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大党主席俯身告诉甘地，他的七点宣言已经迅速的取得一致签字。甘地的脸上浮出安详的神色。这位伟大的老人，印度的灵魂，终于获得了这场绝食的全部胜利，但执著的老人仍不肯中止绝食，他在死亡的边缘，用尽浑身力气，口授了一项声明——
他希望各派代表不仅要保证新德里的平静局面，而且应使全印度都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定因素。他说：“现存于人们心中的最大错误观念，莫过于认为印度只是属于印度教徒的，或者认为巴基斯坦只是属于穆斯林的。看来，要改变全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民的意识是件艰巨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合力，任何事情总是可以办成的。”
“听完我的讲话后，如果你们仍然希望我停止绝食，那么我一定会这么做。但是，如果印度不朝好的方向发展变化，那么你们的诺言只不过是一场恶作剧，我也只好一死为快。”
甘地讲话后，在场的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地俯下身体向甘地发誓说，他们要切实履行甘地的教诲。“国民公仆团”的负责人也表示了同样的诺言。当最后一人立下誓言后，甘地轻轻地说：“我同意停止绝食，现在神的意愿业已实现”。
一场令世界人民惊心动魄的绝食斗争终于圆满结束。绝食胜利似乎给垂暮之年的甘地注入了新的活力。此时他又萌生一个宏伟的计划，准备以步当车，穿越刚被冲突弄得伤痕累累的旁遮普大地，沿着难民逃亡的大道一步一步走向巴基斯坦。这样他既可以体察民情，安抚民心，又可以广泛传播非暴力和博爱思想。为了这一计划，他必须养精蓄锐。
然而，正是因为这一次的绝食，让一个名为纳图拉姆·戈德森的狂热印度民族主义分子，同时印度国民团的骨干成员萌生了刺杀甘地的念头。
戈德森是一个狂热的印度教徒，出身婆罗门，他奉行素食，节欲，早年崇拜甘地，投身不合作运动，并因此而入狱。1937年，他受沙瓦迦尔的影响，参加了以复兴印度教统治地位为目标的印度教大会，并创办了“国民公仆团”。1944年买下一家报纸《印度民族报》，自任社长，宣传反伊斯兰教及其他非印度教等派的政治主张，不遗余力宣传暴力和种族至上。
1947年8月15日，印度独立的这一天，戈德森就在一个小型集会上就公开叫嚣：“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将手无寸铁的印度教徒置于敌人的魔爪之中。今天，印度难民正忍饥挨饿，奄奄一息，然而甘地却维护穆斯林压迫者。印度妇女宁愿焚身自殉也不愿遭人奸污，然而甘地却声称，‘受害者乃胜利者也’，受害者中可能有我的母亲！我们的祖国已被肢解，成群的秃鹫正在渐吞她的躯体。光天化日之下，印度妇女惨遭蹂躏。但是，面对上述暴行，国大党的懦夫们居然无动于衷，这种局面持续到何时才能结束？我们究竟能忍受到何年何月？”
这段话很好地表述了戈德森及其所属的国民公仆团仇恨甘地的原因。国民公仆团是极右民族主义政党——印度教大会的准军事团体，该组织的核心机构是秘密社团“印度民族集团”，于1942年5月由享有“狄克推多”（即独裁者）称号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沙瓦迪尔建立。除了盲目服从沙瓦迪尔外，种姓这一强大特殊锁链、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的纽带，将该组织的首领和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
“印度民族集团”的成员均是出身于印度民族主义发源地浦那城的婆罗门世家。他们顽固地反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的政治主张，反对甘地的非暴力学说，主张建立一个印度教徒统治的国家，宣扬印度种族优于其他种族，妄图在从印度河之滨到希拉马普特拉河流域，从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到科摩林角之间的大片土地上，重新建立大印帝国。在他们憧憬的印度社会内，穆斯林将会不占一地。
1948年1月，当戈德森得知甘地开始绝食以制止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仇杀时，这位极端主义分子的狂热情绪就突然迸发出来了。他对同为国民公仆团成员的维拉扬·阿卜提说：“我们必须铲除甘地。”阿卜提点点头，表示赞同戈德森的看法。
1948年1日20日下午5点，戈德森和阿卜提来到比尔拉寓所，决定趁甘地出席晚祷会的机会，将他杀死。和他们同来的还有4个人：戈德森的弟弟、浦那城客栈老板维斯努·卡卡雷、难民马丹拉尔·帕瓦和军火走私商迪甘巴尔·巴德热，他们都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决心为印度教的事业奉献一切。
5点整，甘地准时出现在比尔拉寓所的门口。由于身体依然虚弱，他不得不坐在轿上前来出席晚祷会。草坪上，信徒们唱完圣歌，静静地听甘地的讲话。他的声音极为细弱，虽然安装了麦克风，但人们仍然很难听清。
纳图拉姆·戈德林远远地站在人群后面观察着手下进入刺杀位置。待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便果断地用手势告诉手下：开始。时刻处于戒备状态的马丹拉尔·帕瓦看到信号，立刻引爆了事先藏在围墙下的炸弹。
顿时，草坪上一片混乱。戈德森他们本可以乘机对甘地下手并安然逃跑，但因为卡卡雷和巴德热被惊慌的人流卷到了离甘地很远的地方，负责掷手榴弹的戈巴拉也因为窗口太高看不到目标而无法下手。
爆炸声传出后，警察在第一时间赶到，并且抓住了引爆炸弹的马丹拉尔，但是戈德森五人却已经趁着刚才的混乱随着人群一道逃跑了。
这次刺杀甘地的行动失败后，逃到了孟买郊区的戈德森在1月25日晚上召见他的两名同谋，向他们宣布了自己的决定：“我们1月20日未能得手，究其原因，在于参加行动的人太多。现在唯有一条途径可以干掉甘地，即由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单独行动。这将由我一人来承担。”
阿卜提和卡卡雷面面相觑，没有出声。戈德森继续说道：“肢解的印度，遭人践踏的印度，现在需要一名勇士为它复仇，需要一支洗涤罪行的宝剑，以便使他摆脱阻挠印度人进行暴力叛乱的人的控制。这个角色，将由我担任。”
1948年1月30日是星期五，这是耶稣受难日，也是甘地人生的最后一天。对印度和全世界来说，这将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
戈德森早早地来到了比尔拉寓所前的草坪上。他神态安详，情绪很好。信徒们稀稀拉拉地分散在草坪各处，等待着圣雄的出现。快5点时，人群逐渐聚集起来，谁也没想到，一个凶手就藏在他们中间。
5点10分，甘地来到了院子。像平日晚祷会一样，甘地走路时，把双手搭在摩奴和阿巴肩上，当靠近人群时他习惯地收回手臂，然后独自走上台阶，双手合十向群众致意。就在甘地收回双手即将走向平台的一刹那，戈德森用右手打开了衣服口袋里的手枪的保险，然后径直朝圣雄走去。当他走到甘地面前时，先向甘地鞠躬行礼，口中低声说道：“圣父，您好！”摩奴以为此人想要抚摸甘地的脚，伸手礼貌地将他挡开，戈德森猛然推开摩奴，从口袋里掏出手枪，顶住甘地赤裸的胸口连开3枪。
殷红的血立刻染红了洁白的土布拖地，甘地双手合十，似乎想迈出最后一步，口中喃喃念到：“主啊！”随后徐徐倒地。但他的双手始终保持着生命最后一息的合十姿势，好像以此向刺客敬献礼物和表示致意。拖地一角的凹陷处淤积了一大片鲜血，摩奴看到那只破英格索尔怀表躺在甘地身旁，时针正好指向5点17分。
这位终身提倡“非暴力”的老人就这样死在了狂热分子的枪口之下，结束了他那伟大而不平凡的一生。18点整，甘地遇刺身亡43分钟后，印度人民从一项公报中获悉，为他们带来自由的人已经与世长辞。
二、圣雄的一生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年10月2日出生于印度西北部一个半独立省波尔班达尔的一个贵族家庭。甘地的家族属于班尼亚种姓，这个种姓是印度教徒第三大种姓吠舍的一支，家族的祖辈最先以种田或从事零售商业为生。
甘地的祖父乌昙昌德·甘地曾做过波尔班达尔的土邦首领，当时称之为“帝万”。在任期内，他忠于职守，才华横溢，在当地享有盛名，有很高的威望。在波尔班达尔，甘地家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甘地的双亲都是印度教中耆那派的信徒，这一派以不杀害生物为其基本教义。这条教义，便是甘地后来领悟到并传布全世界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根源。耆那教徒相信走向神台的道路，是“爱”而不是“智”。所以甘地的父亲卡巴·甘地平素甚为慷慨，不以财富和物质上的价值为重，把他的家财几乎全数用于慈善事业，并没有留什么东西给他的家人。甘地的母亲是个甚为虔诚敬神的妇人。
在甘地的小时候，他曾经经历过一回严重的宗教危机。当时，看厌了印度教教徒执行的拜神礼节，小甘地变为了或者他认为自己已经变为了一个无神论者。因为要证明宗教对他并没有价值，他和几位朋友甚至于去吃肉，这是教徒亵渎神灵最严重的举动。但随后不久，甘地突然染上了噤口和脱疽的毛病，并且几乎要了他的性命。
7岁那年，甘地随父亲从波尔班达尔移居到拉奇科特。卡巴在王府里当上法官，甘地就在那里开始了学生生涯。甘地从小记忆力差，智力平平，只有诚实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他自己后来回忆说他那时大概还有些迟钝，在他的身上并没有出现神童的奇迹和圣人的先兆。
9岁那年，根据印度教习俗，父母给甘地订了一门亲事，并且在他１3岁那年举行了婚礼。童婚妻子名叫嘉斯杜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盲，秉性纯朴而善良，文静而勤劳。甘地因结婚成绩滑坡，休学了一年，一年之后继续就读，学校为了弥补他的损失，让他跳了一班。
1887年，甘地念完中学。因考虑家庭经济负担问题，他考入巴弗纳城沙玛达斯学院学医。进入这所大学，重重困难扑面而来。生活不方便还不算，更难的是教授们讲课如同天书，他根本就听不懂。没等一个学期读完，甘地就辍学回家了。对此他感到有些沮丧，认为自己前途渺茫。对于一个18岁的青年来说，思想和精神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这时候，甘地家的一位老朋友、学识渊博的婆罗门马福济·达维先生前来看望他们。当达维先生了解到甘地所处的窘境后，为甘地指引了另外一条发展之路。他非常明确地提出，时代不同了，青年人不接受高等教育，就不能干出大事，赴英国学法律是年轻人创造未来的通途。随后，他进一步鼓动说：“如果你不受适当的教育，不要指望继承令尊的衣钵。”
于是，在19岁那年，甘地被送到英国伦敦大学的法学院去完成他的学业。在他离开印度以前，他的母亲命他立３个耆那教的誓言：戒酒、戒肉、戒色。因为毗湿奴教禁止其教徒航海远行，在长辈人的眼里，漂洋过海到异国旅行，将会永远玷污他的声誉，所以甘地为此被正式开除其商人种姓，
1888年９月，甘地抵达伦敦。起初几个月，他飘游不定，花费了许多时光和金钱想使自己成为一个英国人。随后，他又做苦工，严格地规范自己的生活。
1891年6月10日，甘地完成了预定的学业，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取得了仰慕已久的律师资格；11日，伦敦高级法庭予以登记注册，次日，他便起程回国。然而这一次的回归却令他饱受打击，他的母亲就在不久前已经逝世了。
回家后没有多久，甘地便在孟买的最高法院中当律师，在这期间内，他遇到了一些影响他一生的人物。其中有一位是“孟买的无冕之王”达达海巴尔斯；一位是哥黑尔教授。哥黑尔是印度的主要的政治家之一，他是提倡改良教育的第一人，而达达海巴尔斯，是印度国民运动的真正的创始者。
然而甘地在孟买的律师业务却历遭挫折。第一次替人打官司，他就因为临阵怯场而砸锅。半年后打道回府，在家乡拉奇科特靠兄长和亲友的资助维持律师业务。律师业务的毫无起色及令人窒息的环境，使他倍感苦闷压抑。当有个来自南非印度人的案子要他处理时，他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南非的历程。
1893年4月，当甘地在南非德班港口登陆时，他思想上尚未流露出任何关于禁欲主义的志趣和反对种族歧视的理想。这位穷苦人未来的先知，身穿伦敦律师界常见的礼服。他踏上南非土地，是应聘为一位印度商人的案件辩护，但此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却使他的一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许多甘地研究者认为，正是这件事后，他才决定终生致力于印度民族解放的事业。甘地也认为，这件事是“他一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经历”。
事情发生在甘地从德班到比勒陀利亚铁路线上的一次旅行过程中，一位白人乘客冲进甘地乘坐的头等卧铺车厢，毫不客气地命令他搬到行李车厢去，甘地拒绝了，因为他手持一等车厢的车票。火车抵达下一站时，那位白人把警察叫来，强行把甘地从火车上赶下去。甘地孤身一人站在茫茫黑夜中，冻得浑身发抖。度过痛苦难熬的一夜，因为他不敢到车站行李处提取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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