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都说得很有趣味，但是不免过于理想，不能作为确实的根据。井田等等三代的善政于史上多无可考，世界古史及民俗学里也难找得这种类例，所以如信为史实，以为民生衣食之忧有两个时期，即忧有上下之别，那是不对的，但假如当作儒者理想看，说儒家思想有两段落或分派，此即饥寒由己，民以奉君，忧在上与忧在下这两种，那么这道理不但说得过去而且也是很有意义的事了。
老实说，我平常是颇喜欢儒家，却又同时不很喜欢儒家的。从前与老朋友谈天，讲到古来哲人诸子，总多恕周秦而非汉，或又恕汉而非宋，非敢开倒车而复古也，不知怎的总看出些儒家的矛盾，以为这大概是被后人弄坏的，世间常说孔孟是纯净的儒家，一误于汉而增加荒诞分子，再误于宋而转益严酷，我们也便是这样看法，虽然事实上并不很对，因为在孔盂书中那些矛盾也并不是没有。《孟子》卷四《离娄下》云：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这里的话有些有点儿不合事理。禹稷颜子如果同道，那么其形迹不同当由于地位之异，所谓易地则皆然也，说平世乱世似乎分得不对，禹时有洪水，虽非乱世，岂不是大灾祸之时乎。至于以同室与乡邻之斗分别作譬喻，更欠切贴，只要全篇通读一过，即可看出不能自圆其说。
照这样看来，我们把一切都归咎后儒，未免很有点冤枉的。我想，这个毛病还是在于儒家本身里，他有前后两宗分子掺合在一起，其不能融和正是当然的了。所谓前后分子，最好便借用悱子的现成话，即是饥寒由己，民以奉君这两样不同的观念，换句话说，亦即是儒者自居的地位不同，前后有主奴之别也。这样看来，我们喜欢与不喜欢的缘故也就可以明了，其理由也可以说是并没什么不合了。孟书中于赞美禹稷之外又常提及仁政，最具体的如在《梁惠王上》所云：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对于梁惠王、齐宣王都说过同样的话，在《尽心上》伯夷避纣章中又反复地说，可见这在孟子是极重要的事，无论实行上效果如何，总之这还是古圣心法的留遗，至少是以禹稷为模范的，可以说是儒家的大乘一派。又《尽心下》云：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了这几句话，不但使得孟子坐不稳圣庙，而且还几乎受明太祖的箭射，此最显得出孟子的真精神，与其思想的真来源也。但《滕文公下》答公都子问中大骂杨墨，最言重的是这一段：
“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子姑且不论，墨子实在是禹之徒，摩顶放踵而利天下，或少事实可征，若守宋国一事，已尽足与子贡存鲁相比，孟子尊大禹而于墨子加以罗织，未免于理有乖，视上文论斗更差一步矣。《论语》记言甚简略，故孔子无具体的大段言论，惟对于禹之倾倒极为显著，至称之为无间然，又其所标举德目最要为仁与智与勇，此虽稍为抽象，但亦正与后来的小乘派截然不同。《庄子·天道篇》云：
“昔者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
这虽是道家所说的话，却是很得要领，显得出儒家广大的精神，总是以利他为宗，与饥寒由己的思想一致。后来儒者便是另一条路，盖其思想转为君以役民，民以奉君了，故其言曰，臣罪当诛，天王圣明，曰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天地万物只以三纲统之，孔子所举示的仁智勇已被搁置，改易为忠孝贞节，此三者本亦不坏，但是人的道德只局限于对于君父与夫的服役，与前者利他的精神相比，其大小广狭显然大异，即使不说别的，其为小乘总是无可疑了。在奉者一方面做去，不无牺牲之美德，但在役者一方面这便容易有威福的倾向，故此种教条无论怎样说的巧妙圆到，总不能完全脱掉利己的气味，实是无可如何的事，盖由于事实然也。
以上所说本来只是外行人的考察，又说得很凌乱，难免有些错误，不过这都没有多大关系，我对于经学或哲学不曾有研究，说错看错毋宁说是当然，这里我只是以中国人的关系对于本国的事来插一句嘴而已。
上文尽管说的不对，我只想表明这一点意见，中国思想中有为人民与君父的两派，后者后来独占势力，统制了国民的道德观念，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
我平常读近代文人的文集，其中所记多是大官，孝子节妇等事，看笔记则大都讲雷击不孝，节妇子中举，展卷辄感不愉快，此皆所谓有益于风教之文字也，但其意思何其卑陋，影响何其下劣耶。在上者如务恫吓，不服事将有鬼责，在下者计利得，服事将获富贵，是使父子夫妇之亲不以天然的恩情相维系，反而责报偿论利害，岂非以凉薄为教，民德焉得而不日降哉。
窃意中国道德标准宜加改正，应以爱人亲民为主，知己之外有人，而己亦即在人中，利他利己即是一事，空洞的一句话，在现今中国相信却是良药，只是如何吃下去，则不佞尚未想出方法耳。一杯药水到了肚里，怎样作用生出反应，身里的老病和旧毒怎样的变化增减，原有铁似的自然法则在焉，或愈或不愈，人力殆不能变动，俗语云，医生有割股之心，也只有是尽心开一方案，但如说得不敬一点，则又可谓之尽人事也。
廿九年九月四日
中国戏剧的三条路
刊一九二四年一月《东方杂志》
署名周作人
收入《艺术与生活》
我于戏剧纯粹是门外汉，在著作排演这一方面完全地没有一点知识，不能有所议论，现在所说的，只是囫囵地一讲我所见到的中国戏剧现在可以走的三个方向罢了。
中国现在提倡新剧，那原是很好的事。但因此便说旧剧就会消灭，未免过于早计；提倡新剧的人，倘若对于旧剧存着一种“可取而代”的欲望，又将使新剧俗化，本身事业跟了社会心理而堕落。我的意见，则以为新剧当兴而旧剧也决不会亡的，正当的办法是“分道扬镳”的做去，用不着互相争执，反正这两者不是能够互相吞并，或可以互相调和了事的。我所说的三条路即为解决这个问题而设，现在先讲方法，随后再说明理由。这三条路是：
一、纯粹新剧 为少数有艺术趣味的人而设。
二、纯粹旧剧 为少数研究家而设。
三、改良旧剧 为大多数观众而设。
第一种纯粹新剧，当用小剧场办法，由有志者组织团体，自作自译自演自看，唯会员才得观览，并不公开。完全摆脱传统，蔑视社会心理，一切以自己的趣味为断，不受别的牵制。这种戏剧应该有两样特点，与别种演剧不同，便是非营业的，非教训的。这全然为有艺术趣味的少数而设，而且也不妨以其中的某种趣味为集合点，组成精选的小团体，将来同类的团体增多，可以互相提携，却不必归并以雄厚势力。因为我相信这总是少数人的事，即使政党似的并成大党，大吹大擂的宣传，其结果还是差不多，未见得就会招徕到多数；还有一层，这种艺术团体多是趣味的结合，所以最多兴趣，但因此也不容易维持大的联合。这个运动如见成功，小剧场可以随处皆有，戏剧文学非常发达，但是享受者总限于少数，新的艺术决不能克服群众，这是永远的事实，只应承认而不必悲观的。小剧场的办法自有专家高明的意见，我不能妄参末议，现在不过说明这是中国戏剧的第一条路罢了。
第二种纯粹旧剧，完全保存旧式，以供学者之研究。这也应用小剧场，也不公开，只附属于一种学问艺术的机关，随时开演，唯研究文化的学者、艺术家，或证明受过人文教育的人们，才有参观的权利。在这样状况之下，旧戏的各面相可以完全呈现，不但“脸谱”不应废止，便是装“”与“摔壳子”之类也当存在，甚至于我于光绪朝末年在北京戏台上所见的Masturbado de la virgino的扮演似亦不妨保留，以见真相。中国旧剧有长远的历史，不是一夜急就的东西，其中存着民族思想的反影，很足供大家的探讨；有许多丑恶的科白，却也当有不少地方具特别的艺术味，留东方古剧之一点余韵，因此这保存事业也是当然的事。
但是，虽说为学术之故牺牲所不当惜，现在的牺牲似乎太大一点了，摔壳子的确有性命之忧，学亦是一种苦工，其苦几乎近于私刑。这两种“技艺”，当然应该废除，而废除之后又不免使旧剧减色一半，殊无两全之法。所以要实行这项办法，于此点上尚须加以考虑。总之我所能确说者，是中国旧剧如完全保存，只当为少数有看这戏的资格的人而设，决不能公诸大众，——他们当另有第三种戏剧在那里。
第三种改良旧剧，即为大众而设，以旧剧为本，加以消极的改良，与普通所谓改良戏不同。平常说到改良，大抵要积极的去变更，其结果往往弄得不新不旧，了无趣味，或者还要加上教训的意思，更是无谓。现有的改良只是一种淘汰作用，把旧剧中太不合理不美观的地方改去，其余还是保留固有的精神，并设法使他调和，不但不去毁坏他，有些地方或者还当复旧才行。
四五年前我很反对旧剧，以为应该禁止，近来仔细想过，知道这种理想永不能与事实一致，才想到改良旧剧的办法，（其实便是这个能否见诸事实，也还是疑问。）
去年夏天我遇见日本的辻听花先生，他在中国二十余年，精通旧剧，我说起这个问题，问他的意见，他的答语也是如此。他说旧剧变成现在的情形，自有其原因，现在要人为地使它变为别的东西，即使能够做到，同时也一定把他弄死了。他便只是这一副嘴脸，在这范围之内可以加点改革，例如新排合理的脚本（唱做一切照旧），或润色旧脚本，删改不通文句与荒谬思想。做法台步都不必改，剧场也须用四方的，不用半圆，背景也不必有；幕也可以不要，只需于两出中间略加停顿便好。赤背的人在台上走来走去应当废止，后场应坐在台后或侧面，最好穿一种规定的服装，或可参考唐代乐人服色制定，以暗色为宜。听花先生是北京剧评坛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这种公平的意见是很值得倾听的。
我于戏剧别无研究，只就个人思索的结果，认定中国旧剧（一）是古剧，（二）是民众剧，所以也得到这样的结论。那些古风的暗示做法，我觉得并无改变的必要；挂一副粗俗的园亭画作背景，牵一匹活马上台，当然为群众所欢迎，但这只是更使戏剧俗化了，别无点好处。又为民众的观览计，这种戏剧在城市中固然不妨用剧场制度，但是重要的还是在乡村，在那里应该仍旧于庙社或田野搭盖舞台开演，不但景地配合，自有情趣，亦正与民间生活适合。
中国乐里的金革之音，本来只可用于军旅祭祀，演剧上未免太是喧嚣，但倘若在空旷地方，祠庙或田野间的戏台上，也就没有什么烦扰：从前在绍兴的时候，坐船过水乡，远闻锣鼓声，望见红绿衣的人物在台上憧憧往来，未尝不是愉快的事；又或泊舟台侧看夜戏，要看便看，不要看时便可归舱高卧，或在篷底看书，台下的人亦随意去留，至今回想还觉得一种特殊的风趣。
依照田家的习惯，演剧不仅是娱乐，还是一种礼节，一年生活上的转点；他们的光阴与钱财不容许他们去进剧场，但一年一次以上的演戏于他们的生活上是不可少的。以前我也赞成官厅的禁止迎会演戏，但现在觉悟这种眼光太狭窄，办法也太暴虐了。
有一个故乡海滨的农人曾对我说，“现在衙门不准乡间做戏，那么我们从哪里去听前朝的老话呢？”（这就是说，从何处去得历史知识。）这是客气一点的话，老实地说，当云“从哪里得人生的悦乐呢”？禁止他们的《水漫金山》与《秋胡戏妻》而勒令看萧伯纳、易卜生，也不能说是合于情理的办法，因为这是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求的。所以在上边所说的限制之下，应该尽量地发展农村的旧剧，同时并提倡改良的迎会（Pageant），以增进地方的娱乐与文化。这个实行方法当然是颇繁难，我也别无什么好计，当俟日后大家的商酌。我的笼统的结论只是旧剧是民众需要的戏剧，我们不能使他灭亡，只应加以改良而使其兴盛。
我相信中国戏剧现在有以上的三条路可走，他的作用一是艺术的，二是学术的，三是社会的。三者之中，第二第三是社会的事业，须有系统的大规模的组织才行，现在的中国或者还谈不到，此刻所能说的实在只是那第一种，因为这是私人组织，只要有人便可进行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