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信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劫夺胜利果实，重新发动内战，抢夺地盘。东北无论是在军事、政治、经济哪一方面，都是蒋所必夺的主要目标。为防范东北地方力量，巩固其在东北的统治，他把东北原来的三省划分为九省，上设“东北行辕”就地统辖一切（当时东北人把东北行辕称为东北总督衙门），下设政务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特派熊式辉为行辕主任兼政务委员会主任，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当时张还在美国，他直接电托伦敦中国银行邀我（还有寿景伟等两人）急速回国。我因在英的考察任务尚未完全结束，一时未作答复，他又两次电催。我遂飞返重庆。我原以为他是要我在经济委员会工作，回国后才知我被发表为辽宁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当时省主席是徐箴，属CC派）。我一向未干过行政工作，同时又知道当时国内形势，不拟往就此职，而愿仍留四联总处工作，所以迟迟不去。此时张在长春，等他回渝时，我就向他表示了此意。他劝我说：“东北资源丰富甲于全国，又有日本人经营十余年所遗留下来的底子，等完全收复后（当时苏军尚未撤出），我们可以为复兴国家民族大大作出一番事业。”他继续说道：“以目前情形而论，收复东北后，除接收敌伪产业外，整顿经济当先从金融着手，你去做财政厅长，正好通力协作，这也就是‘整顿金融，要以财政为条件嘛！’（他引用了我与他在伦敦时的谈话），你先去就任，遇有困难，我可帮你的忙，如实在不合适，再设法调换。”当时东北是内战的重灾区，我不愿为虎作伥，替国民党作殉葬品，所以仍借故拖任。后来东北老前辈高崇民（当时他在重庆以民盟身份出现，被蒋的特务暗中监视，指示我道：“你要去，你去做比别人做好，你去，可以公开身份，继续为革命做工作嘛！”我遂毅然前往就职。

    我到沈阳不久，经济委员会发行了“东北流通券”，用以收回当地的苏联军用券，并取代法币的地位，作为在东北流通的唯一货币。收兑工作均由财政厅转令各县财政科办理。有一次我问张：“东北使用流通券而不用法币，这岂不是不利于全国货币的统一吗？”张答道：“在全国范围内稳定法币，条件尚不具备。东北是有这个条件的，行使东北流通券，在稳定币值上，一方面可免受法币的影响，另一方面对东北人也有好处（当时有很多东北人受CC系的唆使反对熊、张，说政学系阴谋在东北独立称王）。这还是我们用‘东北情况特殊’的理由直接向上峰争取到的呢！你是东北人，当能了解此点。”言外之意是要我替他们向东北人辩解、讨好（我曾在东北大学就读，后转学到燕京大学，所以我同时也参加东北大学的同学会。当时东北大学的师生，在行辕、省、县各级任官吏者很多）。为了便于东北流通券的流通以及控制整个金融，张又在各省成立县银行。当时国民党政府已明令停止设立县银行，张等仍以“东北情况特殊”为理由，直接请示“上峰”批准，不过在办法上加以改变，即：各省于各县银行之上设立“县银行监理委员会”，指定由各该省的财政厅长兼任该会的主任。监理委员会与经济委员会发生直接联系（按行政体制，省财政厅由行辕领导，而不由经济委员会领导），这样一来，经济委员会便可以间接地控制各省的金融大权了。然而，历史发展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蒋政权军政人员只知劫掠，视人民为鱼肉，极尽欺压搜刮之能事，以致受到日寇奴役十余年之久、盼解救如望云霓的东北老百姓大失所望，恨之入骨，在人民间流传着“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歌谣；连省参议会的某参议员在开会时公然说出东北老百姓“人心思汉”（此处，“中央”是指蒋政权，“汉”是指汉奸政权，即伪满时代）。反之，我解放军在东北军纪之严明，解人民于倒悬，当地百姓无不视为救星，大军所到之处，扶老携幼、箪食壶浆，青壮年主动要求参军。两相对照，人心向背已明，胜败之局已定，熊式辉、张嘉璈等，不识时务，犹图以所谓发展经济、整顿金融等措施作最后挣扎，逆历史潮流而行，以致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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