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侠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所赖以维持财政的唯一法宝就是法币，这个从1935年11月开始执行的所谓法币政策，帮助国民党渡过了抗战期间的财政难关。

    可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仍然妄想沿用通货膨胀的老办法，来作为打内战镇压人民的本钱，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在1937年7月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只有14亿元，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过八年零一个月的抗战，法币发行额增加到5000多亿元。膨胀的数字虽然是惊人的，但和胜利后的情况比较，那又显得小巫见大巫了。从胜利到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止，短短三年期间，法币膨胀又从5000多亿元增加到六百数十万亿元，无论从绝对数或倍数来看，都远远超过了抗战时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就酝酿着币制改革。当时中央银行掌握了五百几十万两黄金和7亿美元左右的外汇，还有根据1942年“中美互助协定”美国应当偿还我国的驻军费用及垫款，如果国民党不挑起内战，决心走和平的道路，是有条件进行币制改革的。但蒋介石不希望和平，一心一意要打内战，所以宋子文当上了行政院长后，并没有认真考虑币制改革，而只企图以开放外汇市场、管理进口贸易的办法，延长法币的寿命。

    到1948年眼看法币的寿命拖不下去了，由于经济危机日益加深，也加速了军事和政治的崩溃，蒋介石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又想玩一套改革币制的新花样。大概在这年五六月间，蒋介石就决心搞币制改革。这时政学系张群下台，翁文灏继任行政院长，原财政部长俞鸿钧再度调任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由王云五担任。蒋当时对王云五和俞鸿钧都作了改革币制的指示。财政部的情况不大明了，我只知道俞鸿钧到中央银行后就积极作改革币制的打算。他在接任的前一天，在上海财政部部长官舍宴请中央银行高级职员时，就和我私下谈到法币的前途问题，要我帮助他研究一下，能不能进行币制改革。

    过了两天，他在中央银行指定了一个四人小组，其中包括林，崇墉、方善桂、吴大业和我，并指定我为召集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这时我负责中央银行稽核处，林崇墉、方善桂两人是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林刚由汉口金融管理局调回，继我之后兼任上海金融管理局长，吴大业是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在张公权时代聘为中央银行顾问。俞对我们讲，要我们尽快地写出一个方案，并将方案主要内容先和他谈谈。

    随后，我们在外滩汇中饭店开了两个房间，作为秘密起草方案的地点。我们先开了两次会，研究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并统一我们的思想和看法，最后确定了三项原则，由我向俞鸿钧进行了汇报。原则内容大概如下：

    （1）在内战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币制不宜作根本性的改革；（2）法币虽已处于恶性膨胀状态，但只要采取一些辅助措施，还可以拖延一个时期；

    （3）当前关键问题在于财政收支相差悬殊，建议扩大采用抗战前发行关金券办法，稳定税收，整理财政。

    当时我们的看法，法币不作根本性改革，还可以拖延一个时期，如果骤然一改就会垮得更快。但财政方面，受了通货膨胀的影响，收入只及支出的5%到10%，事实上也拖不下去。所以就联想到扩大采用类似战前发行关金券的办法，在不改变法币本位的基础上，另由中央银行发行一种称为“金圆”的货币，作为买卖外汇及缴纳税收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根据我们当时的估计，采用这个办法，可以使收入提高到相当于支出的40%到50%。我把这种看法和俞鸿钧谈了之后，俞完全赞同，并叫我们根据这些原则拟具具体方案。

    这个方案当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叫做中央银行发行金圆条例，第二部分叫做发行金圆实施办法。条例初稿是由我写的，实施办法初稿是由吴大业写的。方案的主要内容都包括在实施办法中间，比较详细具体，其中分为好几章，例如牌价的制订，外汇的买卖，以及税金的缴纳等等。

    这个方案的特点：第一是没有改变法币本位制度，法币仍作为货币本位继续发行流通；第二在法币之外，另发行一种金圆，金圆汇价固定为百元值美金25元，持有金圆可以无限制买卖外汇；第三金圆与法币比价由中央银行随时挂牌制订；第四缴纳中央税收（主要是关盐统税）及输出入贸易结汇一律使用金圆。

    方案写好后送给俞鸿钧，他表示满意，并说这是无办法中的一个办法。其实，这只是把过去发行关金券办法扩大到缴纳其他税收及结算进出口贸易上去，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俞鸿钧把这个方案加了一个说明，叫他亲信秘书缮正后亲自送给蒋介石。

    俞鸿钧拿着这个方案去南京，去时很高兴，但在南京住了几天之后回到上海，对这件事就绝口不谈。有一天我问他这个方案有没有下文，他说蒋介石看过了，不同意，认为这个办法不能应付当时的局面。俞鸿钧又讲，看来要采用财政部的方案了。我问他财政部方案的内容，他说他也不知道。[76]

    俞鸿钧事先是否知道财政部的方案，我不清楚，可是俞对这方案的内容一直是讳莫如深。在金圆券发行后，有一天发行局长梁平告诉我，俞鸿钧在8月初才告诉他要发行新币，要他准备20亿新币。他说当时急得要命，这一时怎么来得及，幸亏想起了抗战初期在美国钞票公司订印了20亿元林森像的钞票，[77]都是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的小票面，由于运到国内已经不值钱了，一直没有发行。林森像的钞票在国内还从没有发行过，临时拿出这一批存货应急，事先用飞机密送各省分支行，就作为第一批金圆券上市，实际上这批钞票连金圆券三个字都没有印上。

    财政部的方案就是1948年8月20日公布的所谓实行金圆券命令，其中包括：（1）金圆券发行办法；（2）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3）中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4）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据说这些办法是财政次长徐柏园起草的。但是不管怎样，办法尽管一大堆，但主要特点只有两个，第一是限价政策，规定一切物品不得超过8月19日的价格；第二是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这个办法公布后，不但全国人民反对，就是中央银行一些人员也不赞成，认为这套办法决不能解决当时财政经济问题。

    现在回忆一下，当时财政部实行的所谓金圆券办法，用来和中央银行所拟订而未实行的计划相比较，即可发现二者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妄想借一些改变来挽救蒋介石王朝的命运，只是在手法上有些不同。财政部的做法，完全是用政治压力。中央银行的办法，主要是用欺骗手段拖延时日。当时我们以为蒋介石采用财政部的办法是非常愚蠢的，其实完全没有看到蒋介石别有用心的一面。

    通过金圆券命令，蒋介石在上海一个地方就收兑了黄金100多万两，美钞3400多万元，还有大量港币、白银及银圆，总计在全国搜刮的数目约有两亿美元之巨。现在看来，这就是蒋介石发行金圆券的目的。他只有用这样恶毒的手段，才能把人民财富搜刮一空。所以在金圆券发行之初，蒋介石每天晚上要同俞鸿钧通一次长途电话，要俞报告收兑金银外币的数字，其他的事情都不是他所关心的。

    蒋介石为了逼兑黄金美钞，把他的儿子蒋经国派到上海“督导”上海地区的经济管制工作。名义上俞鸿钧是督导员，蒋经国是协助督导，督导员办公处设在中央银行，可是俞鸿钧并不能过问，一切由蒋经国包办。在督导员办公处内完全是蒋经国的班底，外面有他的一批所谓“戡乱”大队流氓特务。蒋经国的主要工作，除了限价以外，唯一的目标就是敲诈黄金美钞。

    到了11月，金圆券崩溃的现象就已完全暴露，行政院只好又颁布“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汇处理办法”，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开放限价。这时候蒋介石也搜刮得差不多了，他的王朝末日也到来了。蒋在下野逃亡的前夕，密令俞鸿钧把所搜刮的黄金、白银、外币，悉数运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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