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果认为这个世上90%的人都是好人的话,那么他就太善良、太幼稚,成不了大事;一个人如果认为这个世上90%的人都是坏人的话,那么他就太多疑、太狭隘,也成不了大事。
——王立群(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于北京大学演讲)
公元1861年,被后人称为无远见、无胆识、无才能、无作为的“四无”皇帝清文宗咸丰,带着无限遗憾死在了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的龙床上。由于咸丰唯一的皇子载淳只有6岁,尚无独力主政的能力,咸丰驾崩前特意封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为顾命大臣,让他们尽心辅佐皇子,处理国政,同时又给皇后慈安和懿贵妃慈禧留下了两枚代表皇权的印章,以牵制八大臣。
咸丰死后,八大臣遵从遗诏,拥立载淳为帝,并采纳肃顺的建议,拟定次年改元“祺祥”,说白了就是“吉祥”的意思。然而该年号还未正式启用,便在一场血腥的夺权斗争中夭折了。长话短说,两个月后,慈禧在慈安及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的配合下,发动了辛酉政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击垮了肃顺等人的势力,然后与慈安双双坐到养心殿的珠帘后,共同主政,并改年号为“同治”,意即“两宫太后临朝同治”,此后,二人整整“同治”了20年,直到慈安暴死。
慈安为什么会暴死呢?按一些野史的说法,慈安是被慈禧毒死的。原因有三:第一,慈禧本来就野心很大;第二,慈安诛杀了慈禧最宠信的总管大太监安德海;第三,慈禧耐不住寂寞,以听戏的名义,屡次将名角杨月楼留宿宫中,恰好被慈安拿着把柄!
但慈禧为什么足足等了20年才下手呢?野史作者交待了,咸丰料定自己死后,慈禧不会“安分守己”,因此他在临死前还特意给宽厚的慈安留下了一道随时决定慈禧生死的密诏。在没有得到这道密诏之前,慈禧焉敢轻举妄动。
这也是慈禧要毒死慈安的第四个理由:不消灭慈安和密诏,她又怎么能睡得踏实?
光绪七年九月初,慈禧的机会来了——慈安病倒了。第二天,慈禧处理完朝政,专门前来看望慈安。不过她看起来并不比慈安好多少,胳膊上缠着纱布,由随行的小太监搀扶着。李莲英跟在一旁,手捧药碗。
“妹妹,你这是怎么了?”慈安盯着慈禧的胳膊,惊异地问。
“回太后话,”李莲英抢着说,“太后为国操劳,圣体不适,主子日夜焦虑,听说人肉入药能助疾病痊愈,便割臂献肉。”说着把手中的药碗往慈安面前一凑。
慈安一看,见碗中果然有肉样的东西,当下感动得热泪盈眶,拉着慈禧的手说:“妹妹何至于此?我不过偶感风寒。”
慈禧笑笑说:“姐姐能提前痊愈一日,也是值得的。”说罢亲自服侍慈安把药服下。也许是心理作用吧,慈安果然觉得精神好了些。之后,慈禧又亲自下厨做了几样家乡小菜,并亲自给慈安喂饭饮汤,比亲姐妹还亲。
慈安再一次感动得热泪盈眶,她推掉慈禧手中的饭碗,说:“妹妹,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说完起身翻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拿出咸丰留给自己的遗诏给慈禧看,慈禧越看越心惊,最后扑通一声跪倒在慈安面前。
“哎呀妹妹,你这是干什么?”慈安拉起慈禧。
“姐姐,妹妹以往多有僭越之处,请姐姐按先皇遗诏处决。”
“妹妹,你多心了,先皇也多虑了,我们姐妹相处融洽,留它何用?”说罢,慈安命人拿来一个铜盆,将遗诏焚于盆中。望着盆中的灰烬,慈禧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又过了几天,病愈的慈安正在花园中散步,李莲英捧着一个食盒走过来,向太后请过安后说:“启禀太后,这是塞外进贡的牛奶饼,主子吃了觉得味道很好,特命奴才送一半给您。”
“替我谢谢妹妹,吃东西还惦记着我。”慈安高兴地收下食盒,当场打开,取了一块放进嘴里。没过多久,便昏厥倒地、不省人事了。身旁的小太监急忙传呼太医,但没等太医来到,慈安就一命呜呼了。
从此,大清的权柄便握在了慈禧一人手中,这一握又是28年。
——不过,据当代历史学家考证,慈安之所以暴毙身亡,并不是死于中毒,而是患了脑中风。所以即使是读书,也要睁大眼睛,免得受其迷惑,贻误后人。话虽如此,慈禧却绝对当得起“心狠手辣”这四个字,上述野史也依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些许启发意义——这个世界并非只有美好,小心那些对你好得不可思议的人。
有鉴于野史缺乏说服力,我们再来看一段正史。
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齐桓公最得力的下属管仲得了重病,眼看不治,桓公亲往慰问,问他死后谁可以接替相位。管仲说:“国君是最了解臣下的。”
齐桓公试探着问:“鲍叔牙行吗?”管仲说:“鲍叔牙是君子,但他过于善恶分明,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这样的人是不能为政的。”
齐桓公又问:“你觉得易牙这个人怎么样?有一回我感慨没尝过人肉的滋味,他听完后立即回家把自己的小儿子杀了,给我做了一碗人肉汤。我觉着他对我的爱超过了对儿子的爱,这样的下属不提拔我觉得过意不去。”管仲说:“虎毒尚不食子,他却杀掉孩子讨好君主,不合人情,没有人性,不行。”
“那竖刁怎么样?他宁愿自宫侍奉寡人,这样的人难道还会对我不忠吗?”管仲说:“傻子也不会对自己动刀子,他却阉割自己讨好君主,更不合人情,更不行。”
桓公急了:“卫公子开方总行了吧?他放弃太子之尊到我手下称臣,他父亲死了都没回国奔丧,够敬业的了吧!”
管仲摇摇头,说:“人生在世,孝道为先。卫公子不当太子、不回国奔丧,证明他有更大的政治野心,千万别亲近他。”
管仲死后,桓公初时还记得他的忠告,把易牙等三人赶出了皇宫,但时间一长,他又觉得管仲是在危言耸听,便重新召回并重用三人,后来齐桓公病重,开方立即带着自己治下的土地投降了他国,易牙和竖刁则堵塞宫门,假传君命,不许任何人进入,活活把齐桓公饿死了。他的尸体在床上停放了数十日,生出的蛆虫都爬到了门外,却没有人敢收敛,惨不忍睹。他死后,他的几个儿子为了权柄争斗不休,等到齐孝公继位时,齐国的霸业已然衰落,中原霸主已悄然转移到了晋国。
堂堂的“春秋五霸”之首,年轻时是何等的英明,老了老了却给我们导演了一出“英雄难过小人关”的悲剧。有句诗说得好:“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下看你”,你在思谋别人的同时,别人可能也在算计你。你不思谋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可能在算计你。当然,对你好并一定就是在算计你。但香港电影告诉我们:“没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小心为妙。
2.谁能借你一双慧眼?
我觉得学者对所有的问题,不宜采用实用的、利益的,而是应该不由自主地采用理论的、思考的,揭露它背后人性的秘密、社会的秘密,会去思考人是什么东西,社会是什么东西,天地宇宙到底是怎么回事……
——阎步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赠君一法决孤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辫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上面这首七律出自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放言五首》,大意是说,我告诉你一个辨别事物真假的办法,既不用钻凿、灼烧龟甲产生裂纹进行预测,也不用拿起蓍草占卜问询天地,什么方法呢?那就是宝玉也好,其他优秀的材质也好,都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识别出来。比如当年周武王姬发死后,他的弟弟周公旦忠心耿耿地辅佐幼主周成王,企图造反的管叔与蔡叔诬陷周公有篡位的野心,但人们最终还是看出了周公的赤胆忠心和高尚品格。又比如当年王莽辅佐九岁的汉平帝时,表现得那么谦恭敦厚,又有谁知道他后来会成为乱臣贼子呢?试想一下,如果周公在流言四起时就死了,岂不是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同样的道理,王莽如果早死若干年,岂不是要以贤相之名垂之史册?
白居易的观点代表了主流史学家的看法,即将王莽的优点全部用一个“伪”字掩盖。王莽究竟是真是伪,并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的主题是——假设王莽是个伪君子并且从一开始就是伪君子,为什么人们没能在最初的时候看透他?
很简单:人们眼力不佳。那么,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有没有人可以借我们一双慧眼呢?答案是绝对没有。想拥有一双明察秋察、洞察人心的慧眼,你只能寄希望于你自己——自己练。
练慧眼,首先要留个心眼儿。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仁矣。”那些花言巧语、能说会道,总是装出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的人,即使有仁义之心也多不到哪儿去。所以孔子又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意思是,考察一个人,不光要听他怎么说,还要看他怎么做。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战国时期,魏文侯在任用魏成还是翟璜为相的问题上犹疑不决,于是征求李克的意见。李克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了五条考察人才的方法: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也就是说,衡量一个人怎么样,平时要看他亲近什么人;富起来后要看他把钱用到什么地方去;有权了要看他任用、举荐什么人;困难了要看他不肯干的事是什么;贫穷了要看他不肯要的东西是什么。魏文侯听后马上醒悟,说:“请先生回去休息,我的国相已经定了。”不久,魏文侯便提拔了虽食禄千钟但财富大多都花在了为国家访求贤人方面(第三条、第四条)的魏成为相。
李克对魏文侯提出的五条建议,因其具体且容易掌握,简单却极其深刻,被后人归纳为“五视观人法”。其一,居视其所亲。看一个人平常都与谁在一起:如与贤人亲,则可重用,若与小人为伍,就要当心;其二,富视其所与。看一个人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如只满足自己的私欲,贪图享乐,则不能重用,如接济穷人,或培植有为之士,则可重用;其三,达视其所举。一个人处于显赫之时,就要看他如何选拔部属:若任人唯贤,则是良士真人,反之,则不可重用;其四,窘其所不为。当一个人处于困境时,就要看其操守如何;若不做苟且之事,不出卖良心,则可重用,反之,则不可用;其五,贫视其所不取。人在贫困潦倒之际也不取不义之财,则可重用,反之,不可重用。
那么,是不是说掌握了“五视观人法”就能让我们彻底看穿每一个人呢?绝对不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小人其实并不难区分,难以区分的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这时候,就需要看我们观察细节的能力如何了。都说细节里面出魔鬼,其实细节里面也出佛祖。佛经中就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玉皇大帝设宴供养佛祖,佛陀非常欢喜,便把玉皇大帝也变成了佛的形象,这样,当佛陀的弟子目连、舍利弗、迦叶、须菩提等人随后来到宴会上时,见到两个佛陀坐在里面,不知道哪个才是真佛陀,难以向前问礼。于是目连尊者赶紧施展神通,飞身三十三层天上,但也分不清哪一个是佛,于是他又远飞至恒河之上,但还是分不清(之所以要飞那么远,是因为佛的法身大于玉皇大帝,理论上从远处即可分清)。目连尊者急急忙忙又飞回来,找舍利弗商量。舍利弗说:“大家请看座上两位有没有细微的差别?我想眼睛不乱翻的那个就是佛祖。”其他弟子这才分出了真假佛祖,齐向佛祖问礼。佛祖对他们说:“神通不如智慧,目连粗心,不如舍利佛细心。”
历史上不乏类似的故事,比如满清开国宰辅、文臣领袖范文程,他仅因阶下囚洪承畴拂了拂衣服上的尘土,就断定他并不像自己说的那样宁死不屈——一件衣服还那么爱惜,怎么可能不爱惜生命?最后成功地帮努尔哈赤劝降了洪承畴。生活中类似的细节也很多,鉴于篇幅,此处不再罗列,我们只需记得——慧眼永远与心眼成正比。心有多细,眼力就有多好。
3善待君子,也要善待小人
我有时觉得学者就是一种气质,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不喜欢的人,第一反应是怎么把他收拾了,这就不是一个学者的应对方式;你遇到一个不喜欢的人,你第一反应是“人性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像是一个学者的思维方式了。
——阎步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中国人看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君子和小人。识人,说简单点儿也就是看一个人究竟是君子,还是小人。在一般人的意识里,是君子,那我们就亲近他、尊敬他、帮助他、学习他;如果是小人,我们就得远离他、鄙视他、打倒他、反对他……几千年来,中国人也一直都是这么干的。按照常理,在中国小人是没有生存空间的,然而小人的生存能力却始终超乎我们的想像,不仅没有绝迹,时不时还疯狂反扑,报复君子,也报复社会。
小人主要分两类,一类是无才型的,此类人不做小人基本上就没有出头之日,甚至于吃不上饭,这种小人在普通人身上表现得很普遍。比如在一个公司,大家平时都处得挺愉快的,但是突然公司要评职称了,要矬子里拔将军了,立马就会产生大量的小人,各种小人的招式也就随之而来。另一类是有才型的,明朝的冯梦龙说过,“下下人往往有上上智”,说的就是这种人,比如蔡京、秦桧、赵高、魏忠贤等,就是此类小人中的杰出代表。可以负责任地说,此类小人的危害性极强,远比无才型小人可比,同样可以负责任地说,此类小人属于应该且必须全力打击的范围。
问题是,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都很少有愿意引颈受戮的人。而小人,在面对竞争、面临打击时,更是往往无所不用其极,且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因此,当君子遇到小人,稍不谨慎就会吃大亏。在小人当道时,君子甚至连吃饭的家伙都会丢掉。所以,对待小人尤其应该小心。
用老百姓的话说——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言下之意我们要离小人远点儿。但这一原则绝非万金油,有时候你想离小人远,小人越想找你套套近乎儿,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越是小人越是不能容忍小人的行为。这是笔者的经验之谈。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当小人近在眼前,尤其是与那些尚未撕破脸的小人相处时,把他们当成君子养不失为一种智慧。
史载唐代明将郭子仪晚年时辞去官职,每日在家中赏花饮酒,与一众妻妾排遣岁月。有一天,当时还未成名、后来位列《奸臣传》的宰相卢杞来拜访郭子仪,当时郭子仪正在和家人欣赏歌伎们吹拉弹唱,听说卢杞来了,他马上命令包括歌伎在内的所有女眷一律退到后堂,谁也不准出来见客,只剩下他自己单独和卢杞谈了很久。卢杞走后,家人问他:“老爷平日接见客人,从不避讳我们在场,谈笑风生,今天这是为什么呢?”郭子仪解释说:“你们不知道,卢杞这个人,别看他现在地位低,但他很有才干,日后必有前途。但他心胸狭窄,睚眦必报。加之他长得很难看,半边脸是青的,好像庙里的鬼怪。你们女人们最爱笑,没有事也要笑一笑。如果看见卢杞的半边青脸,一定要笑,他就会记恨在心,一旦得志,咱们的儿孙就没有一个活得成了!”后来,卢杞果然做了宰相,凡是过去有人看不起他,不小心得罪过他的,大都遭了打击报复,有些人甚至被杀身抄家。唯独对郭子仪的家人,他非但没有打击,即使他们犯些不合法的事情,他还从旁保全,因为他认为当年郭子仪非常重视他,他怎么能做一个不报知遇之恩的小人呢!
从卢杞不打击郭子仪的家人反而从中保护的例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小人其实也未必一无是处,大多数小人其实也是想当个君子的,很多小人也是不愿意认同自己小人的身份的。所以,我们有必要站在卢杞等人的角度想一下:明知我长得丑,而且很在乎,还要笑我,这不是逼着我做小人吗?一个以貌取人,以貌笑人的人,不也是一种小人吗?这么说来,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人不仅自己就是小人,同时也是小人的制造者。
现实生活中的人如果不幸被鉴定为小人,往往会很生气——你才是小人呢!你们全家都是小人!其实没有必要。前者我们曾经站在卢杞的角度同情过他,现在我们则要说:像卢杞这种人,小人已不足以说明其人格之恶劣!他更应该被称为奸人、坏人、恶人等。而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人之所以被打上小人的标签,而不是被直呼为坏人,就在于他们不过是一些不太好的人。小人,只是界于君子与坏人之间的人。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这一类人,只不过程度不同。小人也往往有君子的一面。世界上很多好事有时候也是小人办成的。用一句带有革命色彩的话说,小人,是可以争取的人,是误入歧途的人。从这点来说,我们就更应该把他们当君了养了。非其如此,我们不能争取他们、引领他们、感染他们、拯救他们。这么想的人多了,我们的社会肯定会少些小人。
君子在很多时候也会表现出小人的一面,正如同小人在很多时候往往会表现出君子的一面。因此,说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的人,往往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的。比如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和祢衡,谁更小人,谁更君子一些?一般认为,后者比前者更君子。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有时候,一个人甚至不能决定自己是君子,还是小人!你说你是君子,权力者却硬说你是小人,并且动用手中的权力硬往你头上泼脏水,逼着人们都说你是小人,你怎么办?你只能默默承受,以待时机,而这个时机可能永远都不会来。这就是历史的残酷性。
如果说祢衡是个君子的话,那么他无疑是个缺乏生存智慧的君子。而曹操这个“卑鄙的圣人”,却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可供参考的与心目中的“小人”过招的经典案例:尽管他对祢衡的咒骂非常恼怒,也断定祢衡只会一点耍嘴皮子的功夫,但当部下张辽想杀掉祢衡时他却制止了,把这个不好消化的怪才免费赠送给了荆州刘表,刘表也不是傻蛋,不肯担当“害贤”的恶名,便把祢衡踢给了黄祖。黄祖是个简单粗暴的小军阀,遇到故伎重施的祢衡,听了几句就命人把祢衡拉出去斩了。消息传到曹操那里,曹操哈哈大笑:“这个腐儒自己找死,根本用不着脏我的刀。”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们的主题其实早已超越了君子与小人的问题。历史不会因为谁是君子就照顾谁几分,谁违备了历史的规律,历史的大法官就会对他施以严惩。只有那些能识人且能处理好各种人的关系的人,才不至于在历史舞台上输得太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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