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知道他们的死的缘由，但并不想去加以判断：无论为了什么缘由，既然以自己的生命酬报了自己的感情或思想，一种严肃掩住了我们的口了。我们固然不应玩弄生，也正不应侮蔑死。
有岛君的作品我所最喜欢的是当初登在《白桦》上的一篇《与幼小者》。这篇和《阿末之死》均已译出，编入《现代日本小说集》里，此外只有我所译的一篇《潮雾》，登在《东方杂志》上，附录有他的一节论文，今节录于此，可以略见他对于创作的要求与态度。
“第一，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
第二，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
第三，我因为欲得爱，所以创作。
第四，我又因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创作。如何蠢笨而且缺乏向上性的我的生活呵！我厌倦了这个了。应该蜕弃的壳，在我已有几个了。我的作品给我做了鞭策，严重的给我抽打那冥顽的壳。我愿我的生活因了作品而得改造。”
有岛君死了，这实在是可惜而且可念的事情。日本文坛边的“海乙那”（Hyaena）将到他的墓上去夜叫罢，“热风”又将吹来罢，这于故人却都已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在人世的大沙漠上，什么都会遇见，我们只望见远远近近几个同行者，才略免掉寂寞与虚空罢了。
一九二三年七月
《江阴船歌》序
今年八月间，半农从江阴到北京，拿一本俗歌给我看，说是在路上从舟夫口里写下来的。这二十篇歌谣中，虽然没有很明了的地方特色与水上生活的表现，但我的意思却以为颇足为中国民歌的一部分的代表，有搜录与研究的价值。
民歌（Volkslied，Folk Song）的界说，按英国Frank Kidson说，是生于民间，并且通行民间，用以表现情绪或抒写事实的歌谣（《英国民歌论》第一章）。中国叙事的民歌，只有《孔雀东南飞》与《木兰》等几篇，现在流行的多半变形，受了戏剧的影响，成为唱本（如《孟姜女》之类）。抒情的民歌有子夜歌等不少，但经文人收录的，都已大加修饰，成为文艺的出品，减少了科学上的价值了。
“民间”这意义，本是指多数不文的民众；民歌中的情绪与事实，也便是这民众所感的情绪与所知的事实，无非经少数人拈出，大家鉴定颁行罢了。所以民歌的特质，并不偏重在有精彩的技巧与思想，只要能真实表现民间的心情，便是纯粹的民歌。民歌在一方面原是民族的文学的初基，倘使技巧与思想上有精彩的所在，原是极好的事；但若生成是拙笨的措辞，粗俗的意思，也就无可奈何。我们称赞子夜歌，仍不能蔑视这舟夫的情歌；因为这两者虽是同根，现在却已分开，所以我们的态度也应该不同了。
抒情的民歌中，有种种区别，田间的情景与海边不同，农夫与渔人的歌也自然不同。中国的民歌未经收集，无从比校；但据我在故乡所见，民众的职业虽然有别，倘境遇不甚相远，歌谣上也不发生什么差异。农夫唱的都是一种“鹦哥戏”的断片，各种劳动者也是如此；这鹦哥戏本是堕落的农歌，加以扮演的，名称也就是“秧歌”的转讹：这一件小事，很可以说明中国许多地方的歌谣，何以没有明了的特别色彩，与思想言语免不了粗鄙的缘故。
民歌的中心思想专在恋爱，也是自然的事。但词意上很有高下，凡不很高明的民歌，对于民俗学的研究，虽然一样有用，从文艺或道德说，便不免有可以非难的地方。
绍兴“秧歌”的扮演，至于列入禁令，江浙通行的印本《山歌》，也被排斥；这册中所选的二十篇，原是未经著录的山歌，难免也有这些缺点。我想民间的原人的道德思想，本极简单，不足为怪；中国的特别文字，尤为造成这现象的大原因。久被蔑视的俗语，未经文艺上的运用，便缺乏了细腻的表现力；简洁高古的五七言句法，在民众诗人手里，又极不便当，以致变成那个幼稚的文体，而且将意思也连累了。
我看美国何德兰（Headland）的《孺子歌图》，和日本平泽平七（H.Hirazawa）的《台湾之歌谣》中的译文，多比原文尤为明了优美，这在译界是少有的事，然而是实在的事；所以我要说明，中国情歌的坏处，大半由于文辞的关系。倘若有人将他改作如《妹相思》等，也未始不可收入古人的诗话；但我们所要的是“民歌”，是民俗研究的资料，不是纯粹的抒情或教训诗，所以无论如何粗鄙，都要收集保存。
半农这一卷的《江阴船歌》，分量虽少，却是中国民歌的学术的采集上第一次的成绩。我们欣幸他的成功，还要希望此后多有这种撰述发表，使我们能够知道“社会之柱”的民众的心情，这益处是普遍的，不限于研究室的一角的；所以我虽然反对用赏鉴眼光批评民歌的态度，却极赞成公刊这本小集，做一点同国人自己省察的资料。
中华民国八年九月一日
谈目连戏
作于一九二三年
刊一九二五年《语丝》
署名开明
收入《谈龙集》
吾乡有一种民众戏剧，名“目连戏”，或称曰“目连救母”。每到夏天，城坊乡村醵资演戏，以敬鬼神，禳灾厉，并以自娱乐。所演之戏有徽班，乱弹高调等本地班；有“大戏”，有目连戏。末后一种为纯民众的，所演只有一出戏，即《目连救母》，所用言语系道地土话，所着服装皆极简陋陈旧，故俗称衣冠不整为“目连行头”；演戏的人皆非职业的优伶，大抵系水村的农夫，也有木工瓦匠舟子轿夫之流混杂其中，临时组织成班，到了秋风起时，便即解散，各做自己的事去了。
十六弟子之一的大目犍连在民间通称云富萝卜，据《翻译名义集》目犍连，“《净名疏》云，《文殊问经》翻‘莱茯根’，父母好食，以标子名。”可见乡下人的话也有典据，不可轻侮。富萝卜的母亲说是姓刘，所以称作“刘氏”。刘氏不信佛法，用狗肉馒首斋僧，死时被五管镋叉擒去，落了地狱，后来经目连用尽法力，才把她救出来，这本戏也就完结。计自傍晚做起，直到次日天明，虽然夏夜很短，也有八九小时，所做的便是这一件事；除首尾以外，其中十分七八，却是演一场场的滑稽事情，算是目连一路的所见，看众所最感兴味者恐怕也是这一部分。乡间的人常喜讲“舛辞”（俗云əəngw ）及“冷浯”（s ngv ），可以说是“目连趣味”的余流。
这些场面中有名的，有“背疯妇”，一人扮面如女子，胸前别着一老人头，饰为老翁背其病媳而行。有“泥水作打墙”，瓦匠终于把自己封进墙里去。有“□□挑水”，诉说道，
“当初说好的是十六文一担，后来不知怎样一弄，变成了一文十六担。”所以挑了一天只有三文钱的工资。有“张蛮打爹”，张蛮的爹被打，对众说道，
“从前我们打爹的时候，爹逃了就算了。现在呢，爹逃了还是追着要打！”这正是常见的“世道衰微人心不古”两句话的最妙的通俗解释。又有人走进富室厅堂里，见所挂堂幅高声念道，
“太阳出起红淜淜，
新妇滹浴公来张。
公公唉，甮来张：
婆婆也有哼！
（Thaayang tsehchir wungbarngbang，
Hsingvur huuyoh kong letzang；
‘Kongkong yhe，forng letzang，
Borbo yar yur hang！’）
唔，‘唐伯虎题’！高雅，高雅！”
这些滑稽当然不很“高雅”，然而多是壮健的，与士流之扭捏的不同，这可以说是民众的滑稽趣味的特色。我们如从头至尾地看目连戏一遍，可以了解不少的民间趣味和思想，这虽然是原始的为多，但实在是国民性的一斑，在我们的趣味思想上并不是绝无关系，所以我们知道一点也很有益处。
还有一层，在我所知道的范围以内，这是中国现存的唯一的宗教剧。因为目连戏的使人喜看的地方虽是其中的许多滑稽的场面，全本的目的却显然是在表扬佛法，仔细想起来说是水陆道场或道士的“炼度”的一种戏剧化也不为过。我们不知道在印度有无这种戏剧的宗教仪式，或者是在中国发生的国货，也未可知，总之不愧为宗教剧之一样，是很可注意的。滑稽分子的喧宾夺主，原是自然的趋势，正如外国间剧（Interlude）狂言（Kyogen）的发生一样，也如僧道作法事时之唱生旦小戏同一情形罢。
可惜我十四岁时离开故乡，最近看见目连戏也已在二十年前，而且又只看了一小部分，所以记忆不清了。倘有笃志的学会，应该趁此刻旧风俗还未消灭的时期，资遣熟悉情形的人去调查一回，把脚本记录下来，于学术方面当不无裨益。英国弗来则（Frazer）博士竭力提倡研究野蛮生活，以为南北极探险等还可以稍缓，因为那里的冰反正不见得就会融化。中国的蒙藏回苗各族生活固然大值得研究，就是本族里也很多可以研究的东西，或者可以说还没有东西曾经好好地整理研究过，现在只等研究的人了。
一九二三年二月
上海气
刊一九二七年一月《语丝》
署名岂明
收入《谈龙集》
我终于是一个中庸主义的人：我很喜欢闲话，但是不喜欢上海气的闲话，因为那多是过了度的，也就是俗恶的了。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文章也是其一。
上海气之可厌，在关于性的问题上最明了地可以看出。他的毛病不在猥亵而在其严正。我们可以相信性的关系实占据人生活动与思想的最大部分，讲些猥亵话，不但是可以容许，而且觉得也有意思，只要讲得好。
这有几个条件：一有艺术的趣味，二有科学的了解，三有道德的节制。同是说一件性的事物，这人如有了根本的性知识，又会用了艺术的选择手段，把所要说的东西安排起来，那就是很有文学趣味，不，还可以说有道德价值的文字。否则只是令人生厌的下作话。
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而一般社会上又充满着饱满颓废的空气，看不出什么饥渴似的热烈的追求。结果自然是一个满足了欲望的犬儒之玩世的态度。所以由上海气的人们看来，女人是娱乐的器具，而女根是丑恶不祥的东西，而性交又是男子的享乐的权利，而在女人则又成为污辱的贡献。
关于性的迷信及其所谓道德都是传统的，所以一切新的性知识道德以至新的女性无不是他们嘲笑之的，说到女学生更是什么都错，因为她们不肯力遵“古训”如某甲所说。上海气的精神是“崇信圣道，维持礼教”的，无论笔下口头说的是什么话。他们实在是反穿皮马褂的道学家，圣道会中人。
自新文学发生以来，有人提倡“幽默”，世间遂误解以为这也是上海气之流亚，其实是不然的。幽默在现代文章上只是一种分子，其他主要的成分还是在上边所说的三项条件。我想，这大概就从艺术的趣味与道德的节制出来的，因为幽默是不肯说得过度，也是sophrosune——我想就译为“中庸”的表现。上海气的闲话却无不说得过火，这是根本上不相像的了。
上海气是一种风气，或者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未必一定是有了上海滩以后方才发生的也未可知，因为这上海气的基调即是中国固有的“恶化”，但是这总以在上海为最浓重，与上海的空气也最调和，所以就这样的叫他，虽然未免少少对不起上海的朋友们。这也是复古精神之一，与老虎狮子等牌的思想是殊途同归的，在此刻反动时代，他们的发达正是应该的吧。
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为悭比斯讼冤
刊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晨报副刊》
署名荆生
收入《谈龙集》
《创造周报》二十九号上张非怯君做了一篇《新鲜的呼声》，对于《小说月报》上高滋君的《夏芝的泰戈尔观》的译文加以纠正，这是于翻译界前途很有益的事。就这篇文章看来，高君的确错了不少，但张君自己也并不见得都对，其中使我迷惑，忙了半天的是那第九条批评。原本英文云：
It is our own mood，when it is furthest from A Kempis or John the cross，that cries，“And because I love life，I know I shall love death as well.”[1]
高君译文云，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情调，从最古的悭比斯或约翰以来便在叫道，“因为我们爱这个生命，所以我知道我也是爱死的。”
张君加了八行的说明，据他的意思似乎应译作这是我们的情调，与说“因为我们爱这个生命所以我知道我也是爱死”的悭比斯或约翰相去正远。
但是我觉得奇怪，为什么悭比斯会讲这样灵肉一致的话，便起手从事查考。悭比斯的著作，可惜我只有一种，但普通征引的大抵是这一册书。我先查'里的十六世纪旧译本，果然没有；又拿一八八九年编的分行本来查，终于也是没有，——然而因此我的两小时已经费去了。我真觉得奇怪，心想这莫非……于是找出Tauchnitzedition的《吉檀迦利》细细检查，（老实说，我是不大喜欢泰戈尔的，买了他几本纸面的诗文，差不多不曾读过，所以很是生疏，非细细地查不可，）翻到第九十五首，Eureka！只见第四节下半正是这两句话：
And because I love life，I know I shall love death as well.我喜欢地跳了起来，正同西滢先生发现了那个瘦子的斯密亚丹的照相的时候一样。
可怜的妥玛师兄哟，你的沉冤总算大白了。倘若不然，人家真相信你说过那样旁门的话，还怕不把你赶下圣安格尼思山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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