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角色转换

    韩培信被调到省委组织部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吃大锅饭”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正席卷中国大地，全国上下都处在狂热、亢奋的状态中，一些领导凭主观臆断大搞浮夸风。

    韩培信从意气奋发的少年，到热血沸腾的青年，从秘密的地下活动，到轰轰烈烈地过长江，从合作化，到公私合营，他觉得自己的目标、方向明确，无论有多少困难，无论是和敌人进行生死的较量，他从没有感到过迷茫，可是现在，“大跃进”、“大炼钢铁”、“吃大锅饭”，“共产主义实现了！”却让他突然间没了方向，心里突然间像压了一块千斤重的石头，眼前更像雾霾遮蔽，不知路在何方？难道共产主义真的到来了？难道共产主义就是这个样子？他现在已经不是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主宰不了一方疆域人民的命运，他现在只是省委一个部门的副职，也不是一言九鼎、举足轻重的人物，省里的大事自然轮不到他去烦神、去决策，可是一个人已经形成的习惯是难以在短时间就能够改掉的。

    韩培信在省委组织部分管基层组织工作，这次调查研究，经研究决定，苏南苏北各选一个点，无需考虑，他决定苏北的点定在滨海、宝应县，而苏南的点选在常熟。

    韩培信一竿子插到常熟的白茆乡，接待他的乡党委书记刘立荣是他熟悉的农村干部，见到了当年的领导，刘立荣倍感亲切，他了解韩培信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领导，自然毫无顾忌地谈了“大跃进”以来农村的情况，他还带着韩培信看了庄稼欠收、农村萧条的景象，还谈了他对“大跃进”、浮夸风、瞎指挥的看法。韩培信的心里有一种无法言表的痛苦，他在常熟县，跑了农村，见到了老百姓，群众知道他就是当年的韩副县长、县委书记韩培信，就是帮助他们度过1949年那场飓风海潮大灾的领导，就是当年为他们打土豪分田地的亲人，他们有话想说，他们心里有委屈要倾诉，韩培信拉着乡亲们的手，看着他们那一双双祈求的目光，他无语了，韩培信的心里海潮似地翻腾着，一浪接一浪。他的心里忐忑不安起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天没出门，也没有等到回省城，就在常熟写了一篇在“大跃进”中发展农业生产时要实事求是，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堡垒作用的文章。回到省里，他把这篇文章报给分管组织和人事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光同志。陈光说：“这篇文章论点明确，论证有据，说服力强；从实际出发，对于研究和支持农业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而且有事实，有经验，也有理论高度。”陈光把文章批转给《新华日报》刊载。随后，《新华日报》不仅刊登了这篇文章，还配发了评论。

    韩培信心系苏北人民，随后，他又来到宝应县，看到这里老百姓的生活，让他寝食难安，他发现宝应有饿死人现象。当即就报告了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江渭清亲自来到宝应，了解情况后，汇报给华东局书记柯庆施，撤了宝应县委书记的职。

    宝应县饿死人事件后，省委积极调拨粮食，支持扬州、淮阴等地区，解决群众断粮饿死人的燃眉之急。但是，农民饥饿、缺粮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虽然不是省里的决策人物，可他凡是能够到过的地方，都向当地干部群众宣传靠国家救济粮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缺粮问题，必须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动员群众用借地插种的办法，种胡萝卜、山芋来解决吃饭问题。苏北不少地方推广这个办法后，解决了一时的饥饿，也发展了养殖业。

    宝应县如此，家乡滨海、响水口又能好到哪里去！韩培信还是决定回到家乡看一看。临走时，他对王浩说：“家里还有多少钱？”

    王浩说：“家里哪里有钱？这么一大家人口，孩子整天吃不饱，这几年都是入不敷出。”

    韩培信无奈地看着王浩，说：“这次到苏北去，我想回家看看，可是，这年头……”王浩说：“是啊，我们的日子都这样难，姐姐，二叔他们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这样吧，你不好出面，我去单位把下个月工资借出来。”

    就这样，韩培信把王浩借来的工资分成几份，分别装在口袋里。

    回到自己出身的地方，顿时，往事历历在目，虽然天已不再是雾霾茫茫，地也不再是硝烟弥漫，老百姓也不再是惊恐万状，可韩培信却是心潮澎湃。到处粮食减产，人民挨饿，最后准备回家乡看看多年不见的姐姐和二叔，可是，还没到家，就看到那些熟悉的、不熟悉的乡亲们，有的面黄肌瘦，有的贫病交加，他只好把准备给姐姐和二叔的钱分给他们，来到姐姐家，一见姐姐家一贫如洗，韩培信只觉得心里发酸，姐姐是他最亲的人，父母早早离开他们，姐姐既当爹又当娘，在那苦难的岁月里，他和姐姐相依为命，他从小就下过决心，等他长大了，一定要让姐姐过上好日子，可是，现在，他当了这样大的官，而姐姐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见到韩培信，姐姐高兴得拉着他的手，笑得那样灿烂，那样发自内心的喜悦。可是，韩培信的心里却像刀搅似的难受。他紧紧拉着姐姐的手，说：“姐，你受苦了！”说着，转过身，到了外面，对陪同他出来的同志说：“你们有钱吗，都拿出来，借给我，回去还你们。”

    姐姐怎么也不肯要韩培信的钱，她说：“姐家只有我和耀山，我不会让耀山饿死的。你们那么多孩子，那么多张嘴，都要让他们吃饱啊！”

    这次到农村调研，让韩培信的心里无法平静下来，“大跃进”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1958年12月18日，韩培信等三人，调查盐城的整社情况后，写了《关于盐城新兴人民公社整社情况报告》给省委，引起省委高度重视。

    02终生难忘的时刻

    韩培信调任省委副秘书长后，常常陪同在省委领导身边工作。

    1958年9月20日一早，省委书记江渭清对他说：“你马上和我去浦口，就你和我。”韩培信点点头，他知道，在省委领导身边工作，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不就不要打听，更不能随便散布，这是在领导身边工作的起码素质。但他心里猜想，可能是中央重要领导要来江苏了。

    上午，他们来到浦口火车站，站台内外布满警戒，旅客不多，韩培信猜到了八九分。他们在省公安厅领导的引导下，走上站台，火车徐徐停下，他们等候在站台上，一个身材魁梧、身着灰色中山装，脚穿黑布鞋，步履矫健的身影走下火车。

    毛主席！韩培信的心顿时狂跳起来。尽管他不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除了那次在中山陵和在长江路人民大会堂见过毛主席，他去北京开会，两次见到毛主席，可是在南京见到毛主席更是令他热血沸腾。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居然和蔼可亲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韩培信。”韩培信一时有些紧张局促。

    毛主席又问：“你是哪里人？”

    “我是江苏灌云人。”

    毛主席风趣地说：“哦，那你是孙悟空的老乡呀！”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还有机会与毛主席有了令他终生难忘的对话，毛主席的音容笑貌永远地镌刻在韩培信的心中！韩培信从心里消除了紧张情绪。原来毛主席这样伟大人物也是如此的平易近人！

    临走时毛主席对江渭清说：“农业生产要与天斗，与地斗，要人定胜天。”

    毛主席转过脸，看着韩培信：“1949年闹水灾，常熟死了很多人。”

    韩培信感慨地说：“让主席牵挂了！1949年我任常熟县副县长，当时台风肆虐，海潮袭击，产生了洪涝灾害，长江两岸的江堤毁了，淹了许多田地，死了不少人。”

    毛主席又问：“当时是怎么救灾的？”

    韩培信说：“发动灾民摸螺蛳、抓鱼、找野菜、挖芦根来弥补口粮不足，割芦苇，编芦帘，用来盖房子或卖钱，抢种秋粮秋菜，开展生产自救。“

    毛主席说：“还是要搞水利，搞预防，要筑圩筑坝。”

    韩培信说：“那次潮水冲毁堤坝后，上级拨了款，常熟县积极修筑江堤、圩坝，后来没有再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听了韩培信的汇报，主席的眉宇舒展开来，把烟头掐灭了说：“对啊，看来还是要筑圩筑坝，搞好水利建设，才能有备无患。”

    韩培信调到省里工作之后，从省委组织部，又到省委，担任省委副秘书长，他知道，省委副秘书长是一个重要的职务，说它重要，不是职务上的高低，而是在省领导身边工作，除省委第一书记，还有书记处，书记处书记就有八个人，作为秘书长、副秘书长，是为书记们服务的，不仅要服务好，更要协调好各种关系。

    当时，许家屯是省委书记处书记，韩培信非常尊重他，和许家屯相识，还是二十年前的事，对于韩培信来说，那难以忘怀的往事，每次见到他，韩培信就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不平凡的岁月。

    这天下午，韩培信见许家屯办公室的门敞开着，他又想起1938年初冬在响水镇街头和许家屯的短暂相遇，他们的春泥社剧团，来到苏北城乡进行抗日宣传，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时许家屯还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热血青年，现在已经是四十多岁的副省级领导干部了，二十年过去了，往事还历历在目。自从韩培信第一眼见到他，就认出了他，当然许家屯未必也认出他，即便还能有点记忆，可如今的许家屯，已经是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是他直接领导，不可能把那短暂的小事记在心里的，可他对那次相遇，却是刻骨铭心的，那时候韩培信还没有完全成熟，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冯国柱、孟东坡、许家屯三人的抗日宣传，给他这个少年的心里播下了进步的种子。想到这里，他觉得，应该主动去见一见许书记。

    到了门口，韩培信正要敲门，许家屯看见了他，说：“韩培信，是找我？”韩培信一边进屋，一边说：“许书记忙啊！”

    许家屯微笑着：“坐，我们省委的大管家。”

    “许书记，我是为领导服务的，有不周到的地方，请许书记随时点拨我。”

    许家屯目光炯炯，说：“韩培信，就是当年我们在响水口宣传抗日时给我们送信的那个韩培信吧！”

    韩培信立即站了起来，激动地说：“许书记好记忆性啊，二十年过去了，你还记得？”

    “怎么记不得，那时我才22岁，我和冯国柱、孟东坡，我们组织了一个春泥社剧团，来到苏北城乡演出，进行抗日宣传，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韩培信兴奋起来：“许书记，你记得这样清楚啊！”

    “我还记得你给我送信，还当了一回临时演员，演了一个不知名字的演员，只有大喝一声‘住手！放下你的鞭子！’几个字的台词。”说着许家屯靠在椅子上爽朗地笑了。

    韩培信说：“那时我刚小学毕业，17岁，满腔热血，你们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还给我进步书籍。”

    许家屯说：“是啊，那时我也年轻，转眼间二十年了。不错，韩培信同志，我没想到，你成为我们江苏省委副秘书长了，进步很快！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你了，但一直没有机会和你聊一聊，叙叙当年那次有趣的事情。这事还真的巧，二十年后，我们居然还能相遇，成为同事了。”

    “不敢当，您是我的领导！”

    “好，好啊，说明我们之间有缘分，好好工作。”

    从许家屯办公室出来，韩培信久久地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

    03对农业政策的大争论

    1960年初，韩培信调任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省委委员，分管农业厅、水利厅、林业厅、农机厅、水产厅、多种经营局、农业科学院等单位。

    听说南京的江宁县农村出现加工业的小手工业工厂。韩培信带着省委农工部的同志，来到东山镇，走访了两天，召开了七八个座谈会。在桥林乡的座谈会上，一个女干部说：“新中国成立了，妇女解放了，男女平等了，可是中国农村妇女真的解放了吗？从一方面来说，农村妇女解放了，她们可以走出家门，参加劳动，参加工作，女孩子也可以读书了。可从另一方面来说，她们的家务劳动更重了。你们想过没有，现在的农村，一天三顿饭的家务都在妇女身上，她们和男人一样参加劳动，可回到家里，男人可以歇下来了，而女人呢？她们要拐磨（石头做的磨，上下两爿，将粮食从上面的洞口放进去，人推着转，把粮食磨成粉，或稀糊，用来做饭），看起来这是家务劳动，可这种家务却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农村妇女比城里女人苦在哪里？城里女人起码不要去拐磨，从粮店里买回来面粉，甚至连馒头、包子都可以从外面买。所以，我想，大队、生产队，为什么不能发展面粉加工这样的小工厂，这样既能把农村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又可以发展经济。”

    韩培信拍着手，说：“说得好，你是哪里的？”

    “我姓傅，是桥林乡妇女主任。”

    “是啊，我们刚解放不久，农村需要发展，需要发展一些小手工业工厂，那些原始的手工劳动束缚着农民的手脚不说，经济上何时才能发展起来。我们可以从小的作坊开始，粮食加工、油料加工、中国人爱喝酒，有的地方自己酿酒，甚至我们穿衣服的布都可以自己纺织，先不一定要卖到城里去，但起码可以解决农民自己的需要，材料是当地的，生产原料便宜，生产成本低，老百姓买得起。”桥林乡的一个干部说。

    韩培信说：“我在苏州工作多年，苏州的大工业，小工业都非常发达，我们江宁县可以学学他们的经验。”

    这次调研，给大家启发很大，基层干部一致认为光搞农业的多种经营不行，还不能富裕起来，农业机械化也实现不了；要搞多种经营，光搞多种经营加工，不搞运输销售也不行。于是，韩培信帮助他们联系去苏州取经学习，大力发展农副业多种经营加工为主的工厂，这就成了乡镇企业的萌芽。

    为反“五风”，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上发表了“向省、地、县、社、队致公开信”，提出关于农业的六个问题。

    江苏省委立即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统一了认识，召开地区、市、县、乡，以及省级机关干部两万人大会，动员广大群众纠正左的“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错误。韩培信陪同省委领导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彻底纠正“五风”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省委书记江渭清亲自到农村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意见，召开省委会，认真讨论，做出停止农村集体大食堂的做法。

    江渭清亲自带领韩培信和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金靖中、秘书顾愉到苏州黄埭镇，调研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特别是农民养猪问题。养猪可以发展多种经营，既增加农民收入，又可以用猪粪肥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问题、是否需要及如何实现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问题。

    就在这时，中央在广州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指定江苏农工部长韩培信，山东农工部长谢华、浙江农工部长戴星明参加会议。江渭清因随毛主席到湖南家乡视察，未能参加广州会议。

    会议期间，研究修改《农业六十条》。韩培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并且和周总理在一个小组，这个小组还有陈伯达、陶铸、魏文伯等。

    这天夜里，韩培信睡不着觉，琢磨着当前许多政策上的问题，他觉得，在战争年代里，自己一门心思想着怎样打敌人，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心里对工作没有底，甚至担心哪一件事做不好，就会犯错误。这时，有人敲门了。韩培信一咕隆从床上下来，门一开，是华东局副书记魏文伯。

    魏文伯是192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是一位有文化的老领导，解放战争时期任皖江行政公署副主任、主任、皖南行政公署副主任，后来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民运部部长、秘书长。韩培信说：“魏书记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魏文伯把手里的文件放到韩培信面前，说：“这份文件你看了吗？”

    韩培信拿起桌子上的文件，这是会议上发给大家讨论的文件，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写给毛主席的关于责任田的报告

    安徽是“大跃进”的重灾区，有天灾，有人祸，滁县（今滁州市）地委常委兼凤阳县委第一书记的马维民，他刚到凤阳去的时候，发现那里有的村子已经没人了。“都逃荒了，房前杂草一人多深。”他也曾觉得农民集体吃公共食堂不要钱是对的，这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须。后来他去凤阳任县委书记时，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中央开始纠正“五风”错误，曾希圣在全省推广“责任田”。关于责任田也有不同意见，因为邻省都没搞，所以很多人不赞成，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单干风”、“平反风”。不过，1961年，责任田还是在安徽推广开了。

    魏文伯说：“你觉得这份报告怎么样？它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他说这是责任田，不是搞私有制，对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非常有利。”

    没等韩培信说话，魏文伯又疾转话题，说：“但是，我认为它是私有制性质的。农民可以富起来，但集体所有制如何保持？会不会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呢？”他又说，“这个问题争议很大，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看看你是什么看法。这个问题就限于我们俩讨论讨论。”

    韩培信说：“我看这是包产到户。问题是如何包法，搞不好，会走向私有制。”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的讨论会上，曾希圣汇报了责任田的做法，大家都认为“试验可以，推广值得考虑”。3月15日，曾希圣将责任田的事情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回答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几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曾希圣立即打电话告诉安徽省委：“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安徽省委立即将责任田进一步推广。然而，广州会议还未结束，毛泽东要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曾希圣于3月20日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写信，详细说明责任田的做法，分析责任田好处明显大于坏处。毛泽东没有做任何答复。

    广州会议结束后，韩培信随柯庆施、魏文伯、田家英乘专车回上海。在车上柯庆施、魏文伯、田家英以及韩培信又谈到包产到户的事。

    田家英1937年到延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央宣传部工作，精通《资治通鉴》、《史记》和许多中国古典文学著作，后来担任了毛主席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60年代初，由于在包产到户和大跃进等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不同，田家英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

    田家英的观点明确，他坚持主张推行包产到户责任田制，讲了很多道理，举了很多例子，他认为包产到户可以尝试。而柯庆施、魏文伯却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这是关系到走什么道路的方向性问题。这样场合的争论虽然轮不到韩培信发言，但他的观点是赞成柯庆施、魏文伯的意见的。回到省里后，陈光同志在镇江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贯彻中央广州会议精神，宣传贯彻《农业十六条》，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引起与会人员的激烈争论。陈光和农工部副部长刘伯英坚决主张搞包产到户，韩培信和农工部副部长余克反对包产到户。

    这场关于农村是否搞包产到户的争论不仅在中央，甚至存在于各级领导思想领域。

    04农村政策

    1961年广州会议后，各地认真贯彻中央《农业六十条》。江苏省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转入调整时期。此时的韩培信还不知道中央正在酝酿一场大的讨论。

    韩培信作为江苏省的农村工作部部长，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农业发展的各项决定，他觉得发展农业应该大搞水利建设，开拓农副产品，发展生产力是大事。他和水利厅有着丰富领导经验的水利专家陈克天、熊梯云两位厅长，以及交通厅长王治平等，经过广泛调查研究，提出：维修江海湖堤，防汛排涝，蓄泄兼治，发展灌概，引水洗碱，兼顾交通航运。也就是说，先疏通京航大运河，同时治理淮河，建设入江水道和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大搞小型农田水利，在山区和丘陵地区大搞水库和小塘坝建设。

    大型水利设施由国家投资，其他工程采取“国家补一点，集体出一点，受益者以劳动积累的形式贡献一点”的“三个一点”方式建设。这样做就能够让苏北大部分盐碱地经过治碱，把盐碱地变成可种水稻的良田，所有的农田成为能灌能排的良田。旱改水，沤改旱，发展高产作物，建立江苏新的粮食基地。

    这时，中央和省进行精简机构，省委为了加强对农业的直接领导，减少中间环节，撤消了农工部，成立省委办公厅的农村工作处，由省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直接领导。韩培信任省委副秘书长，协助分管农业的副书记抓农业。

    不久，省委常委、秘书长宫维祯同志调吉林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韩培信代理省委秘书长职务。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后来又称“七千人大会”。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

    会议初步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提高认识和纠正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七千人大会上，突然增加了临时议题，讨论安徽包产到户、试行责任田问题，曾希圣试行责任田的做法被指责为犯了“方向性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免去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

    一场关于包产到户大争论的烈火被扑灭了！一个还未经实践的新生事物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党中央领导核心中的重大分歧也从此开始。

    1962年9月24日上午十点，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起源。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一开始在农村中以“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为主，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中央领导和各省领导都亲自挂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广大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中，积极响应。

    江苏同样成立了“四清”运动办公室，指定韩培信兼任“四清”运动办公室主任。

    1963年5月2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集由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杭州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韩培信随江渭清参加了杭州小型会议。会议研究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也称“前十条”。

    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会议，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把“前十条”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予以发布，对国家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在小组会上，韩培信发言时认为，“四清”“四不清”的内容太复杂，政策界限不明确，是否可以改为整顿财务、清仓、查账、反对不正之风。会后，各地重新培训干部，进行试点，为大规模地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准备。

    后来刘少奇提出“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因此受到毛主席的批评，这年9月，中央召开北京工作会议，邓小平、谭震林、田家英执笔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文件（简称《后十条》）。

    1964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利用各地负责人在京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时机，召集各中央局的领导干部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总结“四清”运动的经验教训，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

    1966年8月1日－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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