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了，乱了！”邓小平站在低矮的屋子里遥望窗外，所见所闻，忧心如焚。

    “他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

    “我要说的都说了，每句话我都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实话，我可以拿党性来负责，现在没有什么再要说的了。”

    1933年3月，邓小平告别了会、寻、安中心县委，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两个月后，被当作“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代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击，其根本原因是邓小平与“左”倾领导者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直接导火线则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1932年11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乘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南部苏区力量空虚之机。突然向会、寻、安三县大举进攻。时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根据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领导苏区群众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阻击敌人的进攻。然终因敌众我寡，敌人很快占领了包括寻乌城在内的几乎整个寻乌县。这就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于是，邓小平被扣上“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准备退却逃跑”、“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等帽子。

    1933年3月21日，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在中央局代表的直接控制下，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声称“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决定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和三县县委。会后，邓小平即被调离会昌，到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

    4月16日，江西省委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参与下召开了为期5天的江西党组织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始在江西苏区全面展开。会议指责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会议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邓小平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严厉要求将这一斗争“转变到实际工作中去”。

    在“左”倾领导人的蛮横面前，邓小平没有妥协，他正气凛然，“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

    于是，“左”倾领导人便强行撤销了邓小平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解送到红军总政治部驻地瑞金隔离审查，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矮房子里。

    此时，毛泽东也已处于十分“孤立”的境地，在党和军队里的发言权被剥夺了。原来与毛泽东比较接近的人也被认为是毛泽东路线的执行者而遭受批判和打击。整个瑞金城到处是“左”的口号声，到处是脱离实际的空话、大话……

    “乱了，乱了！”邓小平站在低矮的屋子里遥望窗外，所见所闻，忧心如焚。对自己的不幸，邓小平以博大的胸襟忍受着，他担忧的是根据地的命运，红军的命运。

    这年，邓小平仅29岁，年轻气盛，血气方刚。

    “左”倾领导者之所以紧紧抓住邓小平大做文章，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邓小平坚决执行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邓小平决心在“检查”上阐述自己的意见。他从百色、龙州起义，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瑞金到会、寻、安直至“寻乌事件”，以一桩桩一件件事实，阐明毛泽东的各项主张的正确性，阐明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性。同时，他尖锐地提出，在当前形势下，务必认清楚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冒险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路线。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必须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而不是“纸上谈兵”……“检查”送上去了。在“左”倾领导者看来这哪是什么“检查”，分明是一份“抗议书”。他们在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署名文章，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他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责令邓小平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

    邓小平仍不妥协，他以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坚持真理，秉笔直书，将第一次“检查”中的观点写得更加明确具体，以敲醒“左”倾同志发热的头脑。

    显然，这样是不能使“左”倾领导者满意的，他们又责令邓小平：必须向党交出一份“像样的”申明书。

    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所上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

    这样的态度，把“左”倾领导者彻底激恼了。他们将邓小平带到临时“审讯室”，挥舞着拳头，拍打着桌子，大声叫喊：“邓小平，你的三次书面检查，全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都没有承认，现令你向党写出第四次申明书，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假如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说完，摔过去几张纸，要邓小平就地将“问题”交代清楚。

    邓小平铁青着脸，强压住心中燃起的闷火，站起身，坚定而冷静地说：“我要说的都说了，每句话我都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实话，我可以拿党性来负责，现在没有什么再要说的了。”说完，转身往自己的“拘留室”走去。

    此后，隔几天被“提审”一次，但是，每次提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复。逐渐，看守人员送来的饭菜也降质减量。邓小平仍顽强地坚持着。

    几天后，邓小平的妻子金维映拿着离婚报告来到“拘留室”。邓小平咬咬牙，挥手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名。

    “左”倾路线的摧残，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不能使邓小平沉沦、畏缩，反而使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

    这天，当邓小平被看守人员从“审讯室”押回“拘留室”时，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从对面走来。这位1926年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唐大夫，看着邓小平又黄又瘦的脸色，看着他拖着沉重的步子朝自己走过来时，一下子被惊呆了。两人对视着，轻轻地点了点头。接着，邓小平轻声对唐义贞说：“我饿极了，吃不饱。”

    唐义贞的泪水止不住涌了出来，她回到家，急忙从枕头底下摸出唯一的一块银元，到老乡家里买了两只鸡，炖熟后浇上一点盐水。唐义贞趁夜色赶到“拘留室”，给看守人员说缘故，并请求给予方便，然后让他们把邓小平带到自己家中。

    唐义贞端出炖好的鸡，邓小平毫不客气地吞咽起来。吃了一只，怎么也不忍再吃第二只了。唐义贞再三劝说，邓小平才将这只鸡带回“拘留室”，饿得实在受不了时就狠狠地咬上一口。

    过了一段时间后，“左”倾领导者在这个硬汉子面前感到无法可施了，加上周恩来、李富春等人的极力保劝，最后给邓小平记了一次“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邹书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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