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穷小与无穷大——诗歌随笔选

    我必须承认，我逐渐形成的诗学观念和写作态度，在很长一段时间，用四个字就能概括，那便是：顺其自然。

    从1987年至1998年，在跨度11年的时间里，我的创作并不丰厚，并具有很大的阶段性。如果用数字和图说来表示，呈现的肯定是波浪形状，时而上升，时而下滑。到1996年至1997年，几乎颗粒无收，只留下一片空白。进入1998年，又显出某种复苏的迹象。对此，我大致能说出其中的原因。比如说，在这11年中，无论我们的国家，还是我个人，都经历了一些令人恍惚和有待清晰的事情。当这11年终于翻过去，那些令人恍惚和有待清晰的事情，却在不知不觉中把我从青年带到了中年，诗歌创作的冲动已明显不如年轻时那样强烈了；再比如，因着视野的扩大，在最近的几年中，我也开始转向诗歌以外的文字，有时甚至乐此不疲。尽管我这些年始终从事与诗歌密不可分的编辑职业，阅读和思考也从未中断，但我诗歌创作的日益清淡，却是不争的事实。

    坦白地说，我对诗歌的热爱从未减弱；况且，我还算得上是一个勤恳的人，就是说我的劳动态度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那么，我的诗歌为什么会出现阶段性的失语呢？要往深里追究，恐怕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设若有人据此认为，年龄的增长和诗歌创造的递进，往往成反比，进而提出年龄是诗歌创作的天敌，我想不仅我，而且还有许多人都不会赞同。起码我感到用这种观点来看待深植于现代生活内部的诗歌创作，是不怎么贴切和负责任的。实际上，诗歌作为一个种族的“触须”（庞德语），仅仅凭着青春期的激情和冲动，还远远不够；尤其在我们这个无论生存空间还是生存状态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许多认识事物的标准都得经受重新评判；我们的诗学观念，包括它的语词和语境，也正接受全面质疑和蜕变；何况我们的社会正从贫穷和蒙昧中逐渐剥离出来，又逐渐汇人现代世界的大格局，中西文化也开始走向更深层次的融合，因而我们的诗歌创作理应兼容当代思想文化的更多元素，具备比以往更大的弹性、张力和切入当代生存际遇的深度。换句话说，诗人没有理由和权利选择时代，时代却有理由和权利选择诗人的声音。

    如果不是浅尝辄止，我想谁都会承认：当今诗歌所要表现的时代，是个多么宠大、多么博大精深的概念啊！时代的声音，又该是多么深重、浑厚，多么繁复和细微。因为在最近的十几年中，我们的整个民族在经历从未有过的内心跌宕和冲突之时，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慰藉；现代意识已不可抗拒地渗透到了任何一个或敞开或隐蔽的角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心理体验，是极为浩瀚和复杂的。要让我们的诗歌发出时代的声音，继续沿用以往那种纯粹抒情又指向单一的表达方式，显然将捉襟见肘，至少也会感到力不从心。这就逼迫我们的诗人必须更换知识结构、转变思维方式，而且需要重新置换语言（具体到词）。在这种时候，任何的抱残守缺，几乎等于自杀。正因为这样，深刻的阅读和更深入的人生历练，对于像我这样有着不算长也不算短的创作历史，而且又是在诗歌贫乏的年代起步的人来说，就变得势在必行和刻不容缓了，除非你甘愿被甩出诗歌的轨道。

    这就要说到自然法则了。我们知道，所谓的自然法则，实际上就是客观事物内部存在的规律。但这种自然法则对诗人而言，起码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作为创作者个体，你应该尊重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习惯和创作原则，当一种自己备感陌生又一时无法把握的诗学观念兴起时，你切不可随波逐流，邯郸学步；另一方面，如果自己备感陌生又一时无法把握的诗学观念，是应运而生的，有可能代表着前进的大势，你对它就不能等闲视之了。因为就个人的思维习惯来说，你可以顺其自然，但就代表着时代前进足音的创作趋势而言，你则必须顺应自然。换句话说，个人的思维习性，通过多方面努力，是可以改变的，但代表着时代前进的创作趋势，由于反映了客观事物内部的规律，却是难以抗拒的。只要你不甘退出历史舞台，面对新的诗学观念，就势必卧薪尝胆，图存思变。道理非常明白又非常残酷：这时变则生，守则亡。即使你能顽强发出原有的声音，那声音也必定是微弱的、孤寂的，并将被日益强大的时代合唱所淹没。

    促使我的写作有意识停顿，还因为后来回想起来的一件颇为有趣的往事，几乎动摇了我在近二十年中建立起来的对诗歌经验的信任：大约在三十年前，当时我还只有七八岁，第一次从偏僻的乡村走进我们那座同样偏僻但在我的眼里却相当繁华的小县城。当我在全县唯一的电影院门口看见那辆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汽车时，我当场被这个庞然大物吓呆了。我清楚地记得这辆汽车飞扬跋扈，威风凛凛，足足有一幢房子那么大，我努力踮起脚尖，仍未看到它的顶部。打那以后直到今天，我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差不多走遍了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再后来又到了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这样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但从未看见过一辆如此大的汽车，也没有一件东西或者事物像当年那样给我带来如此巨大的震惊。这件事让我惊讶不已：到底是我们曾经亲眼看见过的事物原本是虚幻的，还是我们在不同阶段经历的时间，常常会把我们带入虚幻？或者，在许多年过去后，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梦里见过的东西与现实生活中原本没有的东西相互混淆和等同？以此推断诗歌创作，我忽然觉得以往的技艺有多么可疑！出乎意料的是，这件事不仅给我带来了惊讶，也给我带了一次突破思维定式的惊喜——我感到我突然触摸到了一种经验之外的经验。我虽然无法说清它，但敢断定它确实存在，而且断定这种经验之外的经验，或许正为我打开一扇全新的窗口。当然，我清楚，要越过以往曾经围困我的那道樊篱，走出一条既陌生又充满岔口的新路，非常不容易；更认识到走这一步对我来说已为时太晚。因为，这对我的知识准备和人文素质将提出全面而苛刻的挑战，闹得不好会把我推向另一种尴尬：过去的路没有勇气再走了，前面的路又不知道该怎样走下去。不过，我没有犹豫，并且甘愿去冒这样的一次风险。我想，我其实无险可守。既然现实已为我提供了某种可能，就不妨主动停下来，清空杂念，细细地去琢磨琢磨其中的奥秘。更重要的，是要多读点书，多考虑和研究点问题。如此，或许能重新积累力量，在无数条岔路上找到一条适合自己走的路。我还想，即使我的努力失败了，那也无所谓。诗歌创作本来就是一项殉道者的工作，假如我没有力量跟随它前进，为什么不能做它的一名烈士？或者回到出发的地方，去做它的一名最忠实的读者？

    或者说，我们可以做个失败者，但不能做个落伍者。

    确实如此。诗歌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和繁衍，将越来越鲜明的展示一个诗人的生命质量，一个诗人的命运，并通过这个诗人的生命质量和命运，去展示一个时代的质量和命运。倘若我们真想探索这门具有神性意味的艺术，并想在它的圣坛上刻下点痕迹，就必须永远放弃当大师的企图，把自我调节到一个跋涉者的位置，一个谦卑的位置。显而易见，要走通这条荆棘密布的道路，对于我们来说，就像T.S.艾略特指出的，“需要的是一生的工作”。

    所以，在一首题为《梅，或者赞美》的诗里，我这样安慰和鼓励自己：

    我兄长的手伸向天空

    我父亲的手弯下大地

    最高处才是我爷爷，他用

    一生的力气，把手攥紧

    又用一生的力气，把手打开

    梅，是从他骨节粗大的

    手掌里，绽出的火焰

    1998年4月8日 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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