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充一

    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的短暂岁月里，国民党政府变本加厉，进行内战，弄得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产萎缩，民不聊生。蒋介石无视症结所在，妄想利用“币制改革”手段，来挽救危机四伏的财政金融问题。于是在1948年8月19日，由行政院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目的在用欺骗办法，以金圆券代替法币流通使用；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和外币；并规定一切物品不得超过8月19日的价格。同时，行政院又宣布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全国分区执行，上海区由俞鸿钧、蒋经国分任正副督导员。

    那时，行政院长是翁文灏，财政部长是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是俞鸿钧，俞很懂得旧社会的做官诀窍，遇事不多过问，一切由蒋经国大权独揽。碰巧，我在上海《大公报》搞经济新闻工作，南京路的馆址和外滩的行局近在咫尺，拥挤的人群和鼎沸的人声是够“壮观”的。由于职业的关系，亲见亲闻的事例确实不少，事隔30多年，印象犹新，但具体细节大多淡忘了。现就记忆所及，并参考当事人提供的资料，对时人所称的“蒋经国上海打虎”勾画出一个轮廓来。

    来头不小 日记为证

    这次，蒋经国是捧着蒋介石的“尚方宝剑”去的，声势煊赫，来头不小；而他自己也认为势成骑虎，非干到底不可。且看他的《沪滨日记》为证：8月21日记：“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市民对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厉害，扰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开刀就要从大头开始……这件工作是非常困难，但是十分重要，无论如何必须尽心力干下去。”

    8月26日他又记：“上午召开统一检查会议。这批出席人员中有许多都是官僚，而且是想弄钱的人。对于他们必须严格加以管理与监督……以今天的情形看，目前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则不可不干到底了。”这些，正同蒋经国接受任务后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愿冒一切危险，什么都可以牺牲的！”后来，他在《上海何处去》的演讲中又叫喊：“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把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

    霸王请客 剑拔弩张

    上海督导员办公处名义上设在中央银行，办事多在乐义饭店，有时也借汇中饭店和浦东大楼等处召开大小不同类型的会议，自然主持人都是蒋经国。原来，蒋介石父子演的是一折双簧。8月20日，由行政院、财政部出面，邀约钱新之、宋汉章、李馥荪、徐寄庼、杜月笙、赵棣华、王志莘、傅汝霖、戴立庵、徐国懋、沈日新等十余人[69]去南京开会，并由蒋介石在励志社亲自接见，无非阐述币制改革意义，要求他们拥护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黄金、外汇；如不遵令依限办理，即勒令停业。

    9月11日，蒋经国在上海照本宣科，依数请客，不过态度上更粗暴一些罢了。譬如金融界，一次被传去的有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戴立庵等四人。其中钱新之是交通银行董事长，他写了一封信请假，改期约谈，以后一直没有再叫他去了。戴立庵是联合银行总经理，蒋对他对限价持不同意见，深表不满；最后同别人一样觅保具结，非经准许，不能擅自离沪。李馥荪是上海银行公会主席，又是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南京开会回来后，曾与同行商议，拟由各行凑足1000万美元，上缴应付，蒋介石闻悉大怒，要吊销该行营业执照，经托俞鸿钧、李叔明（叶琢堂女婿）向蒋疏通，始告幸免；这次蒋经国对李声色俱厉，争吵声达于户外。同样，蒋经国对周作民（金城银行董事长）也很不客气，直截了当地胁迫他交出外汇，弄得周垂头丧气，情绪紧张万分，事后避居虹桥疗养院，另派人去南京亲见张群、吴鼎昌设法营救，俟情势稍缓，周即秘密搭陈纳德空运大队飞机去香港了。另外，还有上海农商银行总经理梅哲之，他是陈公博的舅老爷，在敌伪时期同日本人有较深关系，蒋对他拍桌大骂，逼得很凶，叫他交出金钞来。

    实业界被传去的有荣、刘、杜等家。荣家出席代表是荣尔仁，杜家出席的是杜月笙；刘家出席的是刘鸿生。先是约刘在南京路汇中饭店谈话，口口声声“老伯”、“重托”，叫刘带头交出黄金、外汇，待第二次被请时，就毫不客气，一律待遇。至于像在浦东大楼召开工商界几百人的紧急会议上，只有听到蒋经国大声叫嚷：“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谁手里有多少黄金美钞，我们都清楚。谁不交，就按军法办理！”

    杀鸡儆猴 满城风雨

    蒋经国在上海，除原配备淞沪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所属军警驻扎外，再先后由外地调来青年军增防；同时把戡乱建国大队改组为上海青年服务队，到处布岗，检查行人；另由经检大队搜集情报，检查仓库，登记囤积物资；并举行所谓十万人的大示威游行，虚张声势。

    不久，报上陆续刊出下列消息：把泄露经济机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判刑；同孙科有关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私套外汇，被判处死刑；淞沪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等贪污舞弊，执行枪决；包括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六十余人，均因私逃外汇，私藏黄金，或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被捕入狱。

    这中间，杜维屏、万墨林等的被捕直接打击包括以杜月笙为首的上海地方势力。原来杜在证券交易所外边抛售了永安纱厂股票2800多股，检查到后，认为是“所外交易”，进行投机，便同其他两人一起逮捕，杜送法院判八个月徒刑，后经上诉，改判六个月徒刑，并准以罚款了事。万墨林是杜家的总管，上海沦陷时替杜家照管财产，并同敌伪勾结搞粮食生意，抗战胜利后，经杜证明作保，继续担任上海豆米业公会理事长和万昌米行的老板，这次由于粮食贷款舞弊案件，经法院传讯后予以扣押。最后三人荣鸿元、胡国梁、韦伯祥等，经托人疏通，分别罚款100万、30万和35万美元，交保获释；其他人等因以后形势急转直下，也陆续具结释放了。

    当时上海各界人士，如有些工商界特别是手脚不干净的，自不免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一般不明底细的，还认为蒋经国铁面无私，不畏强暴，称他为“打虎英雄”，俨然京戏里的包青天；而真正懂得政治经济形势的明眼人，则认为这些做法，等于杀鸡儆猴，图快一时，无裨实际，终有一天要拆穿西洋镜的。

    勒逼金钞 略举数例

    到了10月间，经过几番软磨硬逼，上海工商界感觉形势严峻，实逼处此，手头的黄金、外汇无法再隐蔽下去。譬如金城银行的周作民，不得已据账报告，共计外币债券（包括英金债券和芝加哥债券等）及投资190余万美元。这个数目后来在银行增资时用去一部分，其他只是如实申报了，并未被国民党政府抄走。

    实业界方面，譬如刘鸿生回去后，即通知他下属各企业负责人紧急商谈，认为“今天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著名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因此，刘家各企业只好忍痛牺牲，计上海水泥公司、中华码头公司、章华毛纺织厂和华东煤矿等，共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十两），美钞230万元，此外，还被搜刮去银圆数千元。

    上海银行的陈光甫算是一个特例。他替蒋介石向美国借款奔走效劳不小，又同美财政、金融、实业各界素有往来，蒋是另眼看待的，所以去京在沪的请客谈话名单中都没有他的名字；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上海银行也不得不按照规定申报登记外汇资产。计本身部分为528万美元，大业公司部分为164万美元，合计692万美元；其中应移存的现金外汇，上海银行是53万美元，大业公司是61万美元，合计为114万美元。后来，只是现金外汇部分被中央银行低价收购，其余500多万美元，待1948年11月间，修订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又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时，仍回到上海银行手中。

    据中央银行统计，全国各地66处，收兑总数为黄金1677000余两，美钞49851000余元，港币86097000余元，银圆23564000余元，白银8881000余两。上海一地被搜刮的，计有黄金1146000余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圆369万余元，白银96万余两。两相对比，可见上海所占比重之大了。

    扬子反击 偃旗息鼓

    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一家，是有权有势有钱的顶尖儿，孔大少爷令侃办有扬子建业公司，孔二小姐令俊也在迦陵大楼开了一家嘉陵公司，他们依仗父母权势和官价外汇，真是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达到无恶不作的程度。蒋经国在上海“打虎”的时候，一度传出某仓库涉及孔二小姐的大囤积案，背后还有宋美龄的支持，这且按下不提，下面专谈豪门扬子公司吧。

    蒋经国的喽啰青年服务队在检查过往汽车时，孔令侃曾拔出手枪拒检，并扬长而去，事情反映到蒋经国那儿，蒋怒容满面，一言不发。后来，经检大队又查封了几处扬子公司的仓库，其中舶来品、土特产、花纱布、日用百货以及钢管、大米等，应有尽有，堆得满坑满谷。证据俱在，报告给蒋经国，众目睽睽，看他办还是不办？这时候，孔令侃感觉有些顶不住外来压力，便去南京向姨妈求援，宋美龄专程到沪，曾约蒋经国到永嘉路孔宅谈判，表兄弟相持不下，闹得很僵。宋氏姊妹没法，使出最后的杀手锏，由宋美龄拍一急电给在北平的蒋介石，叫他立即乘专机南下，处理上海发生的紧急大事。蒋南来当天，宋美龄向蒋多方说明原委，谊属姻亲的事，两家有共同利害，家丑不宜外扬等，得蒋首肯。第二天蒋召蒋经国进见，训了一顿，叫他打消查抄之事，蒋经国无可奈何，只有让这只天字第一号的“大老虎”逍遥法外，一天风云也就烟消云散了。

    蒋经国经受这一挫折，不免贻笑大方，而他在上海蛮干了四五十天，终于支撑不住，到头来，不仅限价开放，又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而金圆券也没法逃脱法币的命运，跌到一钱不值的边缘，蒋家朝廷的军事、政治、经济开始全面崩溃。在朝的大员如翁文灏、王云五等联袂辞职，蒋经国也相继辞职不干，他发了一通《告上海人民书》，便灰溜溜地退出上海。到此，这一幕幕“打虎”闹剧，自然只好散场了。

    后注 关于蒋经国在上海打虎的请客名单，因邀约者的来源不同，现已无人全部知晓。这儿，对在国内的当事人和关系人几乎都采访到了。其他知情人如当时蒋经国的主任秘书高理文现在美国，林崇墉（原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已在美逝世。陈志竞（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副总队长，是王升的副手）还提供当时被请的两人：一是张裕良（银钱业），一是陈廷荪（地产商），一般说，蒋氏对被邀的人都迫得很凶，甚至拍桌大骂；有时也软硬兼施，例如对刘鸿生、钱新之辈，却口口声声：老伯长，老伯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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