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充一

    王云五同财政金融界素无渊源，怎么突然当上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又在他任内发行了举世闻名的短命货币——金圆券，这是怎么一回事？

    （一）王云五靠商务印书馆起家

    提起王云五，人们就会联想到商务印书馆，因为他是靠商务发迹起家的。1919年五四运动后，张元济把商务编译所让给高梦旦，由高出任所长，但高感觉到自己不懂西文，难以胜任，曾数次去北京请胡适来担任所长，最后胡答应于1921年暑假到商务试一试。试验结果，胡自觉编译事务不胜烦琐，便转介王云五去工作。

    原来胡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王教过胡英文，因而相识，胡到编译所工作时，多次与王接触交谈，甚为投机，所以胡将王介绍给张、高，于1921年9月王进该所先任帮办，试验三个月期满，张、高认为满意，授王为编译所长，高退居副所长，王任职期间编印了不少丛书，最后还出版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和“万有文库”等。

    1929年11月，原商务总经理鲍咸昌病逝，继任人是余日章还是郭秉文，两派相持不下。夏瑞芳的儿子，当时任经理的夏鹏力荐王任总经理，得张元济支持，并在董事会通过。中间王一度由商务委派出国考察出版事业，于1930年2月接任总经理兼编译所长，直到1946年。王担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后，才算正式离开了商务。王任商务总经理兼编译所长前后达23年之久。

    （二）王云五任财政部长与金圆券的发行

    “一·二八”战争后，王云五曾把商务上海厂印刷机器运往香港，扩充港厂，不料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日军于同年12月进占香港，这时王适在重庆参加参政会。港厂沦陷，全馆资金周转困难，便通过老编译陈布雷的关系，向蒋介石商请给予贷款，这次蒋很痛快，亲自批条优惠（自己借款，自己担保）贷给500万元，王感恩戴德，形于文字（见王著《旅渝心声》）。抗战期间，王利用商务地位，上下内外结合，顿成当时的知名人士——社会贤达，由总经理而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而经济部长，而行政院副院长，而财政部长，步步高升，红极一时。

    本来，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大权，包括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四联总处主席等，历来操纵在蒋介石和他的姻亲之手，非宋子文即孔祥熙，尤以孔唯命是从，任职最久。这中间，偶尔由俞鸿钧、张嘉璈等串演一时，几乎无一例外。到了抗战胜利以至解放战争前夕，国民党政府军费支出庞大，财政入不敷出，通货恶性膨胀，物价直线上升，内外交困，形势十分危急，旧人既屡试牛刀，回天乏术，乃急于换马，适王好大喜功，尽管理财乏术，却自视甚高，投蒋之所好，心甘情愿地去做“聚敛之臣”，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1948年春，两张（当时张群任行政院长，张嘉璈任中央银行总裁）辞职，由翁文灏组阁，蒋调俞鸿钧（原财政部长）任中央银行总裁，王云五任财政部长。同年7月尾，蒋在莫干山召开重要会议，参加者除翁文灏、俞鸿钧、王云五、王世杰外，还有徐柏园（财政部政务次长）、严家淦（美援会委员）等人，商讨币制改革事宜。8月20日即由蒋以总统命令公布发行金圆券，21日派俞鸿钧（正）、蒋经国（副）去沪督导经济管制事宜，实际由小蒋负责，时人称之为“蒋经国打虎”。金圆券发行伊始，物价被控制在发行前的水平上，市场利率还略有下降，孰知这是开始时政治压力的结果，而王却喜形于色，认为币改一举成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1948年9月下旬，王云五飞美参加国际货币基金董事会会议，在会上大放厥词，意图获得美国大量贷款，来作为国民党政府的续命汤，无奈事与愿违，10月上旬王由美归来，内外形势急转直下，金圆券身价一落万丈，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等到11月1日，翁、王不得不联袂辞职，11月2日，徐柏园相继辞去财政部次长职。11月10日王辞职照准，由徐堪继任财长，翁辞职后不到院，由秘书长张厉生代理院务，后改由孙科任行政院长，一场噩梦，到此幕落！

    （三）金圆券方案是王云五起草，还是徐柏园起草的

    金圆券方案究竟是谁主谋或起草的呢？一般有下列两种说法：一说是王云五亲自起草的，此说以立法院货币小组的人为多。因为当时翁文灏几次向立法院报告财政金融大势，向例由王起稿，而王本人一贯拒绝把金圆券方案内容透露给小组立委知道，又转辗托人叫小组立委不要反对这个方案，蛛丝马迹，引人起疑。特别是当战局危急之秋，蒋介石任用一个与财金素无渊源的人为财政部长，并发行金圆券，事非偶然，在任命前，王可能密陈方案于蒋，得到蒋的点头默契，然后才授以新命。同时，王在翁前也力陈币改之说，认为公库收入仅及支出的百分之五，物价飞涨，支出浩繁，全靠发行新钞支持，特别是军费所占比重又极大，仅东北军费已占支出总额40%，长此下去，难以为继，势非发行金圆券来代替法币不可。因此，王提议以中央银行所存黄金、证券担保发行金圆券，并用政治力量收兑全国人民所持有的金银外汇，实行经济管制，全国划为若干管制区，由经济管制督导员负责执行。

    另一说是徐柏园主动起草的，此说以四联总处或全国经济管制委员会的人为多。因为徐早在1946年俞鸿钧荐徐任财部次长时，或在王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前，就力主改革币制，认为单纯收缩通货（法币）已无济于事。徐在1939-1948年，一直担任四联总处正、副秘书长，蒋是该处主席，极赏识他，几乎言听计从，所以徐对蒋进言的机会反较王为多。即在1948年7月29日莫干山会议上，本已有王财长参加，还特邀徐参加，而徐又一再代表王到立法院货币小组会上要求该院授权财部币改，均可见徐对币改的主动积极。金圆券发行后，行政院下设全国经济管制委员会，8月25日（离金圆券发行仅五天），翁派徐为秘书长，他便身兼财政部政务次长、四联总处秘书长等三职。该会的主要任务：一是掌握和统计全国收兑金银外汇数字和物价变动情况，二是答复和处理各地在执行金圆券办法中所提出和发生的问题。那时，翁对经管会工作极重视，并以上海区为重点，曾调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方善桂、陈汉平两人长驻上海督导员办公处联系，并随时向南京汇报，各地重要来电，均由翁亲自批阅、拟稿发出，徐是直接对翁负责的，有事可立找翁解决，权力远在副院长之上，这些都可见徐所处地位的重要，而这重要性又足以证明徐是币改的主动者了。

    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发表关于金圆券的回忆文章时，有人打算问问当事人翁文灏这个问题，并建议翁以亲身经历写一篇金圆券发行前后的文章。不久，十年动乱开始，事情就搁了起来，后来翁也去世了。当时，翁文灏只说：“王云五在官僚群中是孤立的，孔祥熙怪他打毁法币，其他各派也不要他，上海银行家都看他不起。”寥寥数语，倒也道中要害，成为对王云五的绝妙写照。事隔30多年的今天，我们根据金圆券发行的时代背景、人事关系和有关史实分析，是不是可以作下列初步判断：关于金圆券方案的起草，王、徐是合谋的，当初发动的是徐，后来卖劲的是王，尤其在拟议和执行过程中，王勇气十足，积极条陈，多方推动，倒反造成王是唯一主将的假象；自然就名分上看，王是财长，徐是财次，主次已早摆定了。我们这样说，是不是八九不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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