
“为什么？”钱学森和李福泽几乎同时问道。
“因为根据戈壁滩这么多年的气象规律，晚间随着气流下沉，云就会变薄，云一变薄，星星就能看见！”
李福泽点了点头，想了想，尔后手一挥，说：“先就这样，你们注意观察，有情况及时报告，发射窗口一定要保证好！散会！”
会议从开始到结束，分钟。
会一散，李福泽第一件事就是先点上一支香烟。可他刚抽了两口，猛然想起什么，捏着烟头便朝发射架方向走去。
这时的戈壁滩已经大亮，风也小多了，远方的地平线上隐隐约约似乎还有太阳，但头顶那方天空，依然显得有些阴沉。只有发射场上热气腾腾，灯火辉煌，加注分队的战士们个个戴着防毒面具，正全神贯注地给第一级火箭加注燃料。
李福泽看了看，然后叫过加注分队的队长叮嘱了几句，便去了地下室。
加注分队的战士们是在凌晨3点起的床，4点刚过，他们便从驻地出发，驱车前往发射场。开始，因天气太凉，大伙坐在车上都很安靜，可没过多久，大概睡意已被热情驱散，战士们便放开喉咙唱起了《越是艰险越向前》。虽然天黑，战士们的模样还不太看得清楚，但歌声却在大漠回荡不息，有力地激动着颗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红心。
加注从凌晨5点40分开始，已进行了约4个小时，燃料便基本加注完毕，只剩下第4个贮存箱最后一点燃料有待加注，于是大多数人开始撤离现场。
但就在这时，发射场内突然随风飘来一股刺鼻的鱼腥味。“漏液了！”忽然有人一声惊呼，只见守在加注连接器旁边的几个战士，一下扑上去，紧紧捂住喷漏的地方。他们虽然都戴有防毒面具，但由于这种防毒面具性能较差，无法真正做到防毒，所以浓度极大的有毒气体，仍呛得他们不得不把头偏倒一边。可他们谁也不撒手，直到新的加注连接器更换完毕，他们才气喘吁吁地歪倒一旁。
下午1点35分，加注全部结束，氧化剂和燃料分别灌满了4个贮箱。
接着，卫星、火箭进入发射前8小时准备工作程序。沿线两千多公里的航区上，上百万各族民兵为保证通信线路的畅通，认真地守护在长途电话线杆下。
但今晚到底发不发射，发射场仍未接到北京方面的最后命令。火箭、卫星只好处于待发状态。
下午3点50分（这是一个绝对准确的数值），罗舜初将军身旁的电话终于响了。当罗舜初拿起话筒时，手指竟有些发抖。电话是周总理打来的，周总理的话显得十分激动：
“罗舜初同志，毛主席已批准了今晚的发射！”
罗舜初一听这个消息，两行热泪顿时夺眶而出。这位老将军一生戎马倥偬，不知接到过多少命令通知，却从未像今天这样令他兴奋，令他激动。他抓住话筒的手一个劲地科动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周总理接着指示说：“清把这个喜讯告诉发射场的全体同志，希望大家鼓足干劲，过细地做好工作，要一次成功，为祖国争光！”
罗舜初与周总理通完电话，立即又抓起了通往发射场的专用电话。
当毛主席批准发射卫星的喜讯和周恩来的指示通过罗舜初传到发射场时，平平静静的发射场顿时沸腾起来了！
李福泽司令员很快召集指挥部会议，在会上传达了这一特大喜讯和指示，然后各级指挥调度员又通过电话、迅速传达到各个点号，各个岗位。于是、在这一特大喜讯和指示的感召下，从指挥员到操作手，个个热血沸腾，深受鼓舞！尤其是在地下控制室椭圆形大厅里，处处都充满了一种决战的气氛。十几个人排成一行整齐的队伍，宣誓般地齐声朗读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声音真诚洪亮，雄健有力。自“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建立起来的“天天读”，直到今天似乎才有了意义，才真正派上了用场！那段悬挂在大厅上方的毛主席语录：“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更使整个大厅蓬荜生辉，大放异彩；任何一个人只要抬头望上一眼，都会激发出一种宁死也要为此献身的决心与热忱。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晚6点30分左右，发射班两个战士正路经发射架下，突然间好像听到有什么东西从火箭上滑落了下来，高度警惕而又十分敏感的两个战士围在发射架下细心寻找，结果找到了一个直径只有8毫米的弹簧垫圈！这个垫圈虽小，却引起了现场指挥员们的高度重视。因为这个垫圈究竟是个多余物，还是火箭某个松动部位的脱落件？谁也说不清楚。于是，指挥部立即通知工作队的韩厚健等人速来现场。
当韩厚健等人匆匆赶到现场时，发射班的战士们已在第一级火箭的旁边临时架起了一架接近火箭的工作梯。这时，由于火箭上的百余个火工品（易爆物）均已装好，火箭、卫星处于即发状态，所以发射架附近除发射班战士外，已别无旁韩厚健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在极度寂靜的气氛中，我上梯子都能听见自己怦怦的心跳声。我定了定神、边爬边想：直径8毫米的连接件，只有气瓶装置组使用。对，就查看它们。于是我打开舱门一看，只见每个气瓶组上的弹簧垫圈都完好无缺。因此，我断定：发射班战士拣到的弹簧垫圈是个多余物，火箭上的结构没有问题。”
韩厚健的这一判断得到了基地几位师傅的赞同，当大家一致确认火箭确实没有问题后，发射场上紧张的气氛才暂时松缓下来。
晚8时正，指挥员下达了“一小时准备！”的命令，即是说，还有一个小时，卫星就要起飞了。但这时发射场的上空，依然是满天云，而且还显得很低很厚，根本看不到什么星星。有云就可能有电，有电火箭发射时就有危险，而且因为有云能见度就差，直接影响到光学仪器的跟踪与测量。于是，发射场上空的那片云能否按预测的那样如期散去，便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钱学森着急，李福泽着急，几个光学测量点更是着急。
当然，这一时刻最着急的，还是搞气象预报的同志。上午，他们曾发出预报，晚上有一个小时的好天，可以发射，而且发射时还可看到星星，可现在摆在人们眼前的事实是满天乌云，哪有什么星星！尽管他们说，再过半小时左右乌云就会散去，但现在毕竟还没散去。因此，气象室里电话频频，打听声，寻问声，探究声，甚至埋怨责怪声，一直不断。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拦住他们问这问那。有的气象观测员一直躲在外面转来转去，连屋都不敢进；有的观测员一见有人来了，低头绕道而去，一个叫沈福申的气象观测员后来说：“那天叫我去发射场观察天气，我观察了一天一夜，两眼瞪得都发酸了，也不敢眨一下，一直盯着西北方向的天空，因为领导告诉我说，云最先要从那儿退去。可都8点了，那云还是不走，急得我头上直冒汗水。说真的，当时我都泄气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人们正为头上那片乌云而忧心如焚时，更为严重的事情偏偏又在这时突然发生了。
事情发生在地下控制室。本来发射程序在一分一秒地往下走着、一切显示都很正常，但负责卫星应答机的工作人员却突然报告：“应答机信号丟失！”应答机是卫星的一个重要部件，若出现问题，卫星上天后将影响跟踪测量的精度和轨道预报的准确性。而且，要命的是，离发射时间只有35分钟了！
因此，信息刚一传出，地下室便一阵慌乱。司令员李福泽当即严厉发问：“怎么回事？”一些领导吓得嘴唇直哆嗦，连说了两遍也没把意思说清楚。坐在旁过的沈震金慌忙回话说：“是应答机丢失了信号！”可话一出口，穿着毛衣的背上也跟着流出了汗水。李福泽接着又问：“故障排除需要多少时间？”沈震金又答：“得半小时！”
面对如此情况，指挥部只好被迫决定：推迟发射！
但此决定只能算是向中央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能否成立，还必须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
于是，这一建议很快通过北京的罗舜初将军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周总理接到电话后，简单询问了一下情况，同意推迟发射，并强调：“必须把应答机的问题解决好！”
本来就紧张的发射场、陷入了更加紧张的气氛之中。
此时此刻的李福泽、再也坐不住了，他站起来，毫无目的地在星里走了两圈，然后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兜里的香烟被他掏出来好几次，最后还是塞了回去。
而这时的钱学森，却在离发射塔100余米远的哨位旁来回踱步。不少人后来都回忆说，那天是第一次看见钱学森在发射场踱步，谁都明白他正为故障的问题着急，但谁都又搞不清楚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所以，谁也不忍心去惊动他，只是站在远处默默地望着他一副焦愁的样子。
钱学森背着双手，一边踱着步子，一边不时停下来凝视着即将升空的火箭与卫星，若有所思的脸上写满了焦虑与沉重。是的，他不能不焦，无法不愁，卫星还有35分种就要升空，应答机却偏偏发生故障！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的他心里当然清楚，如果问題不是出在卫星上，结局也许还较乐观；假若故障是因卫星本身所致，那今晚麻烦就大了！因为根据气象预测，今晚可用的“发射窗口”仅有一个小时，卫星上的问題能否解决姑且不说，即使能解决，“发射窗口”也定会错过因此，望着那眼看就将升空的火箭卫星，望着那正在第五层台上查找故障原因的身影，钱学森心里竟生出一种无法言说的悲凉。
幸运的是，事情很快有了结果。经检查，故障的原因不在卫星上，而在地面设备一个松动了的接头上。得知这一结果，钱学森这才停止踱步，对着夜空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21点零5分，指挥员下达了“如分钟准备！”的口令。接着，高音喇叭里响起了“全体人员撤离现场！”的命令。
此刻的发射场，浓重的夜色已经降临。戈壁滩上的夜很怪，夜色未到时，一点没有夜的感觉，可一旦夜色降临，全戈壁滩的夜仿佛全都集中在了一起，让你一下子就感到夜色实实在在地来了。因此，随着夜的突然降临，随着人员的全部撤走，整个发射场陡然间便变得清冷、沉重起来：唯有发射架下悬挂着的那块巨幅木牌上，周恩来提出的“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16个血红色的大字，在辉煌的灯光映照下，显得夺目耀眼，咄咄逼人。
但也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发射场上空的云层，突然神话般地裂开了一道长廍，并向着火箭即将飞行的东南方向渐渐延伸出去；“长廊”的四周，星儿闪烁，清光明亮，简直像是上帝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条通向太空的轨道！
望着这神话般的情景，搞气象的人如释重负，其他人员欢呼雀跃。而且，更令人高兴的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又突然传来：今晚一直坐在电话机旁守候着发射场消息的周恩来总理，当得知应答机的故障排除后十分高兴，于21点15分向发射场全体工作人员发出了亲切的问候与指示：“请转告今晚战斗在发射场上的同志们，大家辛苦了！下一步关鍵是工作要准确，不要慌张，不要性急，要沉着，要谨慎，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争取一次成功！”
很快，“0”号发射指挥员杨桓通过话筒，向各个岗位的参试人员转述了周总理的这一问候和指示。于是，整个发射场和每个点上的高音喇叭里，都在响彻着周总理的指示：“不要慌张，不要性急，要沉着，要谨慎！”这声音在茫茫的夜空中回荡，如一粒粒投放进燥热的戈壁滩上的火种，骤然间点着了每个人的心，从而把发射场那种特有的冲圣的气氛，引向了一个空前未有的高潮。
21点34分，站在潜望镜前的“0”号发射指挥员杨桓庄严地下达了命令：“一分钟准备！”
各种地面记录设备开始启动。
当倒时计数器上闪现出“0”字时，杨桓立即下达了“点火”的命令。说时迟，那时快，胡世祥的手指对准“点火”电钮有力一按，一级火箭的4个发动机顿时喷出橘红色的火焰，巨大的气流将发射架底部导流槽中的冰块冲出四五百米远。21点35分，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火箭在隆隆的滚动声中徐徐上升。18秒后，火箭开始拐弯，朝着东南方向越飞越快，转瞬便消失在茫茫夜海之中。
地下控制室的人一见火箭起飞，不管是老专家，还是年轻技术员，都争先恐后，拔腿就往外跑，因为谁都想早点跑出去看看火箭上天后的真实情景。可地下室的通道又窄又长，年轻的同志虽然跑得快，却被几位老专家挡在了后面，很想往外冲，又不好意思叫老专家让道，只好跟在老专家后面干着急。
15分钟后，指挥所的高音喇叭里传出“特大喜讯”：“星箭分离！卫星入轨！”
发射场上顿时沸腾起来，将军与士兵，专家与工人，干部与战士，个个热泪盈眶，相互握手拥抱。欢呼声，祝贺声，口号声，抽泣声，声声响成一片，把一向清冷的戈壁吵了个热火朝天！
接着，全体参试人员在发射场上召开庆祝大会。会场灯火辉煌，红旗飘扬，锣鼓、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首先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劳苦功高的研制、生产、发射和各个协作单位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并说“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是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同时也不无遗憾地指出，日本已在今年2月11日成功地发射了它的第一颗卫星，走在了中国的前面，成为世界第四名。本来中国如果抓得紧些，是可以成为世界第四名的，但现在只能作第五名了。
钱学森话音刚落，会下便有专家忍不住痛哭起来。但中国的第一颗卫星今晚毕竟已经上天，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令人万分高兴自豪的寧情。因此，尽管每个人的内心都潜藏着几分不快，但各代表们依然抢着登台发言，对今晚的发射纷纷表示热烈庆贺！尤其是负责运载火箭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由于此刻星箭已经分离，火箭已彻底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每个人都在尽情欢笑，高兴得忘乎所以。
但负责卫星的戚发韧、沈震金等专家和技术人员们，此时此刻的表情则完全相反。因为卫星虽然已发射上天，并已入轨，但卫星上的《东方红》乐曲能否在天上唱起来？唱起来后音调能否保证不出差错？此刻还是一个未知数，要等卫星在天上转上一圈之后，国家广播事业局收到《东方红》乐曲信号，才能确定卫星是否工作正常。因此，他们虽然眼睛看着大伙高兴的样子，心却随着天上的卫星在摇晃起伏，非但不敢欢呼，不敢高兴，反而低头不语，心里七上八下直打鼓。
21点50分，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由“东方红一号”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已经收到，且声音清晰洪亮。
搞卫星的人这才一下全都蹦了起来，相互搂成一团，任凭泪水放肆流淌。
北京。中南海。
此刻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分别守在各自的电话机旁，焦急地等候着发射场随时传来的消息。这个晚上一直陪伴着周恩来守在电话机旁的还有邓颖超。
晚上10点整，周恩来的电话响了。当周恩来迫不及待地拿起电话时，话筒里立即传来罗舜初将军的声音：
“总理，运载火箭一、二、三级工作正常，卫星与火箭分离正常，卫星入轨了！而且现在已接收到了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声！”
周恩来高兴得一下站了起来，连连说：“好！很好！我马上向毛主席报告！”
说完，周恩来抓起直通毛泽东的电话，“主席！卫星发射成功啦！”
有人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一下扔掉手中的烟头，高兴得手舞足蹈：“好，太好了！总理，准备庆贺！准备庆贺！”
此刻，各个观测台站已及时捕获了卫星的各种信息，南方四站不断将数据送往酒泉计算中心，并很快计算出了卫星的初轨参数。“东方红一号”卫星绕地球飞行一圈后，再次进入中国的上空，喀什站立即将卫星的轨道参数送到了酒泉计算中心，卫星飞经世界244个城市的时间及飞行方向，很快就准确地计育：了出来，电传人员仅用了48分钟便向北京发送了全球预报；并且、海南、湘西站将接收到的《东方红》乐曲信号进行录制整理后，当即将录音带用专机送往北京。
与此同时，北京指挥所的罗舜初将军也正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在起草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公报。但公报的初稿写出后，总觉不如意，便和新华社的一位组长轮番改动。公报改了一稿又一稿，直改到凌晨近4点，才算最后定稿，尔后当即送往周恩来办公室。
通夜未眠的周恩来接到新闻公报后，已是凌晨4点有余，他打开公报，细细看了一遍，然后才开始逐字逐句推敲。最后，他拿起红蓝铅笔，把原稿中“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一句，改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尔后在新华社的发稿单上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大字。接着匆匆收拾了一下桌上的文件，便连夜登上了飞往广州的专机，赶去参加由越南、越南南方、老挝、柬埔寨领导人召开的“三国四方会议”。
第二天，即4月25日，“美国之音”先声夺人，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发射卫星的消息，并公布了中国卫星入轨的参数。中国方面收到信息后，很快作了比较，其结果与美方相差无几。于是，罗舜初将军当即向广州的周恩来通报了这一情况。
正准备入会的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他兴冲冲地走进“三国四方会议”的会场，然后首先向大会朗声宣布道：
“朋友们！为了庆祝这次会议的圆满成功，我给你们带来了中国人民的一个礼物，这就是昨天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中国人造卫星的上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我们大家的胜利！”
周恩来话音刚落，会场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三国四方”的领导人纷纷站起，与中国的周恩来握手拥抱，表示祝贺！
当晚6时，新华社受权向全世界宣布：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新闻公报刚一发表，北京顿时灯火通明，鞭炮四起，首都人们高举彩旗，敲锣打鼓，纷纷走上街头，热烈庆贺中华民族开天辟地的大喜事——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与此同时，这一喜讯通过广播、电台和报纸，也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国各地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人们纷纷争着抢看关于“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的《号外》，并自觉组成长长的队伍，上街游行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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