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偰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使旧中国的国民经济趋于总崩溃，使人民的生活遭受莫大的痛苦，凡是属于中年以上的人，大多记忆犹新。当时的通货发行数字，本来是保密的，外界罕能知道其中真相。中央银行的《金融周报》和所谓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在法币开始实行的时候，虽也逐月公布发行数字，但不过是对外的一种公开的官方数字，并不能说明内幕真相。真正的通货发行数字——尤其是到了恶性通货膨胀后期阶段——只有在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部务会议和钱币司、四联总处的机密档案中，才能听到和看到。作者因为研究经济，一向注意这个问题，又因为在抗战期间曾担任财政部中职务，从1941年起，常常出席部务会议，接触到四大家族的首脑分子，听到一些通货发行的机密数字。这些机密数字，还零星保存在我当时的日记之中。当然，由于我有时出差在外，没有经常参加开会，所以这些数字是不完备的，也不可能给我们一个通货膨胀整个过程的全面介绍，但纵然不很完备，却是比较真实的，比起当时公开发表的统计数字要可靠得多。现在把我日记中有关通货膨胀发行数字的记载，结合我现在的回忆，把当时的财政金融内幕情形和一些有关人物的丑恶形象，摘录如下，以供研究这一时期财政经济历史的参考。

    一、从法币政策开始说起

    提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通货膨胀，应该从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政策说起，因为法币政策一开始实行，就提供了以后通货膨胀的可能条件。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白银外流，二是银根紧缩，三是财政困难，四是军费浩大。法币政策一开始实行，就收兑银币，成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接收各银行发行的兑换券。表面看来，全国币制算是基本上统一了；但是实际上，则是把全国的白银更进一步集中在四大家族之手；而且收回六成银币，即可发行十成法币，大大地缓和了国民党政府财政上的困难，且为以后的通货膨胀创造了条件。

    当初法币政策实行的时候，国民党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国内报章杂志上发表了大量赞美的文章。我于是年11月8日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名《放弃银本位以后》，指出“放弃银本位，实为通货膨胀的第一步”；“通货膨胀如从财政动机出发，不加制止，结果愈趋愈深，终至病入膏肓，无法救济……譬之为一时兴奋而吸食鸦片，固可收一时之效，无如烟瘾愈吸愈深，体力愈趋愈弱，终至不可收拾”；并警告国民党政府“勿利用放弃银本位而滥发纸币，以弥补财政亏空”；“不可恃纸币政策，而膨胀支出”。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当时根本没有认清国民党统治的本质。

    抗战初起，我还在高等学校教书。当时财政部有一个战时财政设计机关，网罗一些研究财政经济的人士来参加设计。大家一致的意见，认为要持久抗战，必须搞好战时财政，而要搞好战时财政，必先贯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具体地说，必须以租税支持公债，以公债保证通货，避免通货膨胀过速，以致影响物价及财政基础。但是在四大家族把持财政、垄断经济之下，要贯彻有钱出钱，无异与虎谋皮。还在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之前，我们的战时财政计划草案已经拟定，参加设计的有胡善恒、陈长蘅等；但是送上去以后，却被束之高阁，仅仅是供参考，没有发生作用。

    当时的财政部长是孔祥熙，他以行政院长兼长财政，一味地增加发行，膨胀通货，滥发公债；而在租税政策方面，如何做到公平合理，提高税收，却是毫不在意。于是通货发行数量一再激增：从10亿余元增加到20亿元，再从20亿元增加到30余亿元。这是抗战开始一两年间的事情。

    二、通货膨胀第一阶段

    1940年初，我开始进入财政部，任了简任秘书。从此，我堕入了这个大泥坑中。

    我从钱币司和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了解到，当时通货发行数字已达到40亿元以上。1939年度国库支出为3062251985元，其中税款收入为483609126元，不过占16%；而极大部分则由增加通货发行来弥补，这一年银行借垫款（即靠增加发行）达2310588876元，占全体支出76%左右[70]。我觉得这样下去，非常危险，通货愈趋膨胀，非至财政经济总崩溃不止。于是我提出若干建议，如提高所得税税率；举办战时利得税（税率累进）；试办遗产税；货物税从价征收，以保障税收，避免单靠发行而引起进一步通货膨胀。但是这些建议，大多数和四大家族经济利益冲突，当然不会被采取；有的虽然采取（如举办所谓非常时期利得税），但亦有名无实。

    通货膨胀加速度进行。1942年9月15日，我到范庄（当时孔祥熙在重庆的“官邸”）开部务会议，讨论预算、税务、专卖问题。孔报告1942年度决算将达240亿元（实际上后来达到266亿元），明年度（1943年）预算将达365亿元，军费将达149亿元。孔竟异想天开，想要征收所谓“免役税”来平衡收支，结果因为各方面反对，没有能够实行。但他在别的税收方面又不肯认真改革，增加收入，于是仍靠增加发行过日子。到抗战胜利为止，逐年国库支出总数和银行借垫款（即增加发行来弥补赤字）[71]：

    截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止，通货膨胀总额已达到5700亿元。当时1000元大钞已经发行。这是通货膨胀第一阶段。

    三、通货膨胀第二阶段

    抗战胜利，本来是整理币制的最好机会；但是国民党政府一心要发动内战，而当时的财政部长俞鸿钧又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的新官僚，毫无一点远见，以为战事既经胜利，一切都有办法，于是大事增发钞票。法币券料不够应付，把储存的关金券也拿来流通；关金券不够应付，更印发大量200、500、1000的关金券。一班“劫收大员”莫不携带大量法币和关金券，向新收复的沿江、沿海各大城市涌进，法币和关金券用飞机装运，满天飞舞。另一方面，更用法币来收换敌伪钞券，计收换伪联银券（发行额3000亿元左右）116738068452元，伪中储券（发行额46000亿元左右）4167656139854元，规定伪联银券5元兑换法币1元，伪中储券200元兑换法币1元。于是在通货膨胀本身增加发行之外，更加重一层通货膨胀，遂进入通货膨胀第二阶段。

    1945年10月11日，我从河内回到重庆，见到俞鸿钧，他正准备飞往南京。在谈了一些越南的情况之后，我即向他建议，趁抗战胜利的有利形势，速作改革币制打算。他却摇头说道：“现在正需要花钱：政府还都，军队复员，在都要用钱；一时还谈不到改革币制。”

    我接着说道：“目前我们还有黄金四百万两，美汇九亿元，再加以接收敌伪物资，可以加强发行准备。不趁此机会改革币制，恐将来发行愈趋增加，物价愈趋上涨，改革将愈加困难。”俞鸿钧说道：“目前财政收支不能平衡，国际收支也不能平衡，有什么办法改革币制？”

    我回答道：“财政收支不平衡，目前固已十分严重，但若物价再飞涨下去，支出只有更加增加，通货只有更加膨胀，恶性循环将愈演愈烈，财政收支只有愈趋不平衡！”

    俞鸿钧说道：“复员以后，税收可以希望大大增加。”

    我回答道：“税收在通货膨胀之下，永远追不上物价，因为税收既不应该与物价赛跑，而又无论如何跑不过物价。讲到公债，谁也不来买，更无法发行，结果还是依赖通货膨胀，恶性循环将永远继续下去。”

    俞鸿钧说道：“我们还有美援，还可大量吸收侨汇。将来国际收支好转之后，就可谈改革币制了。”

    我回答道：“国际收支不平衡，也是通货膨胀的结果之一。美援顶多用在外汇开支方面，未必能用作发行准备。至于侨汇，在目前外汇管理制度之下，是不可能希望增加的，因为挂牌市价和黑市相差过大，所谓‘吸收侨汇’，实已证明完全失败。”

    俞鸿钧说道：“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外汇，还可运用外汇平衡基金的力量，来稳定外汇牌价。”

    我回答：“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这几年来只有追随外汇黑市，调整外汇牌价，毫无平衡汇价的能力。倘法币价值仍一再不断下跌，恐政府虽用尽雷霆万钧之力，黄金美钞黑市将依然飞涨，国际收支没有平衡的希望。”

    但是俞鸿钧总认为可以依赖美援，挽救币制危机。而且他这时正在做他的升官发财美梦，全部心力用在安排人事方面，对改革币制根本不发生兴趣。最后他说目前就要动身到南京，一切俟复员以后再说吧。

    于是恶性通货膨胀更向前继续发展下去。

    1946年12月12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到部开部务会议，宋子文（行政院长）来亲自主持，用英语问答，与主管税收人员逐一商讨明年度税收数字，据行政院通过预算，明年度总收入数字如下：

    总收入 9943487680000元

    经常收入 4498745490000元

    临时收入 5444742190000元

    所谓临时收入，实际上即全靠增加发行。恐通货膨胀，将更进一步趋于恶化。

    1947年开始，上海、南京各地不断发生黄金风潮。2月10日，黄金突飞猛涨至960万元，美钞涨至一万七八千元，舆论方面对国民党财政金融当局无法控制黄金、美钞的暴涨，啧有烦言。我在那一天应俞鸿钧之约，前往谈话。俞问黄金风潮如此剧烈，将何以善后。我回答一年前整理币制，实为最好之时机，因为当时政府尚有黄金400万两，美汇9亿元，迟至今日，虽有智者亦无以善其后；但是早一点改革币制，总比迟一点改好些。俞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但还是毫无办法，从抗战开始到抗战胜利结束，通货发行总额为5700亿元；但是1947年上半年，增加发行数即达10万亿元以上[72]，1万元大钞开始发行。通货膨胀接近崩溃阶段。

    四、通货膨胀接近崩溃阶段

    （一）1947年6月4日，通货恶性膨胀，已至不可挽救阶段，物价已涨至33000倍[73]，发行数字每月增加一万多亿；流通速度大大地增加；而反动军事当局，为了扩大内战，对人民解放军进攻，却增加军费支出不已。当天开部务会议，我去参加，记载印象写道：

    参加部务会议，俞鸿钧主席，报告军事当局不但不能减低军费，反要求增加。俞谓目前大局，和既不可，只有战以求和。但政府（指国民党政府）军事频频失利，恐财政经济非至崩溃不止。月来物价一月数涨，实令人寒心。目前已涨至3300倍，逆料当不能过年。俞辈得过且过，尚未认识危机之严重，为之奈何？

    （二）1947年6月21日，我去参加部务会议，在会议席上财部次长李傥报告新近核定这一年度支出数字，将在30万亿元以上。实际上通货膨胀到了恶性循环阶段，支出数字将要远远超过30万亿元，而收入则永远跟不上支出。我在日记中写道：

    开部务会议，李傥报告新近行政院核定之收支数字，至为可虑。本年支出，据目前观察，恐将在30万亿元以上，而全年收入，不过16万亿元，其预计数字如下：

    税收 65000亿元（已收不过20000亿）

    以上数字即使可以收足，尚差14万亿元，全靠增发钞票来维持。截至目前，银行已垫出4万余亿元（按：此系单指为财部税收不足垫付之数字）。财部上下尽是官僚，不肯革新，不肯振作。眼看国家财政，已至山穷水尽之境：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不已，民生困苦，已达极点，必有一日，不能再维持下去……

    于是我有另谋出路的打算。6月中俞鸿钧找我谈话，问我金融有无办法，我建议他速定改革币制的计划。俞照例表示愿意接受意见，但又没有尝试的勇气。我回来后，在日记中写道：

    俞鸿钧是一个十足的新官僚，又是一个十足的买办，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自以为八面玲珑，便可事事顺利；殊不知目前的问题，确不在应付人事，而在有无办法。讲到办法，俞是拿不出来的，又不肯真心接受别人的意见——于是，只有混下去而已。

    徐柏园（政务次长）、李傥（常务次长），又是等而下之，一个是纨绔子弟，一个是好好先生，但谋保位置而已！在这个环境中，决无法发展。既看得很清楚，又何不早日引退！

    这时，俞鸿钧兼任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用款向由中央银行垫付；但是中央银行国库局、发行局仍由孔系旧人把持，而俞在孔祥熙下台以后，已倒向宋子文，孔、宋之间还不免有派系矛盾，于是中央银行国库局屡次向财政部行文，要求和财政部把账目划分清楚，今后要求银行垫款，必须以公债或库券作抵。而蒋介石也因为财政部税收毫无办法，所得税尤其一筹莫展，屡向俞鸿钧提出责难。于是俞氏政治地位开始动摇。

    （三）1947年7月间，宋子文、俞鸿钧等为了搪塞各方面责难，提出所谓《经济改革方案》，以增加生产为名，来替通货膨胀辩护。在这个所谓方案的前言中，提出一种诡辩的说法，说什么“政府预算一日未能平衡，通货不免增发；加以误认资金之真正用于生产者亦为通货膨胀，致生产萎缩，物资缺乏，物价飞涨，利率激涨，因而税源枯竭，收支益趋悬殊”。好像一切经济财政恶化的原因，都在大家误认了通货膨胀——据说这种奇文，还是出于徐柏园之手。当时我在报纸上发表谈话，加以驳斥，说道[74]：

    该方案此种说法，盖谓增加发行如属真正用于生产方面，不得认为通货膨胀，只须生产增加，虽尽量增发通货，亦属无妨。此种理论，在平时经济学中已多争论。盖生产虽在增加，然生产有一定之程序；通货增加在前，物资增加在后，在生产程序进行之中，仍属通货多于物资，难免不促使物价上涨，此其一。为生产而增加通货，普通以增加信用之方式出之，信用是否可以无条件增加，乃属“创造信用”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仍认为信用之创造有其一定限度，不能任意增加：盖信用总额（即投行账上之货币）与有形货币（即实际流通之货币）总额在其特定期间，往往成一定比例，而有形货币之多寡，又必须受金银及外汇数量之限制也。此其二。

    以上为经济学上之论争。唯在我国目前情形之下，通货膨胀已至严重阶段。任何方面再欲增加发行，皆足以促使危机更趋深刻。故稳定币值，整理币制，实为治本之图。此为根本之点，故特别提出加以讨论。

    当然，从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来，这是一个有关国民党政权本质的问题：在四大家族把持下的财政金融，不可能为大众的利益着想；而通货膨胀正是四大家族借以剥削人民大众的一种手段，所以虽已到了垂死挣扎的阶段，还是要借增加生产为名来膨胀通货。而当时的我，是不认识这一点的，所以还在经济学理论上打圈子，而婉转地加以驳斥。虽然这篇谈话是用“某经济学家”名义发表，但还是引起了宋子文、俞鸿钧、徐柏园辈大大的不满。

    （四）1947年8月18日，通货膨胀以每月增发1万多亿的速度向前飞跑，外汇牌价不能维持，于是由1美元12000元之官价改为39000元，而黑市则已涨至5万元以上，物价进一步发生跳动。3月1日又开部务会议，我在日记中写道：

    开部务会议，俞鸿钧表示外债无望，必须自力更生，要在无办法中求办法云云。实则人心尽失，大势已去，此无能之政府，只有崩溃之一途而已。

    9月4日，又召开紧急会议，我在日记中写道：

    李傥以常务次长主席，检讨8、9、10、11、12五个月开支，尚差6万亿元；各方竭力张罗，增加税收及变卖物资收入，收支尚难相抵。今年支出照现在估计，当在33万亿以上，为之奈何！

    这一月物价飞涨，一日数变，9月26日，我出去理发，价17000元；购皮鞋一双，价309000元。中央银行《金融周报》公布9月29日至10月4日一周间上海批发物价指数，已为战前（1937年）的49000余倍（4903111）。我在日记中写道：

    物价如此飞涨，已近崩溃阶段。

    （五）1948年1月14日，财政部召开第一次业务检讨会议。俞鸿钧说明了财政金融危机的严重，报告道：

    本年上半年度预算支出96万余亿元，收入仅58万余亿元。其中货物税10万亿，直接税9万亿，关税65000亿，盐税4万亿。即使可以收足，收入不过占支出总数61%；其39%要靠增加发行来弥补。

    俞鸿钧也觉得财政部长越来越不好做，神情十分焦急，所以要求各税收主管机关努力稽征，以完成任务。但是，发行数字扶摇直上，接近天文数字，税收永远赶不上支出，更远远落在物价后面。一般大批交易，订立合同，都以黄金或米来计算。

    （六）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统和副总统以后，解放战争急转直下，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陇海铁路一线已不能守。5月5日，黄金价格暴涨，破5亿元大关。俞鸿钧一筹莫展，决定辞职。这一天我在日记中写道：

    本日接到部公文，准备交代。俞鸿钧盖不安于其位矣。

    6月5日，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到部就财政部长职。在就任时，他居然大言不惭地说：“此来为做事，不为做官。如政策不行，随时可以引退。”但是这一个书店老板，平日用版税来剥削作者，这时却更想用一纸“金圆券”来搜刮人民，自命不凡，蛮干到底，我知道他早晚必归失败。6月15日，他第一次出席部务会议，报告发行数字已达137418800000000元（即137万亿余元），比同年3月底又已增加一倍，物价飞涨，关金五万圆大钞已经出笼[75]。立法院讨论所谓“37年下半年度预算案”，因物价瞬息数变，竟至无法进行。但是7月12日王云五在部务会议上，还大言不惭地说道：“相信对物价问题，会有办法，且不久即可收效”，听的人都暗中好笑，认为这无异痴人说梦。

    8月3日，我到南京中央商场买了蚊帐一顶，凉席一条（都是单人床用），价1290元。8月13日，物价又趋暴涨，金价破6亿元大关。8月23日，我在上海购茶叶1斤，付80万元；购毛巾袋一件，付120万元。这是法币购买力的最后记录，接着就实行所谓金圆券了。

    五、金圆券的丑剧

    关于金圆券的丑剧，事先我并未预闻，因此我写不出什么内幕新闻。（据财政部钱币司司长王抚洲谈，连他也事先并未参加，知道的只有蒋介石、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等人。）8月20日，我从南京到了上海，将要出国参加日内瓦国际贸易关税会议，这一天一早我接到友人电话，说“政府已发行金圆券，币制改革已经实行”，我还疑信参半。当时上海市场上起了一些波动，但不久就表面平静下来。第三天（23日）我就离开上海，到日内瓦去出席会议，对于此后两个月金圆券经过情形，我就不知道详情如何了。

    10月13日，我又回到了上海，金圆券已经开始崩溃，上海、南京一带，到处发生抢购风潮。但是王云五还要蛮干到底，利用军警压力，加以维持。10月29日，南京发生抢米事件；下午我到太平路一带散步，见商铺大多关门，橱窗存货全空，呈一片惨象。再过两天，王云五下台，我在11月3日日记中写道：

    币制改革已经完全失败，翁文灏、王云五、徐柏园之徒，成为罪魁祸首，正呈请辞职。政局之败坏，经济之崩溃，相偕俱来。个人处此局面，唯有急流勇退，以离开此是非之场耳。

    11月10日，抢米风潮更加扩大，起初还专抢米面、杂粮，后来更波及点心、糖果。我在日记中写道：

    下午闻枪声数起，系抢米风潮扩大，秩序大乱所致。恐局面将更趋恶化。

    金圆券的崩溃，比法币还快：一百圆、五百圆、一千圆、五千圆、一万圆、伍万圆、十万圆、五十万圆大钞，相继发行。11月间徐堪上台，继任财政部长，为了收拾残局，他修正了金圆券发行办法，又修改了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他乘机作威作福，胡闹了两三个月。接着国民党反动政府逃往广州，金圆券也就彻底崩溃了。

    以下再补充几件事实，以完结这一恶性通货膨胀的最后历史。

    1949年年初，金圆券已濒崩溃阶段。2、3月间，物价一日数涨。3月26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上午闻银圆市价暴涨，至9个300元……傍晚，××购物归来，言银圆已涨至近10000元，出一万军二三百元不等，物价无不飞涨，通货膨胀将至崩溃阶段。

    4月9日日记：

    傍晚出外理发，付15000元。4月21日日记：

    领到中央大学补发兼课薪金，照物价指数上涨八千一百倍计算，仅四十万元。购银圆一块，价三十六万元……听无线电，和谈已完全决裂，中共方面已下总攻击令，传闻江浦已陷，江上炮声愈密，战事已逼近南京。

    第三天（24日）南京即告解放，金圆券成为废纸。到了上海解放，银圆一枚值金圆券八千万圆；6月5日起，完全禁止流通。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的罪恶历史，至此算告结束。然而它遗留下来的不良影响，则还继续到一二年之久，直到人民政府正式发行新人民币，才完全加以克服。这一段惨痛的历史，是应该作为教训而加以整理下来的，本文仅根据个人记忆所及，所记并不全面，仅供研究者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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